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托邦到乌托邦*——多克特罗《上帝之城》的犹太空间意识

潘道正 ，黄筱莉

（天津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所，天津 300204）

埃德加·劳伦斯·多克特罗（1931—）无疑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充满争议的“犹裔美国作家”——在一些公认的伟大作家（如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等）都对“犹太作家”的标签避之唯恐不及的时代，他却一再强调自己是“激进的犹太主义者”。2000年出版的《上帝之城》正是以其激进的犹太教思想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却也因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小说的主线是以笔记的形式贯穿，记载的是故事的主要叙述者艾弗瑞德和三个人的谈话：和蔼可亲而内心又充满矛盾挣扎的基督教牧师佩姆伯顿、充满智慧与激情的小型进化派犹太教年轻拉比约书亚·格鲁恩和他的妻子莎拉·布鲁门撒尔；莎拉的父亲----一名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小说分三条线索交叉进行：一是陷入自身信仰危机的神父佩姆由于十字架的丢失而结识了犹太拉比约书亚夫妇，由于受到莎拉的感化和影响，在心灵归属上最终摒弃了旧有的基督传统而转向了进化派犹太教，并在约书亚去世之后与莎拉结合；二是约书亚忙于寻找莎拉父亲提到的藏有二战时大屠杀日记的板条箱，却在追寻这些资料的路途中死于威尼斯，莎拉则继续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创建维护旨在回归传统本身的进化派犹太教堂；三是莎拉的父亲用回忆的方式以一名犹太小信使的身份讲述了二战时期立陶宛犹太集中区的生活情境。小说除了用笔记的形式讲故事外，还夹杂着大量的科学话语和维特根斯坦、爱因斯坦等历史名人的多声部叙事。小说中，多克特罗试图在纽约这样的现代大都市建造他的“上帝之城”，因而对犹太人特有的空间意识的再现和重构成了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也集中地体现了激进犹太主义者多克特罗的犹太空间意识。

一、犹太人的异托邦

“异托邦”（heterotopias）一词是由法国大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参照“乌托邦”（utopia）创造出来的。两个概念区别鲜明，乌托邦是“虚构地点”，“它们或以一个完美的形式呈现社会本身，或将社会倒转，但无论如何虚构地点是一个非真实的空间。”而异托邦则是“真实空间”，“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形成社会的真正基础。 ”［1］（p20）从内涵来说，“乌托邦提供了安慰：尽管它们没有真正的所在地，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个它们可以在其中展露自身的奇异的、平静的区域；它们开发了拥有康庄大道和优美花园的城市，展现了生活轻松自如的国家，虽然通向这些城市和国家的道路是虚幻的。 ”［2］（p5）与之不同，异托邦“是扰乱人心的”，是不可名状、无法言表的异质空间，“我们生命、时代与历史的融蚀均在其中发生，这个紧抓住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异质的。 ”［1］（p21）另外，乌托邦是统一的、连贯的，而异托邦则是相异的、断裂的，“可在一个单独地点中并列数个彼此矛盾的空间与基地。 ”［1］（p25）其基本的结构方式就是无序的“并置”（juxtapose）。异托邦和乌托邦虽有本质的区别，但并非后者严格意义上的对立面。同乌托邦相对的是“恶托邦”（Dystopia），或者说“反乌托邦”。恶托邦同样是虚构的空间，但充斥的是丑恶、混乱，是比想象主体所在的地点等而下之的空间。如果说乌托邦是美化了的空间，恶托邦是丑化了的空间，那么异托邦则是异质化的空间。

世界上也许没有比犹太人对异托邦感受更深的民族了。作为上帝的选民，犹太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流散世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创世记》12：1）而从流散（Diaspora）的角度来看，只承认圣地迦南为唯一故土的犹太人无往而不是异托邦。对于自认为是亚伯拉罕后裔的犹太人而言，除了上帝对亚伯拉罕承诺的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外，别处的生活都是漂泊和流浪。“上帝允诺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是他们的故土、故乡，是他们在外罹难时，唯一能够想到返回的一块土地。 ”［3］（p6）诚如 1948 年立国的以色列国歌中唱的：“只要我们心中，还藏着犹太人的灵魂，朝着东方的眼睛，还望着锡安的山顶，两千年的希望，就不会化为泡影，我们将成为自由的人民，立足在锡安和耶路撒冷。”这种根深蒂固的故土情结是犹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征。然而，现代美国却成了犹太人最大的聚居地，大有取代迦南成为犹太人新的希望之地的趋势。

