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三重方法论的变奏

张福公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93）

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发表以来，关于它的内在逻辑线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累累硕果。特别是由孙伯鍨先生提出两条逻辑线索说①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之后，张一兵教授等人进一步从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赫斯的金钱异化观等方面为两条逻辑进行了理论渊源上的论证。在他们的推动下，国内学界已经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手稿》是马克思在初次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多重复调式语境的思想实验文本，它内含的两条逻辑随着马克思思想的深入而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奏，其中的客观逻辑成为马克思后来形成科学世界观的萌芽。然而笔者认为，虽然学界在关于两条逻辑及其理论渊源的确证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对于两条逻辑线索变奏的内在方法论的分析还有待深入探究。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其实《手稿》中两条逻辑的变奏背后有着内在的方法论支撑，并随着方法论的变奏而呈现出不同的逻辑格局。或者说，多重复调式的方法论的起承转合构成了此时马克思论说语境的内在方法论基础，而对于多重逻辑方法论是如何内在勾连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发生转变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旨在从文本出发对《手稿》中两条逻辑线索的内在方法论框架及其变奏机制进行尝试性的探究。

一、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前奏：社会主义式的经验主义－人道主义方法论

（一）对“第一笔记本”第一部分的理论支援背景和整体逻辑构架的一般认知

根据《手稿》的原初文本版②1980年，MEGA2第一部分第2卷第一次以两种方式同时发表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是以马克思写作的原本顺序发排全部文本；二是以马克思的设想，按理论逻辑和书稿结构发排手稿。张一兵教授将前者称之为原初文本版，将后者称之为逻辑编辑版。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马克思是在“第三笔记本”的第38－41页写下了《序言》（在逻辑编排中编者将其调到了全书的开头，中文版同此）。从《序言》的原初位置和内容来看，它应是马克思在即将结束手稿的写作时对整部手稿的理论支援背景和内在逻辑布展的交代说明。因此，《序言》就成为我们“按图索骥”的重要文本依据之一。

在《序言》的第二至四段文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手稿》的理论支援背景的交代：英法德社会主义、费尔巴哈、黑格尔。实际上，在显性理论支援背景下还隐藏着马克思对整部手稿的写作逻辑顺序及其相应逻辑线索的交代。从直观的形式上看，这三段文字的写作顺序及所涉内容与《手稿》的大体写作顺序和逻辑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具体说来，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第一部分（以下简称1－1）中站在（英法德）社会主义的阶级立场上，以经验主义方法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直接的颠倒性批判。在《序言》第二段中，马克思声明了自己批判方法的经验实证性：“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1］3接下来，马克思正面提到自己的理论来源：英法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者（魏特林、恩格斯、赫斯）。联系手稿1－1部分的具体内容，它具体展现为两种不同的话语：一是作为批判对象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及国民经济学；二是英法德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两种背景话语都含有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因素①实际上，英法德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存在差别，比如青年恩格斯、赫斯是哲学共产主义，蒲鲁东是西斯蒙第式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他们之间的具体理论讨论将是另一个专题。笔者认为，虽然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所差异，但与国民经济学处于同一方法论平台（即经验主义）则是他们共同的逻辑基底。，但由于两者的阶级立场相对立，因而当马克思声言“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时，更多的只是直接运用国民经济学的术语和基本原理，而实际上真正的理论支援背景是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立场和术语，另一方面是服务于政治立场的经验主义－人道主义方法论，即以人性或人的幸福为尺度座架经验事实的批判方法。总之，此时的马克思是以社会主义式的经验主义－人道主义方法直接翻转国民经济学的。

另外，马克思在《手稿》1－1中的基本思路是他之前政治学和哲学逻辑的延续，有其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性。这具体表现为：一是在政治立场方面，《手稿》中的阶级斗争立场除了来自社会主义思潮，还与《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形成的阶级斗争思路恰好相承接；二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是与《莱茵报》时期面对所谓物质利益的难题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进而需要研究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一脉相承的；三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过程中形成了关于市民社会＝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社会的经验性理解。在《手稿》中，马克思在研读了斯密、萨伊之后写了“第一笔记本”，因而同样处于国民经济学对市民社会的经验性解读水平，即只是从市民社会的交换和分配关系层面进行考察［2］251－256。马克思正是将自身理论思路和理论支援背景进行了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他在《手稿》1－1中的具体方法论构架，并在此基础指认了经验生活中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的谋生活动形式，批判了这种谋生劳动的抽象性和非人性。

