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视域下的英文船名汉译

赵志刚

（广州航海学院 外语系，广东 广州510725）

海上运输承担着我国90%以上的国际贸易和50%以上的国内贸易运输任务，中国航运业的快速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船舶来访中国。因此，英文船名的汉译也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船名是航运公司旗下的船舶从事商品运输所使用的标志。要把船名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并能保存其原有的风格、韵味及内涵，绝非易事。船名翻译不当会给船舶的营运、管理等带来诸多不便。本文从目的论的角度探讨英文船名的汉译方法，并以实例说明这些方法在船名翻译中的实际应用。

一、理论背景

（一）目的论

功能派翻译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强调交际目的［1］。赖斯是德国翻译功能学派的奠基人，她在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构建了功能派翻译理论的雏形，即出于翻译的具体要求，译者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她的学生弗米尔和诺德则更进一步提出了“目的论”：1）目的性法则，指翻译行为取决于翻译目的，也就是结果决定方法；2）连贯性法则，指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必须让接受者理解，具有可读性，并在目的语文化中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3）忠实性法则，指指译文和原文间应存在的语际连贯一致，译文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2］。这三个原则中的最高法则应该是“目的法则”，语际连贯或“忠实”应从属于语内连贯，二者同时又都从属于“目的法则”，即翻译的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方法也应该不同。总而言之，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二）船名功能及翻译目的

赖斯认为，在翻译的时候，首先应确定文本类型，继而确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根据文本交际功能的不同，赖斯将其分为信息型（informative）、表达型（expressive）和操作型（operative）三种。从文本类型上看，船名属于一种特殊的文本类型。船名的基本功能和作用是传递信息，用来在VHF频道识别身份、用于客户订舱，等等。这就要求船名容易发音、记忆。根据一项对IMO登记船名的统计，英文船名平均词数为1．8个，英文船舶命名倾向于采用1－3个词的名字［3］。相应地，英文船名的汉译用语必须简洁易懂，能用有限的文字传递船名原文所蕴含的信息。除了提供船舶的信息，船名还具有文化交流的功能。它必须对客户具有吸引力，有一定诱导功能。因此，可以将其归为信息型为主、兼具操作功能的文本类型，属于应用翻译体裁。

二、英文船名汉译方法

对于应用翻译中“信息型”文本的翻译，赖斯认为其最显著的特点应该体现在“内容精确”“信息明确”和“语言通俗”上。因此，“译文的形式要从根本上顺从于目的语的习惯用法”，要为译文读者所熟悉，“使读者感觉不出在读译文”［4］。因而，译者可以根据翻译要求来决定源语文本信息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以及译文的表现形式，对原文内容和形式做相应灵活的处理［5］。显然，目的论为英文船名汉译采取的音译、直译、意译、音意结合和零翻译等翻译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忠实还是叛逆，直译还是意译，都是由“目的原则”决定的。

（一）音译

音译是根据英文船名的发音特点，采用发音与之相同或者相近的汉字，实现语音信息对等翻译。这种方法保留了英语原文的风韵，又可以体现出船舶的异国情调，新颖别致，实现了源语（source language）在读音上与目的语（target language）的成功转换，获得了一种“神似”的令人赏心悦目的音韵美。

采用音译的船名，多由政坛或文学名著中的人物或地名构成。如：Achilles（阿基里斯号）、Bismarck（卑斯麦号）、Marco Polo（马可波罗号）、Normandie（诺曼底号）、Titanic（泰坦尼克号）、Victoria（维多利亚号），等等［6］。

方梦之、毛忠明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原语信息的取舍，决定翻译策略及文本的形式和风格”［7］。英文船名汉译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与汉语读者沟通交流，译名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船舶的接受度及影响力。因此，在采用音译时要考虑中国人的命名习惯。例如，在音节上，中国人青睐2－4个字词。这符合中国人的指称习惯和音韵审美心理。有些英文船名词长音多，如果逐音翻译，读起来既拗口又不便记忆，因而在翻译时经常采用将船名中过长的音删去，将多音节减译为中文2－4个字词的方法，更能令人过目不忘。如果船名是由若干单词组成，则采用省词、只译词首音、只译首尾音等技巧酌情删减。如：Hermann Hesse（赫尔曼）、Sutra Empat（安帕特）、Admiralengracht（阿德米拉）、Afovos（阿福）、Valentinih（万灵泰）、Fratzescosm（佛莱弛）、Santa Vista（圣威）、Sher－e Punjab（谢尔伊），等等。

（二）直译

直译就是利用语义等值，按照字面意思实现源语与目的语词对词的直译。这种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船名的内容和形式。该方法多适于以普通词汇或臆造词命名的英文船名的汉译。如著名的《加勒比海盗》系列影片中的主角海盗船Black Pearl（黑珍珠号）和1620年由英国运送移民驶往北美殖民地的Mayflower（五月花号）都是根据原船名的字面意思直接翻译而来。

再如目前服役的商船中oriental系列的Oriental Phoenix（东方凤凰）、Oriental Pride（东方骄傲）；pretty系列中的 Pretty Lake（丽湖）、Pretty Wave（丽波）；silver系列的Silver Bay（银湾）、Silver Dragon（银龙）；new系列的New Horizon（新视野）、New Spirit（新精神）；ever系列的 Ever Peace（长平）、Ever Strong（长强）以及green系列的Green City（绿都）、Green Willow（绿柳），等等。其他的例子还有：Legend of the Seas（海洋神话号）、Century Diamond（世纪钻石号）、Silver Dragon（银龙号）、Sirius Star（天狼星号）、Sky Harmony（天和号），等等。这些译名既成功地保留了船名的原汁原味，也考虑到汉语的节奏感，堪称佳译。