公元160年，当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绝大多数犹太人离开了他们固有的家园以色列地，像被风吹过的蒲公英一样散落在世界各地，开始了长达1800年的大流散时期，而自19世纪下半期开始，犹太人就大量进入“新世界”美国。在漫长的历史中，犹太人遭受的压迫和残害几乎从未中断过。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战”期间，反犹主义在欧洲更是大行其道，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当此之时，对许多犹太人来说，美洲这块新兴的土地，可能是除了上帝的“应许之地”外最能给他们安慰的庇护所。犹太人在美国也的确找到了机会和安全感，也正因为如此，犹太人全心全意接受了美国：“他们把这里看成是他们的家，是上帝的国家。美国犹太人在数量、实力和影响力上的日益增长还是20世纪犹太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自从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以来，可能还没有一个犹太社团为它的生活和事业找到过这样广阔的活动场所，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犹太社团具有美国犹太社团这样的实力和权力去左右自己的命运。 ”［3］（p65-67）然而，美国毕竟是个基督教国家，事情不可能如此简单，“当清教徒定居者宣称‘新世界’是他们的‘新耶路撒冷’时，他们就为后来出现的美国核心观念确立了基调：这片土地上将会有个全新的开始，过去时代的重负将会被卸去，救赎之路畅通无阻。这种激进的观念对19世纪下半期蜂拥而至的犹太人的自我理解有着怎样的影响？他们也会拥抱某些由他们的清教徒先驱者精心构建的千年愿景吗？他们会以犹太传统和文化记忆的名义拒绝新家园占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吗？或者按照美国观念重组传统？……对于所有古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奠基者的修辞有着准确无误的类似性。如果他们仍遵循圣经的教导，那么历史的方向就一清二楚：永不停息地前进，一路向西，但不管走到哪里，犹太人都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民众。”［4］（p1-2）事实上，作为“外来者”犹太人的传统似乎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美国人”的重视，像约翰·温斯洛普、萨缪尔·马特等早期著名的清教徒布道者，虽得到了犹太人的大量资助，但出于驯化的目的只知道禁锢犹太人的思想，而此后像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这样新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对犹太人也都没有好感。

犹太人对美国的感情显然很复杂，一方面，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了稳定安逸的生活——这正是犹太人希望从迦南获得的；另一方面，美国主要还是基督教国家，只要这种现状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犹太人就很难摆脱寄居之感。福柯曾把西方空间的历史划分成了三个阶段：一、中世纪的“定域”（emplacement）空间，这是由诸如神圣地点/世俗地点、城市地点/乡村地点等一系列二元关系构成的层级体系；二、自伽利略和17世纪之后的“扩展”（extension）空间，这是个无限开放的空间，它源自伽利略打破了地球中心说，中世纪的定域观念被瓦解；三、19 世纪以来的“场基”（site）空间，定域变成了流动的场基，空间形态完全取决于两点或两元素间的关系。从中世纪到现代，空间演化的基本趋势是世俗化。但在福柯看来，当今空间世俗化进程尚未实际完成，“我们的生活仍被一些特殊功能的、无法破除的对立所统治，它们仍然未被我们的制度与实践摧毁。……都仍被隐然存在的神圣化（sacred）所滋养。 ”［1］（p20）这个论点对美国当然适用，只是美国的“神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的，对以执着于本民族信仰著称的犹太人来说恰恰是异己的、排他的神圣化，诚如福柯所言：“我们认为进入了我们身在之处，但是就进入的事实来看，却被排斥了。 ”［1］（p27）这曾经是欧洲犹太人的切身感受，“他曾经羞辱过我，”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犹太人夏洛克控诉欧洲人基督徒安东尼奥说，“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我亏了本，挖苦我赚了钱，侮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5］（p49）夏洛克最终还是因“外来者”（alien）［6］（P344）的身份，被以富家嗣女鲍西亚为代表的基督徒们以法律的名义剥夺了全部的财产——遭到彻底的排斥。现代美国当然要比夏洛克时代的欧洲“文明”的多，但是“排斥”也仍然无处不在。

