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学者眼中的“甲午战争”

□ 段廷志 方刚营

甲午战争是东亚国家之间最早的近代化战争，也是一场决定中日两国近代国运走势的战争，至今仍受到中日两国史学界的关注。作为曾经的败者，中国虽然已经和正在从自身之败中总结并汲取诸多教训，但正如当年战时的不知彼一样，对当代日本学界是如何看待那场战争仍缺乏全面细致的观察和分析。须知，观念决定行为。当前，正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遭遇重挫、面临歧路的特殊时期，了解当代日本人的甲午战争观，对于判断其未来行为动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战争的性质和起因

（一）战争的道义性及合法性。当代日本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侵略战争说；二是 “文明”战争说；三是 “不得已战争”说。

侵略战争说。在当代日本，藤村道生、中塚明、大谷正、原田敬一等左翼史学家及多数治学严肃的学者都承认，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具有侵略性质，认为日清战争是 “日本近代史上真正意义上的首次对外侵略战争”，“战争具有压迫中国朝鲜民众，阻碍其近代化的一面”；经此战争，日本得以殖民台湾，“从被压迫国家转变为压迫国家”，成为 “亚洲首个帝国主义国家”。原田敬一的著作《日清战争》、《日清日俄战争》，还引述战时外电报道，揭露日本在 “日清战争遵守国际法”不过是有关这场战争的 “神话之一”。大谷正的《士兵与军夫的日清战争》通过整理、分析战场来信，揭露了日本官史所掩盖的真实战况，指出在 “文明战争”的旗号下，攻陷旅顺的第2军，在外国新闻记者和观战武官的注视下，不顾战争法，像传统武士那样无区别杀人，抢掠粮食，烧毁民房。青年学者一之濑俊也的著作《旅顺和南京：日中五十年战争的起源》，从军夫和士兵的日记入手，以细腻的历史探微，反映出在 “文明义战”旗帜下，军官默认士兵和随军军夫劫掠，折射出日本从甲午战争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历史因果关系。

“文明”战争说。当年，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社会公知普遍把甲午战争称为 “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是 “西欧新文明的代表与东洋旧文明的代表清国之间的战争，乃文明与野蛮的冲突”。1894年7月29日，福泽谕吉任主编的《时事新报》社论明确把甲午战争定位为 “文明开化与反文明开化之战”，称“妨碍文明进步的是清国，清国士兵虽然无辜，但日本为了文明进步，必须与清国开战”；日本是 “善意保护朝鲜的 ‘文明国家’，中国乃蛮横干涉朝鲜内政的 ‘无道暴国’，朝鲜则属濒临亡国 ‘无信义之国’”。到了当代，日本右翼学者几乎完全继承了福泽谕吉等社会公知的上述观点。如渡部升一在其著作《日本与中国（支那）如何相处》中，仍老调重弹，把这场战争视为 “近代日本与支那文明的对决”，认为 “日本完全没必要为过去反省”。

“不得已”战争说。该说回避了对战争道义性的判断，仅从现实主义角度阐述日本遂行甲午战争的合理性。如一贯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侵略历史的近代史学者中村粲就声称：“19世纪后期，从印度到东南亚都已被列强殖民化，列强甚至开始着手侵略中国部分地区。这种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争夺场，日本不管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卷入，（当时的）情况根本不允许日本以自卫作为对外行动动机或原理。”

（二）战争起因。与战争的定性相类似，当代日本在战争起因问题上也呈现出多种观点，或强调外部 “威胁”，或溯源于日本的帝国主义本性，或归之于外相陆奥宗光的个人影响等。

外部 “威胁”说。日本右翼学者普遍继承了甲午战争爆发时国内主流舆论的观点，把甲午战争的起因归之于中、俄、英等外部威胁尤其是“清国威胁”，认为是中国坚持维护中朝宗属关系并驻军朝鲜 “逼近”日本，俄国推行 “南下政策”，日本才 “不得不出兵”。在描述 “清国威胁”时，他们又强调北洋海军对日本的 “威逼”，声称北洋海军两次访问尤其是首次到访时清军的“横暴”和 “定远”、“镇远”两舰的强大给日本人巨大冲击，使得 “清国威胁成为日本政府、军人、知识界、庶民阶层等所有人的共识，并进而转变为除掉威胁元凶的活力”。