（二）从谋生劳动到抽象劳动：对国民经济学第一回合的整体批判

在“工资”小节中，马克思一开始就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指认了这样的经验事实：“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1］7这一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三种分配形式（资本、地产、劳动）相分离的结果，而三者的分离“只有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和有害的分离”［1］7。工人成为市场起伏中持续的受害者，以至于工人不得不为谋求工作和生活资料而斗争。因此，“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1］14。这正是现实生活中工人的真实劳动状态——谋生劳动。

随后，马克思“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用国民经济学的术语和基本原理揭示了它在理论与现实上的客观矛盾群。马克思从中认识到“贫困是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1］14。这正是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经验现实相悖的确证，即财富不属于劳动者，劳动被奴役、否定，劳动被贬低为牲畜般的谋生劳动。这意味着国民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中所肯定的抽象劳动却在现实中根本地否定了自身。马克思正是以经验主义方法对抽象劳动之内涵进行了直接翻转，从而将工人现实的谋生劳动批判为否定、片面的抽象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价值论所肯定的抽象劳动本身正是抽象的。这无疑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抽象劳动首先意味着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与现实上的自相矛盾，其本质在于对劳动（工人）自身的否定，因而只有否定意义。这是马克思以人性或人的幸福为尺度对国民经济学所做的伦理批判。但必须注意的是，由于此时马克思还不理解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及其抽象劳动的本质内涵和科学价值，所以马克思对抽象劳动的否定不是站在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上的否定，而是基于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性和否定性意义来理解抽象劳动并予以否定的。

在“第一笔记本”第七页最后，马克思追问道：“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1］14显然，如果像国民经济学那样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就意味着把人类的大多数归结为非人，把现代劳动归结为新型奴隶制，人类的发展史将是一部奴隶制史。这无疑是深刻的悲剧。为了寻求人类的解放之路，马克思进一步从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对资本、地租与劳动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此时马克思主要读了斯密和萨伊的著作，所以他是从交换和分配层面谈论这一问题的。在“资本的利润”小节中，马克思看到劳动沦为资本积累的工具和统治对象。在“地租”小节中，马克思看到地租是地产获得工业性质和资本形式的一种表现，并追溯了在私有财产运动中地产与资本由对立到统一、私有财产从地产发展为资本的过程，其结果就是现代两大阶级的产生。这就意味着地租与社会利益的对立转变为资本与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利益的全面对立。马克思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批判这是“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1］46。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得出了革命的结论：“工业必然以垄断的形式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地产必然以这两种方式的任何一种方式发展起来，以便以这两种方式走向必不可免的灭亡。”［1］49

总之，马克思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以社会主义之经验主义－人道主义的方法论，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和国民经济学中谋生－抽象劳动的抽象性和非人性，完成了对国民经济学的整体批判的第一回合。

（三）经验主义－人道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困难及逻辑转向因素

众所周知，在《手稿》的两条逻辑线索中，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是贯穿始终的主导性逻辑。那么，1－1中的方法论何以能够转变为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呢？为什么马克思在1－1中已经完成了对国民经济学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总体性批判的情况下又跳转到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呢？从根本上说，这与马克思此时不满意经验主义－人道主义方法论的内在缺陷有关。虽然这种方法论的两个要素是内在结合的，但由于它主要以经验主义对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分析为主，又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就导致人道主义批判变成了外在的道德呼吁，在总体上缺乏深刻性，况且经验主义本身也存在严重缺陷。这促使马克思坚决要在国民经济学之外进行批判。

经验主义方法的基本特征是运用归纳推理的方法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以线性因果观为基底的一般规律。它以经验现象本身的真实合理性为对象前提，以经验现象之间的线性因果性为逻辑前提，认为本质规律必然内含于现象之中。由此可以看到其内在的理论困难：

第一，经验主义割裂了现实社会的整体性和丰富性，忽略了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人的经验能力的有限性和选择性，并表现为逻辑规律与经验现实的不周延性。具体来说，国民经济学将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分而论之的表述方式和研究方法正是这一缺陷的表现。他们显然是割裂了三者在现实资本关系上的统一性和真实性。由于此时马克思站在同样的方法论平台上，所以也采取了将三者分而论之的形式，同时从与国民经济学对立的政治立场和经验事实出发来批判谋生劳动的抽象性、非人性。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以同样的方法而得出不同结论的这一事实，说明经验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割裂性。其在社会政治问题上表现为人们对经验事实的选择性认识实际上就是对现实生活的片面认识。

