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与德行教育——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段元秀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中，伦理学与政治学是研究实践问题的科学，前者研究什么是人的幸福，或者人的幸福系于何种生活方式；后者研究何种政制或政府形式能最好地帮助人维护这种生活方式。欲解答前者，就要研究人的道德或习惯，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从事的工作。欲阐明后者，就要研究适合这些道德或习惯的好的、正确的政制，这是他在《政治学》中从事的工作。［1］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与生活于其中的公民成员是有机整体，城邦政制好坏与公民幸福与否休戚相关。他认为，公民的幸福与城邦的和谐在于公民德性的完美运用和实践，而德性依赖于教育功能的发挥，因此教育是达致城邦善（共同利益）与个体善（尤指灵魂善）的途径。在他看来，教育能够培养德行，塑造公民，促进城邦和谐与社会团结，因此，教育在本质上是德性教育，更在根本上与政治相连，而在城邦政治中，公民教育就是当时社会最大的政治事务。本文根据《政治学》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部分相关内容对亚里士多德有关公民教育的思想进行详细评述，品其精义，同时总结其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启示。

一、公民教育背景：城邦政治

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教育思想是在城邦政治中展开的，只有理解了城邦与公民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才能理解亚里士多德对公民教育思想的重视。何谓公民？“公民”是古希腊城邦政治结构中所特有的一种政治与社会身份，它和现代国家中的“公民”内涵不同。现代国家中的公民是指拥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享有相应权利和义务的人，而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公民是指除了妇女、外邦人、奴隶之外的成年男性，他们是自由人，是城邦的主人，亲自参与管理公共事务，进行公共决策，无条件地服务并忠诚于城邦需求，时刻以城邦利益为最高利益，因此公民是与城邦共存亡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希腊文的“公民”（polites）一词即由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本意就是“属于城邦的人”。［2］（P132）亚里士多德用一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概括出了公民与城邦的密切关系，在他看来，一个在本性上脱离城邦的人，要么是超人，要么是鄙夫。

那么何谓城邦？亚里士多德以溯源法探讨城邦起源与本质，在他看来，城邦是经由家庭和村落发展而来的自然的共同体，是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的共同体。如果说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那么城邦就是追求至善的共同体，即追求高尚而幸福的生活。公民作为城邦的组成部分，不仅隶属于城邦，而且只有在至善的城邦中才能实现个人追求的善，包括外在善（物质充裕）、躯体善（身体健康）与灵魂善（道德完善）。由于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因而城邦在本性上先于个人及家庭，就像双手离开身体就不再具有手的功能一样，公民个人离开城邦也不再是自足的。因此，每一个公民的最高的幸福在于参与政治生活，为城邦共同利益服务，在此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个人德性。城邦善与个体善紧密相关，城邦善是个体善的必要背景和条件，而个体善是城邦善的体现。亚里士多德有关公民与城邦的界定是，“凡有资格参与城邦的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都可以被称为该城邦的公民，而城邦简而言之就是其人数足以维持自足生活的公民组合体。 ”［3］（P73）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二者的关系，即公民与城邦各自以对方为构成条件，相互依存，密切关联。

二、公民教育的政治作用：维护城邦统一、公民团结及政体稳固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城邦、共同体、政体或共和政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近的概念。在他的观念中，公民教育应服务于城邦共同体的统一与稳定以及政体的稳固与延续，因此他的公民教育实际是服务于政治的教育。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创造公民，使公民能够习得、反思并传递上几代人的道德和政治价值。《政治学》第八卷是亚里士多德对公民教育的贡献。 ”［4］（P68）

在《政治学》第二卷中，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关于城邦愈一致愈好的观点，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个人和家庭都比城邦更为自足和完善。实际上，城邦不仅是由多个人组合而成，而且是由不同种类的人组合而成的。亚里士多德指出，城邦的存在并不必然消灭多样性，但可以通过教育的手段来使公民之间相互团结、城邦和谐一致。“城邦，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乃是一种多面体，人们应当通过教育使其统一起来并转变成为一个共同体。 ”［5］（P39）这种教育着眼于公民，其前提是公民与城邦休戚相关：“对教育的关心是全邦共同的责任，而不是私人的事情······同时不能认为每一位公民属于他自己，而要认为所有公民都属于城邦，每个公民都是城邦的一部分，因而对每一部分的关心应当同对整体的关心符合一致。 ”［6］（P267）公民教育塑造公民身份，传递城邦价值，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参与城邦管理和决策的公民，经过实践锻炼拥有相应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使其具备公共理性和必要的公民美德，最终实现城邦善治与个体幸福。亚里士多德“假设了一个同质的、自由人组成的社会，这种自由人在一系列具体的价值观和技能中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这种教育的结果，他认识到有义务在陪审团以及作为民众大会的成员效忠共同体。 ”［7］（P69）

