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近代化军事改革的悲歌
——甲午战争清军惨败的历史思考

□ 李元鹏 钟少异 曲爱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侵略者的炮舰轰开了中国大门，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清王朝开始动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踵而来，清政府统治转瞬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反复酝酿，清政府开始实行 “自强新政”（时人称之为 “兴办洋务”）。从1864年开始，以 “练兵”、“制器”为主要举措，晚清政府引进和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技术，改造陆军，创建海军，创办军事工业，兴办军事教育，军事近代化改革逐步展开。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改革持续约30年，军队面貌有一定程度改观。陆军基本实现火器化，并按西法进行训练；南洋水师、北洋水师相继成军，名冠亚洲，成为清政府 “自强新政”的标志；马尾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20多家兵工企业，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10多所新式军官学校陆续兴办。改革成果似乎蔚为壮观。然而中日甲午一战，貌似强大的清军根本承担不起保家卫国、抗御侵略的职责，不仅 “水陆交绥，战无一胜”，惨败于同时起步进行近代化改革的日本军队，而且引以为傲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北洋海防体系被彻底摧毁。清廷不得不向日本俯首求和，割地赔款，落得个丧权辱国的结局。

战争是军事改革成效的最终检验。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无情地宣告了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的失败，成为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的一曲悲歌，至今仍值得进行深刻的思考。

一、甲午战争中清军作战的基本情况

甲午战争中，清军在朝鲜、辽东、山东、黄海四个区域作战，先后投入兵力约18.4万人，其中陆军以勇军、练军为主力，约18万人、335个营，海军投入海战的各种作战舰艇25艘，战事分别在陆海两个战场上进行。其作战情况和表现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战大计举棋不定，战争准备仓促无绪

明治维新后，日本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19世纪70年代，日本先后吞并琉球、侵犯台湾，又将觊觎的目光投向中国和朝鲜。在此前后，尽管清廷内部不断有人发出 “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的警告，负责北洋事务的重臣李鸿章也有所警惕，但却始终认为 “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军事实力缺乏清醒的认识，不相信日本有挑战大清国的实力和胆量。

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清朝以朝鲜宗主国的身份出兵戡乱，日本则以履行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为借口强行派兵入驻朝鲜。日本以举国之力以求一战的决心昭然若揭，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而清廷此时却陷于和与战的争吵之中。光绪皇帝和一些学儒重臣慷慨主战，但不识军务，空谈义战，声言“此次用兵，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所以 “胜之理为我得之，则胜之权当亦必可自我操也”①戚其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册，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认定以“天朝上国”之师击 “蕞尔小国”之军，战则必胜，而且可以速战完胜。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大臣和地方督抚主理外交、掌管军队，态度较为谨慎，力主和议，幻想用 “以夷制夷”之法，依靠俄、英调停，避免战争。清廷因此在和战之间彷徨不定，既无未雨绸缪的积极备战，也没有利用战前有限的时间进行临战动员和准备。

1894年7月初，情势已经非常紧急，直隶提督叶志超提出：或速派水陆大军入朝，全力一战；或撤回全部在朝清军，坚守本土。这不失为有见识的建策。但清廷却既不能大举增兵，又不愿放弃朝鲜，只是调少量部队入朝增援。直到7月25日“高升”号运兵船被日军在鸭绿江口丰岛海面击沉，驻朝鲜成欢的清军也在7月29日遭日军进攻，清廷才不得不于8月1日对日宣战，仓促投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清军无论是指挥机构的组织，战略战术的制订，还是作战部队的调动组合，兵力部署的主次缓急，均茫然无绪。英国人赫德评论说：“中国彷徨于备战与求和之间，没有为任何一个办法而忍受牺牲的决心。到最后，它必然以最难堪和最不利的形式接受和平或继续战争。”②《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7编，7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二）情报意识和手段缺乏，行动受制于敌

日本为实现其侵略扩张的野心，从1872年就开始对中国展开了有计划的情报收集和间谍活动，先后在华设立两家间谍机构——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汉口乐善堂将触角伸向中国各地，用了四年多时间，编成《清国通商总览》，内容涉及清朝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情况，极其详尽。设于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是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出资开办的间谍训练学校，毕业生或以外交官、商人、学生等合法身份作掩护，或收买汉奸，四处勘察地要、刺探军情。

