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核武器的战略思想永放光芒
——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 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

毛泽东关于核武器的战略思想永放光芒
——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 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

可以说，毛泽东既认识到核武器巨大的军事威慑价值，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使用核武器所面临的人道主义关切及政治舆论问题。正是基于对核武器在战略安全中作用与价值的认识，当50年代中国面临一系列核讹诈、核威胁及美苏核垄断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人最终于1955年1月作出了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决策。

一、引言

50年前，在西北大漠中，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武器试验。众所周知，中国当初是在极其艰难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开启了核武器研制事业。相较于美苏等国先盲目扩军、后无奈裁军的核发展道路，中国走出了一条经济而又高效的核武发展之路。50年来，我们以有限的投入，形成了基本的核威慑力量，使其在国家安全中发挥了战略基石的作用。这一切不是偶然的，它归功于我们的核武器事业有一个英明的战略指导思想。

指导中国核武器发展与运用的战略思想最初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确立的，毛泽东对核武器性质、作用的清醒认识和定位，对核力量建设的明确规划，奠定了中国核武器事业战略指导思想的基础。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核武器的战略思想，不仅是对50年历程的总结和纪念，也是对今后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借鉴和启迪。

二、毛泽东关于核武器的战略思想内容

1. 核武器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

相较于常规武器，核武器既有一般武器的一些特点，同时也有其自身特殊性。1945年8月美国投放到日本广岛上空的原子弹，威力虽然仅有2万吨TNT当量，却将这座城市毁于一旦。今天，主要核国家武库中的核武器，其威力大都在几十、几百万吨TNT当量的水平。理论上讲，核武器，特别是热核武器（氢弹），其威力可以做到数千万吨甚至上亿吨TNT当量。由此可见，对于几个主要核国家而言，少量核武器就可以摧毁敌国。正因为核武器的这种巨大的超杀能力，使得核武器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性的最重要的威慑力量；也正因如此，不管“无核世界’的呼声和舆论压力有多大，世界对核武器的需求仍然存在，核裁军的目标遥遥无期。这是当今核时代的一个现实。与此同时，另一个现实也很明显，那就是，尽管核武器存在大半个世纪了，除了美国在二战末期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以外，再也没有使用核武器的记录；核武器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不好用”的武器。这两种现象反映出核武器的特性，即在军事上，核武器具有保护国家安全免受侵犯的巨大威慑作用，在安全战略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战略价值；在政治上，因为涉及人道主义关切等问题，核武器在使用方面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对于核武器也许人们并不陌生，然而，对核武器的上述特性，特别是核武器因此特性给全球战略格局以及战争形态带来的深远影响有深刻认识的人却并不多见。在这方面，毛泽东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有洞察。

194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曾说：核武器是“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从此，“核武器是纸老虎”的说法闻名天下。其实，所谓的“纸老虎”一说并非是出于对核武器威力的漠视，而是对核武器政治局限性的一种深刻判断，是对当时国际上核讹诈现象的一种蔑视，同时也是鼓舞无核国家人民士气的说法。显然，毛泽东是在政治与战争目的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谈论核武器的，在他看来，用核武器去进行战争、去赢得战争是不得人心的；通过像使用常规武器那样使用核武器来实现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和战争目的很不现实，因为那将面临国际性的道义和舆论压力，即使赢得战场也无法赢得人心；所以，核国家一般不敢随意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核国家在外交上挥舞核大棒以及在战场上威逼使用核武器只不过是吓唬人而已，这样的核讹诈行为是应该加以蔑视的。英国核战略学家弗里德曼在《核战略的演变》一书中曾这样评价：中国领导人对使用核武器在政治上受到限制的说法“确实入木三分”。

