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与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

□ 空军副政治委员 王晓龙

古田会议，不仅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以农民和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这一根本性问题，而且给我们今天治军带兵，尤其是抓好以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为主要内容的部队政治建设，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这里，仅从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角度，谈四点启示：

一、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必须时刻牢记“支部建在连上”的宝贵经验教训，使之始终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支部建在连上，从根基上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成千上万共产党员用鲜血、生命换来的深刻经验教训。由于孙中山实行国共合作政策和无数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影响和威信空前高涨。（在国民党中央，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代理中央宣传部长；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是教授部副主任，恽代英是政治主任教官；在国民革命军各部队，有很多共产党员担任党代表。）但孙中山病逝后，蒋介石一叛变，我们党顷刻间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人头落地。为什么共产党影响这么大、作用这么好，又如此没有力量呢？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那时我们党只注意做国民党军队上层的工作，而没有扎根于士兵群众之中，没有抓住基层这个 “大头”。毛泽东总结了这一惨痛教训，并结合罗荣桓等建党兴连的实践经验，在 “三湾改编”中创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小组设到班排这一根本性制度；在古田会议上，又专题组织分析了发展党员太随便、党内生活不严肃、组织纪律不严格、上下联系不密切等6个方面严重问题，一一提出整改措施，还用法规形式对连队支部怎样建设、班排小组怎样编成、党内教育怎样开展作了制度化规定。从此，党的组织直接与士兵群众生死相依、血肉相连，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用党的理论、性质、宗旨武装和改造官兵的同时，也使党自己获得了无穷的力量之源。参加过“三湾改编”和 “古田会议”的老同志回忆说：这件事看起来不大，但它的意义是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党在基层没有组织，就如同树没有了根，别人 “一赶就赶出来了”（邓小平语）。支部建在连上，党就在军队扎下了根，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对此，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道：“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军成长壮大的光辉历程一再证明，加强党支部建设，永远是人民军队的传家之宝、取胜之道！正如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的：“只有把基层党支部建设好了，才能带好兵、管好部队”；“部队要能打仗、打胜仗，必须抓好党组织建设这个基础和关键”；“要配强基层党委、支部班子，强化组织功能，切实提高解决自身问题、领导部队全面建设和带领官兵遂行任务的能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二、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必须从党管党员、党管干部抓起，牢牢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这种 “把方向”，不仅表现在关键时刻能带领部队听党的话、跟党走，而且表现在平时能经常性地解决好党组织自身和所属官兵在政治立场、思想观念、组织纪律、行为方式上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不少同志认为，各级党组织是管部队、管部属的。这种观念对不对？毫无疑问是对的，但只对了一部分。党委也好、支部也好，首先要管好的是自身、是党员、是干部。“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只有管好自身，管好党员、干部，最后才能真正管好部队和部属。红四军作为秋收起义和 “八一”南昌起义合编而成的工农武装，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响应党的号召，埋葬好同伴的尸体，打响 “第一枪”，拿起枪杆子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清党”政策，关键时刻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优秀儿女；但事实也同时证明，这丝毫没有减轻各级党组织经常性的 “把方向”任务。红四军成立一年多党内所出现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等，无时不侵蚀着这支红军队伍创立的初衷和方向。正如罗荣桓后来所说的： “三湾改编”，尤其是 “古田会议”，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问题，那么，这支部队就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85年，各级党组织 “把方向”的任务从来没有减轻过，以我们现在作风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为例，比如对党的创新理论是真学真信真用、做到 “两个进入”，还是应付上级、武装嘴巴、不解决实际问题；贯彻强军目标，开展能打仗打胜仗的各项工作，是贴近实际真抓实备，还是练为看搞形式主义；执行上级指示是当创造性的 “加工厂”，还是做照抄照转的 “收发室”；看待工作形势是 “两分法”，还是 “一点论”；对本单位的薄弱环节是揭还是捂；机关脱离部队、干部脱离战士、老兵欺负新兵等易发性问题能否及时纠正，以及脱离实际不知基层、不知官兵、不知思想等等，我们几乎天天都会遇到。在这些问题上，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导向，必然产生部队建设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看起来是个工作经验、工作作风问题，而实际上是个政治方向、政治素质和对我军政治工作灵魂、本质的把握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保持部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有高度的原则性、战斗性的重要启示，而且提供了从加强自身建设抓起，从党管党员、党管干部做起，经过正常的党内生活和党内批评，真正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用思想上的统一保证政治上坚定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和朱德率先垂范的结果，不仅没有影响两位主官、红四军班子和各级党组织的团结，而且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空前地团结起来，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并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新形势下，习主席要求党管党员、党管干部的 “党内生活要有一定的庄重性、严肃性、政治性，要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倾向，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要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增强领导班子团结，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的能力”。这些重要指示要求与古田会议精神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新征程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清除自身沾染的灰尘污垢，始终保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重要法宝。