亚里士多德指出，城邦政体有很多类型，相应地公民资格和要求也各有不同。政体的稳固和持久首先要奉行公正原则与依法治理，重要的还在于推行有效的依照政体宗旨和原则的公民教育，这对于法律取得实效以及政体维系至关重要。“在我们述及的所有保全政体的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依照政体的宗旨对公民实施教育······最有益的法律，而且得到了其所辖的全体公民的称道，如果在政体范围内未能形成风尚及通过公民教育深入人心，这样的法律就依然是无用的。”［8］（P186）他还指出：“立法者最应关心的事情是青少年的教育，因为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城邦的政体都深受其害。应该教育公民适应他生活于其中的政体，因为每一政体一开始就形成了其固有的习俗，起着保持该政体自身的作用。 ”［9］（P267）

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古典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以统治者的人数和统治者是否以共同利益为目标将城邦政体区分为六种类型：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在这六种政体中，亚里士多德最为赞赏的是共和政体，因此他将这种执政者是多数人而为共同利益着想的政体冠以一切政体所共有的名称：政体或共和政体。在现实政治中，亚里士多德推崇作为混合政体的“共和制”，这是一种以中产阶级为基础、依照法律规定由公民轮番为治的以中庸原则为基础的政体，它尊奉“天下为公”，不允许任何一个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独霸政治权力。为了保证共和政体的本质，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强调制度设计中公民轮番进行统治以及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其二是诉诸公民美德，即通过教育和教化，使执政者和公民既具有统治与服从的素养，又为城邦共同利益即公共善着想。“真正的公民必定在于参与行政统治，共同分享城邦的利益。 ”［10］（P84）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实践在公民德行养成中的作用，因此公民轮番统治的制度安排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的实践，公民只有亲身参与政治生活，才能培养出对共同体的认同和对公共善的优先考量，意识到自身对共同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从而成为真正的公民，保障共和制度的稳固。

三、公民教育的精髓：公民德性教育

亚里士多德将公民教育区分为实用教育与德性教育两部分，实用教育的目的是谋生，德性教育的目的是引导公民合德性的行为，可见德性教育是公民教育的精髓。“应当有一种教育，依此教育公民的子女，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 ”［11］（P271）德性对于个人与城邦幸福至关重要：“最优良的生活对于个人或城邦共同体而言，是具备了足够需用的德性以至能够拥有适合于德性的行为的生活。 ”［12］（P229）一个城邦应该具备公正、明智、节制、勇敢和坚韧等德性，公民也同样需要类似的德性，尤其是需要政治美德，以符合政体要求和公民幸福生活之需要。“在最优良的政体中，公民指的是为了依照德性的生活，有能力并愿意进行统治和被人统治的人。”［13］（P99）

在《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德性的界定：德性是使得一个事物状态好并使得其实现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人的德性就是使得一个人好并使得他的实现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这种德性依赖于灵魂功能的发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的灵魂包括三种成份：不合逻各斯部分、合逻各斯部分以及处于这二者之间的既合逻各斯又背离逻各斯的部分。相应地，人的灵魂实现能力也就有不合逻各斯（或称反理性）能力、合逻各斯（或称理性）能力以及反理性而又合理性的能力 （类似于柏拉图灵魂说的“激情”部分）。人之灵魂的德性就是理性能力调控反理性能力以及第三部分能力的产物，所以德性是灵魂的综合功能之发挥。［14］亚里士多德还区分了“智性之德”（理智德性）与“意愿或意志性之德”（道德德性）：前者或称为“哲学智慧”，包括技艺、科学、明智、直觉理性；后者又称为“实践智慧”（如希腊民间流传的勇敢、自制、慎思、公正）。［15］理智德性又分为理论理性的和实践理性的。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发生和发展，目的是发展灵魂中高级的认知能力和理解与思考的能力；道德德性基于习惯训练和实践作为而成：“我们先运用它们而后才获得它们。……比如，人们通过造房子而成为建筑师，通过弹奏竖琴而成为竖琴手。同样，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勇敢成为勇敢的人。 ”［16］（P36）而无论是教导还是习惯，都属于广义的公民教育范畴。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培养涉及到理性与精神两个因素，联系到城邦政治中的公民理念，理性指的是公民理性，即基于公民身份而对公共善的认知与思考，而精神指的是城邦共同体中成员的公共精神与情感取向，即公民对于城邦中公民之间的合作、团结以及对城邦共同体之认同的倾向性与意识。也就是说，公民教育必须关注这两个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公共教育理念强调了理性和精神这两个因素的发展。理性的发展涉及教育学生如何理性地思考公共的善，精神的发展则是教学生如何将其自身的发展与他人的发展相联系，或者说是教会他们与公众建立情感上的认同。 ”［17］