清朝不仅对日本的情报活动缺乏防范，甚至还为炫耀实力主动向日本展示军事秘密，让日方得以确切判定清军的真实战力。1893年4月，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率大批军官对朝鲜釜山、仁川、汉城和中国烟台、天津进行考察，受到“殷勤接待”。在天津期间，川上操六等人参观天津机器局，走访武备学堂，观摩步兵战术操练，并登上北塘炮台观看炮兵操演，还以郊游的名义仔细勘察了天津周边地形。

通过长期情报收集，到甲午开战前，日本决策中枢已经对中国各地的地理形势、驻军情形、防御设施了如指掌，同时也看透了清廷的腐朽无能和清军的外强中干。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说：“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判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是早已制其全胜矣。”③转引自：《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

更为严重的是，1894年6月23日，清朝驻日公使馆与总理衙门之间电报往来的密码被日本电信课破译，而清政府一直没有察觉。这就使得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能够准确掌握清廷的战略企图、作战决心和军队部署，在行动上处处占得先机。

清廷对日本的野心没有清醒认识，对日军的战争准备和军事行动缺乏有效的情报手段，更无系统的情报收集计划和行动，无论是战前还是战中，始终无法对日本的战略企图、战争准备和军事行动作出准确的判断，处处受制于敌，可以说是将战争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对手。

（三）战略指导盲目无方，决策一误再误

战争爆发后，日军海陆并出。陆军决战平壤，海军决战黄海，力图控制朝鲜，夺取辽东，同时夺控黄海制海权，为尔后作战奠定基础。清朝上下则对日军战力普遍估计不足，盲目自大，根本没有进行长期艰苦作战的打算。以光绪、慈禧为首的清廷中枢发出 “派出各军，迅速进剿”的谕令，严饬本土部队增援朝鲜，协同在朝各军合击汉城，企图速战速决，驱逐侵朝日军。同时令海军各部扼守渤海，确保京畿门户，策应在朝部队作战。但由于在朝各部动作迟缓、决心犹豫，坐失进攻良机，特别是对日军大举增兵朝鲜、实施攻势作战的决心和行动严重估计不足，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很快全线溃败。海军则对日本联合舰队实施主力决战、夺取黄海控制权的意图缺乏认识与准备，在黄海海战中仓促迎敌，遭受重创。

清军从平壤败退后，日军兵抵鸭绿江。这时，京畿要保，沈阳的祖宗陵寝也要保，战略要地旅顺、威海也不能丢，光绪和慈禧已经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李鸿章献策：“就目前事势而论，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62页。但此策使清军的防御体系出现了两个中心，既要守备沈阳，又要防御渤海，顾此而失彼。实际部署上则错误地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在鸭绿江一线，因而置重兵于鸭绿江前线和沈阳、辽阳之间，还将驻守旅顺的部队抽调往九连城。结果被日军在花园口轻松登陆，攻克旅顺。正面鸭绿江防线也很快崩溃，战局急转直下。

进入战争后期，清廷对日军作战意图的判断依旧完全错误。将10万余人的重兵集结于奉天、辽阳、山海关和天津一线，固守沈阳，屏护京畿，而在日军真正的主攻方向山东半岛则只部署3万余人，且多为临时组建、缺乏训练之师。日军抓住破绽，登陆山东荣成，攻陷威海，全歼北洋水师。清廷被迫屈辱求和。

纵观战争期间清廷的战略决策，初则盲目自大，继则疲于应付，终则惊惶失措，完全缺乏近代化战争的战略指导常识和能力，完全丧失了战场主动权。

（四）指挥关系混乱，部队各自为战

将权归一，行动一体，是作战指挥最基本的原则。但甲午战场上的清军不但陆军和海军各自为战，来自不同地区的陆军部队也是自成体系，即使在同一战场作战也无法协同一致。

1894年8月初，清朝四路援军抵达平壤地区，加上已在朝部队，总兵力达到1.3万余人，而日军此刻在朝部队只有一个混成旅8000余人。但清廷却一直没有任命前敌指挥官，各部互不统属，难以发起作战。日军因此赢得了增兵的时间，在4天内即将第5师团从本土运抵朝鲜。至26日，日军在朝作战部队达到1.6万余人，火炮30余门，占据了兵力和火力的优势。8月25日，清廷终于任命叶志超总统各部，但叶缺乏大将气度，惯于饰败为胜，根本不孚众望。清军形似统一，实则各自为战。这是清军平壤之战中速败的重要原因。

