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机构之考证

杨伟宏，杨亮才

(1.延安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2.延安大学 政法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凋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延安时期，为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克服党内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倾向，同时也为获取敌、友的正确情报，中国共产党颁布有关文件指导调查研究，并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组织各种调查团，大力进行调查研究，使调查研究在全党形成一种风气。这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成立各种调查研究机构

延安时期，为加强对实际工作的调查研究，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曾设立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进行调查研究。

(一)调查研究局(室)

1.中央调查研究局。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中央调查研究局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任政治研究室主任。[1]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任弼时关于中央机构改革的报告。会议决定，中央机关的任务为研究情况、掌握政策、调剂干部，组织机构以精干为原则。会议还决定，在中央政治局下设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经济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内设政治研究室和党务研究室，为中央一切工作助手。[2]404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把“调查研究”列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议事日程。其中，《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机构设置方面，规定：在中央设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3]174

《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规定实施调查研究办法为：“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作为中央一切工作的助手。”其中，“调查局担负收集材料之责，”具体为：“在晋察冀边区设立第一分局担负收集日本、满洲及华北材料”；“在香港设第二分局，担负收集欧美材料，同时收集日本及华中、华南沦陷区材料”；“在重庆设第三分局，担负收集大后方材料”；“在延安设第四分局，担负收集西北材料(交西北中央局负责)”。同时，“政治研究室担负根据材料加以整理与研究之责”，内分中国政治研究组、中国经济研究组、敌伪研究组(包括日本中国沦陷区及其他被日本侵略地带)、国际研究组(包括苏联欧美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党务研究室担负研究各地党的现状与党的政策”，内分根据地研究组、大后方研究组、敌占区研究组、海外研究组(研究南洋印度各地党的现状与政策)。[3]177-178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调查局，毛泽东兼局长，任弼时为副局长；中央调查局下设党务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由任弼时为主任，下设根据地、大后方、敌占区、海外四组；任弼时兼根据地组组长，陈云兼大后方组组长，敌占区研究组组长为康生，海外研究组组长朱德兼；政治研究室毛泽东兼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下设政治、国际、敌伪三个研究组。[4]426政治研究室秘书为廖鲁言；中国政治研究组组长先后为邓力群、许立群；国际研究组组长为张仲实；敌伪研究组组长为李初黎；中国经济研究组组长先后为丁冬放、黄松岭；党派研究组组长刘惠之。[4]425-426会议还决定，中央情报部隶属中央调查局；[4]403-405七大前中共中央不设政权部，工作由党务研究室担任。[2]406

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朱德兼任中央党务研究室下设的海外组组长。[2]408

1941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各抗日根据地政治和党务的调查研究由任弼时指导。[2]412

1941年12月1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党务研究室负责政策的制定，供给党校学习材料和教员。[2]414

1941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华侨委员会与中央党务研究室海外研究组合并成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德。[4]426

1941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委托任弼时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协商研究如何调剂中央各部委现有的调查材料与分工研究事宜。[2]415

1942年3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提议，各研究机关要注意供给报社材料。[2]421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组织部、统一战线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委“统归组织委员会管理”，由刘少奇任书记。[4]449会议还决定“将现有之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之部分、图书资料室合并，另行组成短小精干的中央研究局，设局长(刘少奇)……下设党务研究室、材料室和图书馆”。“原有调查研究局名义取消。”[4]450精简后的中央研究局副局长为杨尚昆，党务研究室主任为王若飞，秘书为宋平；材料室主任为邓力群，下分政治、经济、国际三个组；图书馆副主任为王于野。[4]466

1945年8月23日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书记处办公厅下设党务研究室。[4]486

