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中的压力与影响因素研究＊

赖红玲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兰州 730070)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来华留学生的数量不断上升。怎样让来华留学生快速有效地融入当地文化，理解本族文化和当地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并尽可能地适应当地文化?怎样解决他们在留学过程中遇到的教育、文化、情感和健康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这是我国高校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本研究拟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阶段、面临的跨文化适应压力和影响其跨文化适应的主要因素等方面探讨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过程，以期为解决现实问题带来启示。

一、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阶段

留学生作为一组特殊的跨文化人群，当其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往往会经历一个有意识的渐进的自我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会导致个体个性特征发生顺序式的改变。奥地利人本心理学家阿德拉尔(Adler，1975)认为，这一渐进性变化包括四个阶段:(1)个体通过母语文化识别自我;(2)从母语文化过渡到异国文化中的自我意识;(3)在异国文化中的自我意识;(4)重新融入母语文化中的自我意识。沟通、感知、价值取向、心理控制点或责任心等心理经历影响这一适应过程［1］。阿德拉尔在对文化适应进行系统研究之后，确定了从初始遭遇异国文化到再融入母语文化五个渐进深度体验学习的阶段，即“文化适应的五阶段模式”假说:“接触阶段—分裂阶段—再融入阶段—自主阶段—独立阶段”。进入不同阶段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平稳过渡的，留学生通过不同的过渡阶段逐渐适应多元文化。

在“个体通过母语文化识别自我”阶段中，个体行为通过与文化价值相关的自我期盼和社会期盼进行推断，即对异国文化的适应过程深受个体母语文化的影响。苏因(Suin)等认为:“文化适应是两种或多种文化互动之时就会发生的一个过程。”［2］(P141)奎利亚尔(Cuellar，1995)等认为，只有当两种不同文化人群个体发生交往，并在态度、行为、信念、价值以及其他心理过程方面引起宏观(社会)和微观(个体)变化之时，文化适应才会发生［3］。在“从母语文化过渡到异国文化中的自我意识”的过渡阶段，阿德拉尔认为，过渡阶段始于个体在崭新的、不同维度的多样文化环境中对自我的认识，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可以更多地了解自己。在这个阶段，个体注意到本国文化和异国文化的差距，开始培养自己新的文化价值观。个体需要重新建构其价值观、习惯、信仰、行为模式和态度，也就是为了适应新的文化样式和行为，个体需要做出内在的改变。在第三个鉴于异国文化的自我认识阶段，个体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鉴别异同。个体开始意识到两种文化中不同行为代表着的不同文化含义。这一意识过程引起自我认识的发生，个体发展了同异国的人进行文化交流的能力，理解了他们受个体期待、语言和文化背景影响的文化价值和对现实不同的认识。在“重新融入母语文化的自我意识”过程中，阿德拉尔认为:个体为适应异国文化改变了个性，当个体想重新融入本国文化时，个体还得经历一个重新调整适应的阶段。重新融入本国文化的动机驱使个体认识到，他在价值系统和对现实的文化诠释方面，不得不做出很大的心理调适。

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过程需要一段发展时期，适应过程是一个平衡两个世界不同生活方式的动态过程。留学生必须经历很多的过渡阶段，在这些阶段跨越没有返向的路点。去适应异国文化还是维护他们的单一文化者身份，成了留学生在适应异国大学文化过程中不得不做出的重要决定。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中存在有序列的平稳模式的身份改变。然而，在每个阶段会出现的不同心理历程，取决于留学生个人所做的生活选择。

二、留学生所面临的主要跨文化适应压力

根据沃德(Ward.et al，2001)的文化适应模式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国际留学生必然会遇到种种生活变化［4］。如果留学生将其视为困难，那么这些生活变化很有可能变成文化适应压力。