鸭绿江防守战，清军投入兵力3万，依旧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北洋军务帮办宋庆名义上总统各军，实际只有中、西段部队归其指挥，东段部队则归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指挥。而且各段部队由于平时没有统属关系，缺乏协同训练，战时不能互相配合，82个营形同散沙，被日军轻易地各个击破。旅顺口之战同样如此，清军守军1.4万人，分由7个统领指挥，尽管依托建设多年的要塞炮台，但因 “诸军皆观望坐视”，互不支援，被日军集中兵力逐一攻破。

到战争后期，清廷也意识到了统一指挥的问题。在部署辽宁和山海关防线时，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全权指挥关内外军事。可在实战中，刘坤一的职位形同虚设。五次反攻海城，都是各部将领会商后发起作战，其中第四次反攻作战，先后投入兵力达100多个营、6万多人，但在指挥上却是多头领导，各自为战，根本无法形成合力。时人评价：清军诸将 “并驾齐驱，不相统属；各自为战，不相与谋。胜则争功不让，败则观望不前，无有肯为国家顾大局者”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2册，289页。。

威海卫之战，清军海陆部队统归北洋大臣李鸿章统辖，并确定了陆军固守炮台、海军在刘公岛及南北岸炮台火力范围内与陆军合力迎敌的方略。但水师由丁汝昌指挥，炮台守军由道员戴宗骞指挥，二人在防御问题上意见相左，屡次争论，闹得不可开交，海陆协同终难形成。炮台已经失守，水师还不知晓；陆军已经转移，海军还把希望寄托在陆军增援上，结果水师陷于日军陆海夹击的困境。诗人黄遵宪战后泣泪为文：“噫吁戏！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毛中虫，自戕身。”③《人境庐诗草·哭威海》。

（五）作战理念守旧顽固，战法消极呆板

近代海战的核心是争夺制海权。日本海军从成军之日，即遵循西方海军视为圭皋的制海权理论，崇尚主动出击、舰队决战的近代海战准则。而北洋海军的建军理念是 “建威自保”。李鸿章多次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海军 “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时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④《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48页。。所以北洋海军始终奉行依托海岸炮台进行作战的消极防御战略。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命北洋水师龟守威海卫 “避战保船”，不得远出大洋决战。从北洋水师在战争中的表现可以看出，这支被清廷视为可以 “振扬军威”的海军舰队，虽有近代化海军之形，却缺乏近代化海军之神，依旧恪守着旧式水师的统驭思维和使用模式。英国人格伦指出：“中国开战之初，即不以海军争夺制海权，徒造屈服失败之因。”①《海事》，卷5，第12期，12页。英国海军中将克鲁姆评论：“中国舰队……违反了海军战略的原则。为了远远躲开日本舰队，采取了暂时放弃黄海制海权的错误策略。这种错误策略和二百年来屡遭失败的经验一样，北洋舰队也陷于大失败，这是不足为怪的。”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3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清军陆战也墨守成规、机械呆板，依旧沿袭冷兵器时代的作战原则和战法。进攻时，集团冲锋，不会散兵队形，常常是刚发起进攻就遭敌密集火力杀伤。防守时，一线配置，缺乏纵深，且只重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兵力、火力配置随意。日军往往只须避开正面，从侧翼攻击，即可使清军防线崩溃。西人评论：“差不多中国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阵地时，都因为被敌人迂回到他们侧翼而被迫后退，中国人简直不知道怎么防御自己。”③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火炮使用问题尤为严重。清军参战各部队不相统属，火炮又分散于各部队，根本无法集中使用。各部统领不懂步炮协同，炮兵阵地总是选择在第一线步兵阵地内或其间隙，成为显著的目标，往往在战斗初期就被日军炮兵摧毁。④转引自：《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4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清军指挥官中也有人看出了问题，聂士成称：“前次失利，皆由我炮未聚一处，各营顾己失机。倭炮不拘多寡，用则一处齐发”⑤《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23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要求改变火炮使用方法，可惜无人重视。西方人评论：“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⑥《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29页。