2.西北局调查研究机构。1941年12月4日，“根据中央调查研究决定及其实施计划”，西北局决定“成立第四分局”，其任务是“一方对中央担负搜集西北各种材料之责，受中央调查研究之指导；一方又为西北局之调查研究机关(党务除外)，在西北局常委直接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并成为西北局实际工作之助手”。第四分局下设调查处、边区研究室、友区研究室、少数民族研究室、军事研究室和办公室。其中，“调查处负责搜集西北各省材料”；“边区研究室负责研究边区内部各种情况，分财政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群众三组进行研究”；“友区研究室负责研究陕甘宁青绥各省情况，分社会经济、政治党派及文化教育三组进行研究”；“少数民族研究室负责研究西北少数民族问题，分蒙古、回民及藏民三组进行研究”；“军事研究室负责研究西北军事问题，分友军及兵要二组进行研究”；“办公室负责各种材料纸缮写、出版、机要及总务之责”。西北局还决定，“于关中设立第一调查站，负责搜集陕西材料”；“陇东设立第二调查站，负责搜集甘肃、青海材料”；“三边设立第三调查站，负责搜集宁夏及绥远一部分材料”；“绥德设立第四调查站，负责搜榆林及绥远材料”；“鄜县(即陕西富县——笔者注)设立第五调查站，负责搜集陕西中部材料”。这些调查站“均由各省委分为特委负责建立”。并在大青山设立第六调查站，负责搜集蒙古材料；“边区材料由党的组织系统及边府调查统计科负责搜集”。西北局还决定，“调查处并可于西北各省中心区域设立直辖调查站或调查员”。西北局要求，“凡西北局领导系统下的各级党部、军队各级政治部、政府及民众党团，均有为四局搜集供给各种材料之责，并在调查研究工作方面与四局取得密切联系”。[5]229-231同日，西北局下发通知，“兹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以贾拓夫同志为局长，欧阳钦(杨清)同志为副局长。下设调查处，以谢华同志为处长，布鲁同志为副处长；边区研究室以贾拓夫同志兼主任，李铁轮同志为副主任；友区研究室以欧阳钦同志兼主任，少数民族研究室以刘春同志为主任，武[乌]兰夫同志为副主任；军事研究室以刘培哲同志为主任，李士廉同志为副主任”。[5]232根据《西北局关于调查研究四分局工作总结与今后精简改进的意见》，第四分局成立于1941年底，“分调查处及边区、友区、少数民族四个研究室进行工作”，“除军事研究室附设留守处，少数民族研究室附设民族学院外，余均设于西北局”。[6]232

1943年1月6日，西北局发出通知，决定“以贾拓夫同志为西北局秘书长，杨清同志为副秘书长，并于其下组成西北局办公厅”，“负责调查研究工作”[6]232。根据1943年1月《西北局筹委会的业务与组织(草案)》，西北局办公厅秘书长“领导研究室工作，研究有关一般政策的材料”，边区研究室主任“负责搜集材料，研究一般政策”。[6]8-9

3.其它地方调查研究机构。1941年8月1日《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在地方，“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省委、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或省委，均须设立调查研究室，专任收集该区域内外敌、友、我三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各种具体详细材料，加以研究，编成材料书籍与总结性文件，成为该局委工作之助手；并责成各局委将所得材料供给中央调查研究局。各局委之调查研究室设主任一人，必要时由各该局委的委员之一兼任，以达系统的周密的调查与研究一切必要情况之目的。秘密工作区域的省委必须周密研究客观情况，但专任研究人员则应是最少的。”[3]178在此前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建立了调查研究机构；边区所属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部，均在业务职能部门设有专职统计员火灾秘书部门设有资料搜集整理人员。[7]1291941年9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报道：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于9月22日召开会议，“讨论边区这个‘调查统计’工作，并有政府各党委之统计股长参加”。

有关文献显示：抗战前期，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调查研究局负责人聂荣臻、刘澜涛、刘仁[4]441，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主任李竹如兼[4]441，中共中央华中局调查研究局局长(主任)胡立教；抗战后期，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归西北局领导)调查研究局由陈养山(1945年1月)担任，[4]470晋察冀分局调查研究局局长刘澜涛[4]474，中共中央华中局调查研究局局长由潘汉年兼任[4]475。1942年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晋西区党委设立各级调查研究机构，一点一滴搜集材料”的报道。[9]1942年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陈潭秋：“在新疆人员未撤回前，在迪化组成一调查研究分局，以陈潭秋为主任，研究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问题。”[2]429根据1942年6月1日《解放日报》报道，晋西北于5月14日成立调查研究室。[10]这都佐证了抗战时期各根据地调查研究机构建制的存在。

(二)研究院(室)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各种研究院(室)，其与调查研究局(室)不同的是，侧重点主要是“研究”，是“调查”基础上的研究。比较典型的主要有：中央研究院、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设的研究室、西北局下设的研究室，等。

1.中央研究院。1941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马列学院为基础建立中央研究院。6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洛浦(张闻天)任院长，陈伯达、邓力群任正、副秘书长。7月1日，改称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范文澜任副院长，下设9个研究室。[4]4039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马列学院改名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构。[4]405其中，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为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为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由范文澜兼，中国教育研究室、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为李维汉，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为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为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为柯柏年，俄语研究室主任为师哲。[11]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3]2581945年7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为洛浦(张闻天)，副主任凯丰。[2]487