第二，经验主义是基于线性因果观建立起来的，它执着于从庞杂的经验材料中基于经验和习惯梳理出一条逻辑线索，而实际上这条逻辑线索只是现实生活内在联系的众多可能性之一。线性因果观由于忽视了现实生活的普遍联系而流于片面化，无法透视经验现象的社会关系本质，而只能将现实社会归结为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的公式”［2］251。比如，马克思虽然从客观现实出发追溯了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此时马克思局限于经验主义的线性因果观，只能从有限的已知事实中考察私有财产的根源，所以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私有财产的根源是地产，而不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关系。可见，仅仅从经验主义出发，即使从客观现实出发，也无法形成科学的历史观。

第三，基于以上缺陷，经验主义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对经验事实的非批判性和非历史性确证。这正是经验主义所内含的近代形而上学性。国民经济学正是将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合理的经验现实，根据线性因果关系将既定经验现实归纳为绝对规律，并再用它来解释现实世界的。因此，一方面，国民经济学只是在“解释世界”，而且是循环论证；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学在本质上陷入经验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另外，也正是由于经验主义对物质世界的执着，因而忽视了人的世界，对人漠不关心。虽然社会主义者和此时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的马克思批判了与国民经济学相反的经验现实并引出了革命的结论，但限于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性，马克思以否定的眼光看现实社会只能得出否定的结论，却看不到现实社会的积极方面。总之，马克思无法全面地剖析现实，从而无法找到真正解放的现实之路，最后的革命结论只能一笔带过。

实际上，马克思社会主义式的方法论中也蕴藏着新的理论生长点。这主要表现为：第一，马克思以人的幸福为尺度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现实状况的经验主义－人道主义的方法论批判模式与接下来的经验主义－人本主义批判模式只有一步之遥。两者都属于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只是前者还主要依赖于经验分析而缺乏哲学深度（人本学），因而可以看作是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前奏；第二，马克思在将谋生劳动批判为抽象劳动之后，接着追问这一抽象劳动对人类发展的意义，并在“地租”小节中对私有财产运动进行了经验历史性的考察。一方面，这种经验历史性分析正是马克思此时开始超越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之形而上学（非历史性）的萌芽并追问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逻辑生长点；另一方面，这一经验历史性分析与“第一笔记本”第二部分（以下简称1－2）的结尾部分马克思在规定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之后进一步追问私有财产的起源以及对人类发展的意义并转入对两者关系的经验历史主义考察的思路是相近的。可以说，正是这里处于萌芽状态的经验历史主义方法论为后面马克思在主导性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统摄下衍生出客观历史逻辑提供了方法论铺垫。后者可以被看作前者在马克思自身理论发展中的继续。

正是马克思自身逻辑中的超越性因素使马克思认识到国民经济学所依赖的经验主义是将偶然性的经验事实（前提）和结论（公式规律）指认为必然性，这一内容和形式上的深刻矛盾决定了经验主义本身就是自欺欺人的。因此，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学在本质上也是自欺欺人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1］50，国民经济学所阐述的规律只是“偶然的、蓄意的、强制的结果”［1］50。马克思并不满足这种自欺欺人的理论，而是要追问结论和前提背后的本质。马克思虽然否定经验主义方法及国民经济学，但他绝不否认“当前的经济事实”，而是相信偶然的外部现象正是一种必然本质（但不是因果必然性）的表现。所以，马克思决定要跳出经验主义框架，用哲学方法论来揭示经济事实的本质，探寻人类解放的可能性路径。这一新的逻辑范式就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

二、费尔巴哈式的经验主义－人本主义方法论

在从经济学批判转向经济学－哲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主要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其内在方法论基础便是经验主义－人本主义方法，而这正是来源于费尔巴哈的“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方法，但他很快又超越了这一方法论平台。

