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思潮下历史研究“碎片化”倾向探析

王 雪

近年来史学界“碎片化”研究倾向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特别是《近代史研究》杂志在2012年的第4期和第5期专门开设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专栏，吸引了众多史学工作者参与讨论。两期杂志涉及的13篇文章中，近一半以上并不认同这种“碎片化”研究倾向，主张重建宏大叙事的总体史观，防止“碎片化”导致的史学整体学脉断裂。不少学者也提到或指出：“近二三十年间，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的历史，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1]二战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新的史学观念和理论给传统史学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主张非理性、文本化、倡多元和去中心化的新史学，向传统的“大写历史”发起了尖锐的冲击，有学者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如此，人类的历史，应是遭遇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2]337。

后现代主义起源于世界大势波澜激荡的20世纪60年代， 一部分学者开始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和抨击。70年代后，在学术文化等各个领域兴起了广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史学是后现代主义攻击的最后堡垒。在此思潮涌动下，后现代史家不再注重兰克学派的“据实直书”、年鉴学派的“整体叙史”，而是追求史学文本化，主张反映“当代社会四分五裂、无中心、不确定但又激动人心、转瞬即逝的场景”[3]9；不再追求宏大、整体、全面叙事，而是把研究注意力集中于“微观化”的史学研究上，强调史学多样性、史家主观性和研究对象独立性。在史界风潮和全球多样化大势的影响下，史学研究逐渐转向一个个断裂的、独立的“碎片化”现象，这无疑背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中国经典史家们的初衷，引起了传统学者的警惕。本文将从历史学宏大叙事的危机、后现代史学的“微观化”视角和“碎片化”与“微观化”三部分探讨后现代史学“碎片化”倾向，不揣浅陋，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历史学宏大叙事的危机

“通常情况下，‘历史’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履行其文化导向功能”[4]15。纵观近两个世纪世界史学发展，19世纪初伴随自然科学兴起，历史学的研究更加注重理性和科学，由此兰克史学崛起；20世纪后，全球化浪潮席卷，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使人们走向质疑“西方中心论”和“科学万能论”，进而导致兰克史学走向衰落。年鉴学派顺势而起，强调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整体性叙述蔚为壮观。然而，当年鉴学派在60年代达到高潮时，伴随世界范围民主化浪潮对传统的反思， 尊重多元化的倾向日益明显， 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这种后现代的批判包含有非常之重要的有效论点， 它指出了单一的历史观是不可取代的， 历史不仅是被连续性而且也是被各种断裂所标志着的”[5]。

回首国内史学界， 中国古代历史也多强调历史的通贯整体性，“疏通知远，《书》教也”，以求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家治学终极理想。直到现代，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依旧老生常谈，他主张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在历经激烈争辩后亦逐渐被人们认可和接受。“自1949年政权鼎新以来，中国史学在意识形态的引领下转型为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 史学完全成为政治的婢女”， 改革开放后，“社会史异军突起”，“微观史逐成为主流”[1]。大约9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大陆传播开来，产生了一批介绍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著作，如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国内学界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传统宏大框架的构建。在以社会史为代表的微观史学领域亦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市民社会、宗族社会研究，甚至是一个村或一份族谱的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海外、港台学者对中国史学的“微观化”处理视角，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胡若望的疑问》，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等。

