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七情学说特点分析

禄 颖,吴 莹,鲁 艺,翟双庆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七情,指喜、怒 、忧 、思、悲、恐、惊 7 种正常的情志活动,是人体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对外界环境刺激的不同反应,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或诱发疾病[1]。但强烈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越了人体的生理和心理适应能力,也会成为致病因素,称为“七情内伤”,是中医病因学的重要内容。对于七情学说的认识,萌芽于春秋战国,系统形成于《黄帝内经》,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此基础上,首倡七情内伤病因论,对“七情”进行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陈氏七情学说从病因、病机、辨证、诊断、治疗及调养等方面的认识进行初步探讨。

1 对七情病因的认识

1.1 明确七情病因 陈无择“七情”概念,源于《素问·举痛论》“九气”《诸病源候论》“七气”《礼记》“七情”等相关情志致病的论述,并在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影响下形成的[2]。《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之八》有具体的论述 :“喜、怒、忧、思、悲 、恐 、惊 ,七者不同,各随其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以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三因论》中曰:“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也。”明确将“喜、怒、忧、思、悲、恐、惊”定名为七情。

此外,陈氏还强调了七情成为病因的条件,认为“七情”即“七气”,在心平气和,即“神静”的情况下,不会发病,只有情志过极,即“情动”的情况下,才会引起疾病[3],即《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七气叙论》的“神静则宁,情动则乱”。

1.2 强调七情致病的广泛性 陈无择在确定七情病因的同时,还强调了七情致病的广泛性,《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所载的180门病证,七情内因几乎每门皆有,成为一条贯穿于临床各科疾病的证治主线,形成了中医七情病因学的系统思维模式[4],并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内所因论》中强调:“然内所因惟属七情交错,爱恶相胜而为病,能推而明之,此约而不滥,学者宜留神焉。”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内因衄血证治》指出“五脏衄”的病因为“积怒伤肝,积忧伤肺,烦思伤脾,失志伤肾,暴喜伤心,皆能动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内所因心痛证治》指出五脏心痛由“脏气不平,喜怒忧郁所致”《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霍乱内因证治》则指出喜伤心气散,怒伤肝气激,忧伤肺气聚,思伤脾气结,恐伤肾气却,惊伤胆气乱,脏气郁结,结聚涎饮,痞塞不通而满闷,随其胜复,而作吐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内因腰痛论》指出:“失志伤肾,郁怒伤肝,忧思伤脾,皆致腰痛”以及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内因咳嗽证》中对五脏咳的情志因素进行了论述。由此可见,陈无择对七情病因的重视。

2 阐发七情致病特点

2.1 七情致病重气机 《内经》重视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及其对于维持脏腑生理功能和正常生命活动的作用,强调情志致病通过影响脏腑气机运行,最终导致疾病的发生,而情志变化的刺激不同,机体内部的变化也不一样,表现出与各种情志相关的特殊的气机变化[5]。《素问·举痛论》概括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再如《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云:“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则伤肝”。《灵枢·寿夭刚柔》云“: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均认为情志变化,先伤人体的气机,导致气机紊乱进而影响五脏功能活动。

陈无择十分推崇《素问·举痛论》:“百病始于气”的观点,在继承《内经》理论的基础上,重视七情致病的气机分析。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作《七气叙论》和《七气证治》2篇,进行专题讨论,明确指出气机升降失常是产生七情病理变化的根本所在,如:“夫五脏六腑,阴阳升降,非气不生。神静则宁,情动则乱。故有喜、怒、忧、思、悲、恐 、惊”,且七情气机过激破坏正常气化升降,造成气机的不同状态,这也是七情致病不同病机特点的根本所在:“七者不同,各随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故喜伤心,其气散;怒伤肝,其气击;忧伤肺,其气聚;思伤脾,其气结;悲伤心胞,其气急;恐伤肾,其气怯,惊伤胆,其气乱。虽七诊自殊,无逾于气”。《七气证治》篇则在详细分析七情病机的基础上,创立了七气汤和大七气汤两方。这均是陈氏在《内经》基础上对七情气机的进一步概括和补充。

2.2 情志病机类分病证 陈氏在强调七情致病机理的基础上,还运用了情志类分病机的方法,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疟病内所因证治》将疟病分为:过喜气耗之心疟;蓄怒气郁之肝疟;忧伤凝痰之肺疟;气郁涩结之脾疟;失志伤肾之肾疟。又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劳证治》中认为:“以其尽力谋虑则肝劳,曲运神机则心劳,意外致思则脾劳;预事而忧则肺劳;矜持志节则肾劳”是谓五劳。这种依据情志病机类分病证的方法,体现了陈氏于三因中对情志病因病机的重视。

