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评王嘉川著《清前〈史通〉学研究》

赵 宣

(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2)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所著《史通》是一颗耀眼的明珠，这不仅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也是中国古代惟一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更因为它对之后以至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进步发挥了切实的推动作用。自《史通》问世以来，采纳它的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为自己所用，采纳它的史学论述为自己著作的历史资料和文化典故，研习和评论它的各种论述以为自己对传统史学的探索，注释和评论它的篇章以为其他读者研读的方便，举凡种种，相沿不断，并逐渐汇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史通》学”。但因种种原因，学术界仅对其中少数学者及其著作有过个别孤立的关注，一直未能对“《史通》学”的发展脉络做出系统梳理和详细论究。如今，扬州大学王嘉川教授出版《清前〈史通〉学研究》一书，填补了这一领域系统研究的空白。

王著包括前言、正文六章、征引文献和后记四个部分。除征引文献、后记外，前言部分阐述《史通》学研究的学术意义、本书的逻辑结构与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由此我们知道，作者虽在前言和后记中两次谦虚地说本书完稿于十三个月内，属于急就章似的著作，但起意撰著本书却早在2002 年，正可谓十年磨一剑。正文第一章介绍刘知幾生平与《史通》的内容、宗旨和主要观点，以作后文铺垫。其中对《史通》主要观点的介绍，采取了摘录原书的形式，这使此前未能通读或不能经常阅读《史通》原书的读者，可据此了解该书，诚可谓发意大善。第二、三章梳理和论述唐宋元时期的《史通》学，共五节及一附论;第四、五、六章梳理和论述明代《史通》学，共十四节及一附论。全书书首有史学史研究名家、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乔治忠先生序言一篇，就此书内容、史学价值及超出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而笔者在研读这部学术界第一部《史通》学研究著作过程中，也深深感到这确实是一部厚积薄发的创新之作。述其成就与特色，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开拓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

刘知幾的《史通》是近现代以来特别是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但基本上都是以作者自己的认知来评价这部史学理论著作，而于中国古代学人对《史通》的认识与评价却只有简略提及和评论，真正系统全面的研究则没有，特别是对其中零散谈论《史通》的内容更是绝少提到和研究。以《史通》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这种研究状况自然很不相称。本书作者则将这些内容作为惟一主题进行研究，不但显示出作者深具学术史研究的识见与眼光，而且也大大开拓了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中国史学史研究自近代梁启超先生明确提出以来，九十年间有了极大发展，如何在新世纪进一步推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拓宽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当下有不少学人都在发表理论文章，积极探索。本书作者并未发表任何有关言论，但本书的问世，却从实践层面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有力回答。由此书推广开去，对于那些于后世史学发展有重要和深远影响的史学名著如《史记》、《汉书》等等，学术界是否也可写出诸如此书的“《史记》学研究”、“《汉书》学研究”(或称“《史记》学史”、“《汉书》学史”)等著作，以拓宽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和领域?

二、奠定了《史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从本书前言和内容可知，在作者之前，已经有学者提出明代时“研究《史通》成为一门学问”［1］94，台湾也有人写出了《明代〈史通〉学研究——以陆深、李维桢与郭孔延父子为中心》的硕士学位论文［2］，但皆非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角度梳理清朝以前的《史通》流传、被接受与被评价的历程，因此，比较完整、全面而系统、客观的《史通》学研究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内容，除本书作者之外，只怕还从未有人进行过认真思考，更无人写出这样一部专门著作来。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本书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史通》的刊刻与流布情况，《史通》所受到的各种褒贬评价情况，《史通》内容作为研究资料的引用情况，《史通》篇章作为文章选录情况。在书中，作者按照历史时代顺序，以纵横两种叙述手法，对这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和论述，多角度、多层面考察了《史通》在后世的流传，被批评、否定和被肯定、接受的历史。这四个方面组成一个纵向与横向内容有机结合的逻辑整体，共同搭建了一个较为系统、完备的《史通》学研究体系，奠定了《史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笔者认为，本书截止时代之后的“清代《史通》学研究”、“近现代《史通》学研究”，也都完全可以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研究和写作。当然，因所涉时代的学风、学术不同，具体内容可以有所变通，但这个思路只怕还不能超越。因此，就是从研究路向上说，本书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样本性、典范性研究作品，“曰刘知幾《史通》之功臣、曰治忠先生‘《史通》学’由此而成形，均不为过也!”(书首乔治忠《序》)

