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把握对外传播中的反腐话语权

梁赛玉 马晓澄

中共新领导层履新以来，中国的反腐风暴格外受到海外舆论的关注，随着一批官员因贪污腐败落马，中共“老虎和苍蝇都要打”的策略不断见诸于世界主流媒体。不过，仔细梳理外媒报道就会发现，虽然反腐议题在海内外均受到高度关注，但是要做好这类报道却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存在着很大的挑战，这是因为外媒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中国的政治制度。

比如，我们的反腐本来旨在加强法治建设、塑造清明政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公信力，但在外媒的演绎下，反腐却变成了权利斗争的工具、维护政权的选择、平息民愤的举措。在报道反腐议题时，外媒也很少触及中国政治氛围的日益开放透明、执政者刮骨疗伤的勇气和中共清除自身机体毒瘤的自觉。在如此于我不利的舆论场下，外宣媒体如何有效发声，把中国的声音传递出去，使反腐这项深得民心的举措能够在对外传播中获得应有的正面效果，是值得我们长期思考和探索的话题。

外媒眼中的中共反腐

今年以来，外媒对中共反腐的报道非常密集。不少媒体认为，反腐败是中共领导层绕不开的话题，与经济改革、战争和平、环境污染等构成“决定中国成败的重大挑战”。路透社5月28日的报道中称，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周三援引共产党有关机构的消息说，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已经被免职，48岁的许永盛是在新华社报道这条消息之前五天被解除职务的。

英国《每日电讯报》4月17日刊登路透社的一篇报道援引与中国领导层有联系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领导人希望通过将那些腐败官员和抵制改革的人撤职，从而得以实施对中国共产党维持执政地位至关重要的经济、司法和军事改革。

日本《外交家》杂志网站同日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恢复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是中共采取反腐行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文章说，类似陕西“表哥”杨达才那样的腐败官员损害了中国公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因为公众从他们身上既看到了腐败现象的广泛存在，也感觉到如果没有公众持续施压，政府一般不愿对腐败分子采取行动。

路透社3月27日文章援引新华社冀文林下马报道，称习近平自上台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警告腐败已经是关系中共执政生死存亡的关键。3月19日路透社还发文称，中国官员可能要勒紧裤腰带，中央宣布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称其目的在于平息老百姓对于官员腐败浪费和奢侈的愤怒。同时，文章称中国反腐官员设立机构防止监督者腐败。这个机构将会进行内部调整以提高反腐败效率，这项任务是习近平重塑公众对共产党执政信心的首要任务。

美国广播公司在1月15日的报道中称，中共领导人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切实执行组织纪律，不能搞特殊、有例外，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美国之音报道说，自一月起，反奢靡浪费之风的各项规定不断出台。解放军四总部日前联合下发通知，进一步遏制军内奢靡浪费风气。其中规定解放军公务用车实行集中采购，选用中国国产自主品牌汽车。当局下令军队改变作风，公务车从进口豪华车改用国产自主品牌，显然是为了顺应民意。

美国《赫芬顿邮报》说，习近平发起打击腐败运动的意愿是对公众对腐败现象感到愤怒的一种回应。一个积极结果是，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在调查涉及到高级官员的腐败案件时第一次感觉到不必再为可能受到政府部门的打击而担惊受怕。不过，在中国推行制度性的改革使高级官员的行动更加透明，仍然需要时日。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华润董事长宋林被免职时就渲染党派政治，提出“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宋林被免职可能代表习近平的反腐行动进入了新的一章，预计其他现任或退休高层官员将会受到此次洗牌的影响”，强调“任何高层人事变动都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

从这些报道不难看出，外媒倾向于把中共的反腐行动解读为执政者对公众不满的让步，对反腐的制度性安排着墨很少，这样就使中共的主动反腐变成了被动反腐，同时，也使中共的反腐行动具有了很强的个人色彩，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突出人治而非法治。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出言论的重要性，虽然新闻报道讲究用事实说话，但是在反腐报道中，外媒普遍采取的做法是夹叙夹议，在交代反腐举措的同时用大量笔墨来进行点评，通过对新闻事实意义的解读而使报道具有了倾向性。

