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要讲好“两个故事”

贺文萍

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法国及参加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曾说：“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习主席的讲话当然针对的是国际上那些描黑中国和高喊“狼来了”的势力及声音。

的确，在中国走向复兴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听到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等这些让自古以来一直崇尚仁爱、和谐和宽厚待人的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无法理解的“指控”。从国际传播的角度看，姑且不论那些从骨子里就看不惯中国人和以冷战思维铁定想遏制中国发展的极少部分人，世界上绝大多数公民的价值判断和思维定势形成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日常接触的报刊书籍、媒体资讯、政府宣示、名人演讲，甚至包括影视作品以及口口相传的故事分享，等等。因此，要想在国际受众中树立一个“强大而可亲”绝非“强大但可畏”的中国形象，就必须在对外传播中讲好“中国这头睡狮是如何醒的”以及“中国醒狮的和平性、可亲感及文明性”。两个故事，一个是改变自己，即中国自身如何发展；一个是帮助别人，即中国如何帮助非洲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这看似简单的两个“发展故事”及命题，却蕴含着广博和深厚的内涵。要“讲清楚”这两个“发展”故事，就必须在故事的内容和讲故事的方式上（包括讲故事的主体、故事载体）下足和下大功夫。

“中国睡狮是如何醒的”：中国自身的发展故事

仅仅30年以前，中国的人均GDP甚至低于非洲的马拉维和布基纳法索。但就是这30多年，中国成功使13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GDP以年均超过9%的增长率上升到了5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纵观历史，放眼全球，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国家在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地发展得如此迅速。更重要的是，从未有过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跨度内，使数量这么多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并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正因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硬碰硬的数字和在中国大地上实际发生的变化，因此中国过去30年所取得的减贫和经济发展成就得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广泛欣赏和赞誉，是哪怕那些最挑剔的西方政界、学界和媒体人士都一致公认的成绩。

然而，对“中国睡狮苏醒”过程的国际解读也存在诸多盲点，比如：中国经济发展是靠牺牲政治自由实现的，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出现了倒退，经济自由化和政治集权化是一种奇怪的嫁接并且不可持续，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要针对这些认识误区讲清楚至少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综合系统工程，30多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改革成就与我们所进行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是同步进行并密不可分的。我们在对外传播中要着重讲清楚，中国的改革绝不仅仅限于单一的经济领域（尽管这一领域发生的变化最显著，也最直观），而是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以及社会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的改革。30多年来，正是通过对领导体制、干部用人体制、选举体制、立法和司法体制、决策体制等诸多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方面的渐进性改革，才得以确保经济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以及在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各民族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的兼容与和谐共处。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面临贫富分化、地区发展失衡等诸多挑战，但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坐标看，中国人民正享受着历史上前所未有、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这恐怕也正是为什么以发展为导向的“北京共识”能够与以自由化为导向的“华盛顿共识”同场竞技并日益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追捧的原因所在。

另外，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特别是通过近年来跌宕起伏的北非中东国家的社会转型，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选举”并不是“民主”的代名词，更不是政治变革的唯一标签。各国选择通往民主、自由和发展之路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与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与背景相适应。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并不是照搬或照抄任何西方的政治或经济发展模式而得来的。相反，正是反对西方的干涉，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才保持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

第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中国正确处理和摆正了改革、发展与稳定这三者间的关系。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之路是秉着社会稳定优先的原则，采取先稳定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改革促发展，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我们在经济领域“以一种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摸索与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地进行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在改革推进的方式方法上，中国采取的是先搞试点再根据效果逐步扩大直至大面积推广的“不断试错并及时纠正”的“软着陆”方针。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到金融领域改革，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伴随着的是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户籍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目的是减缓改革带来的震动对弱势群体的冲击，规避和分散改革的代价和风险。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同样是在稳定的大前提下逐步扩大政治参与，自下而上地积极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和党内民主的探索，以最终实现政治平等的目标。因此，回望过去的30年，所有的中国人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民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至少完成了两件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事：一是在短时间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二是中国确保了人类历史上如此巨大的一个经济和社会转型是在一个相对稳定与和谐的状态下进行并且顺利完成的。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没有大的内战和社会冲突，社会稳定和和平发展环境得以维护。

第三，中国的发展经验还表明，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致力于发展的政府以及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和正确的政策同样是实现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要素是凝聚全民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共识、保持稳定并推进改革的重要保证。建国以来，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经历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洗礼；在内政方面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浩劫；在外交方面经受过与西方世界几起几落的对抗与缓和；在金融领域也经受过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华尔街金融动荡带给我们的冲击。而中国政府和人民正是在这些冲击和苦痛中历练自己，不断成长。自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在相对稳定的四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一步步走到今天。毛泽东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带领中国走向了发展的康庄大道，而且打破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引入了集体决策机制。江泽民、胡锦涛等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国领导人同样引领着中国人民战胜了若干新挑战，使中国走向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在过去的30年，中国政府制定并坚持贯彻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如长期坚持低生育率政策、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经济特区、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政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等。由于大政方针的正确和发展方向的始终不动摇，虽然中国经济在此期间受全球局势的影响也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政治发展也经历过动荡和风险，但每次都是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和宏观调控下走出阴霾，使国家回到发展的正确轨道。