三、点面结合，综理周密

自《史通》行世以后，学者们对其关注的角度异彩纷呈，论述的篇幅也多寡不同。对此两种情况，作者于论述较多的学者都单独设节或节下单独设目，各节或各目的标题也尽可能直探其讨论的主旨。具体说来，作者对唐宋元时期的《史通》学采取了先以时代分节、然后节下单独设目的处理方法，而于明朝一代的《史通》学则采取了单独设节的做法。单独设目的标题如“刘肃、李肇对《史通》的认识”、“皇甫湜与孙樵对《史通》的回应”、“苏鹗、柳璨对《史通》的批评”、“赞宁、孙何与张唐英对《史通》的批评”、“北宋官方对《史通》的认识与吸收”、“黄庭坚对《史通》的推介与吴缜对《史通》的吸收”、“《资治通鉴》对刘知幾的记载”、“官私书目对《史通》的著录”、“讲学授徒中所反映的《史通》流行情况”、“朱熹‘犹以未获见《史通》为恨’吗?”、“高似孙对《史通》的引证”、“章如愚的《史通》学”、“王应麟对《史通》的认识”、“王若虚对《史通》的利用”等等，单独设节的标题如“何乔新、祝允明与李梦阳的《史通》学”、“杨慎的《史通》研究”、“陆深对《史通》的校刻与研究”、“唐顺之、梁梦龙与卜大有对《史通》篇章的选录”、“张之象与张鼎思对《史通》的校刻”、“李维桢和郭孔延对《史通》的评释”、“焦竑对《史通》的赞同与批评”、“于慎行、詹景凤的《史通》学”、“胡应麟的《史通》研究”等等。可以看出，作者在尽量避免使用“某某的《史通》学”这样笼统的标题名称，而是力图直接揭示其工作特色，这种简明扼要、直探本源的处理方法，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概括标题下的内容，但关注角度的异彩纷呈却得到了真切的体现，反映出作者思虑细密周详的特点。

显而易见，以上单独设节、设目所研究的对象，都是对《史通》论述较多的学者，相信除本书作者之外的其他所有研究者一旦涉足本书的课题，也都会对这些内容进行重点研究，因此本书上述内容中虽有很多独到见解，但也不必视为心思缜密绝群之处。笔者以为，作者对上述内容之外的其他学者的关注、评议与利用的研究，显示出其奇思妙识。在唐宋元明时期，有很多学人对《史通》发表过篇幅较短的评论，其具体内容既有对刘知幾和《史通》的评论、驳难，也有对《史通》资料的引用和利用，同时也有对《史通》篇章的引录。这些情况出现在不同学者身上，显得比较零散和孤立，“单看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而一向关注者少。但本书作者却视之为瑰宝，不厌其烦地收集，并把这些情况汇在一起，单独列为一节，按时代顺序分题叙述。这再次表现了作者综理周密的特色。对这部分内容，作者指出:“它们正表现出《史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受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广泛关注，它们既如涓涓细流一般，又如江河伏流一般，为专题性、集中性的《史通》研究的蓄势待发，做出了很好的群众性铺垫工作。”［1］5“如果说前面各节的内容体现了各时期《史通》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更多地表现为‘点’上的工作，那么，加上本节的内容，‘面’上的意义也就显现出来了。”［1］138笔者阅读至此，不禁拍案叫好:这是多么敏锐而又灵动的史学思维!而其实际意义也更为不凡，作者就唐宋元时期这部分内容指出:“受到广泛关注本身即可证明，《史通》在两宋时期比较流行易得，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看到它、利用它、研究它。如此，则学界公认的《史通》在唐宋时期流传不广的观点，怕也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了。”前边专节的“点”与此处汇集在一起的“面”的有机结合，基本上也就表明了整个时代的情况，这就推翻了此前学界几十年来形成的定论。此外，这部分关于“史才三长”的论述，也第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从“才、学、识”三长，发展到“才、学、识、德”四长，并非只是从清代章学诚才开始，这个时期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还将“三长”明确推广、扩展到了文学等史学领域之外，而学术界此前提到这一问题，也都是直接从清代袁枚讲起。仅此一例即可证明，这部分内容确实不容忽视。已故钱钟书先生曾谈论思想史研究说，“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3］即此而论，本书作者的处置是决然不俗的。