在这种重视“微观”视角的研究导向下，历史学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王学典教授在其《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中曾提到，“历史学的‘危机’说，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确确实实存在，并且日益深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史学价值观念的危机；二是流行史学体系的危机”[6]。而后现代史学思潮下的历史研究， 这种危机也是同样的。自古传统宏大叙事的研究叙述方式已渐渐不再流行并受到重视，相反的，越细小的“碎片”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深刻钻研。在探讨史学宏大叙事危机时， 笔者认为有两点也不得不提到。其一，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不过200多年，西欧历史虽久远但各国交集颇多， 并未形成大范围的统一集权以把脉历史进程， 故而由于时间的短暂性和空间的分割性， 西欧史家专注于有限的年代和既定的区域，因此在研究一贯的通史和整体史时，更易把握和产生研究成果。其二，西方自希腊文明时代尤重理论体系的构建， 而史学理论是随着世界形势和社会发展不断进化的， 新理论的产生必然抨击旧有之弊， 这也不难解释为何近代以来新理论大多由西东渐。因而，基于西方学者研究通史的便利性和史学理论自身的进化性， 西方史学在我们通俗认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容易贯通的整体史写作上，至近代或许已达到了某种瓶颈，因此，受新史学理论、现代科技进步和全球交往影响的史家便把注意力集中于日常点滴的、不同于传统史学视角的微观史或日常史上，寻求新的课题，倡导史家个体的主动性以挣脱传统的束缚， 于是对传统宏大史学的挑战不言自喻。

国内史学界亦是同样，在古代社会，我们借用台湾大学古伟瀛教授提出的“儒家史学”概念理解，这种“儒家史学传统是指传统中国史学或者如学者所言的19世纪以前的 ‘中国古代史学’ 而言的”[7]， 它在支配传统中国史学时， 讲求的是大一统、伦理纲常、官方主宰修史、重视精英人物的特征；同时，面对中国朝代更迭频繁、官方少数史家占主流的状况， 形成了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方史学或儒家史学，纵观二十四史，虽多为断代史，亦是宏大叙史的另一种型号， 算不上现今所谓的“碎片化”倾向。直到近代史学界受西方影响，知识分子公共话语权力加强， 史学研究的注意力才逐渐多元。这种现象的滥觞，在1918年张申府的文章就已提及“西方学者著作之方今古已有不同。古之学者毕一生之力，汇其所成，成一大典，以为不朽之业。今之学者学有所得，常即发为演讲，布诸杂志，以相讨论，以求增益”[8]。改革开放后，此趋势更有增无减，除摆脱阶级史学壁垒、观念解放以外，值得一提的是：第一，随着教育发展，高等教育扩招，大量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进行选题时，由于学识所限，难以宏观把握，故视野放窄，走向“窄而深”，学术方向稍有偏离，便不免碎片化；第二，当代社会巨变，人心浮躁，追求“速食”，形成了一种追求“量”而非“质”的学术风气，“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已成明日黄花。因而“宏大叙事”的主流地位受到冲击，不再被大多数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看成可操作性的选题。

二、后现代史学的“微观化”视角

基于以上论述， 宏大叙事面临多重挑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史学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值后现代主义正在发展上升、影响渐深的阶段，我们无法忽视其作为新型的、被学界公认的史学流派对传统史学产生的冲击。在此之前，西方史学主流是倡导整体观念的年鉴学派，国内主导是一元阶级斗争史学。而后现代史学能够长驱直入、动摇传统的原因，必可在其特征中挖掘探讨。后现代史学有诸特征和对传统史学的颠覆，此处针对其对宏观史学的冲击将从“微观化”视角试图加以理解。

河北大学的雷戈教授曾提出“三种历史”概念，“第一种历史指的是历史本身”，“第二种历史指的是历史学”，“第三种历史也就是被历史遗忘的历史和被历史学误解的历史”[9]。在其作品《第三种历史：一个历史新闻学的文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提出史学的文本性并倡导公民写史，这与后现代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暂时把这种被传统宏大史学所忽视的微观化、细碎化的历史归结为第三种历史， 那么当前第三种历史的书写成为大势。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第二种历史对第一钟历史的条框限制导致了历史研究的单一，而第三种历史的目的在于解放，解放第一种历史的不易察觉的、微小的环节，解放第二种历史忽略的主观和人性，从而第三种历史倡导的便是一种主观写史的苏醒和由写史人本体出发而洞察的个体和微观现象。而后现代史学之前的史学研究，由于受到科学和理性的支配，史家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大历史”和“大社会”研究，关注一种结构性和规律性的发展变化。归根结底，虽然这是历史科学化的一种表现，但在另一方面，科学化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被压抑的史家的主观支配意识也在复苏。