就公民教育所针对的不同对象而言，亚里士多德认为，善良的人、优良城邦的公民以及城邦统治者所需的德性基本是同一的，造就贤良之人、合格的城邦公民与造就政治家所需的教育和习惯训练也是相同的。共和政体下的公民既要学会统治又要学会被统治。不过，“公民的德性不会简单地只有一种。……统治者应得到某种专门的教育。 ”［18］（P78）统治者比一般公民具有理性，能认识到城邦共同利益以及城邦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对而言，被统治者的德性则是服从，所以公民教育要教导年轻人服从的品质，而“他们最终会成为（这个政府的）成员，待他们的执政时机来到时，他们终将学会如何治理它。”［19］统治者还须是善良的人，“一个人应当首先甘为人下人随后才擢升为一名统治者，那么，立法者应当设法使他们成为善良之人，明察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做到这一点，以及什么是最优良的生活的目的。 ”［20］（P256）人们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成为善良贤明之人：本性、习惯和理性。［21］（P254）人们之所以能被教育成具有德性的人，是因为其本性使然，但习惯可能会改变本性，而在理性的劝导下人们也可能采取违背习惯和本性的做法，因此理性的教导无疑处于最高级别，而人作为理性的动物，最为重要的是能够追寻并愿意追寻德性。

四、公民教育的内容与实施

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是整个城邦的事务，需要立法者仔细考虑采取相应的措施。“在教育方面应有立法规定，并且教育是全邦共同的责任，但也不能忽视教育的内容以及实施教育的方法。 ”［22］（P268）亚里士多德将教育内容按照教育对象划分为两种类型：针对自由人的教育与针对非自由人的教育。自由人除了公民外，还包括城邦中的妇女以及儿童。“对儿童和妇女的教育必须着眼于政体。他们能对城邦的德性产生影响，因为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便是城邦的公民，而妇女占据城邦自由人口的半数。 ”［23］（P28）他指出，那些有助于发展人的理性、切合人生目的的知识，才是自由人所应学习的。这种知识就是自由学科：阅读、书写、音乐、集合、算数、天文、修辞、辩证法和哲学等。其中亚里士多德最看重哲学教育与音乐教育。［24］在《政治学》中他着重讨论了读写、体育、音乐和绘画四种教育内容。其中读写具有实用性，同时能引领受教育者步入更广阔的知识天地；绘画在生活中有许多用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增强人对形体的审美能力；体育能强身健体，同时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敢；音乐则既具有娱乐功能，又能作为自由人的消遣方式，具有陶冶情操和灵魂的作用。对于即将成为公民的儿童而言，一定要注意其学习的实用知识不同于与工匠所从事的事务相关的知识，因为这样的知识不能培养人的德性。

就个人的人生阶段而言，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人应当在青年时期学习好的品质，在壮年时期参与治理活动，在老年时期传授哲学智慧。如前所述，儿童是未来的公民，亚里士多德详细讨论了有关儿童的教育。就教育阶段的设置而言，正如身体的降生先于灵魂，非理性即情欲也以同样方式先于理性或理智。他指出，首先应当关心的是儿童的身体健康，而后才是其情欲和理智。“既然在教育方面习惯先于理性，身体先于思想”，［25］（P271）应预先给予儿童体育和角力方面的教育，以锻炼儿童的体质和学会身体方面的本领。儿童的身体健康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注重优生优育，因此亚里士多德要求立法者关心城邦的婚姻状况，确定公民在什么年龄、什么样的公民可以结为配偶，还要考虑公民生育子女的时间，子女与双亲的年龄差距等。他还提出怀孕的妇女应当注意保养身体，思想要保持安静和轻松，限制每对夫妇生育子女的数量、以奶喂养孩子、培养孩子的体制等等看法。

