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真人秀《变形计》中的城乡文化差异

万 嘉 懿

(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2)

“真人秀节目是指由没有经过专业表演训练的普通人自愿参加一种活动，参与者的行动在活动进行过程中同时被记录下来并制作成节目展示给电视观众，活动有明确目的。”［1］从上世纪末开始，电视真人秀的浪潮就已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这种新兴的电视节目很快成为人们的新宠，并成为电视节目的一种主流形态。

作为舶来品，国内真人秀节目以2000 年6 月广东电视台开播的《生存大挑战》为开端。在经历了2000－2004 年的兴起、2005 年的蓬勃发展后，以“海选”、“民间造星”为主要特征的“表演选秀类”真人秀节目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主流。湖南卫视于2006年9 月推出体验式真人秀节目——《变形计》，版权源自英国的《换妻》。该节目根据当下社会热点，寻找热点中的当局人物，安排他们在七天之中互换角色体验人生，以“纪录片+ 真人秀”模式制作，全程每天24 小时跟拍，粗略剪辑后原生态播出。

截至2014 年4 月7 日，《变形计》已经播出的28期节目中，有19 期节目涉及城乡人物互换，而从第五季开始，城乡孩子的角色互换在节目中体现得更为集中，“城乡”无疑成为该节目拍摄与制作的主要场景。城乡背景给节目带来两种不同的“语境”，由节目建构并反映的城乡文化问题值得反思。

一、客观真实与媒介真实——节目建构的“城乡形象”

传播学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两个环境”理论，即一个现实环境，一个虚拟环境。基于两个环境建构了三种现实:客观现实，指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媒介真实，指媒介所呈现的事件情景;受众现实，指受众通过大众传媒所获得的对客观现实的认知。由此可知，媒介选择、判断、架构、引导、左右着人物关注现实的过程，媒介呈现的真实是虚拟的、片面的、主观的。

《变形计》以“纪录片+真人秀”模式制作，首先遵循纪录片“客观真实”的原则，并利用真人秀节目“全方位、多视角、全天候”的纪实性拍摄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镜头所拍摄的内容能完全反映现实情况。最终正式播出的节目是经过制作人员精心选择、剪辑的艺术作品，是有选择呈现的“客观现实”，是经过媒介加工的真实，即“媒介真实”。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沈杰认为:“真人秀不过是一场导演和业余演员共同做给观众的戏。真实的环境只是虚晃的招儿，透过其贩卖隐私的表象，电视在仿真的情境中制造着新的卖点。”［2］《变形计》节目中构建的城乡形象与现实有较明显的差异。

( 一) 城乡生活环境的差异：复杂多元与刻板单一

城乡环境的客观现实是复杂而多元的。随着城市化进程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国家实行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示范县建设等五十多个政策，切实引导城市反哺农村，鼓励城乡合资办企业，促使生产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分布，促进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农村与城市物资极大丰富。由于生活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性以及自然的规定性，带来城乡结构的复杂性、多元化以及不平衡，我国东西部城乡发展程度不一，总体上城乡一体化水平东高西低;南北发展也不均衡，城乡生活环境复杂，不同县域经济发展不同，同一级别城乡情况各有不同，即便同一省份，发展也存在差异。

而《变形计》节目中的城乡，呈现出刻板单一的形象。变形城市以一二线城市为主，如:上海、西安、成都、长沙、鞍山等，农村孩子来到城市首先体验的便是城市的繁华，节目中展现了城市生活的富足:高楼林立、交通发达、住房装修精良、教育资源雄厚、三餐营养丰富、游乐设施齐全。《美丽加减法》里的罗珍在荆州最好的西餐厅第一次过了生日。另一期节目里的杨杰到东北后的第一顿饭也是在高档酒店。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农村的穷困落后，物资匮乏，生活条件的艰苦:房屋破旧、山路崎岖、教室简陋、三餐简单果腹，没有游乐设施，没有各色玩具，一个电灯便是家里最好的“电器”。镜头下的乡村聚焦于甘肃会宁、贵州岜沙苗寨、陕西八仙镇等贫困地区。