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史家一种主观写作或创作，首先史家有选择论题的权力，历史和社会之巨，史家可以从任何角度来从事探讨；其二，以往的“大历史”“大社会”忽略了许多日常的、微观的、生活化的、普通人的细节，后现代主义正是要对前人观察角度进行一种更新换代，“这种由下往上的历史，即所谓‘小历史’，慢慢成为历史研究的模式”[3]121。无论是小历史、微观史还是日常史，这种史学方法的形成， 虽然不可能适用于对宏观史研究的把握， 但是可以提醒我们去关注被忽略的“第三种历史”的状态。细析之，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微观化”的解读和运用，一方面是继承年鉴学派重视“非常识因素”的特点，最明显的例子是年鉴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 《菲力普二世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书中强调对地理环境的重视和多学科融合的角度， 后现代史学亦是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前师这种“不通俗”的切入点；另一方面，后现代史学微观化和年鉴学派倡导的整体史学是有根本区别的， 后现代主义史家主张对历史进程中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种细微角度的密集化深入，“后现代主义者开创了写史的新方法，从各个角落，自不同阶层，撰写人类的历史。‘密集描写’以编织出文化之网的方法，尤其是值得称美的”[10]；后现代主义史家主张割裂， 分裂历史的整体通贯研究，“不再以发现历史变动的模式为研究的主要目的。相反，借助人类学的方法与理论，历史又重新与文学结盟，以描述过去点点滴滴、枝枝节节为己任。”[3]125

为了更好地说明后现代史学“微观化”视角的表达与叙事，我们在此以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人物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出版）为例加以分析。其原版出版于1978年，英文名The Death of Woman Wang，书中描述了17世纪清初居住于山东郯城的农妇王氏不堪生活重负，婚后与人私奔，后屈辱返家被丈夫杀死的故事。作者基于《郯城县志》和其他几个地方的方志，用文学性的叙事，在僵化的史料背后，复活了清初北方村落的社会人情。作者史景迁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作为历史学家，明显地抛弃了传统的叙史方式，用文学化的表述、微观的视角，透视了小人物身上的社会变迁与情状，想必我们很难从一本全中国均可易得的普通县志中寻找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挖掘他/她的故事及其折射的历史发展。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史氏这部作品应该是属于社会史的范畴，但其叙事和涉入角度又不可避免地深受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作者运用史实重建和史家构想，一则淡化了历史与小说的界限，二则成为“微观化”史学研究的代表。正如后现代史学代表人物海登·怀特提到的“历史学家的论证是对他认为是真实故事的东西的阐释，而他的叙述则是对他认为是实际故事的再现。”[11]

三、“碎片化”与“微观化”

关于“碎片化”概念，郑师渠教授曾做过阐释，所谓“碎片化”的概念及批判，近些年由西方引入，1987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中，对年鉴学派及其“新史学”作了尖锐的抨击， 指责第三代领导人背弃先辈总体史观， 趋向“碎片化”[12]。在历史走向碎片化问题上，各家各有其志，争论此起彼伏。梁启超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经提及对碎片研究的不屑，“吾尝言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非史的范围”[13]。章开沅教授在此问题上主张重视细节， 但坚决拒绝“碎片化”倾向，他尖锐地批评后现代主义是“对于日趋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的反弹， 其成绩在于深刻的批判，然而其偏激者又流于消极的破坏，即走向极端的所谓‘解构’”[14]。从这种观点出发，“碎片化”导向一则与宏观叙述相背离，二则冲击了史家研究的严肃、谨慎性特征。然而，另有一部分学者并没有把“碎片化”视为豺狼猛虎，《近代史研究》杂志收录的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文章均表达了此种态度。王迪指出“碎片化并不是消极的；整体化和‘碎片化’共存，碎片化和整体的研究是同等重要的；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中间做出选择的话，宁愿选择‘碎片’”[15]。王晴佳也认为“当代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又反映了中外学术文化的传承与特色”[16]。相较国内学者的谨慎，海外学者对于“碎片化”的态度开明得多，这也与现代史学新思潮在西方最先流行波及开来并被接受相关。此种话语开始影响着国内的史界，一定程度上转变着写史风气。

