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与高句丽关系考述

孙炜冉，李乐营

（通化师范学院 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吉林 通化 134002）

契丹为东胡系鲜卑后裔，从其自号以来便成为中原王朝、突厥及高句丽三方竞相笼络的对象，在与高句丽相邻处的三百余年间，因其实力相对较弱，多次被高句丽所侵役，成为三方势力中摇摆不定的一股力量。然而，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决定了他在中原王朝、突厥和契丹之间不可能独善其身，势必要靠依附某一方而得以在三方夹缝中生存下来，尽管相比这三方来说，其力量薄弱，但其倒向何方，却大体决定了战争天秤向哪一方倾斜，成为决定东亚格局变化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同时也决定了其在实力上升期间身不由己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契丹与高句丽之间的关系的处理，决定了高句丽西进政策的成败，同时也成为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关系善恶的风向标。通过对契丹与高句丽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对彼时东亚局势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尤其是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和战状态，都可以通过与契丹间的关系得以展现。

一、契丹的起源及早期情况

契丹族称最早的年代记载，出自高丽史学家金富轼所撰的《三国史记》，书中载高句丽小兽林王八年（379）“契丹犯（高句丽）北边， 陷八部落。”[1]中国史书则始见于 《魏书·契丹传》， 其云：“登国（386—395）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2]2223，可见族称始见于北魏时期。另外，《新唐书》载“至元魏，自号曰契丹”[3]6167；《新五代史》载“契丹自后魏以来，名见中国”[4]885；《辽史·世表》在元魏栏中说“至是始自号契丹”[5]951，皆言契丹族号始于北魏时代。而汉人记契丹事，以《资治通鉴》中所记纪年为最早，书载南北朝时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北魏天赐二年（405），“燕王熙袭契丹”[6]。由此说明，以契丹为族号，最晚不会迟于公元379年，“契丹”大体形成于四世纪中叶，与北魏前身代国时间相仿。

古八部是契丹自号以来所形成的八个部落，至于其形成的具体时间，从《魏书·契丹传》中载有八部名号来分析，北魏时已有八部存在是可以肯定的。[2]这八个部落的名称，据蔡美彪先生在《中国通史》中依据诸书参订为“悉万丹、何大何、具伏弗、郁羽陵、匹黎尔、吐六子、日连、羽真侯”。八部来源，相传：“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7]378这种把八部归之于来源同一父亲的八兄弟后裔，显然是后人根据早期传说综合成的，似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契丹最初的诸部是一些近亲或有血缘联系的集团。

古八部时期契丹人的居住地，按《辽史》记载“南控黄龙，北带演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8]437对比当今地理，大体应该是南到辽宁省朝阳市，北到西拉木伦河，西达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西南，东至辽河。实际上，契丹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范围是时常变换的，某一阶段分布区域或无这么大，或超出这一范围。具体说，其在被慕容毁破后，“窜于松漠之间”，只在今赤峰市及翁牛特旗一带；登国三年（388）为北魏破后，散居于今西拉木伦河南，老哈河以东地区；太和三年（479）因惧高句丽与柔然侵袭，离开奇首可汗故地，南迁到白狼水（今大凌河）东，在今辽宁省北票县、阜新市和彰武县一带；天保四年（553）为北齐破后，一部分被掠居营州（治所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平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北）境内，余部北遁投奔突厥，后为突厥所逼，其中又有“万家”寄住高句丽，约在今辽宁省法库县、康平县境。开皇年间（6世纪末），此三部分契丹人皆臣附于隋而居，分布在西起今老哈河流域，隋听其返回故地，依托纥臣水（今老哈河）东到努鲁儿虎山地区。

二、契丹古八部时期与高句丽的关系

1.契丹早期对高句丽的侵扰及被好太王征伐

从《三国史记》所记契丹事件及根据我国史料对契丹活动区域的了解，我们可知，契丹因其地与高句丽相毗邻，与高句丽时常发生联系，而从小兽林王八年（379）之记可见，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窜于松漠之间”，“多为寇盗”[2]，时常侵扰高句丽北部，成为高句丽北疆重患。高句丽的北部部落为绝奴部[9]2813，该部“世与王婚，加古雏之号”[10]843，与高句丽王室有着亲密的联姻关系，而在小兽林王时期，正是契丹自号以来八部形成时期，契丹能“陷（高句丽）八部落”，将绝奴部治下部族人口一次便掠去八部之多，且未见高句丽方有报复或其他军事行动，足见契丹对高句丽的侵扰比较严重，因其游牧居无定所而不易被高句丽所洞察和反击。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此时高句丽刚受前燕军事打击，南线与百济战事不利[11]，全国军事呈收缩态势，故未敢轻易对契丹用兵。