四、独立考索，精识新见叠出不穷

由于前人对本书主题的相关研究不是很多，作者又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深入挖掘了不少前人未见之新资料，因而本书做出了很多原创性探索，提出了很多原创性观点。例如，唐代皇甫湜与孙樵对《史通》的回应;五代时期对《史通》的认识;北宋黄庭坚对《史通》的推介与吴缜对《史通》的吸收，《资治通鉴》对刘知幾的记载;南宋晁公武对《史通》的认识与应用，讲学授徒中所反映的《史通》流行情况，朱熹与《史通》的关系;明代何乔新、祝允明对《史通》的认识和李梦阳对《史通》史学理论的阐发，李维桢和郭孔延《史通评释》的学术成就，王惟俭《史通训故》的学术成就，沈国元、周婴、朱明镐与蒋之翘的《史通》学，以及唐宋时期其他学者对《史通》的关注，基本上都是本书作者的原创性探索。对此，作者在“前言”中也都如实作出了指陈。而其一些独创观点，也颇能破除古来谬见，创立新说。例如自明代学者一句叙述性的“宋儒朱晦翁犹以未获见《史通》为恨”之后，朱熹“犹以未获见《史通》为恨”也就成为不证自明的事实和真理了，迄今仍有学者不断引用，但本书作者却先从史源学的角度予以梳理，指出这句话根本不可靠，然后又证之以朱熹的史学思想、朱熹有从藏书家尤袤手里获取《史通》的便利条件等方面，指出朱熹应该是见过《史通》的，这就一举推翻了相传几百年的附会谬说。对李维桢评论《史通》的著作与郭孔延《史通评释》的关系的考论，推翻了清朝以来公认的李书在前、郭书继起于后的观点，指出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对李、郭合刊本《史通》乃是由第三者合刻行世的考证，也是本书的独家之学。就是对前人有所论述的内容，作者也在全面掌握资料、挖掘新资料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索，例如对明代杨慎的《史通》学，作者就挖掘了前人未能注意的资料［1］211－212，并深入探讨了杨慎进行《史通》研究的目的及其学术意义，明显做到了后来居上。凡此种种，可谓贯穿全书始终，无需细细一一屡举。

作者独立考索的另一表现，是就前人不多的相关研究成果开展了学术讨论，进一步深化了作者的独立研究。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书中设立的两个附论，一是“石云先生‘《史通》在宋代遭冷遇’辨析”，二是“傅振伦先生论胡应麟与刘知幾之关系辨析”。作者的观点与石、傅二人相反，故而展开详细辨析。而作者对陆深《史通会要》的认识，也与时下一些学者的观点相左，于是也条分缕析地予以考证辨明，读来令人信服。

此外，本书材料详实宏富，而且如上文所说，还发掘了许多前人未见的新资料。正如书首乔治忠先生《序言》所说:“钩稽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展示了《史通》一书在古代社会发挥的史学作用与文化影响。”据书后“征引文献”可知，本书仅引证文献即达340 多种，这既是本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外在呈现，也是本书精识新见叠出不穷的重要保证。

不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千虑一失也属正常现象。就本书来说，翻开目录，第五章第二节标题“王惟俭《史通训故》研究”，意思是说本书作者对王惟俭《史通训故》的研究，单看这一标题并无不妥，但与其他各节标题却不统一，按照其他各节标题之意，应改为“王惟俭对《史通》的训故”或“王惟俭的《史通》学”之类。这个百密一疏的失误，当是作者未能有充裕时间进行修订的结果。再如，作者长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因而对史学思想等内容的论述详明精到，但对郭孔延《史通评释》的文字校勘成就与校勘之法，对郭孔延与王惟俭校勘学成就之比较等问题，均无论述，笔者以为似可对此再行挖掘。另外本书校勘也有疏忽之处，如第99 页注释①中“《朱熹年谱长编》卷上”，“卷上”二字应删掉;第215 页注释①符号的位置应前移至同一行引文之后;第283 页第一行至第二行中“卷首录有张之象《史通序》的”应该删掉。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宏观上进一步推进时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拓宽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还是就本书所取得的具体学术成就来说，这部《清前〈史通〉学研究》都做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作者在“前言”中说，他写作此书是遵循了两位授业导师的谆谆教诲，“没有自己的新观点不要写，没有创见不要写;不要给人做垫背。”这种高远立意应该是作者能够沉稳扎实地开展本书研究的最重要保证，这当然是那些只求数量、不讲质量者无法比拟的。作者接着又马上说:“但笔者学殖有限，本书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还要请各位师友大力斧正!”这是一种谦虚精神，也是时下一些学人正缺乏的可贵品质。我们希望，作者能够继续保持这种谦虚而又高远的立意，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他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念念不忘的续篇“清代《史通》学研究”一书，以使其最初立意的“中国古代《史通》学研究”尽快得成完璧。

［1］ 王嘉川.清前《史通》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 傅范维.明代《史通》学研究——以陆深、李维桢与郭孔延父子为中心［D］.台湾宜兰:佛光大学，2009.

［3］ 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