纵观这一场讨论，虽然不少史家对“碎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但另一部分史家又不觉大惊小怪，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的是研究的细节化、微观化导向和在当前史学思潮特别是以后现代史学为代表的史学思潮下， 割裂历史导致的宏观历史难以复原的研究现状。而其背后亦有全球化浪潮、市场经济冲击的社会大势变迁和“速食化”的急功近利驱动。“碎片化”到底是历史发展的阻力还是动因，并非三言两语即可说清，尚待时间来验证。

我们在理解“碎片化”这一概念上，也许无形之中加上了贬义的主观色彩。通常意义上， 即为“碎片”，便给人一种割裂整体，难以完全复原的凌乱感。倘若我们依此番理解，那么目前“碎片化”倾向或正在进行的“碎片化”研究便割裂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也忽视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钱穆曾提及，“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事件与彼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相影响处”，“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17]。由此出发而进行的历史研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化和简单化的处理，以独立的个案研究，难以寻得普遍规律和具有指向意义的脉络延伸，就个案而个案，宏观叙事史学似难以构建。即便将片段研究汇而总之， 亦难以串联他们彼此联系和主要脉络的排列组合。

然而，我们又并不应该完全抛弃此种“微观化”研究，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说，一部研究广阔的社会转型的史学著作和一部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生存上的史学著作就不能共存并且互相补充”[4]107。但我们该如何区别“碎片化”与“微观化”，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界标，我们如何做到“微观化”研究不致偏向“碎片化”极端？ 这才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微观化”历史研究方法，可以缩放宏大叙史的任何一个领域而进行深入研究， 这种“窄而深”的探索，一方面不应忽视其在历史中的位置， 不能忽视事物之间的因果和贯通； 另一方面，对于特殊个案，我们应重在分析它的产生土壤和是否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可能。否则，“微观化”的研究便偏向一种没有普遍化的可参照性， 仅视为“奇闻轶事”的新鲜事件，那么历史这门学科对人类历史的贡献意义则无法充分体现。因此，只要在“微观化”史学研究中不盲目求新求奇，不割裂历史因素之间的联系，便不会轻易走向割裂的“碎片化”方向。四川大学的罗志田教授主张的非碎无以立通，史学的研究即是以碎片为基础的观念[18],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但作为史家的最终追寻目标，“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18]。笔者并不是要反对现代史学下的“微观化”导向，原因在于一是对于青年史学研究者来说，以小入手，方能大观； 二是当代社会， 每个人的个性主义在复苏，史家有权利对自己感兴趣的任何领域挖掘，不必囿于传统史学圈子。然而，在此过程中，要遵循传统史学严谨、客观、求实的基本思路，避免将历史割裂以致难以对历史进行重新建构和复原。正如台湾的杜维运教授在其《史学方法论》中所言，“世界的距离日近，闭关自守的时代，必须让其过去，以开放的观念，浩瀚的气量，容纳来者；以审慎的态度，谦退的胸怀，珍视固有者，是一项值得参考的原则。”[2]6

[1] 王学典，郭震旦.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J].近代史研究,2012(5)：4-7.

[2]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4] 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M].棊甲福，来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0.

[6]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296.

[7] 古伟瀛.后现代史学与儒家史学——新与旧的辩证[J].东方论丛,2004(5):31-43.

[8] 张申府.劝读杂志[J].新青年.1918-10-15.

[9] 雷戈.两种历史文本的界限与张力[J].东方论丛,2004(3):43-53.

[10] 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7.

[11]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述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7.

[12] 郑师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J].近代史研究,2012(4):5-10.

[1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37.

[14] 章开沅.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J].近代史研究,2012(4):4-5.

[15] 王迪.不必担忧“碎片化”[J].近代史研究,2012(4):30-33.

[16] 王晴佳.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J].近代史研究,2012(5):30-33.

[17]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1:10-11.

[18] 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J].近代史研究，2012(4):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