迨至好太王即位，经小兽林王和故国壤王两代的休养生息，高句丽国力已恢复并超过以往，加之好太王本身抱负远大，能力出众，有“倜傥之志”，在即位的当年（391）便展开了对契丹的军事报复行动。据载，此战好太王“虏（契丹）男女五百口，又招谕本国陷没民口一万而归。”[12]不仅将小兽林王八年时高句丽北部被掠人口全部救回，还虏契丹人口五百，给契丹以重大打击。该战过后，契丹仍在高句丽北部活动，时常出没于其境内，相信对高句丽人口和财物的盗掠仍未间断，于是在好太王五年（395），再次对契丹八部中对高句丽侵害最为严重的匹黎尔部采取了军事打击。据好太王碑碑文记载，是年“王以碑丽不归□□，躬率住（往）讨，过富山，负山至盐水上，破其三部洛（落）六七百营，牛马群羊，不可称数。”[13]“碑丽”，王健群认为即是《晋书》所记的“裨离”，《辽史》所记的“陴离”，应属契丹部族古八部之匹黎尔部，长期活动在太子河上游地区，与高句丽相邻。[14]139孙进己和冯永谦认为，《辽史·地理志》所载“陴离”的位置与《好太王碑》所载“碑丽”位置相近，都在今抚顺以南。[15]55但《辽史·地理志》与《好太王碑》所载的“陴离”、“碑丽”，与《晋书》所载的“裨离国”所在出入很大，恐是登国年间为北魏所逐而后有迁徙。根据《晋书·四夷传》：“裨离国在肃慎西北，马行可二百日。”[16]2536《辽史·地理志》：“集州怀众军，下刺史，古陴离郡地”，另据《钦定满洲源流考》查得集州下属奉集县“在抚顺千户所南八十里”[17]认为，此地正是好太王碑所述“碑丽”所在。经过好太王五年（395）对契丹匹黎尔部的征讨，再不见有关契丹侵扰高句丽的记载，从此解决了契丹对高句丽北疆的侵扰。且此战之后，尽管不见契丹有附属高句丽之载，但双方应该达成了某些默契，虽不是盟友关系，但可以做到暂时的互不侵犯。从406年后燕慕容熙并伐契丹与高句丽可见一斑，[18]中原王朝慕容燕氏成为高句丽和契丹共同的敌人。

2.契丹为高句丽所迫内迁及投附高句丽

自好太王时期，契丹为高句丽所败，再无大规模侵扰其境域的记载，但随着高句丽势力的崛起，在完成西扩辽东之后，其西线已经彻底与契丹接壤。此时契丹更加没有实力与高句丽抗衡，反成为高句丽西进的侵害对象。太和三年（479），高句丽与柔然合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作为与地豆于紧邻的契丹，惧怕高句丽与柔然借此一并将其侵轶，当时的部落首领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北魏内附，被魏孝文帝安置于白狼水（今辽宁省境内大凌河）以东之地[2]，在此，契丹度过了相对缓和的80余年。然而，中国南北朝时局动荡，魏亡国后，其后继王朝对契丹的政策不再是优抚，尤其是北齐高氏更是敌视契丹这些周边游牧民族，于是在北齐天保四年（553），契丹开始侵扰北齐边境，然而却遭到北齐皇帝率军亲征的军事打击。是时，北齐显祖文宣皇帝高洋下诏司徒潘相乐帅精骑五千，自东道趋青山；复诏安德王韩轨帅精骑四千东趋，断契丹退路。高洋亲逾山岭，奋击大破契丹，虏十余万口、杂畜数十万头。潘相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然而契丹的悲惨境遇还未结束，突厥又趁火打劫，对其进攻，掳掠人口财物，使契丹遭受了空前的打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万口的契丹人投附到高句丽境内。[19]3128由此，成为进入高句丽境内最大一股契丹人，这其中有众多的契丹人融入到高句丽民族之中。