（一）对“第一笔记本”第二部分的方法论的一般认知

1．现实性：经验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内在结合点

在1－2中，马克思开始由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性批判转向对“整个实证的批判”，实现这一批判的理论支援首先是费尔巴哈。虽然马克思对经验主义持否定态度，但他并不否认经验主义批判性地描述“当前经济事实”的有效性。因此，马克思把在1－1中对国民经济学和经济事实的经验分析作为对象材料内化于人本主义异化批判逻辑中，从而形成了经验主义－人本主义方法论［2］250。两者是如何内在勾连在一起的呢？答案仍在于费尔巴哈。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构成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所以，马克思在《序言》中直言不讳地说道：“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1］4通常我们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的影响界定在“人道主义”即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上，却往往忽略了“自然主义”以及两者的“实证”特性①关于《手稿》中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影响，张一兵教授指认马克思的哲学人本主义批判“里面又暗含着自然唯物主义的前提”（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但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人本主义逻辑构架究竟是如何渗透进马克思的哲学人本主义逻辑中的，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究。笔者以为，解铃还须系铃人。，而这正是我们理解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人本主义方法论构架的整体性并把握此时马克思逻辑构架的钥匙。

在马克思看来，在费尔巴哈之前的关于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都是非实证的。回溯西方哲学史或者德国古典哲学史，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之实证性的指认正是对其以感性－对象性－直观为内核的自然唯物主义对抗整个近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思辨形而上学建制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之理论功绩的确认，所以“实证的”正是对其哲学的一般唯物主义性质的指认。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分析费尔巴哈两条逻辑的内在勾连关系。

为了批判宗教神学和思辨神学对人性的遮蔽，费氏站在人本学的立场上指出，“神的主体是理性，而理性的主体是人”［3］247。而作为真正主体的人是现实的完整的实体的人，是以自然为基础的类的人，即自然人。自然人的现实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就人自身而言，人是肉体和灵魂、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亦即人是“拥有身体和能思想的头脑的人”，是“具备观察和思想的能力”［3］11的实体；就人的存在方式而言，人是感性对象性的存在物，即人与自然、人与人处于对象性关系的整体之中。作为实体性的感性对象性的自然人，具有直接的感性确定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1］96。重要的是，关于自然人的规定包含了费尔巴哈哲学的逻辑基底：感性－对象性的直观［4］323－330。其要义就是现实的人在对象性关系中直观到自身并确证自身的本质，即费尔巴哈以自然人为出发点，站在人的立场上指出，与人处于对象性关系中的对象首先是感性存在物，其次它必须与人的本质相一致，亦即成为人的对象的对象物都是体现人的本质的感性存在物。基于此，人才能在直观对象中确证自己的本质。

实际上，自然人的主体性、感性对象性的存在方式以及感性直观（在对象中直观自身本质的能力）正是人作为自然人的本质内容。正是基于人的感性直观能力对这种对象性关系的认识、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或者说人的感性对象性存在方式）和感性直观能力才成为被意识到的现实性，才成为对人的自然本质的确认，并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因为“现实界的规律也就是思维的规律”［3］177。因此，依照这一逻辑，当宗教神学、思辨神学成为人的对象时，其一切神秘性、抽象性都消失了，它们只不过是人的本质而已，“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3］101。也正是在人本学的意义上，费尔巴哈说普通神学是感性的，而思辨哲学则将其理性化、异化了。由此就自然过渡到人本主义逻辑对人的类本质的确证以及对宗教神学、思辨哲学之异化的批判。从中可以看出，在费尔巴哈哲学的整体逻辑格局中，以现实的人和自然界－感性对象性关系－感性直观为基底的自然唯物主义为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提供了逻辑基石和有效性保证。两条逻辑得以有机结合的关节点就在于自然唯物主义所标示的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实证性或现实性。这一现实性既保证了主体和对象的现实性，也保证了由主体的现实性能力和主客体间现实的对象性关系而得出的人的类本质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在费尔巴哈那里，以自然人及其感性对象性为内核的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本来就是一体的，即“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在费尔巴哈的逻辑格局中，如果在本质层面上，自然唯物主义基于现实的感性对象性而内生出人本主义，那么在现象层面上，自然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则从感性对象性的反方向中内生出异化逻辑，即当主体创造的对象物脱离主体而颠倒性地居于主体之上并使主体无法在对象中直观自身本质时，对象对于主体来说就成为异化物，因而就成为人本学批判的对象。这就是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异化批判逻辑的整体格局。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费氏的整体逻辑格局本身有着剧烈的内在张力，即自然唯物主义既内生出人本主义逻辑，又从人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内生出异化逻辑。费氏这种由其内在张力而独具批判力的哲学方法论正顺应了此时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和经济事实的要求，于是马克思整体借鉴了费氏的逻辑格局。因此，经验主义的现实性（现实的人及其劳动以及经济事实）也就同样成为马克思此时的经验主义－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结合点。这样一来，在1－1中对国民经济学的经验主义分析与批判也就顺理成章地在1－2中被纳入到马克思此时的整体逻辑框架中，并一直贯穿始终。