（三）意译

意译是指舍弃船名的字面意义，根据词汇蕴含的文化意义，在翻译时充分考虑目的语受众的心理感受，在目的语中寻找类似引申意义的词语，以期受众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文化差异。意译有较大的灵活性，能最大限度地传递原船名的文化内涵与意蕴，创造出国人喜闻乐见的译名，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国内大多采用江河湖海或地名命名船舶，也喜欢用吉祥、吉利的词语命名，比如：“丰”“富”“福”“裕”“荣”等［8］。因此，在汉译英文船名时，译者要在全面、深刻了解船名主题的基础上，多采用中国人中意的“吉利语”。如：Bonanza本意是“意想不到的幸运”，将其译为“宏运”，此译法既表达了原名的意思，又丰富了它的内涵；Daimon是希腊语，原意为“神”，后来遭贬为“鬼王的奴仆”。古罗马有用权贵、神怪命名船名的传统［9］，将其意译为“守护神”既保留了原文船舶守护者的含义，又符合我国文化传统，可谓形神兼备；Fortune Carrier，意为“运送幸福的工具”，将其译为“福运”，令人印象深刻；Grand Way，意指宏伟的道路，此处译为“鹏程”，暗合中文“鹏程万里”之意；Moon Dancer本意是“月亮上的舞者”，在中国神话中嫦娥被尊为月神，在文学作品中嫦娥也就常常用来指代月亮，元代顾瑛曾作诗《金粟影》云“庭中捣药玉兔愁，树下乘鸾素娥舞”，描绘的便是月宫中嫦娥等仙女起舞的场景，译为“嫦娥”颇为精妙。其它的例子还有：Fortune Ace（福星高照）、Iron Bill（铁人）、Steadfast（恒远）、Triumph（凯旋）、Wishes（如意），等等。

（四）音、意结合

将原船名分解成几个部分，有针对性地采用音译或意译，同时传达原名的音与意，可达到等效翻译的效果。这种译法要求译者既有丰富的想象力，又要有遣词用字的扎实基本功。如《圣经》中根据上帝的指示，诺亚及家人建造躲避大洪水的Noah’s Ark，就译为“诺亚方舟”，其中“诺亚”就是音译，而“方舟”则是意译。又如Queen Mary在译成中文时也是采用音、意结合的方法，但对于Queen的译法却不一致，有译作 “王后”的，也有译作“女王”的，还有译成“皇后”的。按字面意思，这几个译法都有道理，那么哪个才符合“忠诚原则”呢？这里就涉及到文化背景知识。该船是以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妻子玛丽王后来命名的，所以译为“玛丽王后号”才是比较准确的译法。而Queen Elizabeth自然是“伊丽莎白女王号”了。

再如Lowlands系列的Lowlands Brilliance（楼兰光辉）、Lowlands Prosperity（楼兰繁荣）。Lowlands译为楼兰可谓精妙，楼兰是中国西部西域古国名，曾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译名暗合该系列作为商船之意，其后的普通名词则按原意译出，可谓相得益彰、形神兼备。再如Ginga系列的Ginga Tiger（金甲虎）、Ginga Panther（金甲豹）与Ginga Falcon（金甲猎鹰）等。其中，Ginga译作金甲颇为传神，金甲用来表明船体坚固，以猛兽凶禽来暗示船舶的迅猛，可谓相得益彰、音意兼得。Costa系列的Costa Classica（歌诗达经典号）和Costa Fortuna（歌诗达幸运号）以及Full系列的Full City（富城）和Full Wealth（富饶）也都是佳译。

（五）零翻译

有些船名由简单的字母和数字组成，这些船名往往采用零翻译，体现了数字的国际通用性和一致性。本文的零翻译是指“将原语符号原封不动地转入译语的全译方法，所译对象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10］。汤新兰、张蕾指出，依据目的论思想，译者将零翻译作为目的之一，体现了译者对合流文化趋势下英汉文化融合趋向的敏锐洞察，以及译者对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解读潜能的充分尊重［11］。

二战时，“U”是德国潜艇的代号，潜艇用“U”打头，后面是潜艇的序列号，而美国潜艇则以“S”为代号。影片《猎杀U571》中的出现的U571和S33既采用了零翻译的方法。此外现代商船中此类船名也较多，宜采用零译法。比如：GB509、GJZZ、A189、B－1，等等。

翻译目的论打破了传统翻译的等值观，强调译文与原文具有同等的交际功能，并把翻译活动归入跨文化交际范畴进行研究，这为英文船名汉译提供了新的视角。根据翻译目的论，译者在进行英文船名汉译时应更加注重译名在汉语的可接受性，充分考虑汉语读者的心理感受，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恰到好处地运用不同翻译方法将其译出，既要完美演绎船名内涵，又要兼顾中国文化与风俗习惯。

［1］ 仲伟合，钟钰．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9（3）：47－49．

［2］ NORD C．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1：8－10．

［3］ 赵志刚．英文船舶命名特点分析［J］．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1）：118－120．

［4］ REISS K．Translation criticism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30－31．

［5］ 贾文波．应用翻译：多元交际互动中的整体复杂行为［J］．外语与翻译，2007（4）：32－39．

［6］ 杨槱，陈伯真．人、船与海洋的故事［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239－244．

［7］ 方梦之，毛忠明．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46．

［8］ 任威，李景芝．船舶与航运文化［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140．

［9］ CHURCHMAN L．The art of boat names：inspiring ideas for names and designs［M］．New York：International Marine／Ragged Mountain Press，2008：9．

［10］ 李丹，黄忠廉．零翻译类型考［J］．山东外语教学，2012（2）：93－97．

［11］ 汤新兰，张蕾．目的论视域下的零翻译与英语姓名汉译研究［J］．外国语文，2010（1）：1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