（六）武器装备驳杂低劣，弹药保障困难

清军陆军主要参战部队装备已基本实现火器化，但型号驳杂，种类不一，弹码互异，难以通用。同属一军的部队，往往 “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⑦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光绪政要》卷21。，这种状况给装备保障特别是弹药补充带来极大困难。在作战中 “一种弹缺，即一种枪废”，“虽有利器，俨同徒手”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4册，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弹尽失利的情况司空见惯。各种装备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少数部队装备的进口钢炮和连发枪性能优于日本陆军使用的青铜炮和单发枪，但多数清军配备国产武器，性能落后，在作战中明显处于劣势。李鸿章在谈到旅顺失守的原因时说，清军 “所用毛瑟和臼炮，不如倭兵之小口径快枪及连珠快炮子路远且速”，故 “众寡不敌，精械悬殊，伤亡枕藉”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23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更为严重的是，清军所用国产武器质量低劣，金陵机器局生产的火炮多次炸膛。由于偷工减料和保管不善，国产炮弹和子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东北前线部队所领子弹 “半多不响，即响亦不及远，拆验药已成灰”；毅军也曾发生连发四枪不响，反被日军击毙的情况⑩《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册，308、29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陆军部队弹药充足，火力猛烈，在作战中始终占据火力优势。

海军方面，北洋水师初创时期实力强过日本海军。但1888年宣布成军后，清廷即停止拨款购船，1891年又停拨器械弹药款项，致使北洋水师“近八年未曾添一新船，所有近年外洋新式船炮，一概乌有”⑪《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3，11页。。而在这一时期，日本锐意扩充海军，平均每年添置新舰两艘，特别是1891年后，添置了战斗力很强的铁甲船严岛号、松岛号（旗舰）、桥立号，新式快船吉野号、秋津洲号、千代田号。这些新式舰船针对北洋主力舰吨位较大、动作迟缓的特点，着重提高了舰速和火炮射速。因此，日本海军不仅舰船数量超过了北洋海军，而且舰船性能也占优势。参加黄海海战的清舰共有火炮173门，虽然口径较大、射程较远，但没有速射炮，舰炮平均射速每分钟一发。日舰共有火炮268门，其中速射炮97门，射速每分钟可达6发以上。⑫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1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在舰速方面，日本海军主力舰只的舰速为16～19节，最快可达23节；北洋海军主力舰只额定舰速约为15节⑬参见宗泽亚：《清日战争》，490～491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很多舰船由于舰龄较长，根本达不到额定舰速，致使北洋海军编队航速比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编队差不多慢了一半。北洋舰队在对敌时采用当时较为通行的乱战战术，试图先冲击打乱敌舰编队，但过于缓慢的舰速使其不具备远距离上快速接近敌方的能力，加之实战经验匮乏，训练不足，技战术应变能力弱，指挥不力，终使乱战战术的作用未能发挥出来。而日本联合舰队利用其机动力和火力上的优势，将战斗方式有效保持在其占有完全优势的中距离交火上，构起一道北洋舰船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在技术对抗特征鲜明的近代化海战中，这种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是致命的。①参见《北洋海军新探——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698、7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同样严重的是北洋舰船的弹药供应问题。进口炮弹、鱼雷数量有限，国内军工企业自造的产品则质量很差，直接影响射程和威力，甚至混杂着不能使用的假弹。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战后指出：“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②《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404页。而且，舰上弹药不能按作战标准储备，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所领子药，多不合适，亦不切备”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407页。，严重影响了海战进程。

（七）后勤保障体制落后，运输手段低下

甲午战争中，清军参战部队除原来驻防东北的各营以外，其他由全国各地调遣而来，作战物资主要从关内调运，所需粮饷主要由江南征集，后勤保障特别是运输压力巨大。清军的后勤保障体制基本沿用了对太平军作战期间湘军建立的粮台和转运局制，物资筹措及运输主要由各省督抚自行解决，清廷没有建立后勤部门进行统一规划与调度指挥，各军也未设立专门的后勤保障机构，整个后勤保障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无法有效保障大规模近代化战争。

战前，清朝已在天津及东北地区建成部分铁路，并在战争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铁路运输的组织调度非常混乱。1895年2月御史张仲炘奏：“自天津运往山海关机器炮四十尊，有弹十万枚，由火车运送到关，堆积沙土中，越数十日，无人收管。经德国某教习前往查看，谓子药全行潮湿，不堪应用。”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2册，3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随着战事扩大，战线南移，有限的铁路很快无法应付，加之海战失利，海运中断，清军的后勤运输便只能依靠公路，采取极为原始的骡运马驮方式，武器弹药和粮饷的筹措转运更加困难，成为制约作战、影响士气的大问题。1894年11月，姜桂题等旅顺守将联名致电李鸿章，称守军粮食即便匀着吃也仅敷半月，金州败退下来的万余人 “嗷嗷待哺”，“外有强寇，内有饥军，危殆在于旦夕”⑤《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335页。。战争后期，清军陆军“新募之兵，多负戈矛，无火器”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5册，19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据日本参谋本部的估计，清军新组建的部队只有3／5的士兵装备了火器，余者只扛着大刀长矛。