( 二) 城乡人物形象的差异：多层次与模式化

社会阶层的客观现实是复杂与多层次的。在城市，社会结构体系中宝塔上的尖端是精英阶层，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超出社会平均水平;其次是居于中间水平的中产阶层;再次是下岗工人、蚁族、农民工(民工)、拾荒者等构成的底层，他们收入不高，生活拮据。而在农村，同样存在阶层的分化，形成富裕农民和边缘、贫困人群两个阶层。

与此同时，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人物生存方式日趋多样化:务农、经商、外出打工或是经营手艺，家庭的富裕程度不一。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以民营企业家与资本新贵为代表的新精英阶层，由商人、个体经营者、小企业主等组成的新中产阶层，新底层主要由市场化改革中相对受损的本地群体与寻求上升途径的外来群体构成，包括下岗再就业群体、市场竞争失败者、农民工、小生意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面临重构［3］。城乡人物形象因而也是多层次的，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学校优秀与后进的学生并存。而家长的教育方式有言传身教，有娇宠溺爱，有过于严厉等等，方式不尽相同，并不因地域、城乡而分割。

而在《变形计》中，乡村的父母生存方式单一，务农或是外出打工;城市父母非富即贵，以叛逆的城市少年和懂事乖巧的乡村少年角色互换的节目在《变形计》超出了一半，节目中的人物基于城市和乡村的不同环境形成了程式化对比。乡村的孩子朴实、上进、勤学、懂事，贴着有关“好孩子”的各式标签;而城市孩子傲慢、叛逆、脾气暴躁，或多或少带有都市子女的“现代病”:网瘾、厌学、脆弱、暴力、物质、冷漠等，均为问题少男少女。如《变形计之温暖之痛》中广州的“富二代”不羁少年龚韦华，《成长之痛》中湖南长沙的“问题少年”胡耿。而与之互换的分别是:来自甘肃会宁小山沟的“心思女”胡若男，来自陕北的农村孩子石宏强，他们勤劳、质朴，生活艰苦却成绩优异。

( 三) 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交融式与冲突式

城乡关系虽有冲突，但更多走向融合，城乡关系的演变呈“几”字形曲线。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家政策是农村支持城市，资金、政策、文化等向城市倾斜。城市社会化程度高于农村，发展先于农村，城乡生活方式处于冲突之中。而随着生产方式变革、人口流动以及大众传播的影响，城乡生活方式也出现了融合。改革开放后，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不仅仅是生活空间的一体化，更是生活方式的一体化，体现在接受共通的饮食习惯，重视教育，风俗开化等等。一方面，新兴的旅游休闲形式的农家乐迅速发展，采瓜果、品野味，农民向城市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随着影视广告与影视剧的发展，城市的文化产品、生活方式渗透其中，影响着农村的生活。

但在多期节目中，城乡人物互换所带来的是城市孩子对乡村生活的强烈抵触与排斥。吃住的各种挑剔与不习惯，他们抱怨愤懑，对乡村老师不理睬，不习惯没有牙膏的刷牙，不习惯饮食甚至偷偷将饭菜倒掉，他们用尽极端的方式与乡村生活对抗。而乡村孩子向往城市生活，他们努力融入新学校新环境中，但又对城市里的新奇事物过于小心、敏感和谨慎，不适应高档饭店的排场，紧张地掉筷子;不适应城里父母给自己买新衣服，因为一件衣服就是自己家里一个月的生活费，不明白城里人怎么就舍得用抵得上自家一年收入的手机。

二、《变形计》文化反思——节目中建构的城乡文化关系

真人秀《变形计》关注城市与农村两个不同环境，播出后在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值得肯定的是，该节目引导人们反思孩子的家庭教育，引发了社会对农村儿童群体的关注。但是节目没有从一个平等的视角关注城乡文化，倾销着“城市物语”。

( 一) 强化城乡冲突的媒体策略

1.建构不平衡的城乡关系

城乡文化的差异是在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变迁所导致的。而在节目《变形计》中文化的分化被刻意放大与强化，节目为获得效果，带来眼球效应，有选择、有目的地呈现城市的条件优越，勾勒乡村的落后，城乡形象建构不平衡。加之运用平行蒙太奇的表现手法，借鉴电视剧的故事讲述和悬念设置方式，城乡场景不时切换，城乡生活环境、人物形象、价值观念的差异被集中对比，强化了差异，强化了冲突。