其实，毛泽东在对外大谈纸老虎同时，对内也特别强调核武器是真老虎的说法。在他看来，在常规冲突中，帝国主义对无核国家投放核武器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因此，来自敌国的核威胁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的威胁，成为“真老虎”。正如他所说：“原子弹并不可怕，但是，人家有，你没有，它就又是真老虎、铁老虎，吃人的老虎。如果我们有了，我们就能打破核垄断，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正因为没有核武器时，他国的核武器和核威胁可以成为“真老虎”，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发展自身的核武器。1954年秋，在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广西发现铀矿时，毛泽东对刘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事情要好好抓，这是决定命运的。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尽管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1954年10月访问中国时表示过，社会主义大阵营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中国没有必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但是，毛泽东还是坚持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在谈到苏联核武器的保护作用时，毛泽东曾这样感慨道：“靠不住哟。”可见，在毛泽东内心看来：核武器实际是一种决不可以轻视的武器，面对敌国施加的核威胁，很难用常规手段消除，而他国的核保护伞又很难依靠，因此必须通过发展自己的核力量来破解，攸关国家安危的国防战略手段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反对核讹诈、核威胁方面，核武器的作用不可替代；在核时代的国际战略格局中确保独立与安全，核武器不可或缺！正是基于对核武器在战略安全中作用与价值的认识，当50年代中国面临一系列核讹诈、核威胁及美苏核垄断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人最终于1955年1月作出了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决策。

可以说，毛泽东既认识到核武器巨大的军事威慑价值，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使用核武器所面临的人道主义关切及政治舆论问题。在对核武器特性全面而又辩证的认识基础上，毛泽东用清晰的语言为中国核力量的作用作了明确的界定：“原子弹哪里能乱摔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摔，乱摔就要犯罪。”“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这就是毛泽东为中国核力量所作的战略定位，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政府制定了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为特征、以精干有效为特点的长期坚持的防御性核战略。由于这一指导思想是基于对核武器性质与功能的深刻认识，既符合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又与国际社会反对核军备竞赛、反对核战争的呼声相一致，因而赢得了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直到今天，这一思想仍具指导意义。目前，我国国防白皮书及相关政策宣示文件中一再强调：中国坚持自卫防御性核战略，核武器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基石，核力量承担战略威慑作用。这充分显示，毛泽东在核武器性质及作用方面的精辟阐述，已成为我国核力量建设与运用战略指导思想的基础。

2. 发展精干有效的核力量

在核武器发展过程中，拥有怎样的核力量、建造多大规模的问题是核力量建设方面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实，从前文中就可以清楚看到，早在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在给中国核力量作用进行定位时，就已经为核力量建设问题确立了有限发展的指导思想。后来，周恩来、聂荣臻等决策领导人所强调的“少而精”及“有起码的还击手段”等基本说法，就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阐述。而邓小平在1983年会见外宾谈到核武器时所说：“你有，我也有，你要毁灭我们，你自己也要受到点报复。……迫使超级大国不敢使用”，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决策层确立了“精干有效”的核力量建设方针，其内涵就是核力量规模有限，但必须具备有效的核报复打击能力以确保实现战略性威慑。

当前，在估计中国核力量规模问题上，国外政治家和学者有两种片面认识。一种是夸大论，认为中国秘密发展了数千枚核武器；另一种是贬低论，认为中国核力量没有真正的实力，经不起第一次核打击，只是解决了有无问题的一种象征性核力量。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中国核理念、核战略指导思想的认识，缺乏对我核力量建设的了解。其实，毛泽东在核力量建设方面持有现实而又辩证的认识，在核武器发展项目早期就已明确了“精干有效”的指导思想基础。

毛泽东洞察核威慑运作机理，清楚地知道有效核威慑不一定需要数量规模优势。1958年，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指出：无法设想打起原子战争会有什么结果，像西德这样的国家只要四个氢弹就可能完全毁灭了。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说过：中国有少数几颗原子弹时，比如有6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中国的城市了。这里，毛泽东用简单的数字举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有一个基本的核力量就能形成威慑作用，核威慑平衡效应不在于数量优势。正是核武器的巨大毁伤能力，使得核国家间不必在核武器数量上相等就可对对方具备威慑力，形成“以小慑大”的效应。