三、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必须从管思想、抓教育入手，坚持不懈地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

党支部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思想政治领导。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武装这支军队，从管思想、抓教育入手，确保枪杆子听党指挥，《决议》明确提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 “最迫切”的任务，并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制度化规范。比如：对士兵政治训练的教材问题。在烽火连天、“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游击战争环境中，解决教材问题是多么困难。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用《决议》的形式要求政治机关、政治干部用19种方法收集材料，“编制课本”，还要求 “应很艺术”，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趣味性，决不能因为打仗而降低对教材质量的要求。《决议》从8个方面规范了政治教育的方法问题。提出上政治课要分 “普通、特别、干部三班”，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要分层施教，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提出要掌握 “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等10种教授法，即必须掌握通过说服人、感染人最后达到教育人的素质本领。《决议》对个别谈话也作了十分明确又好操作的规定。要求对8种人，干部、骨干必须亲自谈心做工作；谈心前要先调查摸准谈话对象的心理，注意选择谈心的好环境；谈心时 “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谈心时不要记录，但事后要追记要点并跟踪谈话效果。“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可见当时的经常性思想工作做得多么深入和细致！《决议》还对基层游艺活动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以大队（营）为单位做好士兵会娱乐部工作，指导官兵主要开展6项娱乐活动，明确 “游艺设备费由公家支给”。我军初创时期，经费极其困难，官兵每天的伙食费只有几分钱，寒冬腊月穿不上棉衣。但即便如此，也决不以牺牲官兵的思想进步、精神饱满为代价。

看到这里，我们一定会真切地感受到，85年前召开的古田会议及其形成的《决议》，不仅所确定的政治建军原则和根本制度永放光芒、永载史册；而且所提出的一系列开展政治教育的具体办法对策至今让人倍感亲切、深受启迪，不少方面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古田会议的指引下，我军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教育工作，把一个个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国民党军队的俘虏，改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理想坚定，方向明确，意志顽强，无怨无悔地为着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冲锋陷阵、流血牺牲而在所不惜。到新中国成立时，有名有姓载入史册的共产党员烈士就有370多万，而幸存者们则有相当多的同志成长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才。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改造人、武装人、塑造人的生命线作用不言自明！正因为如此，我军历代最高统帅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以他治党治国治军的毕生经验告诉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邓小平反复强调，军队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育，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江泽民鲜明地提出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首位，并亲自倡导和推动全军深入开展“四个教育”。胡锦涛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基础，而且是全部工作的基础，必须渗透到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之中。习近平主席着眼时代发展和形势任务变化，对加强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极为关注。强调 “思想政治教育说起来重要、形式上抓起来不难，但要真正取得成效就不容易了，关键是要突出其时代性和感召力。部队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年年搞，但打下烙印的不是很多。主要问题是有的教育接地气不够、联系实际不紧，说不到官兵心坎里，激不起思想共鸣，没有找准穴位，打鼓没有打到点子上。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不行。”强调 “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在一个 ‘真’字，要用真理说服人、用真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搞一些假大空的东西，甚至忽悠人、糊弄人，形式上轰轰烈烈，讲起来热热闹闹，不可能入脑入心。要取得实效，就要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去。”强调 “现在，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很快，各种信息满天飞，有些歪理邪说不胫而走，一些庸俗关系学的东西很有市场，对官兵思想的侵蚀和危害不可低估。正气不盈，邪气必盛。思想政治教育要增强说理性和战斗性，既理直气壮讲大道理、讲正道理、讲实道理，也有理有据批驳和揭露各种错误思想观点，不要光喊政治口号，要深入浅出讲明白，对对在哪儿，错错在哪儿，以理服人，这样才能收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功效。”习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继承发展了古田会议以来我军历代最高统帅政治建军原则的一贯思想，科学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进一步指明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管思想、抓教育工作的前进方向。对此，我们务必认真学习贯彻，带头强化 “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去”开展政治工作的意识和能力，为党牢牢守好基层这片最大的思想阵地。