(一)语言和学术适应

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留学生所面临的主要压力源于语言障碍。陈(Chen，1999)指出，第二语言焦虑是影响文化适应的主要压力源。在学习方面，语言障碍可能会影响写作、讲座理解、口头和书面考试，并且可能会影响学习者在课堂上提问题的能力［5］。泊拉佐利和卡瓦诺 (Poyrazli，Kavanaugh，2006)的研究发现，语言水平相对较低的学生在进行学术报道时能力也相应较差，同时也存在较低的整体适应能力［6］。这一研究与之后的留学生语言水平与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研究具有一致性［7］。特拉斯(Trice，2003)的研究也表明，对留学生而言，语言能力是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留学生的学业表现，从而导致留学生在适应不同环境时的寂寞和紧张情绪，同时也招致了一些当地学生对他们的否定［8］。

虽然留学生出国前大多通过了留学国的语言测试要求，如美国的TOEFL考试和中国的HSK考试;但TOEFL考试和HSK考试能否预测留学生在留学过程中的语言适应程度却不肯定，语言适应仍然是留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辰卯(Tatsuoka)的研究表明:“虽然大多数书面语的表达在英语中很常见，但对于不同语言群体，选项的意义和内容可能不一定就是问题最理所当然的答案……也就是说……考生基于本国文化和风俗对某个给定的刺激可以推断出完全不同的反应。”［9］(P1569－1570)然而，目前各国的入学语言考试成绩却不能很好预测到留学生遇到的学术困难的程度或取得学术成功的程度。因此，留学生的入学语言考试成绩达到了一刀切的录取要求，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具备了顺利完成大学课程所需的学术语言能力。

语言障碍对国际留学生在社会中与朋友和当地人的交流也会造成影响。例如，巴勒特和胡鲍(Barratt，Huba，1994)研究发现，留学生较高的语言能力有助于其增强自尊心，同时对他们与当地人的人际关系也产生积极的影响［10］。因此，语言水平也可以用来预测留学生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留学生较低的语言水平可能会导致跨文化适应压力，并产生抑郁心理。

为了使留学生能更好地适应留学生活，留学生所在院校应在录取留学生时认真考虑留学生的语言问题，正确理解语言水平与各学科学术成功之间的关系、判断学术语言水平的依据、明确院校帮助留学生提高学术语言水平的责任等，为留学生提供一个过渡性的语言培训，帮助留学生提高学术语言水平，使其尽早进入正常的课程学习。

(二)教育适应

相比其他大学生遇到的学术压力，留学生所面对的学术压力更大，因为他们还面临第二语言焦虑压力以及在适应新的教育环境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在适应新的教育环境过程中，学术压力大的学生在遇到其他压力时反应更大，学术压力能预测其生活压力。

留学生的学业期望与现实学习状况不相符可能会导致其跨文化适应压力。他们期望自己的学习成绩尽可能地提高［5］。然而，由于要学习第二语言，适应新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环境，他们的学业表现可能比他们的预期还低，如果不能克服这些压力，那么将会对留学生自信心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对他们适应新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5］。除此之外，留学生可能迫于家庭及国家赞助大额学费的期望，期望他们在学术表现方面更优秀，如果他们没有获得期望的表现，那么他们将会感觉承受更大的压力［5］。

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质量和效率与留学生预期效果不相符也可能造成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压力。赫瓦贾和登普西(Khawaja，Dempsey，2008)认为，留学生较差的文化适应能力以及不断增长的抑郁水平也可能影响留学生无法满足所期望得到的教育［11］。因此，如果留学生所预期的教育得不到满足，也会给他们造成跨文化适应压力。

相关研究表明，留学生的困难在于很难适应东道国教学风格［12］。例如，有些国家的学生习惯于机械学习，他们可能很难适应其他国家的批判性思维学习。上述研究表明，学生所遇承受的教育领域方面的压力对跨文化适应能力也会造成影响。

(三)社会文化

许多研究也致力于去发现留学生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如社会体系的不同、价值观和行为上的差异、歧视、民族集中主义、经济问题、住房问题、与社会隔离问题［13］、经济援助问题、对移民规定和工作规章制度的理解困难［14］。也有研究表明，留学生所在学校的教师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和对世界教育的熟悉程度能使教师很好地意识到留学生的适应困难，从而减少留学生因为在社会适应和社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而给他们造成的压力［15］。