帝国主义本性说。具有左翼倾向的史学家认为，当时日本正处于原始资本急速积累的资本主义形成时期，藩阀政府挑起战争是为了获取资本和朝鲜的资源市场，把出兵作为打破在野党国会“决战”的政治手段。如井上清指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使朝鲜完全同中国脱离关系而置于日本的垄断势力之下”；“日本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要确保朝鲜作为自己势力范围的要求，但根本的问题是想以战争将国内的不满转移到国外，想将日本受到的欧美压迫转嫁到朝鲜。军人也以封建武士的心情，倾向于对外国的侵略。”

“个人外交”说。高桥秀直的专著《走向日清战争之路》分析战前日本对朝外交和国内经济财政状况后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政府坚持维护 “健全财政原则”，扩军是在该原则范围内开展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在外交上都主张“对清协调论”。在战争前夕，虽然陆军和外相陆奥宗光坚持 “与清对决”，但伊藤的正式立场还是“对清避战”，开战是外相陆奥实施谋略性 “个人外交”的结果。但是，对于高桥的观点，两年后崔硕莞推出几乎同名的专著予以批驳，认为井上馨本质上也是强硬论者，对列强干涉强度的判断才是影响日本是否开战的原因。

除上述几种说法外，有右翼倾向的中日关系史学者伊原吉之助把甲午战争爆发归因于日、朝、中当时的国内政治矛盾；而西洋史学者尾锅辉彦、日本防卫大学教授田中宏巳则对此持 “原因不明”说；还有的学者认为战争并非日本有计划、蓄谋发动的，而是由朝鲜半岛发生的偶然事件促成的。这些观点都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批判。

二、关于战争的胜负因素

作为甲午战争的胜利方，当代日本相关研究成果对胜负因素的比较分析相当全面，虽然掺杂着日本 “优越”的偏见，但也不乏深刻、独到之处。

（一）国家政治层面的胜负因素。原田敬一的《日清日俄战争》认为，在整个战争期间，“主战论始终地位稳固”，因预算、修约等问题与内阁对立的反对派在开战后迅速转向，全力支持政府，加之当时军事指导层 “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见识”，使得日本实现了战争指导上 “统一”。不过，侧重政治史的学者则认为，甲午战争是 “因为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文官统治充分，制约了军部的独走势头，才取得了胜利”。而日本前政治学会理事长升味准之辅，则在其著作《日本政治史》中分析中方败因时指出，中国由于洋务运动，导致国家权力分散，中央集权削弱，“北洋舰队不是中央集权化的成果，而是权力分散化的结果”；战争爆发时，“北京的兵部已经名存实亡，它对地方政府的动员令也无人理睬”，“李鸿章开战时所能直接动员的，只是他的北洋而已。日清战争实际上成了日本与直隶省的战争”。另外，几乎所有的日本学者在归因时，都谈到了清廷的腐败问题。

（二）战略层面的胜负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趋热，其中涉及近代史的成果都论及甲午战争日本战略上的 “成功”。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陆上自卫队前少将黑川雄三的《近代日本军事战略概史》、近代外交军事史学者斋藤圣二的《日清战争的军事战略》、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监察官黑野耐的《大日本帝国生存战略》等。综合来看，认为甲午战争的胜因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日本做到了 “政战略一致”，大本营会议根据天皇特旨吸收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参加，确保了内政、外交、军事的高度协调；二是做到了 “陆海军一致”，由于陆军参谋总长总揽军令，使整个陆海军在作战中形成 “统一的体系”；三是贯彻了 “短期决战”、“速战速决”方针，有效避免了整体国力军力不如中国的缺陷，减少了列强战中干涉的可能性；四是做到了首战得胜，持续保持进攻态势，在战场态势和心理上形成了《孙子兵法》所谓的 “势”。