这个道理可以在历史中看到校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苏核力量对比悬殊，美国占有绝对核力量优势，但即便如此，美国也没有敢对苏联发动核攻击。事实上，大小核国家可以以非常不对等的核力量规模形成相互核威慑局面，这是国际现状证明的事实。因此，仅发展拥有核报复打击能力的核力量，是一种经济而又高效的核发展之路。而美苏在冷战时期却逐步走上了一条疯狂核军备竞赛的道路，发展了数万枚核弹头的核武库，背负了沉重的军费包袱。美苏做出这种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苏两国以争霸世界为目标，争夺核力量优势服务于争霸世界及政治意识形态较量的目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双方决策层制定了以打赢核战争为目的的制胜性核战略，在这样的核战略指导思想下，争夺核优势成为不得已的追求目标。虽然美、苏间的核军备竞赛的结果最终形成了一种核均势平衡，但这并没有让彼此一直感到安心，因为在争夺核优势的过程中时不时出现对失去战略稳定性的强烈担忧。庞大的核武库在建设、维护、管控及更新等方面花费巨大，它给美、苏带来沉重的核军费压力；核军备竞赛中不时出现的对威慑失衡的恐惧与猜疑也给双方的政治关系带来持续不断的紧张压力；而建立于一触即发的高戒备状态上的核武器部署态势所承受的事故性发射风险，则成为双方抹不去的安全阴影。所以说，美、苏间建立在战争对抗能力基础上的相互核威慑是一种高代价的平衡关系。与此相比，在毛泽东确立的核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选择了精干有效的发展模式，在核力量发展方面，采取了克制态度，不仅满足了安全上的威慑需要，也节约了经费，使核武库易于管理、维护和更新，同时也符合国际核裁军努力，赢得了理解和支持。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核武发展战略的智慧。了解了中国核发展指导思想，就能明白，那种夸大中国核力量规模的说法是缺乏理论根据的。

当然，毛泽东在强调核武器不必发展太多同时，也在一些内部场合指出：核力量不能太少，少了不顶事。其实，毛泽东对我国核武器实力发展十分关心，一直关注着核力量建设的实际进展。中国领导人很早就意识到核威慑力必须是核弹头与先进运载工具的结合，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氢弹与核导弹的发展。1965年1月7日下午，刘杰在二机部党委会议上讲话时，传达了不久前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毛泽东说：如果有氢弹、导弹，仗可能就打不起来，和平就更有把握了。当洲际导弹的研制周期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被大大推迟时，毛泽东对此深为焦虑。据时任洲际导弹工程师的王永志同志回忆，1969年冬天，叶剑英元帅在视察航天工业工作时，传达了“没有洲际火箭毛主席睡不着觉”等加紧该项研制工作的指示。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核实力的关切，在他看来，核武器虽然不必过度追求数量，但实质性的核报复打击能力是必须要具备的，否则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核威慑力量。正因为毛泽东高度重视核威慑力量的有效性，中国在核力量建设中花费了很大精力提高质量，确保有基本的生存力、安全性和可靠性。1966年，中国成功进行了两弹结合发射试验，这种载真实核弹头的导弹飞行试验在所有核国家中是仅有的一次，中国之所以在本土上进行这种高风险的试验，充分显示出中国追求有效核威慑的决心以及敢于向世界展示自身核实力的勇气。由此可见，那种对中国建设有效核威慑力量的决心和能力持有怀疑的看法、那种认为中国核力量只不过是象征性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3. 积极支持核裁军、核军备控制

核武器不仅可以保护本国安全，还对国际、地区格局有重大影响。核国家发展核武器不仅可能引发核军备竞赛，增加事故性核战争风险，也有可能刺激更多国家发展核武器。因此，为了防止核军备竞赛和核战争，为了防止大范围的核扩散，核国家有必要进行核裁军、核军备控制合作。美苏等国及核战略学家们是在很多年后才开始考虑这些核裁军、核军控问题，而毛泽东同志早在50年代就对这些问题有深刻阐述。他的见解为中国日后全面的核裁军、核军控政策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于核军备控制谈判与合作问题，毛泽东相信，当核国家认识到核武器不再使战争胜利成为可能的时候，核军备控制便是共同的目标和自然的结果。他在1958年会见苏联大使尤金时说道：“我看，关于裁军问题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因为不能设想打起原子战争来会有什么结果。比如像西德这样的国家只要四个氢弹就可能完全毁灭，英国也要不了几个氢弹就够了。资本主义世界也是怕打这个仗的，所以最后会达成协议。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问题上会妥协的。”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核军备竞赛初期就能预见到美、苏阵营之间会在核军控谈判方面达成妥协，足见毛泽东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深刻洞察力。

