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江东士族

吕琼

魏晋时期的江东士族

吕琼

自东汉末年形成的江东士族，对三国、西晋、东晋以及以后的南方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吴政权的江东化保证了江东士族的发展，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入洛求发展，遭到冷遇后返回江东，待时而动，三定江南后支持东晋政权，客观上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江东士族 西晋 三定江南

江东士族形成是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以吴郡四姓和会稽四姓为代表。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是他们的来源，江东士族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江东地区形势的重要势力。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士族时代，江东士族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孙吴政权必须完成江东化，得到江东士族的支持才得以维持。西晋灭吴后，这些吴姓士族在政治上是降臣，但是他们的地方实力并未被消灭，真正覆灭的是孙氏政权。晋武帝在灭吴后，将吴大将战亡之家迁于寿春，太康二年三月“赐王公以下吴生口各有差”。在削弱军事实力的同时兼用吴人，“吴之旧望，随才擢续”，将吏渡江免赋役十年。不过随才擢用的以南方文士为主，职任文职居多。晋武帝的政策还是以削弱为主。东吴被灭之后，也发生过叛乱。太康三年九月吴将菀恭、帛奉举兵反，围扬州，徐州刺史讨平。甚至到太康八年十月到十二月，还发生了南康、海安、吴兴的相继反叛。但这只是少数情况，而且主要的叛乱者不是士族。更多的则是江东士族谋求合作。西晋以吴地是多事之处，宜出长王震慑，太康十年以吴王晏镇淮南。

作为亡国之臣的吴人，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地位，自江南赴洛阳，到京师谋求发展。他们到洛阳后结交显贵，却处处冷遇。面对中原大族和西晋朝臣的拒绝，江东士族开始分化，一部分在京勉力维持，参与到八王之乱中，被北方士族排斥，不免死亡之命，以陆机为代表。而更多的人则趁天下大乱的时局回到故土，等待时机，最终选择与东晋合作，以顾荣为代表。

吴平之后，有些江南士族入洛，主要有陆机、陆云、周处等人。入洛的士人较早的是周处。周处不避宠戚纠合违法的梁王彤，于是梁王彤和杨骏逼周处以五千精兵讨齐万年七万之众，绝其后继，使得周处“有怨无援”，弦绝尽失，力战而死。在新朝最得意的应是陆机、陆云兄弟。吴郡陆机祖父陆逊是吴丞相，父陆抗为吴大司马，陆机家族仕吴三世。年二十吴灭，与弟弟陆云入洛，“好游权门……以进取获讥”，结交中原士族，得到当朝太常张华、侍中王济赏识。虽然张华举荐其为祭酒、著作郎，但是时常要面对中原士族的诘难、试探。范阳卢志于众人间问陆机：“陆逊、陆抗于君远近？”颇为无理。陆云也感叹“殊邦遐远，容不相悉，何至于此”。吴王晏出镇淮南，任本国人陆机、陆云为郎中令。华谭是广陵人，仕于武帝，为九州秀才试策第一，但是还是被博士王济嘲笑“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秀异而应斯举”，每每以“君臣失位，国亡无主，凡在冠盖，将何所取哉”来责难吴人。但是不久之后，陆机又北上，在贾后把持朝政时与贾谧结交，赵王伦辅政时预诛贾谧，立下功劳。齐王冏在诛赵王伦后收陆机等九人，吴王晏和成都王颖救理免死刑。这时陆机不免踏入八王之乱的漩涡中。陆机陆云选择参与八王之乱，期望能在纷乱的时局里获得地位，改善吴人的地位。既“感全济之恩”且认为成都王颖劳谦下士“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参颖军事的陆机在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顒起兵讨长沙王乂时总督二十万大军，陆机以“羁旅入宦”居群士之右，“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孟超“貉奴能作督不”，诸将颇不平。陆机要面对成都王帐下诸将的怨望刁难，又必须面对成都王颖本就不够强大的信任。“昔齐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陆机在率兵讨长沙之前以此语成都王，希望成都王颖以齐桓为例，以燕惠为诫，能够信任自己。结果在卢志、孟超、王阊、郝昌、公师藩、牵秀的谗言下，成都王颖还是收而害之，陆机二子、弟陆云、陆耽一起遇害。在陆机被收之后，同为吴人的孙拯及门生因不肯作证而死于狱中。

作为吴人参与中原战争的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在洛阳的吴人也曾尽量使朝廷吸收来自江南的士族或者才能之士。陆机就曾经上书推荐贺循为尚书郎。“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晋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孙惠、朱诞在三陆死后有兔死狐悲之感。他们明白，西晋朝廷是很难真正接纳吴人的，尤其在战乱时刻，信任吴士要冒风险，不可能引为腹心。以降虏身份也不见容于中原华族。所以吴人还是选择回到旧土。选择留在原郡，或是因为才能郡望不足朝廷征辟，或是看到前辈的结局拒绝与晋合作。中原多难，江东士族顾荣、戴若思等看清了这个现实都劝陆机还吴，甘“卓见天下大乱，弃官东归”。吴士在中原大乱时还是选择回乡观望，保住家乡为首要，并不积极于趁中原大乱谋求地位了。这种态度也是由于时局的变化，如果西晋政权还能维持，即使被中原衣冠排斥，江东士族迟早也还是要再去中原尝试以图进取的。只不过西晋内外交困，南士才回到江东，保聚一方。

