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心境的单元总释
——《圣经》与《尤利西斯》“返乡”模式比较*

孙 慧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生存心境的单元总释
——《圣经》与《尤利西斯》“返乡”模式比较*

孙 慧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返乡”是各国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重要情节元素。《圣经》和《尤利西斯》在象征手法下，揭示了更多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返乡”内涵。通过对这种特殊心境的根源探究，为孤独、焦虑的现代生存心境寻求可能存在的精神指引。

《圣经》；《尤利西斯》；返乡；生存心境

家乡作为社会生活中身心的栖息港湾，也是历代文学作品中的一方净土。人类从原始社会承袭下来的以地缘为界限的群体认同方式，至今仍是民族划分的主要依据。也正是基于这种传统，脱离原本自身生存环境之人往往“耿耿旅灯下，愁多常少眠”。除了土地实体外，内心的孤苦漂泊更使人们的生存状态不断趋于恶化。因此，行动或心理上寻求可供憩息之根本的皈依行动便成为“返乡”活动的核心内质。在《圣经》和《尤利西斯》中，孤索漂离的心理状态下，“返乡”情结逐渐深植于人物心中，成为主导他们思维行动的重要思想依据。两部作品中，“返乡”所呈现的特殊模式和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探究在此模式下双方的心理状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参考和引导外，还为“返乡”这一主题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典范价值。

一、灵魂流离的天路历程

“流浪者”作为文学史上众多作家着力塑造的形象经典，是人类生活经验凝结下，抽象的孤独心理在某些特殊行为上的具化表达。在返乡模式中，流浪者身上往往兼有被流放者的性质，这一形态的流放既可以是被他人驱使，也可能是为实现自身的超越性而形成的放逐事实。实际上，流放活动的主体是内在灵魂，人只是作为其外化实体协助精神完成这一皈依过程。对于这种净化活动的体验者来说，由直接行动所获得的经验感受超出了一般的生活化层面，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

作为他者放逐的源头代表，《圣经》中该隐的放逐在后来的众多放逐模式中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在《圣经》中，该隐因其弟亚伯深得耶和华的青睐，被妒恨冲昏，将其弟骗至田野杀害。耶和华为了惩责他，令其永远流放他乡。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以惩罚为目的流浪，在其宗教背景下明显带有更为消极的负面意义。这种对于他乡流浪的抗拒性心理，源于原始氏族传统的社会意识：“原始未开化人踏上陌生国土时，感到自己正走进魔地，采取步骤防卫来往魔鬼及当地居民实行的魔术侵害。例如毛利人在出发往他乡之前，总要先进行一定的仪式使其旅行成为‘一般’的旅行，否则就有可能变成受禁忌的‘神圣’旅行。”[1](P198)原始社会形态下人们的视域较为狭窄，为了保护本族势力不被削减，将他乡进行妖魔化处理以防止人口流失。因此，将该隐予以放逐便成为使其永远沉浸于炼狱之中的最严酷的精神惩处。与之相对，《尤利西斯》中斯蒂芬以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形象出没于读者视野，流连于各种喧杂场所。在《尤利西斯》中，穆利根这一角色成为斯蒂芬伦理性格弱点的尖刻揭示者：他常以玩笑的方式谈论斯蒂芬母亲的死，并由此引发斯蒂芬内心潜藏的对“家”这一模糊概念的歉疚和怀恋。对“家”与人生充满哀痛的回忆，造成该隐与斯蒂芬在整体哀伤氛围下，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流弃。而这种自我放逐的悲歌情绪，成为“返乡”这一情节得以真正突转的关键因素。