2．对象性对立关系：对象化vs异化

为了反对黑格尔的绝对主体及其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费尔巴哈将感性对象性设定为主客体之间的本质性关系。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标志着对象化＝异化的对立统一关系，那么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就标志着对象化vs异化的对立否定关系，而对象化vs异化正是以对立vs矛盾为逻辑基础的。

在黑格尔那里，作为绝对主体的观念是通过对象化为物质存在而实现自身的，虽然对象化过程使精神“沉沦”于异在的物质中，但从自身异化出去也就是过渡性地肯定自己，因而异化等于对象化。在表征绝对观念运动的第三阶段上，这一运动过程就表现为人的精神对象化为劳动产品和人类社会的过程。可见，劳动在黑格尔的话语中，只是观念主体假借个体意识和社会历史运动来实现自身的手段［5］。但劳动作为一种活动原则，蕴涵着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辩证统一。虽然此时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随后它却成为马克思扬弃费尔巴哈逻辑的重要支点和新的逻辑趋向。

在费尔巴哈那里，他直接否定了黑格尔的总体对象化和异化，将其看作主谓颠倒。这与费尔巴哈对于对立和矛盾（对立统一）的理解密切相关。就人自身是肉体和灵魂、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来说，它表明了人是完整的实体。人的这种实体性表明了主体与对象、“我”与“你”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这也是主客体（我－你）对象性关系的隐性前提，亦即对立性、差异性是对象性的另一种规定。在费尔巴哈看来，这种对立性正如对象性一样是本质性的，而“对立范畴的统一只有在抽象概念中才是可能的”［3］16。如果有人“将这些对立特性同时在我之内统一起来，这些特性就中立化、迟钝化了，如同化学过程中的对立物一样。在化学过程中，对立物是同时并存的，它们的差别是在一个中立物中消失了”［3］178。在这里，费尔巴哈恰当地看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存在于时间维度里。但他只是直观到了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存在于不同时间、不同个体中，正如在化学过程中，对立物的差别消失、获得统一之时却正是中立物产生之际。即使它们有可能存在于同一实体中，也只能存在于不同时间段里的同一实体中，“将对立的或矛盾的特性以一种适合实际的方式统一于同一实体中的中介，只是时间”［3］177。这看似是在时间维度上对矛盾存在的妥协性承认，实际上则是对矛盾的否定。他否认了矛盾和对立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辩证总体性，而从历时性的单一维度上割裂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他还理解不了对立物的统一是在对立物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共时性地存在的。按照这样的逻辑，费尔巴哈眼中的对象化和异化必然是分离的、对立的。

费尔巴哈认为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进而抓住黑格尔第二层面上的人的感性对象化活动，并将其放置于感性对象性关系中。实际上，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化活动只是人的感性直观活动，即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主体凭借感性直观能力确证、直观自身的类本质的活动。如果主体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经过理性加工形成的关于对象的意识脱离了主体，超越于主体之上并压迫主体，主体无法从作为对象的意识中直观自身的本质，那么异化就产生了。在这里，对象化与异化处于线性时间序列的分离状态，而不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费尔巴哈只是颠倒性地翻转了黑格尔总体对象化和异化的运动方向，却将两者历时性地割裂开来，从而丢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处于对象性关系中的双方既在直观上具有同一性，又从根本上标示着双方的对立性（分离性）。或者说，对象性本身就是对立性的另一种表达。感性对象性作为费尔巴哈哲学的拱心石，从一开始就阻断了对象性双方的内在统一之路，从而走向彻底的对立的否定辩证法。由于费尔巴哈强调人的感性直观活动，所以他肯定对象化而反对异化。这正是马克思此时的逻辑参照。由于马克思此时的批判对象是社会经济领域而不是费尔巴哈所面对的自然界，所以在马克思这里，人的现实性就表现为劳动，而人在自己的劳动产品中所直观到的人的类本质就是对象化劳动。相反地，现实生活中谋生劳动－抽象劳动则表现为异化劳动。两者是彻底对立的。由此可以看到，费尔巴哈的对象化vs异化构成了马克思对象化劳动vs异化劳动的重要逻辑构件之一。