3.契丹助高句丽参与对抗后周的战争

高句丽平原王时代（559—590年），中原王朝统一局势日趋明朗化，高句丽惧怕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出现，会侵害其所在区域的利益，收回被其扩张的辽东土地，甚至颠覆其东亚大国的存在。因此，积极联络突厥，暗中支持割据势力，意图阻碍中原的统一进程。此时，契丹已成为供高句丽驱使的力量。

周灭北齐后，北齐高氏疏亲高保宁（亦做高宝宁）割据营州[20]，周武帝遣使招安高保宁，但为其所拒。不仅如此，高保宁还上表投靠突厥的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劝其称帝，自己则成为高绍义政权的丞相。宣政元年（578）幽州人卢昌期及北齐遗臣起兵叛乱，占据范阳以迎高绍义。高绍义以得天所助，遂勾引突厥军队大举入侵。高保宁亦与之呼应，“帅夷、夏数万骑，欲入寇范阳。”[21]547-548此次叛乱为北周柱国、东平公宇文神举讨平后，高保宁退据和龙。大象二年（581），高绍义被北周使臣贺若谊执送回国后，高保宁进一步投靠突厥。至开皇三年（583）高保宁兵败欲投奔契丹之时被部下所杀为止，他连年勾引突厥入侵，给隋朝东北边境造成重大威胁。[22]

但以高保宁的实力是不足以同后周抗衡的，其背后所隐藏的势力才是驱使其能长期与中原王朝对抗的幕后真凶。根据韩昇先生研究，这些背后势力正是突厥和高句丽[23]，高保宁和契丹则是活跃在幕前的傀儡。如建德六年（572），卢昌期反叛于范阳，“（高）保宁率骁锐并契丹、靺鞨万余骑将赴救。”[21]547-548开皇元年（581），突厥怨隋文帝待其礼薄，“会营州刺史高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22]开皇二年（582）五月，“高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24]；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下诏，分兵八道出塞反击突厥，“幽州总管阴寿帅步骑十万出卢龙塞，击高保宁……保宁奔契丹，为其麾下所杀。”[25]由此可见，此时的契丹已经成为高句丽阻挡中原统一战争进程的急先锋，与靺鞨诸族一同为高句丽所役。

三、契丹在隋与高句丽之间的选择及成为隋朝东征高句丽之导火索

公元581年，杨氏代周建隋，高句丽不失时机的遣使赴隋，恢复了自周宣政元年（578）以来中断的朝贡关系。隋文帝顺水推舟册封高句丽王为大将军、辽东郡公，缓和了双方敌对的局面。此后至开皇四年（584），高丽年年入贡。双方一度紧张的关系似乎云开雾散了。但实际上，新的一场争夺却在悄悄地展开。随着中原王朝统一形势的明朗化，契丹也清楚感觉到依附对象已变得越发不可靠，只有投奔更有前景的宗主，才能避免沦为战争炮灰，在纷繁的东北取得一席之地。于是，契丹再次变转方向，将依附对象投向了中原王朝，此举无异于成为隋丽矛盾的一条导火线。

隋朝立国之初外患严重，首要解决的便是北方的突厥和南方的陈朝。此时，隋朝虽无暇经略东北，但隋文帝却开始在这一地区不动声色的埋以伏笔。见到宗主国高句丽向隋朝开展双重外交，明处主动示好，暗处厉兵秣马，契丹感觉到大战的到来，为了不在大战中沦为炮灰，契丹再次重新抉择自己的依附对象。“开皇四年，（契丹）率诸莫贺弗来谒。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六年，其诸部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责让之。其国遣使诣阙，顿颡谢罪。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26]1881可见，隋文帝对东北的经略以契丹为切入点，积极游说拉拢契丹力量，至开皇四年（584）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契丹诸部开始试探性的向隋投以橄榄枝，隋朝积极安抚，予以安置故地，帮助协调内部纷争，取得了契丹的信任，最终举部背离高句丽，重新投入隋朝的怀抱。可以说，开皇四年（584）契丹转投隋朝使东北的均衡局势被打破，高句丽的对外战略遭到重大挫折。特别是契丹倒向隋朝，使高句丽必须直接面对强大的隋朝，犹如锋芒在背，令其不寒而栗。于是，在契丹内附隋朝后，高句丽一改以往的对外政策，一方面继续争夺契丹，一方面结纳陈朝、潜通突厥，谋求新的势力均衡。但是开皇六年（586）之后，又出现“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的局面，无异于宣告高句丽在争夺契丹问题上的彻底失败，而契丹别部背离高句丽的时间，据韩昇先生分析，当是发生于开皇十七年（597）。是年，隋文帝下玺书严厉谴责高句丽，并且在玺书里列数高丽的罪愆，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是未尽臣节，第二就是“驱逼靺鞨，固禁契丹”[27]1815。可见契丹的背离遭到高句丽的阻挠，使用强力“固禁契丹”，而隋文帝则向高丽下达最后通牒式的玺书。正是契丹倒向和站位问题把隋丽双方的关系推到一触即发的地步。[23]