2.3 重视心理因素影响 人的情志活动是心理现象的具体反映,说明人的心理因素与病理变化之间具有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6]。《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分门别类地记载了许多以异常心理为主的病证,内科的健忘、疰忤、中恶、虚烦、惊悸、狐或虫 、谵语 、眩晕;小儿科的夜啼4证、急慢惊风;妇科的子烦;眼科的青风、绿风等[4]。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健忘证治》强调“脾主意与思,意者记所往事,思则兼心之所为也……今脾受病,则意舍不清,心神不宁,使人健忘,尽心力思量不来者是也。”描述了记忆是指对以往事物的保持和再现的心理过程,健忘则是这一心理过程的异常。又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劳证治》中对五劳证的心理病机有深刻见解:“五劳者,皆用意施为,过伤五脏,使五神不宁而为病,故曰五劳。”

3 七情病证的诊治

3.1 诊法重脉象 七情作为致病因素,使脏腑气血功能紊乱,导致疾病的发生,而脉象则是人体阴阳气血总体状况的最直接反映。陈氏在诊断上则非常重视情志及心理因素对脉象的影响,并对脉象变化机理的阐释有独到见解。

对七情脉象的描述,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用乖违病脉》中载:“凝思则滑,神耗则散,皆伤心也”“癫狂神乱,关上洪疾”。《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脉偶名状》云:“动者,在关如豆 ……心惊胆寒”“伏者,沉隐不出……凝思滞神”。《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九道病脉》载:“细为气血俱虚……为神劳,为忧伤过度,……”“动则为痛、为惊、为挛、为泄、为恐”。此外,陈氏依据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较为详尽的阐述了情志影响脉象变化的机理,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脏传变病脉》:“人之五脏,配木火土金水,以养魂神意魄志,生怒喜思忧恐。故因怒则魂门弛张,木气奋激,肺金乘之,脉必弦涩,因喜则神廷融泄,火气赫羲,肾水乘之,脉必沉散;因思则意舍不宁,土气凝结,肝木乘之,脉必弦弱;因忧则魄户不闭,金气涩聚,心火乘之,脉必洪短;因恐则志室不遂,水气旋却,脾土乘之,脉必沉缓”。因此,七情太过导致脉象改变,可表现为所克之脏的脉象,如过思则肝木乘之,脉见弦弱等。

3.2 调治气机重虚实 陈氏治疗七情为病,调治气机注意分辨虚实,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七气证治》中创立了分别为虚实而设的七气汤和大七气汤。

七气汤“治脏腑神气不守正位,为喜、怒、忧、思、悲、恐、惊忤郁不行。遂聚涎饮,结积坚牢,有如坯块,心腹绞痛,不能饮食,时发时止,发则欲死”。方用人参、炙甘草益气,佐以半夏、桂心以行气,故主治气虚,或由长期不良心境造成的脏腑虚损,或惊恐气失散乱。而大七气汤“治喜怒不节,忧思兼并,多生悲恐,或时振惊,致脏气不平,憎寒发热,心腹胀满,傍冲两胁,上塞咽喉,如有炙脔,吐咽不下,皆七气所生。”方中厚朴行气除满,紫苏宽胸降气,半夏降逆下气;佐以茯苓除湿利尿,用于实证的喜怒振惊,脏气不平等。此外《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喘脉证治》用理气丸治疗气虚不行的“痛苦悲伤,卧不安”;《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劳证治》用引气丸治疗气实不行的“肺劳实热,气喘鼻张,面目苦肿”,亦是其调治气机重分辨虚实的体现。

4 强调情志的调养

《内经》中把调摄精神情志作为养生的重要措施,指出要“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积精全神”等,陈无择在继承《内经》情志理论的同时,亦注重精神情志的调养,《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三因论》云:“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也。若将护得宜,怡然安泰;役冒非理,百疴生焉”。此外,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避忌法》逐月养胎法中更加注重情志的调养,10个月中每个月均有需要注意的情志养生要领:一月“不可纵怒”,怒伤肝;二月“不可惊动”,惊伤胆;三月“不可纵欲,及悲哀”,过则伤心等等,这些情志调养的方法有其独到之处。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可知,陈无择明确提出了“七情”病因,强调七情病因的广泛性,重视气机及虚实在七情致病和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注重疾病的情志调养。因此,《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关于七情学说的特点,是对中医病因学的一个突破性贡献,成为七情学说成熟的里程碑[4]。

[1]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225.

[2]李成卫,王庆国.对七情病因概念的形成分析[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8（1）:19.

[3]王象礼.陈无择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309.

[4]孙晓波.陈无择医学心理学思想初探[J].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4（3）:46.

[5]周少林.“七情致病”说[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10（12）:72.

[6]何宗池,赖雪花,梁光霞.七情致病病因分析及心理学机制探讨[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8,15（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