尽管在冷战时期的最初30年里，鉴于当时国际战略格局下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没有参加美、苏主导的核裁军、核军控机制，但对国际核裁军努力却一直持有非常鲜明的支持态度。毛泽东在1959年时指出：“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毛泽东不仅支持美苏在核军控方面进行妥协与合作，对中国发展核武器与核裁军间的关系也做了很好的阐释。中国在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前夕，毛泽东亲自修改准备在核试验后发布的政府声明草稿，深刻阐述中国进行核试验的目的以及支持核裁军的鲜明立场。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后发表的政府声明中明确说明：因为面临严峻的核威胁与核讹诈，中国不得已而发展了核武器，但是，中国政府将继续支持全球实现彻底核裁军的目标；“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上述这份政府声明当初是在周恩来草拟的提纲基础上写成的，是长期周密思考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它非常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核武器与国家安全及国际安全关系的看法，既为中国不得已发展核武器的正义立场做了客观解释，同时也不回避中国在核裁军方面的义务，旗帜鲜明地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明确支持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最终目标，并提出现实可行的核裁军步骤和建议，使得中国的核武发展政策与核裁军立场协调统一。这份声明所提出的原则立场，为中国在广大的无核国中间赢得了理解和支持。直到今天，这些原则立场依然体现在我国的核裁军、核军控政策体系中，成为我国一系列裁军、军控政策的框架基础。

三、毛泽东核战略指导思想对当今核力量建设的启示

今天，面对复杂的国际核态势，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及相关战略规划需要进行发展与完善，在这方面，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战略眼光所确立的战略指导思想仍具指导意义。在核武器问题上，毛泽东所持有的辩证认识、现实态度和周密考虑对我们今天的核力量建设有两点重要启示：

一是重视核力量的实力建设。尽管近些年来国际上出现大量促进“无核世界”的倡议和呼声，但鉴于国际政治现实，在可预见未来实现“无核世界”目标的可能性很低，核武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性方面的作用和需求难以消失，核武器必将长期存在。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核武器依然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为了确保核武器威慑力的继续有效，我们必须重视核实力建设。最近一二十年来，世界军事技术发展迅猛，其中两大发展动向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外部情报、探测、精确打击能力迅速提高，二是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不受限制地发展起来，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有限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和报复打击能力，核威慑有效性面临挑战。为了确保核威慑力继续有效，中国核力量还需要在很多方面做出调整和完善，比如，在提高生存力、增加突防能力方面，在加强安全、安保和可靠性方面，在改善指挥、管理、控制系统等方面。没有一定的核实力，就没有核威慑，因此，积极提高核力量的生存与突防等实力水平，是当前核力量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是重视核力量建设与核军控政策的协调发展。当今国际环境相比冷战时期有更复杂的一面：核扩散形势日益严峻，周边核态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全球核恐怖主义威胁逐步上升，这些都日益成为我国安全的现实威胁。而这类威胁的减小和消除，需要地区与全球的合作，这就需要核国家在核裁军、核军控方面做出行动和表率。另外，随着核大国核力量削减进程，在无核国家中间以及各种国际核裁军、核军控平台上，要求增加核透明、加快推进多边核裁军进程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在这样的核军控形势下，我国在核力量发展方面需要继续保持克制态度，需要更好地协调核力量发展与核军控、防扩散政策关系。

总之，毛泽东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宝贵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应该在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使核武器事业日臻完善。在这方面，维护战略威慑力量的有效性是重要使命，维持核力量发展方面的克制则是一种明智。

[1]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孙向丽：《核时代的战略选择——中国核战略问题研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2007年.

[3]劳伦斯•弗里德曼著，黄钟青译：《核战略的演变》，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

[4]降边嘉措：《李觉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彭继超：《中国核武器试验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年版.

[6]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权延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9]《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

[10]“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原子弹和原子能问题的若干论述”，《党的文献》，1994年3期.

[11]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2]权延赤：《中国最大保皇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3]《毛泽东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4]宋炳寰：“氢弹原理试验纪事”，《神剑》，2009年1期.

[15]张翔：“毛泽东国防大战略和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2013年12月19日.

[1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4年10月16日.

（执笔人：孙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