契丹的背离让高句丽在东北局势上失去了冷静的态度，主动打破了双方的和平局面。开皇十八年（598）高句丽联合靺鞨入侵辽西，首先开启战端，意图挽回局面，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向前推进防御战线。此举无异于给了隋朝充分的理由对东北用兵，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重建东亚国际政治秩序。可以说契丹背丽投隋成为引发隋丽战争的导火索。

四、契丹大贺氏助唐征剿高句丽

就在隋末唐初之际，契丹人的第一个部落联盟，即大贺氏部落联盟形成。隋初，契丹在隋文帝杨坚支持下，各部又得以重返故地。分散的各部认识到只有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才能与别族抗衡和“寇抄”邻近的财富。契丹人的部落联盟组织，大概就是在返居故地后形成的。因为到了隋炀帝时，才有了“契丹入抄营州”的记事[28]2631；唐武德初，已“数抄”唐边境。[29]5350说明这时的契丹实力渐盛，又具有了骚扰周邻的能力。另外，契丹此时之所以寇抄隋唐边塞，盖因隋对高句丽的战争失败，导致契丹不得已又投身突厥，成为突厥臣属，助其骚扰边境。然而，随着强大唐朝全国的统一、国力的崛起，再次让契丹下定决心投附中原王朝，站到高句丽的对立面，并且成为最后灭亡高句丽的马前卒。

唐武德四年（621），契丹别部酋帅孙敖曹率先附唐，为此唐高祖李渊将其部落安置在营州城 （治龙城，今辽宁朝阳）傍边，并授孙敖曹为云麾将军，行辽州（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总管。[3]6168此时尚有契丹“君长或小入寇边”[3]6167，但在唐朝大力的感召下，很快收到了契丹方面积极的回应。武德六年（623），大贺氏联盟长咄罗遣使贡名马丰貂。贞观二年（628），其君长摩会率其部落来降。此举立刻引起了突厥的恐慌，颉利可汗意图用反抗唐朝的梁师都来交换附唐的契丹部落，遭到了唐太宗的严词拒绝。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向大贺摩会赐予代表联盟君长标志的鼓纛，表示了中央王朝对大贺氏联盟长地位的认可。[3]由此大贺氏契丹联盟与唐朝步入蜜月期，开启了唐朝对高句丽作战充当急先锋角色的序幕。