事实上，对犹太人来说，就像他们在漫长流徙中所经历的无数异邦的土地一样，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异托邦。然而，“仍然坚守犹太身份的大有人在，而且他们也的确住在美国。那么，他们如何在激进的美国重塑犹太身份？ ”［4］（P2）多克特罗显然就是这样的犹太人之一，而他重塑犹太身份的办法就是要在美国构建犹太人的 “上帝之城”，而且地点就选在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纽约。

二、作为异托邦的纽约

现代城市之于作家，往往具有非凡的意义，像巴黎之于波德莱尔，都柏林之于乔伊斯，可以说没有城市就没有了作家创作的土壤，也就难以成就不朽的作家、作品。纽约——这样一座典型的现代大都市，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也汇集了所有的情感，在被高楼切割的支离破碎的空间里，人们找寻着自己。它是现代化的标志，也是后现代的典型，仿佛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标志和元素都集中到了这里，既有最大限度的融合，也有最激烈的冲突，所有这些因素使得这座城市成为后现代批评家关注的焦点。戴维·哈维曾指出：“纽约当局就面对存在于同一城市空间而广为不同的文化要采取怎样的态度，产生了分化，而这些文化是指这些人的文化：无家可归的人、溜滑板者、玩篮球者、抚养小孩的女人、光头仔、塔法里教徒（Rastarians）、下象棋者、遛狗者、重金属乐队、雅皮士、快克经销商、摩托车帮。最后纽约警察局关闭了汤普金斯广场公园，这场戏剧才彻底落幕。 ”［7］多种文化的交汇、融合、碰撞、冲突，使得对空间的划分和利用有了特别的意义，即体现了福柯所说的社会力量和权力关系，而这正是多克特罗所要直面的城市。

纽约之于多克特罗又是怎样的空间存在？“毋庸置疑，纽约深深地吸引着多克特罗，而最让他着迷的显然还是它的有用性，即按照多克特罗的政治道德，纽约这座城市正是社会经济两级分化（富裕与贫穷、阔佬的豪奢与底层的苦难）的象征。”［8］（p393）在多克特罗《上帝之城》这部小说中，纽约一方面是座变动不居的城市，“五分钟一次在解构和重塑”，同时又似乎万古如斯：“尽管有了各种变化，我们还是在古人的决定中生活。我们沿着街道走，我们之前的几代人也是这么走着走着。”［9］（p9）这是一座“救主耶稣”缺场的城市，警车呼啸、婴儿滚落、建筑倒塌、水管爆裂、警察为非作歹、政府不作为……，几乎人们所能想到的惨事都发生了。这是一座让人爱恨交加的城市，“纽约啊纽约，文学、艺术之都，虚伪之都，地铁、隧道、公寓大厦之都。拿破仑式的房地产商，疲惫不堪的商人们……纽约，人们不工作就大量挣钱的都市。人们一辈子工作最后破产的都市。……这是一个所有音乐汇聚的城市，这是一个连树都筋疲力尽的城市。 ”［9］（p10）这就是多克特罗的城市。

在多克特罗看来，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纽约，忙忙碌碌、四面八方的奔来奔去，实乃“这个非自然界中最奇特现象”，但看似毫无意义，实则出于内心深处寻求认同感的追求，“有一种我们永远不肯承认的种类上的认可。一颗灵长类超级灵魂。尽管我们谨慎而冷漠地协调着我们的公共空间，我们其实以来周围的人群来描述我们自己。城市也许起源于一个市场、一个物品交易站，或是几条水流的交会处，但它暗地里也起源于人类想在陌生人群中行走的需要。”［9］（p10-11）这儿无疑深刻地体现了多克特罗对城市的理解：城市作为现代典型的“公共空间”，其存在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类身份认同的需要，而不仅仅只是出于经济乃至所谓的政治的需要。然而，归结到纽约，要想得到“种类上的认可”却远非易事，“被世界遗弃的移民，他们认为只有他们到了这里，就能站住脚了。经营一个报亭、一间酒馆，开出租车，摆地摊。旅馆的侍应生、保安、会计，做生意，管它做什么。你想告诉他们这不是穷人待的地方。穿过城市腹地的种族断层线也穿过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以肤色做代码的种族和社会异类分子，对多元文化心存疑虑，出言不逊，似乎城市作为一个概念太沉重，即使是对于居住其中的人。 ”［9］（p10）这儿对纽约“种族断层线”的描述准确而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作为激进的犹太人，多克特罗显然感同身受。