相关研究表明，东道国的文化规范、友谊性质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际留学生建立友谊的能力，造成留学生的孤独感。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指出，大多数被调查的留学生均认为他们与当地人交往时存在交际困难［12］。在其他的研究成果发现，有的国际留学生断言他们希望与更多的同籍同胞结交朋友，而不是当地朋友［11］，因为这样也就不会太孤独，思乡情绪也不会太强烈。

三、影响留学生跨文化社会适应的主要因素

(一)母语文化

威尔逊(Wilson，1982)认为，对本国文化和客居国文化的认识、个人信仰系统的开放性、文化思考方式会明显影响适应过程［16］。

留学生和他们的同学、教授之间建立的关系类型和质量也很受他们价值和信仰系统的影响，又继而影响他们的社会行为。因此，留学生持有的受母语文化影响的价值和信仰体系会影响到其在研究项目中既定的目标和期望值。学生和教授之间在这些方面是否存巧合的相似或差异，将会影响到二者所认为的成功标准。当出现这些不一致时，就需要留学生调整他们的文化学习和思维方式，逐渐适应留学国教师的文化期望。接受这一挑战也会改变留学生对学习的态度、价值和信仰体系。当这些态度和思想上的改变最终发生时，留学生也会经历一个改变他们个性和身份特征的发展过渡过程。

卡普兰(Kaplan，1966)也认为，文化思维方式能影响人们对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作何反应或对其怎样认识，影响人们形成不同的口语和书面语的文化交流风格，因为每种文化都有反映某种逻辑思维模式的特定的文本建构风格和口语交流风格［17］。在文化思维方式方面，留学生不仅要学习留学国文化中语言的形式结构，如句法和语法，他们也得理解异国文化中的个体是怎样用语言来思考的。不同的文化对现实进行不同的概念化，借助语言和非语言的表达方式或符号的建构，理解现实并将其转变成某个特定的逻辑结构。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在解释同一数据时会不同，他们又用不同的文化过滤器——语言讨论和表达出来，最终导致学术论文中运用了不同的逻辑思维模式。因此，留学生需要意识到文化过滤器的作用，需要了解异国文化领域中他们自己学科的科学术语和写作方式。同时，他们也需要意识到根据自己母语文化的逻辑思维和交流方式对事实做出的文化解释。

(二)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应对或处理内外环境事件的效验或有效性，是个体以自身为对象进行思维的一种形式，即个体在执行某一行为操作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该行为活动所具有的信念、判断或主体自我感受。在跨文化适应中，留学生的自我效能或自身感受也能影响其文化适应程度。

要更好地理解留学生对留学国文化的适应，一个重要的方法是调查留学生的自我认识。这种内省的认识能够让我们深入认识跨文化适应过程所包含的心理、认知和情感维度，这种内省也涵盖了语言使用和其表达意思的文化信息。

在研究了留学生对他们角色的压力的自我感知以及他们对自己应对这些要求的能力的自我认识之后，万、查普曼和比格斯(Wan，Chapman，Biggs，1992)认为，留学生对自己的语言技能、学术技能、解决问题的技能、文化距离和社会帮助网络的认识是他们如何感知压力的决定性因素。留学生可能因为繁重的学科任务、快节奏的师生互动、缺乏学术和社会支持的机制、不清楚或不熟悉学科学术要求或者自己所做与学术要求相冲突而承受着压力［18］。学术困难一般会更容易激发留学生的压力感，比社会或个人问题更具持续性，是影响他们生理或身体健康的消极因素。然而，鉴于不同的人对环境的要求超越他们能够处理的范围的认识都不同，压力是个人的反应。对自己学术技能信心更大的学生对成功的期望也更高，解决问题的动机也更强。认为自己语言水平较高的留学生，与认为自己语言水平较低的留学生相比，在看待同一学术问题时，承受的压力会更小。留学生对自己学术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或是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技能的自我认识越肯定，他们对自己的应对技能的自我感觉就更好。因此，为取得学术成功，留学生需要对自己的语言技能有信心，使他们觉得有能力应对繁重的学术任务、参与课堂讨论、熟练地进行学术方面的读写活动，以便更好地适应留学国校园文化的社会生活。