当然，我们在传播和宣讲成功的中国发展故事和经验时，也不能回避问题，如中国当前仍面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诸如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以及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等各方面的挑战。但这些挑战并不是中国所独有，而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所共同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中国在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经验与教训同样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中国醒狮的和平性、可亲感及文明性”：中国如何帮助非洲发展的故事

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时曾指出，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他还引用诗词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确，要打破“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新殖民主义”所秉持的所谓“国强必霸”和“损人利己”的立论依据，中国就不能仅对自身的发展“孤芳自赏”，而是要用中国自身发展的故事、经验和能力，来帮助和带动仍然发展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其实，“乐善好施”和“宽以待人”历来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即便在中国人贫穷落后的时期也一样对亚非拉人民施以援手。如早在上世纪50年代，当新中国自身还处于百废待兴和西方战略围堵的困难时期时，中国就对非洲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南部非洲人民的反种族主义斗争提供了大量真诚无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著名的坦赞铁路就是这一时期的最大援助项目（这条友谊之路全长1860公里，中国曾先后有5万工程技术人员在坦赞苦战酷热和疾病，其中64人献出了宝贵生命），在中非关系中具有丰碑性的历史意义。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建立，中国的对非援助和经贸合作更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迄今，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已遍及全非的50多个国家。中国在非洲已经援建了2000多公里铁路，3000多公里公路，建了100多所学校，60多所医院，还减免了200多亿人民币的债务，等等。然而，令国人有些大惑不解的是，这些善意和援助常常被一些西方以及非洲的媒体曲解为支持非洲的“独裁政权”或是旨在“掠夺非洲的资源”等等。要向外部世界说清楚中国帮助他国的真诚、友好和平等属性，仅仅依靠我们外交部门的政策宣示或是国务院发布的各类白皮书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传播主体和传播载体上调动各方资源来共同参与。

首先，从传播主体看，需要调动企业、智库和NGO等的广泛参与，并通过它们来发挥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的主体性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政府和外交官作为对外政策制定以及对外传播的主体。但毋庸讳言的是，一方面，政府外交由于受一些固有惯性思维以及传统话语体系的限制，在宣介对外政策时所使用的传播用语常常是一些千篇一律、比较固化的套话，往往起不到很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各国人民往来的愈发频密，他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往往不是从大使馆西服笔挺的外交官身上获得，而是从他所就业的中资企业的管理和企业文化，从他所购买的每一件中国商品中，从他所接触的具体的中国人身上以及他所阅读到的学者观点等多种渠道获得的。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企业作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主力军，一方面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与融合发挥了桥梁乃至桥头堡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一些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报道和诋毁也往往来自一些企业在海外的不规范经营甚至是非法从业活动。据商务部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目前中国在非洲的企业就有2500多家。非洲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劳务工程承包市场以及第三大投资目的地。毫无疑问，企业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担负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重要推手，在中非经贸合作以及中国对非外交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中坚作用。因此，做好企业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传播先进企业文化理念是企业担当公共外交桥头堡作用的必要条件和前提。事实上，在非洲的绝大多数中国公司都不辱使命，其承建的工程项目也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但在宣介和传播能力方面，则大多比较低调和被动，信奉“少说多干”和“酒香不怕巷子深”等传统理念。未来需要调整思路，“既要多干”，“更要多说”，用主动和积极的方式宣介自己，用行动以及言辞做中非民间交流的使者和平台。

其次，从传播载体看，需要综合运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作用，主动塑造中国形象，而不是被动对西方的指责做“自我辩护”。在对外传播方面，我们首先要修正所谓的“清者自清”“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或者“好酒不怕巷子深”等消极等待“时间来说明一切”的观念，而是应积极组织有利于我们的舆论宣传工作。比如，为讲好“中国帮助非洲发展的故事”，一方面，需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专题性的英文小册子，全面反映中非友好合作的方方面面。这些小册子可以大量印制并在各种涉非的高级别会议（如中非合作论坛、高官对话会以及大型国际研讨会等）、记者招待会或招商引资、产品推介会等场合免费发放（特别是要发放给西方和非洲的媒体记者）。另一方面，在传播的方式方法（包括风格和语言的掌握）上要与国际接轨，少用说教和宣传语调，多讲事实和案例，用西方能接受和听得懂的语言全面介绍中非关系。最后，还要重视发挥非洲各界，尤其是非洲媒体的作用。事实上，最有资格和发言权来讨论“中非关系发展”的当然是中国与非洲双方。而让非洲媒体来宣传中国要胜于我们自己宣传自己，让非洲媒体来驳斥西方谬论要比我们自己来批驳更有说服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也需要针对非洲媒体下足功夫，比如邀请非洲记者代表团访华，搞一些新闻交流短期培训班，各驻非中国大使馆不定期邀请驻在国各大报知名记者走访在非从事各种“民生工程”和合作项目的中国企业，增加他们的感性认识，等等。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又在于心相知”。对外传播只有广泛动员企业、智库和NGO等的参与，运用多种传播工具，讲好中国发展的“两个故事”，才能加强人民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国际舆论环境的改善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