作为以色列民族对抗外族的领袖人物，摩西承担了民族客居异乡后大规模返乡的历史重任。与该隐相比，《圣经》中的杰出领袖代表摩西经历了完全不同的漂泊及返乡体验：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与法老对抗，重返上帝所赐之遍流奶与蜜的迦南圣地。故事中摩西承蒙耶和华神谕，通过在埃及施展“十灾”，得到从埃及迁离的契机，一路颠沛流离，辗转至西奈半岛，后经过砸法版、颁诫令等一系列事件后最终重返故乡。这种逃亡式的漂泊回归，介于主动与被动之间的过渡状态，是他者驱动和自我驱动的中和显现。与之相对，《尤利西斯》中斯蒂芬的流浪及“回家”特别强调了外部环境冲击下的内部世界，重视对人物行为下所展现的流浪心理作深入挖掘。他对父母所代表的家庭生活怀揣着惊恐、抗拒的情绪，这一情绪来自他对父母厌恶和自我谴责的矛盾心理，而这种心态则是来源于自身感性印象和理性思想的相互碰撞。而这类理性与感性的内心交战，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感性与理性的重新审视——不同于古典时期唯理至上的哲学传统，人们开始注意到感性直觉甚至潜意识和想象的重要价值。在摩西和斯蒂芬“回家”的行为驱动中，驱动力来自于内在直觉，这种直觉来自对归属感的本能渴求，远远超越后人加之的理性主义或神学意义。

《圣经》用大量篇幅来描写耶和华向摩西显现，试图使后人充分相信出埃及行动完全出自神的筹谋。然而从文本走进现实，作为出埃及的领军人物，摩西率领民众返乡这一行动策划即便的确受到上帝感召，在此之外必然保有相当程度上的自主性。“尽管来自当事人，本人却不解其义。迈尔斯把这种现象泛化，将整个效应称作‘自动症’(automatism)，有感觉的或运动的，情感的或理智的，皆因为源于人心阈下部分的能力‘上冲’，进入普通意识。”[2](P142)此类意识场因受不知来源的影响所侵袭而产生莫名的精神冲动，事实上是由于由压抑、执迷而产生的幻象或幻声。这种在宗教影响下的独立性经常被遗忘，甚至会被当事人自己忽略，却是摩西返乡行为的重要构成因素。《尤利西斯》中斯蒂芬总是徘徊于对专业知识、社会概况的清醒认知和对个人情感、记忆的混沌体验之间。这个思辨和直觉结合的青年学者形象，本身具有作者乔伊斯的自传意味，作品将“重返心灵之家”作为斯蒂芬的栖宿憩息之所的象征，则充分展现作者力图启示性地揭示出这类思考型学者的生存精神状态和未来命运。在两类“返乡”事件中，回归者都因长期经受异乡流荡而产生归乡冲动，事实证明他们有能力成为这一目标行为的决断者和实施者。也正因如此，他们在经历漫长的离乡漂泊后成为返乡活动的最终受益者。

二、孤孑无依的异化收容

在“返乡”模式中，收容者满足了漂泊的返乡者渴望停靠的心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依赖”这一需求。收容者提供了对方需要并可供利用的现实与精神温床，在此基础上成为故乡终极意义的承载者。然而这种类似救赎的收容方式除了给予被收容者渴望的港湾之外，往往也将自身意识形态加与对方，对附属状态下的被收容者形成实际的精神操控。

对此，《圣经》表现得最为透彻。在这部“神言”中，所有的话语基础来自同一焦点——耶和华。上帝将人置于自身的庇护之下，给予信徒源源不断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他又以颁布戒律的方式，明确表达对于宗教皈依者的精神占有，而圣徒须以作为或不作为的生活方式向神表明自己的虔诚。其中，最为典型的收容标志莫过于严格的“割礼”仪式，它作为远古生殖崇拜的直接反映与继承，丝毫没有轻浮、猥亵的意味。这种仪式的神圣性源自原始初民的对生殖器的独特认知，他们认为生殖器是独立于自我的“外物”，是神性的恩赐和集中体现，因此对其顶礼膜拜。将包皮作为“圣物”献予耶和华的割礼仪式作为自我献祭的某种象征性推广，使信徒与非信徒的界限更趋于明朗的同时，本身被创造者和传承者赋予了更深层的收容内涵。这种收容无疑具有无上的威望，令皈依者的信仰、冲动找到需要的出口并使其有据可循。这种可视可感的宗教体验，比逻辑确认更具有说服力。到了现代派时期，在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众多思潮不断推翻新建后，人们呈现出虚无怅惘的精神情绪，信仰更是遥不可及。在这种情况下，平凡却真实可感的现实接纳往往比神圣却渺远的神明安抚更能慰藉人心。因此，《尤利西斯》生活于社会底层并埋头于生活琐事的布卢姆，能够成为学者斯蒂芬的精神休憩的港湾。