二、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的历史思考

由欧美国家先导的军事近代化改革，是以工业革命为基础，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建立为支撑的。其突出标志是：战争实施 “总体战”，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权集中于参谋部，武器装备枪械化、火炮化，军队编制军兵种化，作战行动协同统一，通信实现电讯化，部队机动和保障主要依靠铁路和轮船输送。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也是在努力追随时代步伐，并且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成就。但由于晚清政治的彻底腐朽，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决定了清军的改革问题重重，存在着根本的缺陷。那些貌似辉煌的改革成果，一经实战检验，就被彻底打回原形。甲午战争中的清军，无论从作战思想、战略战术，还是从编制体制、装备技术、兵员素质，都很难被视为具有近代化战争作战能力的军队。与同时起步进行军事近代化改革的日本军队比较，清军的战斗力明显落后，以至于在较量中毫无抗衡之力，溃不成军。梁启超战后曾在著作中尖锐地责问经营北洋军务的李鸿章：“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此问直击要害。

实际上，清军的糟糕表现，真实地折射出了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的状况，是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问题弊端的集中暴露。总结甲午战争清军惨败，必须从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上找原因，对改革的内容和进程进行深刻的反思。

（一）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局限性

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 “师夷长技”和 “中体西用”论。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提出的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看到了近代西方军事上的强大源于技术上的先进，符合近代世界军事发展技术先导的大趋势。但这个思想又有严重的局限性，没有看到西方军事的强大是由于军事技术、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的整体领先，更没有看到近代世界军事发展是以技术进步为先导带动军事思想和军事体制革新的总体发展，是国家体制变革和综合国力增强的产物。但清廷在确定军事近代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完全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鸦片战争以来，清军之所以在作战中屡屡失败，并非将领 “不善治兵”，而是由于 “无制胜之器”。因此，“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将 “练兵”、“制器”作为军事自强的核心内容。这就把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主要框定在器物和技术层面。后来实际推动晚清军事改革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维护者，维持传统礼教社会的心结很重。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9页。“师夷长技”思想强调从技术或器用层面进行变革，不触动 “朝制”，与他们的人生理念正相契合，因而他们都视林则徐和魏源为精神导师，都奉 “师夷长技”为圭臬。后来，冯桂芬对这一思想有所发展，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冯桂芬：《采西学议》，见《续修四库全书》952册，5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张之洞进一步将之概括为八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从根本上讲，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们始终没有准确把握军事近代化的本质，又处处避免触犯 “朝制”，因而不可能对军事体制、军事思想、军队建设实行根本性的变革。

军制变革是军事近代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军制不变，改革只能触及皮毛，而无法脱胎换骨。晚清三十年军事近代化改革在这方面始终裹足不前。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组织指挥系统，没有建立近代化战争不可或缺的参谋机构。陆军兵种仍只有步兵和骑兵，无独立的炮兵、工兵，也无分工明确的专门后勤部队。由绿营军队改造而成的练军、勇军，虽配备新式枪炮，却仍然沿用冷兵器和旧式火器杂用时期的勇营编制，“采用半洋、半清式战术，不过徒生繁杂之极”③林伟功：《日清甲午战争秘录：讨伐清国策案宗旨书》，17页，澳门，中华出版社，2007。，结果只能把新武器按老套路来用，难以充分发挥新式武器的功效。同时，没有建立后备兵役制度，战时扩充军队根本没有经过训练的后备兵源，只能临时招募民夫。前方战事急迫，无暇从容挑选，以致 “各将帅奉命募勇，只求足额，不择强弱”，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544页。所募 “皆系乌合之众”⑤《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387页。。新兵入伍后，一般只经过短期训练，有的根本未加训练，就匆忙上阵。结果，“艺未练成，驱以赴敌，一经临阵，望风而遁，反以利器资敌”⑥《变法自强疏》，见《光绪政要》，卷21。。