对外媒的微观解读

面对这样的舆论环境，外宣媒体该如何突破？广州市委副书记作为裸官被要求提前退休的一篇报道具有借鉴意义。

5月22日，新华社就广州市委副书记提前退休刊发出了报道《Xinhua Insight： Retirement of “naked official” reflects tightened corruption control》（《新华视点：“裸官”被劝退凸显中共加强反腐力度》），稿件随即被路透社大量转载，随后香港《南华早报》以及美国NBC等境外主流媒体也都对该报道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的核心新闻事实是：广州市委副书记方旋因为是裸官而被提前退休，但新华社的报道没有局限在这一基本事实，而是下功夫解读其背后的意义。结合近期国内反腐力度加强、中央加强裸官治理、广东省被中央巡视组点名批评裸官问题严重的背景，这篇报道解释了方旋提前退休的原因，并通过专家的解读，肯定了广东省组织部门的行动，表明了中央治理裸官的决心，并提出广东的做法值得效仿。这样处理的结果是使一则地方新闻呈现出了全国意义，使个案具有了典型性，增加了新闻事实的分量。

对比路透社的相关报道不难看出，无论是新华社对核心事实的报道，还是新华社对事件意义的解读都被转引。不过，与新华社报道不同的是，外媒并没有肯定这次行动的积极意义，也没有引用新华社采访的专家观点，而是通过加了一小段背景，试图将事实解读为中国政治权力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外媒的新闻立场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它们习惯性地把反腐同权力斗争挂钩，并以此报道角度来吸引海外读者的关注，我们无法令外媒完全认同我们的观点和立场。但在这种情况下，新华社的报道还是基本上被外媒照单全收了，这应该说是一次颇有影响力的实践。

几点思考

回顾这次报道，我们觉得在反腐舆论引导上，要掌握好话语权，传递有效的声音，有几个方面的内容非常重要。

第一，真实准确地记录我国的反腐成就。随着国内媒体专业素质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独家新闻被各种媒体所报道。作为外宣媒体，有时候并不一定能掌握到事件的第一落点。但是，外宣媒体的这种权威性又是不可替代的。因此，通过权威媒体核实后的反腐新闻，其对外传播力会更强，效果会更好。这就要求对外记者要保持新闻敏感度，在看到国内的反腐新闻时，多想想可否就此进行对外报道？并利用权威媒体的采访优势进行调查核实。外宣媒体的积极有为，本身就有其积极意义。它展现出中国敢于正视问题的态度，也表明我国信息传播环境在公开透明上取得的进步。

第二，通过尽量多挖掘有效信息，压缩负面解读空间。由于涉贪新闻的敏感性和司法程序的严密性，有关部门在发布权威反腐新闻时，往往缺乏详细信息。从对外报道角度而言，信息少固然更加保险，但是也会留给外人很多其它解读的空间。在有效信息缺乏的情况下，外媒往往喜欢用猜测替代解释，并往往通过自己采访专家进行表述。因此，外宣媒体应该提升新闻采集力，尽可能挖掘确凿信息，并尽量多地添加与事件紧密相连的背景，与其让外媒去添油加醋的解读，不如我们在第一时间把稿件做深做透，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压缩外媒负面炒作的空间。

第三，旗帜鲜明地表达立场。由于我们和西方媒体的价值观不同，我们无法让西方媒体完全认同我们的报道，但也不能因此妄自菲薄，自缚手脚，而应该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在报道时，既要研究外媒的传播特点和规律进行对症下药，也要以我为主，旗帜鲜明地肯定我国的反腐成就；既要肯定每次反腐行动的积极意义，又要联系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以及对民族长远发展的责任感来解读反腐的意义，以清晰的框架来制衡和消解外媒的狭隘框架，在舆论场上展开交锋。

第四，不能固守“对外报道就是讲故事”的狭隘报道模式，要增强言论和观点的提炼，将报道的重点放在写好消息上，尽可能在一条稿件中兼顾时效与深度，在第一时间引导舆论，这就要求记者和编辑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观察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坚持“政治家办报”的传统，吃透大政方针，在报道中突出反腐的制度安排，同时，还要发扬拼抢精神，锻炼自己的“新闻眼”和“新闻鼻”，使反腐败的对外报道更具可读性。

第五，要注重培养时政类新闻的专业记者队伍，在日常调研中侧重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加强报道的针对性和说服力，特别要努力把中国人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融入日常报道，通过一个个案例和一个个新闻来呈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

第六，要注重官方舆论场和国内民间舆论场的结合，把政府的声音和群众的声音结合起来，使稿件既有政治高度又接地气，如果认为权威性就是授权发布，那么稿件的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反腐是中国政治民主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要做好相关报道，不仅要吃透中国的政治制度，还要跟踪好中国人的国民心态，反映中国民众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