(三)动机和社会距离

许多研究都着眼于动机、社会距离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特别是对其进入另一语言适应的影响方面的探讨［19］［20］。

尽管动机方面的因素被认为是影响留学生语言适应的重要因素，但对于融合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对语言适应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仍有许多研究的结论相互矛盾。按照加德纳(Gardner，1975)的观点，那些想与目的语群体或目标文化融为一体的人，表现出来的是融合性动机，而那些为了提升事业而学习语言的人表现出来的则是工具性动机［19］。融合性动机能极大促进二语的学习，尤其当一个人想通过学说一门语言来成为其群体中的一份子时。然而，当你急需学习一门语言时，工具性动机同样可以成为影响语言适应的有效因素。二语学习者的动机由他们对文化认同的态度和对目标语语言文化适应的意愿程度决定。

除了动机，社会距离也被认为是不同语言及文化背景的人语言适应不同效果的一个重要预测指数。舒曼(Schumann，1978)把社会距离定义为二语社会群体与目标语群体之间在语言、科技、经济及政治地位上存在的异同。因而更为明确地说，“社会距离”指二语学习或跨文化适应者的知识水平或对目的语及其文化的熟悉程度［20］。就社会距离对二语学习或跨文化适应者动机取向的影响，克莱门特和克里德尼耶(Clement，Kruidenier，1983)和舒曼提供了实证支持［20］［21］。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文化距离似乎是预测二语学习或语言适应水平首要的指标，动机因素次之。更具体地说，这些研究者发现，融合性动机只出现在与目标语有联系的优势群体成员身上。他们还发现，无论动机取向是融合性动机还是工具性动机，因目标语言的不同，对相同群体的作用亦不同。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我们有理由假定:个体与目标语群体的共同点越多，他越能容易地学习这门语言。个体对目标文化越熟悉，他就越能容易地用目标语进行交际。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将促进融合性动机，进而加快语言适应的进程。

因此，动机的类型可能与跨文化适应者的语言、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融合性动机的形成似乎依赖于对本族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之间共同因素“前理解”的程度和对二语文化群体了解的兴趣。即多元文化或二元文化下生活的环境可能会减少文化冲击，而这可能会促进融合性动机的生成。对于动机性很强的二语学习或跨文化适应者，社会距离是最能预测他们二语学习或语言适应水平的一项指标。

四、结束语

留学生的跨文化教育适应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留学生因为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而经历各种跨文化适应压力，如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情感和认知特征、信念和价值系统、文化距离、态度、思维模式、本国的社会和政治情况等，都会影响留学生在留学国大学的文化社会适应。与当地人及当地文化是否有接触、他们本土文化和留学国文化之间的文化距离，是否能发展社会支持的网络关系，对学术语言水平的自我认识，处理学科和个人困境压力的技能等，都会影响留学生学术表现、语言能力的适应阶段和跨文化迁移过程。因而在留学生教育中，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跨文化教育适应培训，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采取相关的干预行为，留学生接受院校需要认识到自己在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中的重要角色，从而帮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新的学校环境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使留学生能够顺利跨越文化和学习适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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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Suinn，R.M.G.Khoo，＆ C.Ahuna.“The 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 Scale:Cross－Cultural Information”［J］.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19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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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Poyrazli，S.，＆ Kavanaugh，P.R.Marital Status，Ethnicity，Academic Achievement，and Adjustment Strains:The Case of Graduate International Students［J］.College Student Journal，200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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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Hamouda，R.A.I.A Case Study of Academic and Socio－Cultural Adjustment Problems of Graduate International Students:Recommendations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D］.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Pittsburgh，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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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Wilson，K.M.GMAT and GRE Aptitude Test Performance in Relation to Primary Language and Scores on TOFEL［M］.Princeton，NJ: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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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Schumann，J.H.The Acculturation Model for Second － language Acquisition［A］.In R.C.Gingras(Ed).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P27－50)，Washington，DC: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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