由于指导思想偏差，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自始至终都缺乏力度，没有活力，一直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阶段，所做的只是把新装备与旧体制嫁接在一起。“以积习因循而行西法，观其外，西法也；察其内，无一西法。”⑦海上闲鸥：《变法议》，见《时务经世文分类文编》，第32卷。到甲午战争爆发，清朝陆海军总兵力号称80多万人，但真正具有近代化战争能力的部队很少。

（二）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和整体规划

晚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起义的沉重打击，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清廷日益衰朽无能，地方督抚的权力则不断扩大。晚清近代化军事改革的过程，基本上是外促内、下促上。来自外部的侵略使得清廷内部变革的呼声不断出现，且日益升高。担负重任且较有战略眼光的地方要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时局急需，分别从局部先行着手实施。清廷则被动接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有所动作。这就使得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始终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始终由地方督抚唱主角，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清廷军政大权貌似仍然一统，实则根本无法建立起对改革进行统一组织领导的有效机制，也从来没有从顶层对改革进行规划设计，甚至没有设立统一的军事工业和军队装备专管机构，未形成完善的装备引进、生产体系。创办军工企业，引进装备与制造新式武器，编练新式部队，都由各地督抚和封疆大吏自行处置。这些被称作 “洋务新政”的事情，既是督抚大员强固自身实力、应对各种战事的需要，也成了他们宣示政绩、标榜时尚的招牌。1885年成立的海军衙门，试图一统海军指挥管辖权，但由于 “中枢之权势太弱，一任督抚之私顾封疆，不能联系各军为一队”①《洋务运动》，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543页，1979。。湘系、淮系，南洋、北洋，各路诸侯自搞一摊，互不协调，甚至各谋利益，互相掣肘，加之保守势力的攻讦和阻挠，改革进程反反复复，步履艰难，事倍而功半。

如此改革，势必使清廷对军队的领导权进一步削弱，使军队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进一步瓦解，不但无法全面提升清军战斗力，反而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军队越来越杂乱，体系越来越多，各派系统领和地方督抚手握重兵，清廷很难有效控制指挥军队。参加甲午战争的陆军部队主要来自淮军、湘军两大派系，门户之见极重。平时各有体系，战时虽设总统各军之职，但各部相对独立，很难形成真正的统一指挥和良好的协同配合。即便是仿照西方建立的海军，也同样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两洋大臣对海军的权威甚至高于清廷，他们分别视两洋海军为各自的家底，以致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无法统一调动指挥。威海卫战败后，北洋水师所剩舰船尽为日军俘获。有人致书日军，请求释放属于广东的 “广丙”舰，提出的理由竟然是 “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 “各国闻之，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也。”②梁启超：《李鸿章传》，55～5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此外，清军在甲午战争期间之所以会出现装备型号杂乱、质量低劣等问题，则与装备引进和制造混乱无序，没有通盘筹划，缺乏监督管理，督抚各行其是，毫不关注装备的制式化、标准化直接相关。

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没有自上而下的整体规划和有效组织实施，就没有成功的军事变革。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恰恰背道而驰，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三）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缺乏高素质的人才支撑

军事近代化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掌握近代军事、具有过硬素质、充满创新意识的人才队伍。在晚清军队中，真正精通近代军事技术、通晓近代化战争战略战术的军官寥若晨星，官兵素质普遍低下，难以为军队近代化提供支撑。

在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中，清廷曾陆续兴办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学堂，并向海外派遣了多批留学生，但规模较小，难以改变军官队伍整体素质低下的局面。清军陆军官佐多出身行伍，囿于传统步战、骑战经验，对近代化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军事科学知之甚少，指挥作战时往往重勇气而乏谋略，且暮气很重。袁世凯称： “今之征调诸将，亦诚不乏夙望。惟或优养即久，气血委惰；或年近衰老，利欲熏心；或习气太重，分心钻营；即或有二三自爱者，又每师心自用，仍欲以剿击发捻旧法御强敌，故得力者不可数睹耳。”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5册，219页。在甲午战争中屡负重任的宋庆可为典型。此人行伍出身，勇猛敢战，但正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庆一介武夫，素无谋略，敌情诡谲，处处难防，辗转奔驰，均落敌后”④《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8，8页。。海军中经过留洋学习和新式学堂培养的官佐比例较高，可普遍只是掌握了舰船驾驶和武备操作的基本技能，缺乏舰队指挥和参谋岗位的锻炼，更没有近代海战的实战经验，灵活运用技战术的能力很差。作为北洋海军统帅的丁汝昌，是旧行伍出身的淮军老人，虽然陆战经验丰富，且气节高尚，死而不降，却 “未涉海军门径”，“不谙管驾，亦不知水战诸法、西国语言文字，虽追随前教习琅提督（指英籍教习琅威理）数年，不过略识皮毛而已”⑤郑观应：《盛世危言》，卷6，62页。。效力北洋水师的德籍军官汉纳根战后认为： “现在中国所有武官，不但无军律学问，不谙军律之事，且无武官实在应有之忠心。”⑥《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442页。

