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研究
——基于云南省开远市4个村民小组的调查

奚美君，郑宝华，陈 乐

（1.云南财经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昆明 650221；2.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昆明 650034）

农户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研究
——基于云南省开远市4个村民小组的调查

奚美君1，郑宝华2，陈 乐1

（1.云南财经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昆明 650221；2.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昆明 650034）

基于云南省开远市4个村民小组的调查数据，借助对比分析与回归分析，探讨了开远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农户参与意愿现状及其微观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当前开远市农户的平均参与意愿基本良好，但不同小组农户参与意愿略有差别；农户参与意愿的微观影响因素包括：务农人口、家庭收入、是否经常参与会议、所在村民小组。在此基础上，结合调查情况进行了农户参与意愿的机理分析，探讨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概括了一些启示。

农户参与；投资意愿；基础设施；开远市

一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城乡之间差距明显，而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和关键[1]，也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2]。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的二元体制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国家财政资金全额拨款；而农村则需要村集体和农户自行建设，国家仅予适当补助。在这种财政资源配置制度不公的背景下，研究如何调动农户的积极性，让农户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二）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参与式发展理论源于上世纪60年代末，并逐渐成为国际发展领域的创新性理论和主流思想。该理论基于“将权利赋予群众”的理念，采取“自下而上”的原则倡导和推行发展。其表现形式为：在外界的支持和帮助下，基于群众的决策性参与，辅助于专家的指导，并在群众作为主体的多方参与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整合，最终实现社区的持续稳定发展。这一过程需保证群众能够公平地拥有决策权、选择权和受益权。对于农村社区，参与式发展的主体是农民，要实现农村社区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的指导和组织，还需要农户的自主参与。

国内学者历来重视农户参与问题的研究，而对农户参与意愿的研究又是多数学者研究的重点。当前，国内学者就农户参与意愿的研究已涉及到方方面面：他们的研究不仅涉及农户参与新型医疗合作的意愿[3-4]，还涉及农户参与专业经济组织意愿的研究[5-6]。此外，一些学者还专门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时农户的参与意愿进行了研究[7-10]。其中，罗小锋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得出农户参与意愿并不强烈，原因在于受农户态度风险、价格风险、产量风险等因素的影响；王春超从农户需求视角分析农户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意愿，发现广东省的农户对生活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参与愿望比生产性基础设施强烈。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补充了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农户参与管护的意愿：胡晓光等[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影响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管护工作的最显著因素是政府的支持力度。

总结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学者对农村公共物品建设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包含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农户需求、建后管护等多个方面。然而，他们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第一，实证分析仅限于我国东部沿海[12]及中部[13]地区，而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很少。第二，欠缺对现象背后的机理分析。

（三）研究方法和目的

借鉴参与式发展理论及相关经验研究，基于开远市旧寨社区4个村民小组的调查资料及数据，本文借助对比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开远市农户基础设施建设的参与意愿及其微观影响因素，并结合调查情况挖掘农户参与意愿的相关机理，以期切实提高农户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参与意愿。

二 基本情况介绍

（一）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来源于笔者在2013年8月到开远市的调查访谈。受访地区为开远市乐白道办事处旧寨社区下属的4个村民小组（旧寨、大乐、沙坝、石头寨）。调查采取入户调查与领导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访谈对象包括开远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任、旧寨社区党总支书记、各小组组长等6位市村领导与125位农户。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共发放问卷125份，收回有效问卷共120份：其中旧寨小组33份，大乐小组30份，石头寨小组29份，沙坝小组28份。

（二）受访地区介绍

本文选取开远市旧寨社区为受访地区。原因在于：（1）开远市是云南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地区，且被列为云南省唯一的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良好的政策使其在近些年得以快速发展；（2）旧寨社区是开远市农村社区化改革的试点地区，研究该地区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开远市的整体情况。各个村民小组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各村民小组概况

（三）受访农户介绍

受访农户的性别、年龄、收入和文化程度等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主要有以下5个特征：①女性居多；②年轻人较少，以中老年为主；据访谈结果显示，大多数外出打工者均属年轻人；③受教育水平普遍处于小学和初中水平，占受访样本的74.1%。④收入水平普遍偏高，家庭人均月收入在3000以上者占受访样本的60.8%。⑤家庭经济来源为务农和外出打工。