由早期清教徒奠定核心观念的激进的美国文化，在爱默生、惠特曼等文学家的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文化传统尽管摆出的是一副兼容并包的姿态，但其自大傲慢也无处不在，而犹太人始终是最受歧视的种族之一，富兰克林、杰斐逊都曾言辞激烈地反对过犹太人。然而，犹太人还是在这片土地上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当代很多犹太学者开始从积极的方面重新审视犹太文化和清教美国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着眼于“犹太同美国相遇正在进行中的活力”，如有学者写道：“美国文化——特别是由艾默生、惠特曼这样的人物奠定的充满梦想的文学传统——为犹太人理解自身提供了新思路，我要探索的就是美国文化怎样提供这个新思路的。……在每一个例子中，一个犹太作家同美国文学文化之间的相遇都会产生一种机会、一系列术语，以重新定义犹太性。 ”［4］（P4）然而，具体到纽约，这显然是激进的多克特罗所难以接受的，他借艾佛瑞德的口说道：“沃尔特·惠特曼告诉我们纽约的喧哗与骚动是非同寻常的，那生动的一刻中蕴含了庄严与非凡的高傲。……这就是我们建构的城市，毫无疑问它是我们心灵中的地理，但这些人不是我们，他们住在我们的城市里，似乎他们属于这里，但他们不是我们，他们是居住在我们的城市里的陌生人，虽然有些模模糊糊地熟悉，就像我们梦里的那些陌生人。 ”［9］（p54）话语中的冷漠、沉重和疏离感无不打上了“排斥”的烙印，同时也昭示着“我们”的异质性——准确地说不是“他们住在我们的城市里”，而是我们住在他们的城市里。纽约终究还是个异托邦。福柯说，异托邦是个真实的空间，并构成了社会的“真正基础”。“基础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字眼？”艾佛瑞德追问道，“这个字表明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街道是为了通行，我们的故事四分五裂，我们四周的摩天大楼对有一种可信的文化的观点嗤之以鼻。 ”［9］（p54）在纽约这个巨大的异托邦里，犹太人依旧是异质分子，只能作为他者的形象而存在，找不到种族上的归属感。

然而，尽管在犹太人心中，美国终难取代迦南，但并不缺少把这片土地建设成新“希望之地”的冲动，而多克特罗就是众多推动者之一。事实上，在纽约这个以多元文化著称的现代大都市，多克特罗多少还是找到了些作为“世界公民”的认同感，“我看见的每一个人……都是纽约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这个移民社群的本地人，是在一个普遍主义社会里我们持续不断的伟大实验的一部分，这个社会提倡一个没有国别的世界，任何人可以当任何人，身份是星球性的。 ”［9］（p11）而从空间上来说，小说对圣提摩太教堂的描述充满了象征意义，“圣提摩太，英国国教的，典型的纽约褐砂石教堂”位于纽约最富裕繁华的曼哈顿地区，是清教徒美国人的骄傲，一度君临所有的建筑，但如今却风光不再，“高耸的赭石尖塔虔诚地矗立着，当初建的时候也许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如今它缩在一个很小的墓地后面，周围全是住宅楼，街道的两端是各色租房者的标牌——洗衣店、杂货店、酒吧、兑换支票处……在小片草地上的几块墓碑这么些年来已经萎缩的如同因为悲伤而佝偻的肩膀……而所有这一切，包括坟墓，现在都归剧院公司所有。”［9］（p178）“圣提摩太教堂”变成了“圣提摩太剧场”，文化空间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福柯曾指出，空间演化的基本趋势虽是世俗化，但进程远未完成，“神圣化”仍然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空间。圣提摩太教堂就是典型的被神圣化了的空间，它构成了对所有异质空间的压制和排斥，但它终于在世俗化进程中被瓦解了，多元的文化空间由此得以解放，而这正是构建新上帝之城的最佳时机。