贞观十八年 （644），高句丽与百济联兵入侵新罗，唐朝调停不果，太宗欲亲征高句丽，故先派遣营州都督张俭以契丹、奚等小部队试探高句丽武力虚实。张俭时任营州都督兼东夷校尉，有着丰富的对高句丽作战经验，此前贞观十七年（643），高句丽意图侵夺靺鞨，张俭率“营州部与契丹、奚、霫、靺鞨诸蕃切畛，高丽引兵入口，俭率兵破之，斩俘略尽。”[30]4133张俭在接到太宗任务后，在当年的“七月甲午……率幽、营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31]43因遇辽水泛涨不得渡而还。是年冬，唐太宗下诏亲征，重启了中原王朝与高句丽的战事，而此刻的契丹赫然出现在东征高句丽的先锋名单之列。唐命“北狄西戎之酋，咸为将帅；奚、靺鞨、契丹之旅，皆充甲卒”；“契丹蕃长於过折……率其众，绝其（高句丽）走伏。”[32]这时的契丹已经完全倒向唐朝，成为唐朝北疆对抗高句丽的重要武装力量，在唐丽战争爆发之际，率先应征，东伐高句丽。此役结束之后，唐太宗在班师回朝的路上还专程召见契丹部落联盟长大贺窟哥及诸蕃长，差赐缯采，授窟哥为左武卫将军。此举无异于再次感化契丹诸部，让其感受皇恩，不久契丹“大酋辱纥主曲据又率众归，即其部为玄州，拜曲据刺史。”贞观二十二年（648），“窟哥等部咸请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无极县男，赐姓李氏。显庆初，又拜窟哥为左监门大将军。”[3]6168对于唐朝的优抚，契丹亦投桃报李，积极响应其对高句丽的战事。贞观二十一年（647）春，唐朝再议讨高句丽，此役以契丹为向导。三月，辽东道行军总管李勣“破高丽于南苏，班师至颇利城，渡白狼、黄岩二水，皆由膝以下。绩怪二水狭浅，问契丹辽源所在……旋师之后，更议再行。”[33]在军事情报和行军路线上，唐朝都得到了契丹的献计献策。在唐朝以契丹所在设立松漠都督府之后，大贺氏更是将保唐灭丽为己任，主动承担起抵御高句丽军事进攻的任务。永徽五年（654），已平静几年的唐丽边境大战又起。此战的主战场位于高句丽新城 （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北），而新城所在为唐丽之军事界线，本与契丹无涉。因此，若不是得到唐朝旨意，契丹不会擅自越过辽东而御战高句丽。且契丹乃受营州都督管辖，而此时辽东亦在营州府辖区之内，显然契丹的军事行动是受营州都督调遣，以抵御高句丽的冬季攻势。契丹游牧为生，不必辎重，故可堪当此重任。还须指出的是，此时程名振新任营州都督，接替头一年逝世的张俭。程名振素以知兵闻名，唐朝任命其的用意十分明显，而程名振初莅东北，亦想建以奇功，彰显其名，故而调动契丹赴前线，遏制高句丽的冬季攻势。此役，唐朝的主将即为契丹大贺氏君长、松漠都督李窟哥，所率皆契丹骑兵。是年十月，李窟哥的契丹部队“大败高丽于新城”。[34]显庆三年（658），程名振与薛仁贵先拔高句丽赤烽镇，又战贵端城，高句丽“遣其大将豆方娄率众三万拒之，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35]可以说，在唐征灭高句丽的战事中，契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间虽有李窟哥死，其继任者阿卜固反叛的短期不稳定表现，但一直至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都安心服从唐的管辖，尽到其附属义务，和中央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

契丹自从鲜卑自立以来，长期游走于高句丽与中原王朝之间，其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是因为其自身实力的弱小所决定的，并无关其民族的狡黠性。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他不得不委身屈从于强大的政治力量。在与高句丽相邻处的三百余年间有相互侵扰，有举部投附，更有背弃与战争。从两者之间纷繁的关系变化，我们可以睥睨东亚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最终，相对弱小的契丹保存并延续了下来，而盛极一时的高句丽却在强大的中原王朝的征伐中，于七世纪中叶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他的退出为契丹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和契机。

：

[1]【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小兽林王条[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2]魏收.魏书·契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欧阳修.新唐书·契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欧阳修.新五代史·契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脱脱.辽史·世表[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4义熙元年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脱脱.辽史·营卫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脱脱.辽史·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范晔.后汉书·高句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陈寿.三国志·高句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故国原王条[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12]【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广开土王条[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13]陈钟远，王宇.好太王碑乙未岁镌文补识[J].博物馆研究,2001（2）.

[14]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15]孙进已，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6]房玄龄.晋书·裨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阿桂.钦定满洲源流考·疆域·集州条[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

[1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4义熙二年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9]李延寿.北史·契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3太建九年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1]李百药.北齐书·高保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2]魏征.隋书·突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4太建十二年条、卷175太建十三年条、卷175太建十四年条、卷175至德元年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3]韩昇.隋朝与高丽关系的演变[J].海交史研究.1998（2）.

[2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5太建十四年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5至德元年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6]魏征.隋书·契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7]魏征.隋书·高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8]刘昫.旧唐书·韦云起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9]刘昫.旧唐书·契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0]欧阳修.新唐书·张俭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1]欧阳修.新唐书·太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2]王若钦.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M].北京:中华书局,1960；宋敏求.唐大诏令集·亲征高丽诏[M].北京:中华书局,2008；董诰.全唐文·命将征高丽诏[M].北京:中华书局,198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3]杜佑.通典·边防·高句丽[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9永徽五年十月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7；【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宝藏王条[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5]王若钦.册府元龟·外臣部·征讨[M].北京:中华书局,196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0显庆三年六月条[M].北京：中华书局,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