他们回到吴土，多保族而居，有自己的势力。于是而有江东士族的三定江南。303年七月张昌党石冰寇扬州，败刺史陈徽，诸郡尽没，又攻破江州，别将陈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长沙，皆陷之，临淮人封云起兵寇徐州以应。扬州刺史陈徽出逃，石冰略有扬土，占领建康。周处子周玘联合前南平内史王矩，共推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江东人士同起义兵，在永兴元年，周玘和陈敏攻灭石冰。广陵相陈敏趁机据有扬州，延揽江东士族，以顾荣、贺循、周玘为主，他们对陈敏的任命不置可否，态度暧昧，非常谨慎，这些江东士族应该还在观望之中。后周玘等联合东海王越帐下的征东大将军刘准攻破陈敏。陈敏死前曾叹曰：“诸人误我，以至今日！”应该是周玘、顾荣等人已经背叛，却仍与陈敏虚与委蛇，终于消灭。平定陈敏之后，江东士族在本土势力更强。朝廷诏征顾荣为侍中，纪瞻为尚书郎。太傅越辟周玘为参军，陆玩为掾。司马越的命令是强硬的，这些宗族强盛的士族必须离开江南，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若有犹豫，军法处置。司马越对这些士族也是忌惮的。而江东士族也没有奉命北上，“荣等至徐州，闻北方愈乱，疑不进”，越与徐州刺史裴盾书曰：“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荣等惧，逃归。309年又击败吴兴钱璯，三次定江南，贡献最大的是义兴周玘，所以割吴兴之阳羡并长城县之北乡置义乡、国山、临津并阳羡四县，又分丹杨之永世置平陵及永世，凡六县，立义兴郡，以表玘之功，并属扬州。后来周玘和王恢、戴若思及诸南士，联合流民帅夏铁谋废执政，应该是指都督扬州军事镇建业的琅琊王司马睿。建兴初年，临淮太守蔡豹斩铁，周玘暗杀逃奔而来的王恢，“帝闻而秘之”，没有公开这件事，却迂回几次改变对周玘的任命，使周玘“忿于迴易”，忧愤发背而卒。义兴周氏与后来的东晋政权关系也不像其他士族那样，似乎始终格格不入。这是义兴周氏与东晋政权的矛盾，多数江东士族还在观望之中。司马睿和王导几经努力，终于得到南士的认可。江东士族也得以在新政权中发挥作用，虽然是有限的。

孙氏本吴郡人，受袁术命渡江，经过三个过程完成江东化过程才得以立国，并且在之后的执政中尽量保护江东士族的利益，而上游武力和朝官显位支持孙氏，双方合作亲密。东吴政权实际上是江东士族政权。太康元年晋武帝灭吴，东吴孙氏政权覆灭，虽然江东士族实力未受摧毁，但毕竟是亡国之臣，文化地位也不能和中原世家大族相比，在西晋政权中是不被重视的。虽然晋武帝为示宽大，酌情征召吴人，大都是文士，并不居显位。吴人在洛京的活动大都不太成功，随着西晋内乱和随之而来的永嘉之乱，吴人慢慢放弃在中原活动，大都回到家乡以图后来。经过石冰、陈敏再到司马睿，可以看出江东士族对待欲据江东的人物是很谨慎的，绝不轻易依附某个政权，以宗族性命相托。

西晋内部八王之乱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夷狄侵逼，吴士以天下大乱回江东，企图寻找另外一位孙氏来巩固江东。这一漫长的时期中，朝廷无暇顾及，江东士族只有自将家兵部曲驱逐石冰，陈敏。琅琊王司马睿是晋室宗王，有尊位足以招徕江东士族，与司马睿一起南来的还有百六掾，多士族精英。皇权与士族共治形成的东晋门阀政治，是司马氏皇族和北方侨姓士族的共治。江东士族只能参与其中却无法发挥在东吴时的作用，更不可能使东晋政权江东化。东晋存在的百余年间，江东士族始终在侨姓士族的压制之下。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南朝。虽然中原士族南迁使江东士族在政治上暂时受挫，但是北方士族也必须积极与南士合作，这是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士族强盛的时代背景下的。综观这一阶段的江东士族，还是处于一个上升时期，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也客观上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1]陈寿.(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钱仪吉.三国会要(第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刘义庆.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李昉.太平御览,四部丛刊本.

[7]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修订本)(上册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1.

吕 琼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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