（三）社会层面的胜负因素。当代日本右翼学者普遍把国民是否 “团结”和 “爱国”作为胜败之因。集中反映右翼学者群体历史观的《新历史教科书》把国民国家观念、爱国意识的增强，“日本人得以成为为国献身的 ‘国民’”视为赢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同时，他们又普遍把 “国民性”的不足视为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如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声称，甲午战争 “最大的致胜因素不在日军，而是这个时期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为国牺牲的观念”。与右翼学者上述基于民族优越感的简单化分析不同，其他日本学者虽也认可国民支持是战争胜利的因素之一，但研究重点多放在了对国民 “从军热”、“爱国热”现象背景原因的分析上，指出：当时很多人想从军，是因为军队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蕴含着很多令人向往的卫生、秩序等近代元素，意味着摆脱底层生活的机遇；“旧士族、国权派、民权派和侠客阶层掀起广泛的义勇军运动”，既是受舆论媒体的诱导，也包含着改变维新运动中失败者命运的想法。另外，有学者研究中还发现，并非所有国民都对战争趋之若鹜，当时仍有很多民众 “难以理解开战动机，因此对战争本身并不关心”；所谓 “忠君爱国”意识也因地而异，战时大本营所在的广岛县就是“全国躲避兵役最多的县”。

（四）作战层面的胜负因素。作为战胜国，当代日本军事学者对甲午致胜的原因分析十分系统、全面，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日军作战中 “士气高昂”；二是日军官兵素质高，由于日本海军平时训练强度远高于清军，黄海海战中炮击命中率是清军的6倍以上；三是日军装备技术性能优于清军，如陆军统一装备了射程远、口径小的单发村田步枪，海军舰艇航速快并装备了威力远胜于清军的速射炮；四是 “情报工作卓越”，情报渠道广泛，在大本营的统揽之下，“对情报的综合处理极为及时准确”；五是战术水平好，战前日本海军通过运用几何学和作图法进行图上推演，战法上选择了最能够规避火炮射程短的劣势、发挥速射火力优势的 “单纵阵”，而清军依然采用传统的 “单横阵”；六是日军后勤补给比清军得力，17万渡海作战的陆军，由15万军夫提供后勤运输。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科学史学者金子务还提出，酿成上述 “胜因”的根本，在于日本军队尤其是海军在建设上贯彻了 “自立主义”，即一方面学习欧美，一方面在军事工业、体制编制、人才培养等方面，坚持以实现自主为导向，而清军却一直未能摆脱对外国的依赖，甚至到“黄海海战时操船、操炮还多依赖外国人”。

三、关于战争的影响

当代日本对甲午战争影响的分析，观点与战争定性一样，存在比较严重的分歧甚至对立。

（一）对战后东亚形势的影响。有左翼倾向或秉持中道立场的学者认为，此战使日本得以殖民台湾， “从被压迫国家转变为压迫国家”，成为“亚洲首个帝国主义国家”，“把日本导向了侵略亚洲之路”，是日俄战争的 “前哨战”、 “微缩版”，“对东亚未来产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战后发生的三国干涉加剧了日俄矛盾，从中国得到的3.5亿日元的巨额赔款又为日本对俄战争准备提供了支持。国际关系学者星野三喜夫还从更为宏观长远的视角看待甲午战争的影响，认为此战不仅是 “导致列强瓜分中国的发端”，而且 “为日本参与列强在远东的强权争夺提供了契机”，并成为列强眼里的 “捣乱分子”，由此展开的大陆政策最终使日本 “成为东亚乃至亚太权力平衡的颠覆者”。不过，持右翼史观的学者则更完全从本国利益出发，从强权政治角度看待战争的影响。如西尾干二认为：“日清战争从日本角度看完全是成功的。列强为日本的胜利而喝彩，相继放弃了他们对日本的特权。”《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副会长福地惇称，“日清战争的历史意义”是 “构建应对列强东亚侵略的国际环境”，“使朝鲜王朝摆脱清帝国的控制……通过日鲜合作强化远东安全保障”；不仅如此，他还颠倒是非，称 “由于三国干涉，国际形势激变，朝鲜忽然行事大主义，倒向比日本更强的俄罗斯……是朝、俄播下了日俄战争的种子。”

（二）对日本战后发展的影响。绝大部分涉猎甲午战争研究的学者都承认，因甲午之胜获得的巨额赔款，为日本战后发展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东洋经济新报》主编高桥龟吉曾表示：“日本作为近代工业国家的真正起步，实际上是以日清战争为界。”经济史学者丰田俊雄指出，“日清战争是我国产业近代化的起爆剂”，在巨额赔款的推动和刺激下，日本工商业 “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到1902年日本企业数量达到了8612家，其中84%是在1894年后新开设的。不过，也有学者揭露，甲午战争 “基本上由军人和政治家操控，收获莫大利益的是财阀和资本家”，中国赔偿的3.5亿日元中，有2000万日元落入了天皇的府库；三井物产开设了台湾最大的糖厂，明治天皇则是该糖厂最大的股东。