表2 社区居民基本情况表

三 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一）农户参与意愿

根据调查结果，受访地区农户平均投资意愿（投资意愿=投资意愿+投劳意愿（按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折算为支出））为2091.5元。其中旧寨、大乐、石头寨和沙坝的平均投资意愿分别为1909.1元、2006.7元、2096.4元和2415.4元。反映出：一方面受访地区农户的平均投资意愿较好；另一方面不同小组农户参与意愿还有差别：沙坝农户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远高于其他小组。

各受访小组投资意愿差别还不能表明沙坝小组在政府扶持方面优于其它小组。不仅如此，实地调查结果表明相反的结论：旧寨、大乐和石头寨小组有较多的政策资金支持，而沙坝小组此前并未获得较多的政府扶持（具体情况见表3）。上述现象表明各小组农户参与意愿受其内部影响更大。

（二）影响农户投资意愿的因素

1、回归分析。基于开远市4个村民小组的调查数据，本文借助多元回归分析，从微观层面探析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选取农户投资意愿为因变量Y，自变量主要包括4大类：①农户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按照上学年限核算：没上过学=0，小学=6，初中=9，高中=12，中专=12，大专=15）；②家庭基本特征，包括：家庭人口，劳动力人口，打工人数，打工时间，务农人口和耕地面积；③家庭经济社会属性，包括家庭年收入，年消费，是否做生意，是否养殖和是否有村组干部；④社区参与情况，包括农户所在小组，农户是否经常参与社区会议。

表3 各小组农户投资投劳情况

表4 受访农户投资意愿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采用OLS回归与逐步回归相结合的方法，运用stata11.2软件，得出结果见表4。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基于怀特检验和多重共线性膨胀因子检验的结果表明：该模型既不存在异方差性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回归结果表明（表4）：务农人口对农户投资意愿的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务农人口，家庭收入，是否经常参加会议，以及所在的村民小组这四个变量对农户投资意愿有重大影响。家庭务农人口每增加一个人，农户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意愿就增加105.9元；家庭收入每增加1000元，农户投资意愿增加28.3元；经常参加会议的与不经常参加会议的相比，农户投资意愿增加562.5元；旧寨、大乐和石头寨三个小组的农户投资意愿均低于沙坝小组：在投资意愿方面，沙坝小组平均比旧寨小组高567.8元，也分别比大乐和石头寨小组高458.6元和367.4元。

2、回归结果解释。结合实地调查情况，对上述回归结果做出如下解释：

第一，农户个人特征。此项各变量对农户投资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包括预期的受教育水平。原因在于受访者主要为中老年人，平均年龄为43岁；且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平均受教育年数为7.5年（相当于初中文化水平），高中及以上文凭仅有17人。不能反映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投资意愿强烈的事实。

第二，家庭基本特征。此项中仅有务农人口对农户投资意愿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相对外出打工人口，务农人口常年在家，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更为紧密，其投资意愿也更为强烈。

第三，家庭经济社会属性。此项中仅有家庭收入对农户投资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农户投资的基础在于收入，且投劳也与收入相关；从而农户收入越高投资意愿也越强。

第四，社区参与情况。此项各变量均对农户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①是否经常参与会议方面，经常参与会议的农户更为关心自己村庄的建设，其投资意愿更强。②村小组投资意愿方面，沙坝小组农户的投资意愿远高于其他三个小组，而实地情况也论证了这一结果：沙坝小组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水平较差，但为了修建出村的唯一公路，农户主动参与其中进行投资投劳；沙坝村民吴先生反映：“当时我们都很积极出钱出工修路，实在出不了钱的人家就到处借钱，得把自己份额内的公路修好，那是出村的唯一公路，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去修。”相反，由于其他小组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农户投资意愿就较差。

四 农户参与意愿机理分析

分析农户参与意愿，不仅需要从微观层面分析影响农户参与的因素，还需要正确认识与把握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影响农户参与的机理。

（一）政府政策措施对农户参与的影响

目前旧寨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善，这与政府的政策及村级组织的有效领导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仍存在着一些因素制约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就开远市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政府政策激发农户积极性。首先，开远市政府采取整体推进的方式，集中时间和精力一次性解决农民需求最广泛的基础设施，这种以农户需求为出发点的政策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旧寨小组的张先生说：“现在道路也好了，通水通电的问题也解决了，投点劳动力进去很值得”。其次，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开拓创新，对公共产品采取“政府投入为主、集体投工投劳”的方式，减小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再次，针对村内事物，采取“一事一议”的方针，使农户拥有决策权和主动权，从而调动了农户参与的积极性， 这一政策措施也体现在回归结果中：农户是否参与会议对农户基础设施投资意愿有显著影响。

