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思维方式的摇摆——对当今纵向“贴标签”现象的人类学分析

王亚军

随着一代人的老去必然会有新一代人的成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听过太多关于“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传说，也发出过太多“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虽然每一代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虽然《圣经·旧约》里也曾说过：“一代人来，一代人去，大地永存；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但看到下一代似乎并不茁壮的成长，大多数人不是理解、宽容与呵护而更多的是批评、惋惜甚至是谩骂。在这个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地球村里，人们在横向的地域上竭尽全力地去做到“美人之美”却无法在纵向上的年代之间做到相互的容忍，这是变化中的中国所发生的很多令人费解的现象之一。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切地希望能够做到“理解他人的理解”。从1999年的韩寒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的一鸣惊人开始，人们便开始不约而同地用年代来给有别于传统的一代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在老一代对这些后起之秀生活态度和方式充满新鲜感的同时，他们也不敢抛弃固守了若干年并美其名曰“传统美德”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于是，便开始用“80后”、“90后”或者“非主流”之类的标签贴向他们眼里的“异类”，除了能够起到书签的作用之外，也做了明确的标示来划清界限，毕竟在这个政治运动曾经风起云涌的国度里关于对与错他们没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当老一辈收拾起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措手不及时，对后一代的好奇促使他们去理解这些新生代，即便这种理解可能不是主动的或者是不情愿的。

发现新事物本身就是一种耐人寻味的行为，甚至有时候比被发现的新事物更具探讨的魅力，毕竟它已经证明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者理论方法的应用。因而，从讨论“韩寒现象”以来，人们的这种专注于“几几后”的“贴标签”行为本身就充满了需要被人理解的吸引力。当然，任何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就像所谓的 “80后”不能离开它之前的“70后”，不能离开它之后的“90后”以及改革开放和素质教育政策一样，其背后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社会背景或者是思维惯性等心理因素的影响。

一、纵向“贴标签”现象：用结构主义来解释阶级斗争的思想影响力

逝去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在他开创的结构人类学理论中认为，人类心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性，即倾向于分类，人类先天就有心智能力去整理和分类经验世界，并且人类有创造二分法对立的天性。且不讨论人类学家对“天性”的定义是否过于草率或者是否在文化研究中有避重就轻之嫌，单是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对研究今日极为盛行的“贴标签行为”就有一个良好的理论支撑。人从天性里就会对不同的事物做分类，因而“贴标签行为”也只是人类心理共同性的一个外露，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只不过在一个事物之间差异性小的社会里贴的标签少一些，而在相反的情况下多一些罢了。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里，每天都有新的事物被发明或者被发现，这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分类思维的发展，“标签”作为一种充当形象与概念之间的中介物，毫不犹豫地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符号的世界”、“标签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近百年时间里，“阶级斗争”这个词几乎在近一半的时间里被广泛提出并被最大限度地付诸行动。阶级斗争指的是对抗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理论来强调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下中国的必要性。而对抗阶级之间的对立又符合列维-斯特劳斯所认为的人类创造二分法对立的天性，因而在二元对立思维统治下的中国，人们最擅长的是判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于是正确的可以不用解释就把错误的打倒。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对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所发生的一些匪夷所思的政治现象而感到惊讶，这一切更多的源于二元的政治思维下人们对于“正确”这一概念的偏执。

二战以后，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态势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整体性、结构性、器质性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渐变。同时，其思想领域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而中国的二元政治思维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发展到了顶点，也走到了终点，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中国带着些许无奈和期待走入了多元化的全球化世界里。一个二元思维发达的中国面对一群已经渐变成多样化思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以少对多的“二元对立”使刚刚从劫难中走出来的中国毫无招架之力，于是多样化的思维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含苞待放。二元的政治思维终究是根深蒂固，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恐惧使中国开始考虑如何营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世界观。