军官队伍如此，士兵则多数为文盲，很难熟练掌握近代西式兵器。“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鲁之夫，（对武器）不能一一辨认……况种类繁多，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5册，472页。许多兵卒不能熟练地使用枪支，“临阵则心慌手乱”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3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甚至有 “持新器而茫然不知用者”，或者 “只知托平乱打”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327页。。炮队发炮轰击，也是屡屡 “莫能中敌”。由于士兵素质太差，复杂一点的技战术组合就难以掌握，所以部队虽按照西法训练，“然临阵多用非所学，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马奔直前，宛同孤注”①《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590页。。

（四）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缺乏良好的社会基础

晚清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清政府和整个社会都处于腐朽、落后、衰败的状态。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完全是对外部威胁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局部性被动应对，缺乏社会整体改革进步的大基础。反而由于政治和社会的腐朽、衰败，军队改革和建设被恶劣的大环境所包围和侵蚀，积习难以改变，虚浮、淫逸之风日盛，新政逐渐走样。

陆军虽引进了西式装备，训练却重形式而轻实效。防勇、练军各部的训练，多以校阅时 “步武枪法一律整齐”②《清末海军史料》，上册，273页。为满足，缺乏从实战出发的严格要求，终至 “火器不能研究，枪炮不度远迩，地势不细测量”。北洋海军初创时训练比较严格，但成军后逐渐松懈。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溁战后称：“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398页。，且“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编队训练，更是 “先期预定”。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说：“平日操演船阵，……各管驾只须默记应操数式，其余皆可置之。”④《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403页。结果临战便难以机动灵活地变化。

部队管理则极度松弛，制度形同虚设。《北洋海军章程》明确规定 “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⑤《清末海军史料》，上册，473页。。实际情况却是 “左右总兵以下争相挈眷陆居，上行下效，军士亦去船以嬉”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63页。，“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赌博、狎妓盛行，“每年冬季舰队例巡南洋，一至上海、香港，官兵便相率上岸淫赌”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399页。。时人注意到： “海军军官生活大都奢侈浮华，嫖赌是平常事。刘公岛上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22页。北洋海军军官中吸食鸦片者也不乏其人，方伯谦、卢毓英、沈寿堃即常年吸食鸦片，导致 “筋疲力尽，神气委顿”⑨《整顿海军刍议》，载《申报》，1892年5月24日。。威海卫之战，北洋水师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来远、威远两舰，而 “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方登陆逐声妓未归也”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71页。。

陆军不但风气淫逸，而且军纪败坏。据英国人记载，参战的清军部队，每到一地，“士兵们到处游逛，毫无约束。他们既无训练，也无教养，粗暴野蛮，很难从他们的服装和举止上让人看出军人应有的气质”⑪《近代史资料》，总第57号，58页。。在辽东，淮军军纪糟糕，以至于奉天府丞李培元上折朝廷，称 “淮军万不可用”，因为 “宿将久经凋谢，继起者非其亲戚，即其子弟，均未经战阵之人。补伍皆以贿成，扣饷早怀积怨，况功名已定，习气已成，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不利于杀贼而利于扰民。见贼愈怯者，扰民愈甚”，“抢掠淫暴，无所不为”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365页。。

总之，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犹如一盘散沙，杂乱无绪，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没有统一的组织和计划，思路不清晰，举措不系统，手段不得法，过程不连贯。虽然引进了一些新式装备，建立了一些新式部队，但制度依然是旧式的，人员及其观念、作风也还是旧式的。这样的军队，不可能成为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有了新装备也打不出新式的仗，更打不赢近代化战争。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正如时人评价：“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纪律废弛。”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5册，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