杨彦增,龙正凤
(凯里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凯里556000)
当前,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在一些民族村寨里,仍然盛行运用民族习惯法来调解解决纠纷,诉讼在这些地方没有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纠纷解决途径。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探讨与分析民族村寨之诉讼阻碍,对我们理解民族村寨纠纷解决的特点和现实困境并制定出符合民族村寨实际情况的纠纷解决对策是非常必要的。
“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约定的一种民族性、区域性的人们的行为规范。”[1]在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习惯法有不同的称谓。例如,在黔东南民族地区,苗族的习惯法称为“榔规”或者“团规”,侗族的习惯法称为“侗款”或者“款条”。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传统的民族习惯法内容,有很多已经被淘汰。但是,有些传统的习惯法规定却依然存在。比如,在黔东南一些民族村寨的村规民约里,依旧存留有许多传统民族习惯法的内容。由此可见,这些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过去传统民族习惯法的继承和发展。当前,支撑中国当代国家制定法的法学理论往往认为民间法是落后的和应当予以消除的。[2]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法律都并非保持社会秩序之核心。在一些民族村寨里,传统的民族习惯法不仅在事实上规范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而且在纠纷解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