2.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设的研究室。1941年2月24日，边区政府发出通知，“本府着于秘书处之下设立以研究室，专司研究与编辑等事宜，特指定阮君时、薛何爽、江思源、彭涛、陈永清、王宗元、唐亮、张忍之等各同志共同进行该室工作，并以阮君时为主任”。边区政府规定研究室的任务为：“有系统的研究边区各种问题及应取之各项制度”、“组织边区一级政府之各项研究工作”等；机构设置为：研究室“设秘书处之下，受秘书长和秘书主任之领导”，“主任一人，工作人员若干，由政府分别委任之”。通知还要求，边区各厅、处、部、会等机关“有关民主政治、财经政策之各种材料经常供给该室”。[12]

1943年3月，边区政府第43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边区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决定：“为密切内部工作联系，贯彻领导一元化，提高工作效能”，“特设政府办公厅，逐渐做到合署办公”，“办公厅下设秘书处、交际处、总务处、研究室”。[13]167*但根据1943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暂行规程》，办公厅只下设秘书处、总务处和交际处，未见研究室的设置。其中，秘书处的职权是“掌管记录、拟稿、缮写、收发及印信、档案保管、各种材料之调研研究等事项”。参见《陕甘宁并且文件选编》(第7册)，档案出版社，第215页。

1943年1月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提请“在财政厅领导下，设立专门研究组，抽调有财政工作经验、了解土地财政问题的干部七人至九人，组织研究组，专门搜集、研究、整理有关累进税的材料”。经边区政府第39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15日边区政府决定“指定高自立、刘景范、唐洪澄、罗迈、王思华五同志参加以统累税之筹备和研究事宜，并责成该会草拟研究纲要，广罗研究人员，组织研究组，搜普及整理研究有关统累税之材料，并计划推进工作”，“研究组人选由筹委会商请，各机关调用，呈边府主席核准等情”。[13]12-131943年四月底该研究组曾配合西北局一部分人共30人分赴安塞、富县两县进行试验。[13]380-381

经边区政府第39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组织司法研究委员会，“其任务为总结边区司法经验，调查与了解边区实际社会情况，从而制定并掌握今后边区之司法政策”，“并指定李木庵、张曙时、雷经天、刘景范、周兴、罗迈、周玉洁、赵通儒等八人组织之”。[13]18

1944年1月7日，李鼎铭在边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说，“我们也做到了机构精简”，“取消各处、院秘书室，各厅管理科，银行研究室”，[14]这也即说明了边区银行也曾设立有研究室，后因中国共产党实施精兵简政而取消。

3.西北局下设的研究室。1941年6月，西北局发出通知，“为着更好的熟悉与从历史上来考察各地具体情况与特点，以加强对各地工作领导起见”，“西北局特于秘书处设立材料研究室，专负猬集过去及现在各种材料以资参考”。西北局要求各级党委猬集“各县县志、名人烈士传及歌谣等”、“各地详细的地图、户口调查、社会阶级成份的调查统计”、“各地富源特产及农工业合作社的建设与发展等经济状况的材料”、“各地革命斗争历史”、“过去及现在各地关于群众团体组织发展史及现状，最好有较确实调查统计表”、“各级政府颁布施行的法令与条例等”、“各地文化教育历史发展及选择”和“党政军民各种重要决议案及文件，特别是内战时代的革命文献，如《西北斗争》与《布尔什维克》等”。西北局还要求各级党委“目前则应特别着重于有关边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民主选举等等材料”。[5]25-26

4.其它机构下设的研究院(室)。1943年3月20日，《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确定：“总政大部并于联政后，移驻王家坪与作战部靠拢，军委设秘书长，在军委之内增设军政研究室……”[4]460主任先后由陶铸、王思华担任；中共中央晋鲁豫分局研究室主任为贝仲选[4]473；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治研究室主任薛暮慕桥。[49]474中共中央华中局政治研究室主任为贺希虹。[4]475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钱瑛担任，国际问题研究室负责人为张汉。[4]477

(三)情报机构

延安时期，情报工作主要的领导机构为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1939年10月由中央保卫委员会改成同中央敌占区工作委员会合署办公，对外采用中央敌占区工作委员会名义，康生任部长，孔原、潘汉年、李克农任副部长。[4]423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已设立调查研究委员会(7月30日改称“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将中央与军委一切情报机构统一于此部，康生为部长，叶剑英、李克农为副部长。今后各地党委与军队一切情报工作，统受中央情报部的领导。据此，中央军委参谋部第二局等情报单位调归中央情报部建制。[4]413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合署办公，实为一套机构，两个牌子。1946年10月，中情部由李克农负责。1948年5月，中央进行人事调整，李克农任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部长康生在山东)、中央情报部部长。[4]540

二、组织各种调查(考察)团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各种调查研究机构、情报机构的同时，也组织任务专一的各种调查团或考察团进行调查研究，如：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的各种考察团、西北局组织的考察团、中共中央妇委组织的调查团，等。