在真人秀《变形计》、《爸爸去哪儿》里都有农村体验的场景，然而出于不同的立场，《爸爸去哪儿》强调了来自城市里的星爸星二代去农村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与风俗民情，获得一种缺乏阅历而带来的“惊讶”体验。纪录片的手法是“真实”，真人秀的“真”，要求的也是真实，然而镜头下的“内容真实”有意选取城乡的组接，对事实的选取渗透了编导节目制作的价值观念，真实的世界被拟态环境取而代之，而非生活真实。

2.刻意标签化的城乡人物

真人秀中“人”是核心，人性、人格是节目感染力的来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节目对于城市孩子的描绘有过度异化的倾向。截止2014 年3 月，《变形计》各期节目的标题有:阔少酿火灾不知悔改(2014.3. 31);叛逆少女不舍农村洒泪(2014. 3.17);堕落少女与仇家斗殴(2014.3.3);高富帅怒推摄像疯狂逃亡(2014.2.17);古惑仔闯祸沉江自罚(2014.2.10);富二代纨绔险遭亲爸刀砍(2014.1.20)等等。“高富帅”、“富二代”、“阔女”、“村娃”、“山里娃”等词语的使用，引入了贫富的比较，刻意将城乡孩子的性格差异归因于财富差异，节目组介入的色彩较重，与新闻专业所倡导的客观性来说是严重失衡的。“叛逆”、“堕落”、“逃亡”、“刀砍”，这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词汇强加于节目中人物之上，偏重主角感情的跌宕起伏，将城市孩子过度异化，而忽视了用激化矛盾的夸张词汇所带来的不利引导。

( 二) 城市中心主义的媒体立场

1.单一化的城乡关系

建国以来城乡关系演变可分为五个阶段:开放交流、分割封闭、协调融合、融合失衡、反哺统筹［4］。如今处于反哺统筹阶段，城乡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农村工业逐渐成为沟通和融合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人口的自发流动促进了城乡融合;小城镇发展为城乡融合提供了中介和载体。城乡关系具有融合性和多元的特点，而非城乡对立。

节目摄制过程中，倾销着城市主义的价值观和各种“城市物语”，真实的世界被大众传播为我们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取而代之。二十七期“变形”节目既辐射了广西桂林、云南丽江、贵州从江、湖南祁东等农村，又包括了长沙、上海、北海、鞍山等城市，看似平衡建构城乡，实则“秀”出的是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对农村文化的遮蔽。现实是物质丰富的城市并不只有华丽，也有难以言喻的生活工作压力、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等问题;物质简单的农村，保留了农耕文明也延续了乡风习俗和邻里乡亲的温情。

2.贫富成为节目中城乡差异的看点

镜头下突出城市和农村环境中的孩子个性差异，强化经济反差。从金鹰网上《〈爸爸〉团队再造〈变形计〉看穷娃阔少换人生》节目标题，透过歧视性语言(穷娃阔少)可以窥见“贫、富”经济地位层面的引导。“高富帅”、“富二代”、“阔女、”“村娃”、“山里娃”等词高频使用，强化了贫富的比较。当农村孩子去了城市，城市爸妈会满足农村孩子物质的需求，买衣服、请吃饭、参观景点。节目中城市爸妈一定会带农村孩子逛乐园、吃高档的饭菜、买衣服。是不是热情必须要用物质的极大丰富来表达?农村孩子品尝着城市文化的消费主义，被灌输以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他们所获得的“农村穷、农村苦”、“好好读书，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认知，是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对乡村的消极认知。对于城里孩子，去过了农村回到城市只会更加认可城市的繁华，生活的无忧。城市的孩子花钱无度，甚至成了炫耀的资本，15岁的叛逆少女刘珈辰得意地说“我一个月都能上万”，还不时灌输自己的人生观:人生就三件事，花钱、吃饭、睡觉。

( 三) 失衡的价值易误导青少年成长

《变形计》禀承“换位思考”这一思维理念，然而“对于节目中互换的两个生活环境及背景有着天壤之别的孩子，以互换为前提就意味着平等，让生活在城市中迷失了自我、性格乖戾的孩子在逆境中找寻自我，这一点是从城市孩子的角度出发。作为平等的对换，宁愿互换的农村孩子可以到远离家乡的大都市开眼界。可见，节目规则和观众的心理预期都是符合平等互换的。”［5］