好在中国学会了去适应把多样化的思维融入到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将人们思维二元化的分类思维中，而反映到列维-斯特劳斯所定义的“符号”中表现为人们不仅限于使用“朋友”与“敌人”这样单纯的“标签”来定义世界了，中国人的分类思维在接受着“标签多样化”的冲击。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后，除政治体制外，在各领域西化巧妙地把多样化分类思维塞进了二元化的躯体。中国人的思维结构对这种变化的不适仅是对原本只有一对一错的简单答案开始变得复杂与不解，这种对于“真理迷失”的反作用力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国人把新的标签加到了原先准备的两个标签中。不再是简单的“敌人”与“朋友”，“穷人”与“富人”，以及“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还增加了“中立者”以及跨越横向定位的纵向分类，于是有了纵向的标签“几十年代的新一辈”，进而发展成“80 后”、“90 后”……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人类有创造二分法对立的天性，而在中国阶级斗争理论对对立斗争的强调让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天性与理论号召的结合下出现了横向分类思维与纵向分类思维的严重不平衡。因而在进入全球化语境之后，多样化分类思维的冲击致使中国人思维结构深处强大的横向分类思维通过在二元的标签中间增加概念的方法来与不断抬头的纵向分类思维抗衡。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诸如 “万元户”、“下岗职工”、“大款”等等标签，这些标签虽远没有倡导阶级斗争的年代 “地主”、“贫农”，“反革命”、“革干子女”那样强调对立，但也没有缓解横向与纵向分类思维之间失调的比例。

这种巨大的不平衡造成了中国人思维中纵向分类思维的强势反扑，其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全球化语境的进一步融入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多样化的社会环境里已经很难再找到以前那种尖锐的对立与抗争了。横向分类思维背后社会环境的华丽转身，让中国人的纵向分类思维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长出了茂密的枝叶。大片的以时间作为划分单位的标签涌入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富二代”、“80 后”、“90 后”……

二、纵向“贴标签”现象：从古典进化论看共性与个性的较量

巴斯蒂安因为在理论上提出了三个概念曾被认为是人类学的创立者，其中第一个概念就是人类心理的一致说，“巴斯蒂安发现世界各地文化有共同性，因而提出‘本原概念’，指人类共同心理，认为人类有相同的心智过程，对相同的刺激产生相同的反应。人类心理的统一，即‘自发的（或初级的）思想’，决定了人类文化的统一。”［1］几乎所有的进化论学派代表人物都认同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和文化的进化源于人类心理一致的思想，包括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有重要影响的美国杰出人类学家摩尔根，等等，可以说人类心理一致说是文化进化论的立论基础。虽然古典进化论因为片面强调单线进化，认为世界所有民族都遵循同一路线向前发展进化，不能跨越而招致其后人类学学派的批评，但是，文化进化论所提出的人类心理一致性却对后来的人类学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正是因为它探求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原因及一般规律，以解释当时世界各民族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差异悬殊的原因，而影响到其后的拉德克利夫-布朗主张以科学与实证的方式，找出社会运作的结构与各种功能，进而相互比较，以求普同性的社会特质的结构功能论，甚至包括将通过有意识层深入到无意识层，发现深层结构作为人类学家任务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

纵观整个人类学史，把寻找到人类普同性理论作为自己学术理想的人类学家几乎占据了人类学史的前一半，或许人类学家天生就对研究人类文化的共性有一种偏爱，当然这种偏爱也确立了摩尔根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联系，并得到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以此为指导，在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2］虽然共产主义并不是由马克思原创，但对于寻找人类共性并建设一个具有绝对共性的社会依旧是马克思认为斗争的方法与目标，其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要无产阶级寻找到相互之间的共性，找到共同的革命目标，利用共性来获得集体主义思想并将其化成巨大的能量。共性的贡献在于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过当人对共性所获得的集体力量盲目自信时也就难免会提出有些浮夸的目标。