在《圣经》中，耶和华毫无争议地充当这个收容者的角色。作为所有收容的根基，他赋予皈依者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遍流奶与蜜的迦南圣地，这成为以色列人一切情结的不拔之柱。然而，对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建立了牢不可破的神人关系，父与子神学理念的形成成为其中得天独厚的思想优势。在《尤利西斯》中，父子关系的形成源于特殊情境下的身份认同。在斯蒂芬的自我感受与心理期望存在显著差距时，失调认知体验就会产生。这时，原本瞠乎其后的布卢姆以满怀父性的救赎者身份出现，自然地扭转了原本无交集、不对等关系下的认同体验。这种重新描绘的群际界限的行动，根源于收容者自身对原有关系状态的解构倾向，再范畴化的过程消解了原有的内心弊病，使人获得暂时亦可能是长久的个体调节，这正是博学深刻的斯蒂芬愿意跟随本是素昧平生的布卢姆归返其家的最终原因。

在回归活动中，收容者在施予救恩的同时，也与依赖者树立了不可撼动的信仰机制。后者的依赖程度越深，对权威的认同就越坚定。“我们知道，整个人类都对权威有一种强烈的需要，这个权威往往受到人们的推崇，人们在他面前卑躬屈膝，甘受他的统治，或许还会受到他的虐待。”[3](P289)不论是《圣经》中的全知全能的圣父耶和华，还是《尤利西斯》中连对待妻子出轨问题都徘徊延宕的俗人布卢姆，都以父性施救者的身份坦诚接受寻求回归心灵家园的流离者，最终将他们置于收容者所设置的认同体验之中。在《圣经》和《尤利西斯》中，父权关系的确立促进了皈依者自身依赖情绪的再生产和弱势地位的再深化。而按照自身理念对皈依者进行精神改化的过程，毫无疑问带有明显的异化性，这种潜在的收容异化最终令皈依者在产生充分认同的基础上，自觉践行收容者规制的既定方针。两部作品中所塑造的“返乡”典型，无一不是在这种收容感召下最终获得这种趋于对象化的精神回归。

三、哀歌情绪的双向置换

在“返乡”这一回归行动中，接纳者宽宏广博的人文胸怀、回归者身心两泰的生存状态一再被彰显。然而行为活动本身掩盖了和谐融洽的替代阐释，覆盂之安的背后是对回归真实心境的误读与解构。

《尤利西斯》中，布卢姆作为父权的代表总是对斯蒂芬试图施以象征家庭意味的关怀照料。“布罗姆的父性直觉通过他在无意识中，把斯蒂芬同他死去的儿子鲁迪相联系，而被唤醒。布罗姆的幻觉状态是由筋疲力尽而引起的……在这些幻象中，过去同现在和将来结合成一体，每个人的无意识愿望和焦虑都被赋予了伪装形象的形式。”[4](P171)这种焦虑心理使布卢姆总是生活在破碎意识的边缘，囿于自己的忧郁和怯懦，世界在他的视阈中显现出不真实的距离感。而布卢姆复杂心理的长期体验和最终形成，其根本致因既是历史的也是社会的。近代欧洲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与对外政策不断调整转型，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迁居英美等国。四处罹难的遭际迫使这个民族重新面对其在古代历史曾经面对的“迁徙”问题，一代代人在痛苦记忆下寻求民族身份的存在与归属，才是犹太人数千年来“返乡”意识的最终根源。犹太身份的布卢姆在依据地缘主权来界定归属认同并始终遭受民族歧视时，无法幸福地荡涤于所生活的现实中。思想客居的状态下，流离的斯蒂芬正是布卢姆精神深处对于自我的真实映射，后者心境也随着前者的出现而发生逆转。“近期的心理学发现‘阈限’一词很有用，它象征着一个临界点，表示一种心态过渡到另一心态。”[2](P82)当布卢姆遇到带有已逝爱子身影的斯蒂芬，阈下意识在他思想活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潜意识对他产生了催眠般的暗示效果。他本人外在表现出的施救状态和内心潜藏的对于救赎的渴望便融洽地结合，最终呈现出对流浪者恳切的接纳状态。因此在这一层面上，布卢姆在承担救赎的收容者的同时，本身也是精神上寻求依靠的漂泊者。

