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问题初探

武星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诸多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体系过程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某种忽略。文献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没有文献研究，学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基之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做好马克思中国化文献研究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几个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概念

要想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概念，首先要弄清文献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文献”这个名词，首见于《论语.八佾》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记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所谓“文献”，是和“礼”相对而言的。“礼”是什么呢?它的涵义很广，大别之，有吉、凶、宾、军、嘉五等;细分之，是“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凡是一切典章制度、历史文化，无所不包。由此我们看出:传统的文献概念包含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当代“文献”的概念是什么呢?1985年中国国家标准局颁布的《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基本术语》中认为: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倪波在其主编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中给“文献”下的定义是:“记录信息与知识的一切人工附载物”。这里加进了“信息”，并强调了载体的“人工”性。但两个定义有共同处，就是强调“一切”载体，说明在当代，为了把人类知识传播开来相继承下去，人们可以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和视频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将其记录下来，这些附着在各种载体上的记录，都可以统称为文献。

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概念的难点不在于弄清“文献”的概念，而在于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事实上，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概念一直存在多种定义的争论。有“结合论”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核心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1］”。有“实质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包括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和标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和主题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2］。有“过程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人民的世界观由自在到自为的历史过程［3］。如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没有清晰界定，怎么能界定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概念呢?

综合以上几种观点，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的统一，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历史性是文献的重要特征，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历史的因素，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历史中走来，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心任务，不断开创新境界。

综上，我们可以初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内涵界定为记录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识和信息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既记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整个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知识和信息，又记录中国共产党在实际中不断“创造出新东西”的知识和信息，是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和中共党史文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和中共党史文献是两个非常不好区分的概念，两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不能完全等同。如果不能找出两者的不同，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直接用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代替就好。如果不能找出两者的相似之处，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就缺少了可以借鉴的对象，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现实的两重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两重性。单从历史维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和中共党史文献，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两者在时间维度上是否重合。因为中共党史有着清晰的时间界定，所以这里的难点在于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麻烦的是，目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也是存在着多种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类，以中共建党时期的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统称之“中共成立说”［4］。第二类，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有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之日说”。我们可以称之为“前中共成立说”［5］。第三类，以“一大”后中共党史上某一重大事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这类观点以“中共二大说”最为典型，我们可以统称之为“后中共成立说”［6］。因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存在多种争议，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和中共党史文献在时间维度上就有多种关系。如果依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中共成立说”，那么至少在时间进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和中共党史文献是一致的。如果依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前中共成立说”，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时间进度早于中共党史文献。如果依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后中共成立说”，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时间进度则晚于中共党史文献。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和中共党史文献在时间维度上的关系。

中共党史文献是记录中共党史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是记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中共党史文献是历史文献，历史性是其重要特征。只要能包含中国共产党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都可以是中共党史文献，这里面包含党的文件档案、中共领导人及其各方面活动家的文集、报刊杂志、人物回忆录、学者研究著作论文等。中共党史文献研究追求的是其历史真实性，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因为是记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因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做了界定，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识和信息也就有了界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历史性，但只是那些记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整个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知识和信息，那些记录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创造出的新东西”的知识和信息才能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通俗的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在“质”上的要求要高于中共党史文献，只有那些在历史上成功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载体，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具体来说，比如王明的言论选集，毫无疑问是中共党史文献研究的内容，但因为其没有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正能量，所以其大部分言论文集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内容。再比如《毛泽东选集》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重点内容，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而《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但不能忽视的是，因为历史原因，《毛泽东选集》有许多的版本，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版本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重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除了历史性之外，现实性也是其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报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纲领性文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不能仅立足于查找历史资料，研究当前情况下党的最新政策、方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题中之义。

中共党史文献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其历史主体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客体都是中国的具体实际，都属于文献学研究。因此存在很多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该借鉴中共党史文献研究的方法。比如版本研究的问题就在中共党史文献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都存在，刚才列举了《毛泽东选集》的不同版本作为说明，还比如历史上因为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处于艰险的斗争环境与简陋的工作条件之下，许多文献未经仔细推敲而付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遗漏、错误。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许多文件被各根据地机关反复转抄、翻印，许多文献的版本非常复杂，也难免出现字句上的相互歧异甚至悖谬的地方。这些问题都是中共党史文献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共同面对的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地位

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各个学者发表了不少观点。张静如先生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研究体系的十个方面，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是其中之一。张先生指出:可能有人会觉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献学搭不上钩，其实不然，不但能搭上钩，而且关系很密切。谁也不否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必须认真阅读各时期中共中央及省市、部委文件，认真阅读各时期党的领导人及党内外理论家的文章，认真阅读各类辅助性文字材料。阅读这样大量的文字材料，就必然会涉及文献学所包含的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地名学、笔名学等方面的问题。比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刊登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该号标明出版年月为1919年5月。但是，人们在阅读时就会发现该号内记载有1919年8月的事，显然它不是5月出版的，最早只能是9月，说明它脱期了［7］。

文献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如果文献资料缺乏，不充分，不科学，也就无法进行研究，这是一个通用的法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必须建立在充分而又科学的文献资料上。研究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双百方针”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现在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要研究“双百方针”提出、形成经过，就必须在搜集相关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8月毛泽东谈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时，指示要“百家争鸣”。1956年4月28日在讨论《论十大关系》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双百”方针，通过研究这些文献资料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双百”方针提出、形成的过程。再比如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是何时开始的，有人认为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人认为是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研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开始着手。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基础。

［1］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

［2］李恒瑞.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J］.求是，2011(5).

［3］赵德兴.从实践的向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J］.攀登，2002(1).

［4］林华俤.八七会议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J］.党史文苑，2007(2).

［5］王增智.“走俄国人的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兼与周尚文、张远新两位教授商榷［J］，探索2010，(2).

［6］全燕黎、马启民.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立［J］.浙江社会科学，2007(5).

［7］张静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