(一)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

1940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提出率考察团到晋西北考察工作，会议未做决定。[15]1942年1月12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张闻天赴绥德及晋西北考察研究的工作计划，并决定张闻天出发后，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由何凯丰代理，日常行政由李维汉主持。[16]6651942年1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化名张晋西)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从延安出发到晋西去调查。成员包括马洪、刘英*刘英时为张闻天机要秘书。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修订本)，2008年版，第450页。、雍文涛*雍文涛时在中央党务研究室工作，分工研究根据地情况。参见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页。、薛光军、曾彦修、尚明、徐羽、许大远和薛一平。任弼时、李富春和杨尚昆前来送行。张闻天在调查团出发前曾集合全体团员讲话，指明这次调查是深入农村，研究农村经济，着重研究如何发展农村的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以适应形势发展。[16]665-6662月14日-17日，调查团获悉日军在河东进行冬季扫荡，遂改变预定先调查晋西北的计划，决定折回贺家川先进行陕北调查。[16]6662月21日，调查团决定分组出发调查：“雍文涛、薛光军——阎家山；薛一平、曾彦修、许大远——路家南窳；张闻天、马洪、刘英——贺家川”。[16]667此后，调查团多次到农家访问，开调查会，整理调查表格。*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2000年版。并于1942年4月写出《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即《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最初于1943年10月由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出版，署名“延安农村调查团”。参见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和在晋西区党委召开的全体调查研究人员会上作《神府调查经验谈》讲话、1942年7月写出《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1942年11月写出《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此调查报告是在张闻天主持下由马洪起草的，并经张闻天反复修改补充后定稿的，署名为“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参见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1943年3月写出《出发归来记》等调查报告和文章。

(二)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的各种考察团

1940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派谴森林考察团赴各县考察，自然科学院亦派员参加。[17]1941年12月27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由边区政府代表团组成的视察团一行16人，到甘泉检查工作。这次视察团的主要任务为“了解民众生活情形”、“了解县乡参议会工作”和“了解县乡区对于边区参议会决议实施情况”。[18]1942年1月，边区建设厅组织棉业考察团赴延安、延川、固临三县，视察该区域1941年种棉成绩，总结种棉经验，以作指导1942年度扩大种棉之参考。[19]1942年5月，西北局联合边区政府组织安定考察团。[20]1943年，边区政府组织财经考察团到晋西北进行考察。[21]

(三)西北局组织的考察团

1941年9月，为了克服主观主义、转变作风，西北局组织农村考察团到固临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固临调查》一书。1942年，西北局调查研究局成立考察团，团长由西北局书记高岗担任，成员有刘澜波、柴树藩、于光远等30余人，赴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等地调查研究有关土地、三三制、文化教育等问题，主持整理调查报告，出版《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该书“这不仅为中央和西北局制定农村工作政策提供了借鉴，而且就调查研究得来的材料如何进行分析研究起到了典范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调查研究的榜样。”[22]

(四)中共中央妇委组织的调查团

1941年9月，由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赴陕北农村作生活调查。13日，毛泽东向调查团作农村调查的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二、方法，包括分析和综合，详细占有材料，抓住要点，“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23]该调查团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沙滩萍调查》、《沙滩萍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调查报告。1941年9月22日，中央妇委委员区梦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怎样在妇女运动中展开调查研究工作》的文章，就如何将“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具体应用到妇女工作上，从“要搜集些什么材料”、“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和“如何获得材料”三个方面进行了说明，她指出：“在妇女运动中展开调查研究工作，是每个女同志的责任，望从今天做起，从你自己做起。”[24]

总之，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局部执政，调查研究机构设置相对不健全、经费和人员奇缺，但中国共产党对调查研究机构的设立相当重视，从中央到各根据地都成立调查研究机构，组织各种调查团、考察团进行调查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领导干部践行群众路线教育阶段，更要建立健全相关机构和制度，保证调查研究经常化。要在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方面，制定和健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机构，并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完善，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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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Z].

[6]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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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册[G].北京：档案出版社：81.

[13]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册[G].北京：档案出版社.

[14]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册[G].北京：档案出版社：26.

[15]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440.

[16]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下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17]边区派谴森林考察团赴各县考察自然科学院亦派员参加[N].新中华报，1940-06-25.

[18]深入下层了解情况，林伯渠主席检查甘泉工作[N].解放日报，1941-12-27.

[19]棉业考察团视察沿河区[N].解放日报，1942-01-06.

[20]西北局边区政府组安定考察团解放日报[N].1942-05-27.

[21]陕甘宁边区财经考察团抵晋西北[N].解放日报，1943-07-03.

[22]房成祥，黄兆安.陕甘宁边区革命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233.

[23]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

[24]区梦觉.怎样在妇女中展开调查研究工作[N].解放日报，1941-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