总之，马克思通过整体借鉴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异化论的逻辑模式，基于自身的批判领域（资产阶级社会及国民经济学），将经验主义分析作为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基础和对象，用对象化与异化相对立的逻辑构件建构起以对象化劳动（人的类本质）批判异化劳动（经济事实）的经验主义－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构架。

（二）对象化劳动vs异化劳动：人本学社会现象学批判

在1－2中，虽然马克思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建立在自然物质之上的社会经济领域，但作为基础性前提的人与自然界的对象化关系正是人的类本质的本真体现。因此，马克思仍然像费尔巴哈一样从人与自然的原初性关系层面上规定了人的类本质：对象化劳动，即自由自觉的劳动。马克思站在对象化劳动的立场上，指出劳动的本质关系就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进而对现实异化劳动展开了四个层面的人本社会现象学批判。这就是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同时，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仅从交换和分配层面上分析现实工人状况，从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1］54。

正是通过对异化劳动四重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的最高表现层面上即人与人的异化层面上看到了“工人与劳动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1］61。工人在对象化劳动过程中失去了自己，却让自己的创造物被与自己相对立的人占有，从而让资本获得了与自己相异的生命。于是，私有财产诞生了。由此，马克思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只是到了后来，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1］61，而只有私有财产发展到最高阶段才重新暴露出这个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经验主义的批判中所得出的矛盾只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是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1］62。到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把他对现实的批判归结为两个因素：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异化劳动是对象化劳动的颠倒，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而现实的一切都只是这一结果的不同表现。

到这里，马克思似乎已经从哲学的高度完成了对现实社会和国家经济学的彻底批判，揭示了现实劳动的异化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言，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它们“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63。但仔细斟酌，按照马克思这里的逻辑，他对国民经济学一切范畴的阐明也只能得出如“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1］62这样的结论。亦即异化劳动成为一切范畴和现实生活的根本原因，而异化劳动本身却成为未加说明的抽象概念——如果说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有所说明的话，那他也只是把它作为对现实谋生劳动的哲学人本学概括，也只是从对象化劳动的对立面来理解。另外，在马克思此时的逻辑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具有彻底的否定性，而肯定性的对象化劳动只是作为一种原初性的逻辑悬设，所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现实性也就意味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刻悲剧性，是无法从中生发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和道路的。

这种理论困境正是费尔巴哈哲学逻辑中的感性直观和对象化vs异化这两个逻辑构件所决定的。马克思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在1－2的结尾提出了这样的问题：“（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的人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1］63可见，马克思已经开始追问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历史性关系问题以及对人类发展的意义。这与仅从经验主义－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出发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恰恰是异质性的思路。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实现这种逻辑转换的呢？

（三）方法论的“惊险一跃”：从经验主义－人本主义走向经验历史主义－人本主义

1．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构架的内在理论局限

如前所述，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感性对象性－感性直观和由此引申出来的对象化vs异化关系构成了马克思此时整体逻辑构架的重要逻辑构件。这两者正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局限之所在，也是马克思此时的理论瓶颈。它具体表现为：自然人、感性对象性直观和对象性对立关系的抽象性、非历史性和形而上学性。

为了对抗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费尔巴哈直接设定了现实的人和自然界的感性确定性。正如马克思所意识到的，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6］。也就是说，当费尔巴哈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时，只是强调了人的自然属性，而“未能揭示人的独特的社会的本性”［3］13；当费尔巴哈强调人是感性对象性存在物时，只是强调了人的自然存在方式，或者说是强调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初性设定，却脱离了人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当费尔巴哈诉诸于人的实践时，只是强调了感性直观活动或感觉活动，却忽略了“人对自然界的积极和实践的关系”［3］13。总之，作为费尔巴哈哲学起点的自然人是脱离了现实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是被还原到生理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人。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感性对象性直观和对象性对立关系的非历史性和形而上学性。