三、异托邦中的乌托邦

以纽约作为大背景，多克特罗在《上帝之城》中精心构建了一个“进化论派犹太教”，这个激进的犹太教拥有自己的教堂，这是一座位于纽约西九十八街和河边大道之间的一幢朴实的褐石建筑物：“一间客厅改成的屋子，一头是一艘方舟，一个读托拉的讲台，放着祈祷书的书架，几排长椅子，就这些东西，那就是犹太教堂。 ”［9］（p33）显然，在多克特罗看来，“教堂”不需要显赫高大、富丽堂皇，它只是一个聚集地，像一间教室一样，能给予人们学习教义、相互交流讨论的空间就行。教堂作为一个真实的空间承载了犹太人的文化和文明，在这里，人们将能找到自己的归属，寻得自己的根。这座不起眼的“进化论派犹太教堂”正是多克特罗心目中的“上帝之城”。

“上帝之城”，是基督教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圣·奥古斯丁在其代表作《上帝之城》中创造的一个经典意象，可以从普遍意义上认为这是一个“由上帝为王的，由天使和圣徒组成的天上之城，他只是在比喻意义上把这个团体称为城，因为这并不是有着明确的政治建构和等级秩序的城邦，而只是基督徒得救之后的理想状态。 ”［10］（p2）作为激进的犹太主义者，多克特罗很难认同基督教，在小说中就对奥古斯丁这位基督教的“至圣”不乏讥讽之辞，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上帝之城”这个意象的喜爱，“《上帝之城》，那是个好标题，我喜欢这个意象。 ”［10］（p268）只是，多克特罗的上帝之城——进化论派犹太教堂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镜中的乌托邦。

在把异托邦和乌托邦进行对比时，福柯采用了 “镜子”的比喻，“我相信在虚构地点与这些截然不同的基地，即这些差异地点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混合的、交汇的经验，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在此镜面中，我看到了不存在于其中的自我，处在那打开表层的、不真实的虚像空间中；我就在那儿，那儿却又非我之所在，是一种让我看见自己的能力，使我能在自己缺席之处，看见自身：这是一种镜子的虚构地点。但就此镜子确实存在于现实中而言，又是一个差异地点（即异托邦——笔者注），它运用了某种对我所处位置的抵制。从镜子的角度，我发现了我对于我所在之处的缺席，因为我在那儿看到了自己。 ”［1］（p22）如果说，进化论派犹太教堂是镜中乌托邦，那么纽约之于犹太人就像那面异托邦镜子，它照见了犹太人在这个真实存在的繁华大都市中事实上的“缺席”，这无疑是一种令人刻骨铭心的疏离感。福柯认为，要想获得真实的感知，就必须努力走出镜面，“为了感知它，就必须穿透存在与那里面的这种虚像空间”。［1］（p22）而进化论派要想把纽约变成现实中的希望之地，就必须打碎“镜面”，这正是多克特罗要做的。

纽约作为犹太人的异托邦，其“镜面”无疑是由基督教的诸多要素构成的，多克特罗的方法就是用反讽的方式消解这些要素，耶稣基督首当其冲。开篇不久，在小说叙述者艾弗瑞德的回忆中，一位中学老师竟然捏着一根生锈的钉子，拿耶稣开玩笑：“我这里要说到可怜的耶稣，那个犹太人，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系统，历史对他开了一个多么可怕的玩笑。 ”［9］（p53）多克特罗甚至通过基督教牧师佩姆之口直言耶稣事件不过是 “权利斗争的故事”：“关于耶稣的争斗就是权力的争斗，关于实际的复活的观点——体制主义者提出来的却遭到诺斯替教派嘲讽的——给了教会机构以权威，而有关耶稣的定义及如何使他的话成为准则的争斗，或其他人对他的话所做的解释，完全是纯粹的政治，无论多么充满激情、多么充满憧憬，在宗教改革以及新教的创立中，在延续耶稣权威的愿望中，提出了一种残余的真知，来对抗教会官僚体制的圣事产物，即现在的基督教，从此以后耶稣就一直是个政治化的人物了，……这是个关于权利斗争的故事”，［9］（p82）这不仅消解了耶稣的神圣性，也消解了基督教的宗教性。同样，圣保罗也难免遭讽。关于保罗，艾弗瑞德和佩姆有一段非常“俏皮”的对话：“‘保罗——你知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中风的那个家伙？’‘中风？［笑］。’‘为什么不呢？我是说中风让他晕了过去，使他虚弱不堪。视觉上受损。现在我们不再有这些了。今天的中风，你整个变残废。他的中风改变了他。在那之前他对耶稣相当鄙夷的。你听得明白吗？’”［9］（p104）谁都能听得明白：众所周知，保罗在去大马士革迫害基督徒的路上，受强光照射，转而皈依基督教，是为早期基督教奠基性的“神迹”之一，而在两人的口中却成了颇为无聊的“中风”，且说的煞有介事，其字里行间对圣保罗乃至基督教的颠覆消解不言自明。事实上，小说中诸如此类戏谑基督教“圣人”的言辞比比皆是。当然，对基督教元素的消解主要还是来自对小说主角基督教神父佩姆·伯顿形象的成功塑造。由于十字架的失踪，使得佩姆有机会接触到莎拉·布鲁门撒尔和她的丈夫约书亚·格鲁恩这对犹太拉比夫妇，经过一系列的事态发展和思想转变，佩姆最终同坚定的进化论派犹太教徒莎拉结合，“莎拉就是我的皈依，我的皈依就是莎拉，”［9］（p298）完成了由基督教转向犹太教的改宗，同时也宣告了对基督教的彻底颠覆。