从1871年持续72天的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开始共产主义者们就一直向全世界传播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思想，当然这种消灭私有制思想的传播首先要做的是被传播者从思想上削弱自私的一面。共产主义在进入中国近100年的时间里，凭借与中国古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的最高政治理想的相似之处，以及劳苦大众对于换个青天的期待，在短时间内由星星之火旺盛到燎原之势，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更是强调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牺牲小我，奉献大我，使中国人思维中的共性意识渐趋臃肿，而个性意识逐渐消解。对集体力量的盲目崇拜使共性意识达到极点，这种极端的共性意识与二元对立思维的结合让破坏历史的想法充斥于中国人的大脑，中国人一边坚信“人类心理一致说”去消灭所有私人的东西，却一边背离着古典进化论的“线性发展说”企图割掉自己背后阶级社会的历史尾巴。这种以牺牲个性换来的“万里江山一片红”造成了政治结构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尖锐矛盾，所以，后来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允许私有制在中国存在。这些给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即“小我”意识的抬头，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讲，就是中国人对最低层次生理需求的满足越来越迫切。中国人“小我”意识的不断发展，让中国人在依旧强调共性的环境中不断创造和寻找自己的“个性”。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之所以被命名为“80后”也是因为在开始强调“个性”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注定与他们以前的中国人的思维结构有太多的不同，可以说“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分水岭也是中国人思维结构的转折点。像“80后”这样纵向标签的出现既是对中国个性意识发展的肯定，也能看出在中国人思维结构深处顽固的共性意识对个性意识发展的恐慌。与所谓的“80后”思维中共性意识根深蒂固的情况下个性意识如履薄冰的发展不同，完全进入全球多样化环境下的“90后”们对于个性意识的认同远高于对共性意识的肯定。这种对主流意识的不认同与意识的非主流化严重威胁了中国人思维结构中共性意识的地位，因而包括“80后”在内近乎全民的对“非主流”现象的疯狂批评，既体现了中国人思维结构中个性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又体现出共性意识对个性意识的一种制衡和两种意识之间的对于主体地位的争抢。

三、思维方式的相互制衡、接近完美的不停地摇摆

纵向“贴标签”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融入到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人思维结构变化的外现，因而对这种现象进行文化人类学分析不仅能揭示影响中国人思维结构的政治因素、历史因素，还能够理清中国人思维结构不断丰富的变化过程。

总体来说，纵向“贴标签”现象是后阶级斗争时代在残余的阶级斗争理论影响之下由横向二元分类思维的主体地位到纵向多元化分类思维的发展，再到两者之间的相互制衡以及共性意识与个性意识的相互较量的结果。纵向“贴标签”现象只是这些不同的分类思维方式之间寻找平衡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而在这种寻找“平衡”的摇摆过程中，摇摆幅度的大小所带给中国人思维结构的震荡与中国现实环境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因而像纵向“贴标签”这种具有特殊性的文化现象也就成了中国现实环境变化的晴雨表。

如若可以做预测，到“90后”为止纵向的“贴标签”现象已经到了顶点，但这绝不是终点，时代的不断进步决定了纵向分类思维的永无止境，而从“非主流”现象招致的广泛批评可以看出，共性意识的反扑必然使进入21世纪后个性意识在中国有些 “嚣张”的发展会有所收敛。由于当今政治结构所给予经济体制的有限空间，使中国人的心理领域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纵向分类思维依旧要受到横向分类思维的束缚，同时个性意识也会受到共性意识的牵制。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人思维结构中纵向分类思维和个性意识发展最迅速的30年，就现实条件来看，接下来其发展速度会逐渐放缓，而这种被束缚与牵制的现象也会持续更久。

纵向“贴标签”现象这一改革开放带来的有别于过往的特殊文化现象，在横向分类思维与共性意识的反扑下，作为纵向分类思维和个性意识过速发展的标志会出现在中国人思维结构变化的历史中。纵向“贴标签”现象背后不同分类思维方式之间的制衡与反制衡，也会在现实条件的不断变化中像钟摆一样为了一种完美的平衡不停地摇摆下去。

[1]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19.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