按照费尔巴哈的逻辑，现实的人正是在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中直观到自己的类本质的。在他说出直观到的真理之后，也就在开端上完成了自身的完全性，再也不能引导思想的前进运动了。这就是费尔巴哈之直观性所固有的非展开性、非历史性［4］396。感性直观所具有的非历史性原则正是它的历史唯心主义之形而上学性的表现：一方面，主客体本身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作为存在论上的原初性状态是没有历史的，对于现实异化的批判和超越正如对类本质的直观一样，也只需运用感性直观就足够了，甚至对人之类本质的直观同时也是对现实异化的扬弃，亦即异化批判逻辑最终成了思维认识活动；另一方面，感性对象性从一开始就预设了存在论上的现成之物（主客体、意识和存在等），这种现成物的现成性正是由近代形上学的背景与建制所规定、支撑的，由于感性直观无法穿透这种现成性背后的历史生成性，从而在根本上落入形而上学的泥潭。总之，正如后来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7］

如前所述，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在根本上是经验直观上的线性分离逻辑。费尔巴哈认为，“我们只应当如事物实际上所表现的那样去思想事物”［3］177，因而“实际上分离的东西，在思想中也不应当是同一的”［3］177。现实的人和自然作为感性对象性的存在物，它是感性的、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实体，并在时空中运动发展。这种运动发展的结果就是不同事物之间或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段上形成了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因此，人的感性直观以及理性所反映的正是现实界的线性因果规律，而且“现实界的规律也就是思维的规律”［3］177。就费尔巴哈的方法论原则和论证过程来看，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他是完全按照自然事物所呈现的样子进行描述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他的感性直观在本质上是以对象的差异性、个体性为基础的。所谓的因果规律仅仅是将所直观到的不同感性材料表面地联系起来罢了，实际上它不仅没有阐明而且割裂了事物运动过程的内在性和总体性。可以说，费尔马哈建立在感性直观和“饱沃人血的理性”基础上的认识论与近代经验主义认识论就线性因果逻辑来说具有内在一致性。这正是他主张新哲学与自然科学结成联盟的内在原因。如前所述，线性因果性是近代经验主义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它内含对总体性、历史性和矛盾性的割裂和否定。因此，线性因果性所固有的形而上学决定了费尔巴哈的对象性关系必然重蹈近代形上学的覆辙。

站在这样的逻辑平台上，对象化和异化在费尔巴哈那里必然是对立的、割裂的。由于他停留于对象化与异化相对立的感性直观，所以他只是将现实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对立面（异化）来理解，并采取直观否定的方式对现实异化进行批判和超越。但是，由于他缺乏历史生成性的辩证逻辑，所以他无法解释现实异化之客观存在的内在原因，做不到对现实异化的真正扬弃。总之，受自身理论逻辑的局限，历史主义原则和人类发展问题成为费尔巴哈哲学的盲点。这同样是经验主义的理论盲点。

2．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出离：从“实证－直观”到“经验历史”，从“对立”到“矛盾”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同样意识到自己跟费尔巴哈的不同。这个不同直接表现为两者研究领域的不同，即相对于费尔巴哈哲学论域的现实的人与自然界。马克思此时面对的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社会活动，尤其是社会经济活动。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对象不仅仅是自然界，更多的是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所以，当马克思从社会角度重新规定人的类本质的时候，这一类本质就不再是感性对象、感性直观以及爱等，而是变成了“对象性的活动”，即劳动。马克思在经验主义－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下揭示出现实异化的本质在于异化劳动及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当他要从对异化的指认走向对异化的扬弃时，就不能只停留于思想上的认识和批判，必须进一步追问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及其对人类发展的意义问题。况且，在1－1中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性批判分析中已经经验到了私有制的历史发展事实（比如从地产到资本的发展）。这为他走向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经验历史主义①“经验历史主义”是一种只从物质形式层面把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存在物理解为经验对象，并从经验对象在历史上相互连续存在的层面理解它们的历史性逻辑的线索。参见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分析埋下了伏笔。然而，当马克思决定从“实证－直观”转向“历史”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异化劳动对人类发展的意义。这决定了转向对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历史性考察的意义。如果仍然立足于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对立的逻辑中，那么现实的异化劳动对于人类发展显然只具有消极、否定的影响。所以，若想从异化劳动中得出其对人类发展的积极意义，若想完成对异化劳动的扬弃而引出现实的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就必须首先肯定异化劳动的意义。进一步说，就是要从对象化vs异化的对立走向两者的统一，这也就是抛弃人本学的哲学思辨而回到现实生活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通过经验主义所确证的谋生劳动的现实也是对异化劳动的现实性确证，对地产在私有财产运动中的历史性分析为马克思的逻辑转变提供了逻辑先导。同时，黑格尔的思辨历史辩证法的对象化＝异化的逻辑构架为马克思提供了重要的逻辑参照。