城市孩子通过所谓的“磨砺”受到了教育，回归物质丰富的城市生活里，只会增加城市孩子对于城市文化的认同。虽然通过节目回访我们看到城市主人公一些可喜的变化，如处叛逆期的厌学少年易虎臣，也一改手机控等城市毛病成为了进取好少年，然而更多的是回归节目录制前的生活。对于来自农村的孩子，获得了外界资助，同时形成了“农村穷、农村苦”、“好好读书，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认识。如在《远山的抉择》中，永杰的小姑坦言让侄子变形是为了认识到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并最终离开农村。不少主人公在网上开通微博，享受被关注的“明星”感，成名后带来的虚荣心理，很容易让孩子们迷失自己。节目为农村孩子可能带来的负面或消极影响，与为城市孩子带来的正面影响都是一种不平等。除此之外，全程记录不可避免地缺乏对当事人的尊重和保护，侵害了隐私。

三、真人秀节目建构积极的城乡关系

( 一) 平衡建构多元的城乡形象

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在现代化的宏大命题下，中国城乡形态、城乡文化及城乡经验和生存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城市文化是强势文化，相对而言，农村文化是弱势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必然会存在“文化势差”的问题，也必然会在沟通交流中产生文化冲突［6］。大众媒体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要尽量做到两者兼顾，特别是构建被遮蔽的乡村文化，展现乡村生活与风俗人情，以综合客观的视角，平衡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呈现多元城乡背景，消除隔阂。如凤凰卫视《人生冷暖》中的“城市黑镜头”，既尖锐揭示城市现实问题，颠覆对繁华城市的想象，也再现了滞后于发展的“城中村”这一特有现象。又如在湖南卫视另一起热播的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将镜头聚焦于乡村，展现深山村落，记录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灵水村、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新叶村等等，关注朴素乡村的秀美景色与深厚文化。

( 二) 突出节目的公共服务功能

在“娱乐至死”的电视生态环境下，真人秀虽然宣扬以“真实”为根本，但是“秀”劲十足，更多体现的是娱乐方式。媒体在以市场为导向，尊重受众的收视习惯，创新节目模式以获得生机的同时，不该遗忘媒体肩负着的公共服务功能。大众传播作为社会的公器，应当秉承文化自觉与文化自律，以深刻的思想意识、主流的价值导向，主动担当电视媒介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关注边缘人群，发扬人文关怀，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 三) 客观引导现实城乡的沟通

节目效果需要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扣人心弦而又不事雕琢的情节，开放性的叙事模式，但“真实记录”才是电视真人秀不同于其他类型电视节目的根本。无所不在的电视镜头与全天候的跟踪拍摄为记录的真实性提供保障，然而通过媒体建构的“现实”只是逼真于现实的“拟态环境”。要实现媒介真实、主观真实与现实真实的动态平衡，需要媒体与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和努力，尤其加强乡村形象的合理建构。“今天，当城市越来越多地受到环境、健康、安全、交通、人际疏离等问题困扰时，在久居都市的人们心中又重新浮现对山水环绕、清新自然的乡村社会的向往。”［7］从形式到内容建构乡村，重塑城市人们对于宁静淡远、自然优美的乡村文化的认同，增强生活在乡村的人对于自身的文化认同，从而因势引导，增进沟通，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1］ 谢耘耕，陈虹. 中国真人秀节目发展报告［J］. 新闻界，2006(2):7－12.

［2］ 徐锐.“情境”论在“真人秀”节目中的运用和价值［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67－69.

［3］ 熊易寒.新阶层的兴起与社会分化［J］. 文化纵横，2012(5):40－45.

［4］ 杨立蛟，齐鹏.新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考量与启示［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0(1):35－38.

［5］ 丁晓旭.浅析城乡少年间的跨文化传播——以《变形计》为例［J］.新闻世界，2013(4):72－73.

［6］ 赵晶晶.中国城乡跨文化传播适应性分析［D］. 杭州:浙江大学，2010.

［7］ 姚文放.审美文化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