当代日本学者均认为甲午战争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具有 “划时代”性，但具体观点则因价值观不同而见仁见智。民俗史学者松本三喜夫认为，甲午战争 “是日本近代史上首次以举国体制进行的一场对外战争。通过这场战争，广大国民的自觉到日本作为 “国家”的存在，对外有了 ‘亚洲之日本’、‘世界之日本’的意识，军人的威信因此增强，社会地位也增强了”；战后，“国内对天皇和军队的期待感非常强，对外扩张论占据了主流”。原田敬一认为，甲午战争对日本 “国民”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是一场决定日本前进道路的战争。井上清、猪木正道、久木幸男等学者，都把甲午战争视为日本社会军国主义化的“起点”、“契机”。日本和平主义者、“九条会事务局长”长谷川了一还指出：“日清战争的胜利和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萌生对亚洲邻国民族优越感的同时，也产生了面对欧洲国家的劣等感。”

（三）对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军事走向的影响。关于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外交与军事的影响，日本学界观点的对立十分明显。持和平主义立场的学者普遍认为，正是这场战争把日本引向了侵略亚洲之路。如历史与文化学者金子务就指出，此战是日本 “依靠经济和平进出，还是武力进出的歧路之端”；战时 “设立广岛大本营，天皇亲征和御前会议常态化”，塑造了 “军人天皇的形象”，“由此孕育的统帅权成为后来军部夺取政治权力根源”；战后，日本 “学界、军界都把研究杀人机器的运用视为 ‘第一科学’”，强调自主研发。近代史学者滨本利三郎则明确视甲午战争为“日本明治维新后迈向军国主义国家的第一步”，“不但把日本导向破灭之路，而且是走向导致邻国生灵涂炭的太平洋战争的序曲”。不过，正如中塚明指出的，有不少学者偏好把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后来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分断开来，并肯定前者、否定后者，回避前后之间的历史联系，认为正是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成为亚洲的 “一等国”，造就了 “光辉的明治”， “明治时期的国家指导者和国民优秀，战前的昭和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日本”。

在军事领域，当代日本军事史学者更关注战争对此后海军发展和运用的影响。如外山三郎声称：“日本海军在日俄战争中的辉煌成果，是乘着日清海战巨大胜利的势头取得的”，因为正是甲午海战的胜利使得日本海军赢得了国民的 “广泛信任”和 “强有力的支援”，才得以发展壮大。瀬户利春认为，黄海海战的胜利，对后来日本海军建设的方向 “具有决定性影响”，开启了 “舰队决战主义的滥觞”，“胜因”中蕴含着太平洋战争的 “败因”。平松茂雄则着眼于海上自卫队的发展，别有用心地提醒：“当今中国海军发展受甲午战争教训的影响很大。中国正通过研究甲午战争之败，谋求建设强大的海军。然而，真正必须学习明治帝国海军的，应该是日本。”

四、结语

上述情况表明，在21世纪的今天，“日清战争”仍是日本人的 “现代史”。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起因、胜负因素、影响，在中日之间、日本国民中间，各种观点的对立、争鸣、折冲从未停止，且呈升温之势。当今日本学者研究甲午战争历史大多怀揣着针砭当今、影响未来的动机，而他们的观点立论在知识密集型的日本社会很具有权威性，深刻影响着当今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认知、判断和政策行为。

当前，在右翼史观盛行的大背景下，肯定甲午战争之论在日本学界、政界和社会愈发流行。2006年，伊原吉之助曾在论文《东亚历史的分水岭——日清战争》的结论部分称，当今 “东亚国际关系在部分向近代逆转，中、朝、韩正向中华思想、事大主义返祖，与日本的对立将会加深”，“日本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向守势国家回归，但中、朝、韩却肆意挑衅，以 ‘痛打落水狗’之势欺侮日本”，对此，“难道日本难道就绝对不能再向攻势国家回归么”？回顾2006年以来日本安全政策的扩张和与中、韩、朝等邻国关系的恶化，伊原吉之助的 “结论”到底是 “自我实现式”的预言，还是学者基于历史的敏锐判断，很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