总之，基于革命理论要求而意识到费尔巴哈哲学的逻辑局限性，马克思借助自身逻辑的发展和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逻辑构件，重新改造了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逻辑格局，形成了自己新的方法论，即经验历史主义－人本主义方法论。

三、经验历史主义－人本主义方法论下人本学异化史观的完成

马克思在实现方法论转变之后，开始着重分析私有财产的客观历史过程，并在剖析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对人类发展过程的双重作用基础上，提出了扬弃现实异化的共产主义道路。所以，《手稿》的“第二、三笔记本”可以看作是对“第一笔记本”结尾部分所提问题的进一步解答和阐释。

马克思首先以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为线索，考察了私有财产（私有制）的历史，但这一历史既不是实证主义的历史，也不是唯物史观的历史，而是异化史观的历史。在异化史观的视界中，劳动以对象化－异化劳动的形式成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产物（又反作用于异化劳动），经历了由低到高、从未完成到完成、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从积极的角度看到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劳动即人本身，从而肯定了国民经济学的劳动原则相对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进步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以人本学的视角看到的私有财产的历史也是资本与劳动的紧张对立关系不断加剧、人的异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历史。在洞察了对象化劳动＝异化劳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双重意义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自己新的共产主义总原则：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

以新的共产主义总原则为尺度，马克思在批判了其他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潮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观。他认为，无论是具有改良色彩的社会主义观点还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观点，都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影响，没有摆脱对私有财产的消极理解。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同体对立面，两者是对象化与异化对立统一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81，就是要“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81，使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和人的真正的本质复归。在哲学层面上，就是扬弃异化、回归对象化，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真正统一；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实践层面上，就是对人类私有制发展史的肯定和重视，将革命的基础真正置于现实的历史发展之上，完全地自觉地保存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因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1］89。这种实践力量现实地表现为工业和自然科学创造了人的世界历史，改造了人的生活。虽然他们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对这种异化关系的扬弃同样依赖于这种现实的实践力量。最后，马克思重申共产主义的另一条原则：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它“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1］93。总之，共产主义标示的是现实的人在现实历史运动中自我对象化－异化，又不断扬弃异化、复归自我的运动过程。

综上所述，在初涉经济学领域寻求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和现实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自身理论线索和多重支援背景的交互影响，马克思在《手稿》中的两条逻辑线索背后存在着三重方法论的变奏，即从社会主义的经验主义－人道主义到费尔巴哈式的经验主义－人本主义再到黑格尔式的经验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异化方法。实际上，这三重方法论逻辑的变奏正是对孙伯鍨先生最早提出的两条逻辑线索说的进一步深入展开。而这三重复调式方法论的变奏所体现出的人本主义逻辑的弱化和科学逻辑的加强，正是对孙先生观点的再次确证。但必须承认的是，在《手稿》中，马克思始终是以抽象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统摄客观现实逻辑，并始终以抽象的人的类本质作为客观现实逻辑的最终说明，而没有真正从现实历史运动本身中揭示其规律。因此，即使马克思从对象化－异化劳动的统一中走向现实历史，也无法真正参悟历史的科学本质，而只是与历史的一个侧面相遇。只要仍然用“异化”概念来规定现实生活的本质，实质上就是一种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所以，要想参悟历史的真相，马克思还需要继续摒弃哲学意识形态的迷障。这恰恰就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图绘——正是哲学引导马克思走向现实历史生活。恰恰是在现实历史生活中，马克思发现了包括哲学在内的人类历史发展自身的秘密。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 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3］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 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233．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3．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

［8］ 翁寒冰，唐正东．马克思哲学路径中的“两条线索、三重逻辑”［J］．南京社会科学，2012（10）：36－42．

［9］ 张一兵．赫斯哲学与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性关联（笔谈）——赫斯与青年马克思：金钱异化本质的异质基础［J］．学海，2012（3）：14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