改宗后的佩姆走进了进化论派犹太教堂——这座教堂终于走上了前台，空间的转换成了关键性的象征隐喻。小说最后，多克特罗着力勾勒出了一个“现代城市”及其发展史：博物馆、公园、教堂、学校、法庭、监狱、医院等构成了基础设施，不但有高速路、高架桥、摩天大厦、剧院，还有仓库区、污水厂、平民窟，再加上无线电波等看不见的工作系统，共同构成了庞大的现代城市，“它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上集聚下来的公共创造物。如果你夜里在城市上空飞行，它就像宇宙间一颗神奇的宝石，又像在黑暗的海洋中漂浮的一艘巨轮。它时髦聪慧、成就不凡、精致无比，并具有摄人魂魄之美。它像所有可以打碎的东西一样发着微光，亮闪闪的。你不由诧异上帝和这一切有多大关系，在几代人的根本不同的意图之上创造性地建立的现代城市的辉煌与蛮横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上帝的灵感。因为这是未被注意的上帝的城市，有时被提到的上帝，历史中的上帝。”［9］（p326）这个神秘莫测的现代城市显然并非真正的“上帝”之城，所以也就不用奇怪，它最终走向了混乱、腐败，在战火和集权专制中几近毁灭。然而，“在这一刻我们见到了电影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一对富有活力的从事宗教工作的夫妇，他们在上西区管理着一个进步的小犹太教堂”。［9］（p26）这对“富有活力”的男女主人公无疑就是该宗后的佩姆和莎拉，而那罪恶的“现代城市”象征的则是纽约。福柯在运用“镜子”比喻后，总结了“异托邦”的六个特征，其中最后一个特征，就是“它们对于其他所有空间所具有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有两种极端：一方面，它们的角色，或许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的真实空间（即人类生活被区隔的所有基地）是更具幻想性的（或许，这就是那些著名妓院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相反地，它们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另一个完美的、拘谨的、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现我们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 ”［1］（p27）纽约作为异托邦就是那虚幻而又“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我们的空间”，与此同时，它又创造出或曰衬托出进化论派“小犹太教堂”是“完美的、拘谨的、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这才是真正的上帝之城。

当然，激进的犹太主义者多克特罗在小说中费尽心机构建起来的这座进化论派犹太小教堂与其说是现实中的存在，不如说是眷恋传统的现代犹太人对美好家园的乌托邦想象。多克特罗的这种构想难免理想化，但对于身处后现代社会、引以为豪的传统日渐消亡的犹太人来说，亦不失为继续坚守犹太空间的安慰。

［1］〔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A］.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徐新.犹太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Julian Levinson， Exiles on Main Street： Jewish American Writers and American Literary Cultur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5］〔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6］W·J·Craig， M.A.， ed.，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7］〔美〕戴维·哈维.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M］.朱康译.转 引 自 “ 人 文 与 社 会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8/876.

［8］Bruce Bawer， “The Faith of E.L.Doctorow”，The Hudson Review， Vol.53， No.3.2001.

［9］〔美〕E·L·多克特罗.上帝之城［M］.李战子，韩秉建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

［10］〔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M］.吴飞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