2、制度性缺陷制约农户参与积极性。虽然政府一直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但长期遗留下来的制度性缺陷依旧严重制约着农户参与主体性的发挥。如产权制度不清晰，不能有效维护农户权益；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改善；城乡之间的二元教育制度，造成了农村教育的相对落后。

3、“政府主导”演变为“政府包办”，也会影响农户的参与水平和积极性。政府针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方针。但在开展一系列诸如“撤村并乡”、“村村通”、“户户通”等活动时，部分农户却误以为这些活动都是政府的事情，与自己无关，从而产生依赖思想。石头寨的马女士反映：“石头寨有一些路不平，有一条路还没修好就没修了，但政府不做，我们也就不管。”

（二）村级组织对农民参与的影响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村级组织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然而多数学者认为：社区建设中，三大主体中的瓶颈因素在于村级组织。

1、选举问题影响村组干部的带头作用。在选举制度方面：村级组织的选举都来自于民主选举，但民主选举受到是否为外来户以及家族势力等影响，导致一些真正有能力的人不能当选。此外，由于换届周期长且选举中缺乏竞争力，多数当选村组领导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除非是政府要求的，基本不会主动去做一些对老百姓有益的实事。可以看出，选举制度的缺陷严重制约村组领导的执行力，限制农户的积极性。

2、受教育水平制约村组干部的组织能力。由于受教育水平低，许多村组干部的自我约束能力差，不乏存在借用小组的资源来壮大自身经济实力的现象。此外，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导致一些村组干部的责任意识不强，忽视了经济合作社的建设。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一些小组长并不认为他们所在小组有农民经济合作社，然而实际情况是：成为每个小组的组长的首要条件是成为该组的经济合作社社长。上述两种情况均导致村组干部的组织力不足，影响农户参与的积极性。

五 结论及启示

基于开远市旧寨社区4个村民小组的调查资料及数据，本文借助对比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开远市农户基础设施建设的参与意愿及其微观影响因素，结合调查情况探讨了农户参与的相关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在农户投资意愿现象方面：受访地区农户的平均参与意愿良好；但不同小组农户参与意愿还有差别，其差别受村小组内部的影响较大。2、在微观影响因素方面：务农人口、家庭收入、是否经常参与会议及所在小组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农户参与的积极性。3、在机理分析方面：首先，政府的相关措施会增强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但其制度和措施的缺陷也会制约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其次，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村级组织易受选举制度缺陷和村组干部受教育水平低等问题的限制，制约着农户参与的积极性。

依据上述结果，得到三点启示：1、在政府组织层面，需完善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户参与的积极性。2、在村组组织层面，需要调整不合理的村组选举制度；设立切实可行的干部绩效激励机制；同时加大对村组领导的培训力度，切实提高村组领导的组织力和执行力。3、在微观农户层面，首先需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切实保证农户的土地产权；其次，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户的思想觉悟；加大农户培训力度；一方面邀请专家能手传授技术，另一方面鼓励农民与市场对接，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

[1]王翔.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基础设施问题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2):82-87.

[2]陆大道.论中国区域发展与区域政策的地学基础[J].地理科学,2000,20(4):487-493.

[3]李燕凌,李立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户参与行为分析——基于Probit模型的半参数估计[J].中国农村经济,2009,(9):63-75.

[4]何军,纪月清,钟甫宁.外出务工、社会资本与农户新型合作医疗的参与——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7,7(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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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适,王志刚.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影响因素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9,(4):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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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自正发]

The research of farmer participation in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based on four villager Groups in kaiyuan City of Yunnan Province

XI Mei-jun1, ZHEN Bao-hua2, CHEN Le1
(1.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ity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Kunming 650221; 2.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of Yunnan Province,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Kunming 650034,China)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4 villagers group in Kaiyuan city inYunnan provence, us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situation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for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s and its impacts of microscopic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rmers’ average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es are robust at present in Kaiyuan, but little distinctions are still existed between different villager groups. The factors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are: farming population, family income, frequency of participating in meeting, different villager groups. On the premises of these, the authors research the mechanisms of farmer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explore the main problems existed, and finally summarize some revelations.

farmer participation;investment willingness;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Kaiyuan

F061.5

：A

：1008-9128（2014）03-0117-04

2013-11-19

2013年度云南省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项目（城乡一体化创新实验室）

奚美君（1989—），女，四川攀枝花人，硕士，研究方向：城乡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