“返乡”故事中的双重心理感受除了体现在制控型收容者身上外，在漂泊者的内心体验中也经常得以彰显。

在针对《圣经》所阐发的诸多理论中，诺斯罗普·弗莱所提出的“U型”叙事手段向我们展现《圣经》在总体向前驶进的过程中，不断上升再跌落的历史循环。“它上升达到命运或环境的‘突变’或者行动的颠倒，然后向下直落堕入‘结局’，而‘结局’这个词含有‘向下折转’的修辞意义。”[5](P228)因此，原本位于底部的悲剧因素在经过精神和行动上的提升后，拥有了更高层次和精神维度上的重新定位。在《圣经》中，“返乡”情节对此同样有着突出表现。在重返迦南圣地的实践中，不论是摩西还是以斯拉，这些先知圣能在民族漂泊的背景下承受着所有以色列人承受的苦难，心情哀痛凄凉并苦苦寻求救赎。然而不论是击杀嚣张的埃及人或是波斯王亚达薛西降诏，此类事件成为了他们身份转换的契机，使这些本身具备较强组织能力的人从“回乡”事件的依赖者变为自身及民族他人的解放者。实际上，自我解救的原动力其实是来自于内心的生存伤痕。“原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类在克服自身的匮乏感的过程中形成的心理或行为模式，而它的内在动力，或曰‘心理能量值’就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与自然地关系中所产生并积淀的创伤性经验，是医治这种创伤的需要。”[6](P168)这种伤痕背景下依赖者的力量由于一种新的刺激性诱因被唤醒，重新对自己和未来前景提出要求并开辟新的途径——将内在的自我重新安排：尽力超越原本的阈限、充当解放者以脱离流浪的悲郁情绪。

《圣经》与《尤利西斯》都将文本故事放置于“离乡——返乡”这一宏大悲壮的背景中，在此之下将情节徐徐展开，角色随着线索游历跌宕的人生。然而人物总是在看似宿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表达自身意愿并进行自主选择。表现在文本中则是主动与被动之间的转变：不论是收容者因孤孑寻求同化心理下的接纳，还是漂泊者所由于寻求温馨充实而带来的救赎，都伴随异变置换而融汇结合，成为自我寻求幸福的绝佳途径。

在文本和生活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异端”——那些无法与多数其他因素合并而构成相对和谐整体的孤立群体。从大多数人建构的体系看来，他们只是无关紧要的、偶然的异化因素，因而显得不合时宜。然而转换视角便不难发现，这些“异端”因无法顺利融入所生存的大环境，对于他们来说周围更是充斥着“他者”的遥远世界。因此，除了来自其他对象给与的异端对待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类对自身精神的态度。现代生活中，无法摆脱的虚无孤寂不断侵蚀人们本就沉闷压抑的精神空间，他、它们逐渐成为人们生存状况的单元总结。在此情况下，《圣经》中的“返乡”先知以及《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为现代处于焦虑生存状态下的人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既然漂泊心态和收容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那么何不对自身体验从被动弃绝转变为积极关切，通过主体性的发挥去体会生命体验中能够触及的祥和安乐。“给精神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应有的尊重，不再把精神和精神现象从起源、性质和意义上归结为精神以外的某种东西，我们便不难摆脱因精神失落而产生的种种苦痛，找到重返精神家园的悠悠归路。”[7](P111)

[1]J.G.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2]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M].尚新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宗教[M].张敦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4]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M].王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5]诺斯罗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郝振益,樊振帼,何成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程金城.原型批判与重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7]安东尼·斯托尔.荣格[M].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常芳芳]

General Interpretation of a Unit of Survival of State of Mind: Comparison of the Mode of “Returning Home” betweenTheBibleandUlysses

SUN Hui

(Faculty of Litera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

“Returning Home” is an important plot that often appears in literary works around the world.Under the symbolism,TheBibleandUlyssesreveal much more connotations of “Returning Hom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f origin of that special state of mind,it is the purpose that seeks the possible spiritual guidance to loneliness and anxiety of modern survival of state of mind.

TheBible;Ulysses;Returning home;Survival of state of mind

2014-05-27

孙慧(1989-)，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圣经文学研究。

I106.4

A

1004-1869(2014)06-006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