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天道”意识

邓燕

中图分类号：I20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司马迁表明他撰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究天人之际”是指要弄清天象和人事之间的联系，认识“天”的性质和规律，诠释“人”在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商、周已有了“天”的概念，此时的天命论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万能的主宰。一天发号施令，人们对它只能是膜拜和盲目服从。在天道面前，人只是天的附庸，没有任何地位和作用。春秋时期，无神论兴起。孔子提出“知其不可而为之”②以及“不怨天、不尤人”③等，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的作用和地位。荀子也多次强调和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他认为天地和人同为万物之根本，而人最为天下之贵：“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起于天至于人而毕，以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④董仲舒一方面宣扬了天命，同时又强调了人的力量和地位。作为汉代史官的司马迁，受其时代和史官传统的影响，也不可能回避“天人关系”这个重大课题。在《史记》正文和“太史公曰”中，这个问题多次被谈及，它们集中展现了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在“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司马迁表现出的态度是既承认“天命”的存在，又对它心存怀疑。在矛盾和困惑中寻找天与人的关系。

“天道”与史官思维

天道，是指宇宙天体比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的运行轨迹和变化规律。知晓天道，是史官的职责之一，他们因职掌天道，也叫天官。《史记》中的《天官书》就是司马迁对历代以来的天文知识进行的总结。古人为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而将星空分成二十八星宿，每宿包含若干颗恒星。它们的大小与位置相对不易发生变动，于是就成了坐标，用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同时，这二十八星宿对应陆地，各有分野：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梫象。以十有二风，祭天地之各，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①

金、木、水、火、土五星不断变动，以二十八星宿为坐标，五星的运行位置和形状的正常和异常预示着相对应的地区或国家的兴福祸乱。云气的变化也根据是否吉祥分为瑞气和妖气。历代史官们通过观察星系累积了大量的自然知识，对天体出现的反常现象会很自然地联系到人间的祸福。周初的人们更赋予了“天”人格意志，认为“天”具有公正无私的品质，它“惟德是依”、“福善恶淫”。于是“天道”逐渐从单指日月星辰运动的自然规律抽象到社会规律，并且前者的意义渐渐淡出。

史官们密切观测天象，然后对照社会的人与事，渐渐探索出一些经过应验实证而形成的天人关系，即是“天道”，正如《周易》总结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长久的积累，史官们有了系统的关于“天道”的理论。比如他们认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人要积善行德才会得天庇佑等。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他说：

昔在领项，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②

后面还谈到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可以看出司马氏“世主天官”，拥有高深的天官知识，他对“天道”、“天人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

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认识

第一，司马迁相信天人感应，承认“天命”对人事的左右。司马迁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命对历史发展进程和人事兴衰都有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史记》在记载历代王朝更替时，显现出明显的天命论思想：

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③

历史上这一代又一代，迭兴迭废，战用得以统治天下，那都是受命于天的原因。又如他在总结秦能统一天下时说：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④

秦国能一统天下的主要原因不是地利形势而是依靠暴力，与三代之君积善累德而取得天下完全不同，秦多暴却能得其所欲，似乎是天要这样做似的，因此说“盖若天所助焉”。司马迁原始察终发现陈氏世家与卦兆符合，最终陈氏代齐，并不是陈氏在齐国世代积德而成，而是上天早就注定了的，陈氏的历史仅仅是对冥冥意志的具体体现。还有，无赖的刘邦发际于陋巷，无德无能而取得了江山，“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⑤《高祖本纪》中的“太史公曰”说：“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从古到今的朝代更替，司马迁认为都是天意使然，“天”是人类历史命运的主宰。

第二，司马迁对天道、天命的怀疑。天和人之间真的是相应相感的关系吗？上天真的每次都能惩善罚恶，公平的处理人事吗？从《史记》中我们似乎看到司马迁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有带有疑虑的。他对天人关系也产生了深深的疑惑。 按照传统的天道观应该是惩恶佑善，但现实社会往往却是好人遭殃坏人享福，于是司马迁对这不公平的世道提出了愤怒的疑问。在书中，“上天能惩恶扬善”的观念受到伯夷、颜回这些历史人物遭遇的全面挑战，司马迁无法解释这些人所受到的遭遇：他们品德高尚，心地善良，却惨遭厄运。反而像盗跖这样穷凶极恶的人却终生逸乐。上天赏善惩恶的功能体现在何处？这便使司马迁对天道产生了怀疑。而这一丝怀疑的火花是源自于太史公亲身的惨痛经历：他真诚地相信自己生活于汉家盛世，身膺五百大运，会有一番作为，他一片忠心为李陵说情，却善行无好报，惨遭宫刑，身心上受到了巨大的耻辱与痛苦。这与伯夷等历史人物的遭遇在情感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借伯夷、叔齐高洁之行而饿死一事为突破口，将历史和现实中善恶颠倒的众多事例相联系，产生了对“天”的强烈怀疑的情绪，从而动摇了他的天道观。他在《项羽本纪》中的“太史公曰”中批评项羽道：

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认为项羽不自省，对于失败，不从自身找原因，而用“天亡我”来作为失败的理由是荒谬的。可以看出司马迁终归是不相信宿命论，天命论的。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到司马迁对“天命”认识的矛盾和困惑：他既承认“天”的意志性和规律性，又对“天道”的有无产生了怀疑。在精彩纷呈的成败兴亡理论中，司马迁也并不是都能解释清楚的，当他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就会把答案丢给“天”，这可能源于中国人习惯了将自己不能理解和无法把握的联系归结于天的原因。那么他是怎么处理这种矛盾的呢？经分析发现，司马迁处理天人关系，首先是宣示天的至上性，认为天是崇高不可亵渎的，同时也信奉“天”与“人事”是相应的，他认为人间事变会先在天象上反映出来，人必须要主动地应变，通过顺天应人修德，从而来减免灾祸，以达成完美的天人关系。

综上所述，司马迁认为天是有意志、有规律的，天对人也是起一定作用的，所以，他对“天命”怀有敬畏之心，同时他也认识到在历史的进程中，人始终是主角，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人需发挥能动性，通过个人努力，可以顺应天道，实现“天”与“人”的和谐。这在当时迷信盛行环境之下，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达到了同时代人所能达到最高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