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必须像罗荣桓那样抓住 “学、知、用、创”四个要素，帮助基层把法规制度转化为加强部队政治建设的生动实践

通过重温古田会议《决议》，我们不但知道了我军最高统帅从建军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加强以党在基层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工作法规制度建设，同时也知道了这些法规制度写得再好，也必须通过人的学习、人的理解，进而转化为人的思想观念和能力素质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完成向新的实践转变的第二次飞跃。这方面，罗荣桓不愧为我们的典范和楷模。井冈山斗争时，他是特务连党代表。为了提高与敌人 “兜圈子”的快速机动能力，他带领战士们创造了抱着枪、护着头像坐滑梯一样滑下山的办法，被毛泽东誉为 “草上飞”。古田会议后，他因为 “观念正确、斗争积极”升任红四军二纵队政委。他和司令员曾士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一道，认真学习贯彻《决议》精神，从抓教育、管思想入手，大力加强党支部建设，使原先干部打骂战士等军阀作风和赌钱、抽大烟、耍流氓等错误倾向在所领导的部队被彻底整治，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受到前委和党中央的表扬。

1930年6月，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委。他一到任，就把行李搬到问题最多的三纵队。经过同战士们一起生活，罗荣桓发现，部队扩大以来，不同籍贯之间的战士团结问题突出起来。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湖南人，爱吃辣椒。政委是广东人，不爱吃辣椒。大队长的爱好得到了同样喜欢吃辣椒的江西籍战士的支持，但却遭到政委和不喜欢吃辣椒的福建籍战士的反对。大队长有点军阀作风残余，古田会议以后打人固然不敢了，但嘴里骂骂咧咧却是家常便饭；而政委也不是省油的灯，于是吵架便不可避免了。罗荣桓了解情况后，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他说：“我们这个大队有江西人、福建人，还有广东人、湖南人，来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谁也不认识谁。革命使我们成为阶级兄弟。我们一定要团结。不团结，仗就打不好。所有共产党员都应该做团结的模范。我们湖南有这样一首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团结金不换。’这说明了团结的重要性。团结是一个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一些具体问题就好解决了。比如吃不吃辣椒，大家应当互相照顾、互相谅解。今后伙房可以少买一些辣椒，单炒，不要放到菜里头。这样，爱吃辣椒的湖南人、江西人的需要可以满足，也照顾到福建人不同的口味。”罗荣桓以现实问题牵引思想教育、以思想教育解决现实问题，他的讲话深入浅出，句句在理，使大家深受启发，终于明白了 “革命必须团结、团结为了革命”的道理。后来，他又在辽沈战役中，以执行军委命令的坚定性和思想工作的艺术性，说服犹豫不决、想先打长春的林彪贯彻毛泽东首战锦州、关门打狗的战略决策，为全歼东北守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罗荣桓认真学习《决议》精神（学），深知《决议》的真理性和重要性（知），事事处处以《决议》为指导开展工作（用），创造性地抓好《决议》的贯彻落实（创）。他从基层指挥员成长为共和国元帅，可以说是 “学、知、用、创”政治工作法规伴随了他的一生。罗荣桓坚强的党性原则、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政治工作才干，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誉和全党全军的衷心爱戴。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因病去世。当时，毛泽东正在开会听取聂荣臻的汇报，他老人家得知后立即提议大家起立为罗帅默哀。在罗帅逝世后一段日子里，他老人家寝食难安，一天深夜，已经吃了两遍安眠药仍不能入睡，于是，坐到书桌前，用颤抖的手写下：

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光辉诗篇，但悼念战友的只有两首，一首《蝶恋花》是悼念他的战友和夫人杨开慧的；一首就是《吊罗荣桓同志》。可见，这位从连队党代表成长起来的共和国元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