接下来是儿童5岁以前的教育应当注意的事项。他指出，这一时期的儿童不能有任何学习任务或强制性的劳动，但可以进行一些适当活动或嬉戏。“儿童法监”应细心遴选儿童倾听的故事或传说，因为这些事项是为儿童未来的生活道路做铺垫的，而嬉戏玩耍是他们日后将投入的人生事业的仿照。立法者还要尽力在全邦杜绝一切污言秽语和一切恶劣的事情，以防止儿童会受到熏染。5岁之后到7岁为止的两年时间里，儿童应当观看将来要学习的事情。7岁之后的教育分为两个阶段——7岁至青春期以及青春期至21岁两个阶段。亚里士多德对于这两个阶段以及之后的教育课程设置并未具体阐述，但教育内容无疑就是上述我们所说的那些教育内容，在所有的教育课程中哲学教育最重要。不过，公民教育与纯粹哲学教育还有区别，“利用理性进行知识的哲学探究过程与政治行动过程是有区别的。因此，真正公民的教育，一方面要培养理性，进行政治事务自然本性的探究，同时也要培养基于公共利益、对这些政治知识进行适当的启蒙的技艺，也即审慎的美德。”这些都应当在教育实践中详加体察。［26］

五、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的启示

第一，重视公民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公民教育要由国家或政府主导、与政体原则相适应、为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服务。如上所述，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是城邦最大的政治事务，由城邦主导的公民教育对于城邦统一、存续与政体稳固至关重要。实际上，现代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在积极开展与本国政治制度要求相适应的、由政府控制和管理的公民教育，以此来维护本国社会政治安定与社会发展。同样我国也必须由政府来管理公民教育，要通过立法具体规定公民教育的目的、设置与内容，一定要使得公民教育适合国家政治社会建设的方向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要使广大人民意识到国家所主导和控制的公民教育对于国家的稳定与政治发展、对于个体的幸福生活具有积极意义，从而在内心积极接受而不是消极对抗公民教育的实施。

第二，重视公民教育与人的德性的关系。公民教育要立足于德性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事物的德性与其自然功能是分不开的，同样人的德性亦在于人的灵魂的自然功能的发挥，这个观点被称为自然主义德性观。不同于单纯注重外在行为的合规则性的道德教育，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所注重的德性教育是人的灵魂的呈明、人的本性的呈现。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人是理性的人，灵魂中理性对于激情或反理性的调控是德性的体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称赞的道德的人，是其行为符合社会认可的道德规则的人，至于其内心认同与否或者这种行为的心理根源为何则不在探究之列。而作为公民教育精髓的德性教育应当注重人的灵魂的转变，“通过合德性的道德教育，人的灵魂克服其惰性，培养其德行，从阴霾中见出光明，从扭曲中见出正义。一种不合德性的道德教育是钳制人性的，遮蔽灵魂的，该教育下的个体是缺乏责任和正义的，是无视个体生命的内在价值的，道德教育最终也是乏力的、空洞的。 ”［27］

第三，重视公民教育与实践的关系。公民教育要积极鼓励人们参与政治事务，在政治参与中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以共同体利益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和进行管理与决策的政治技能。当前我国的公民教育，要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渠道，为公民参与政治选举、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政治活动打开大门，使公民在亲身的政治参与中感受到个体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感受到自身的政治主体地位，培养其主人翁意识，鼓励公民积极为国家发展献言献策，在政治活动中提高政治技能，成为合格的现代国家的公民。

第四，重视理智教育与情感教育的关系。公民教育要从情感角度出发来增强教育的实效性。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教育包括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两部分内容，仅注重理性教育，关注知识和智慧、技能与科学而不注重非理性的情感和习惯熏陶的教育忽略或违背了人性的多面性，很难从根本上打动人心，因而难以取得想要的效果。因此，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要注重情感教育的一面，要引导受教育者形成对于国家的情感认同及发自内心的爱国心与归属感，认识到国家、民族的发达强盛是个人公民权利和幸福生活的依托，使公民不仅追求个人的幸福，同时还具有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

［1］［15］［1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张凤阳.政治哲学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5］［6］［8］［9］［10］［11］［12］［13］［18］［20］［21］［22］［23］［2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7］〔美〕彼得·雷森伯格.西方公民身份传统——从柏拉图至卢梭［M］.郭台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14］［27］方德志.德性复兴与道德教育——兼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对德性伦理复兴的启示要求 ［J］.伦理学研究，2012，（3）：63—68.

［17］［19］〔美〕沃尔特·范伯格.重思公共教育的作用［J］.陈佳译.复旦教育论坛，2011，（2）：15—20.

［24］［26］王晨.教育、政治与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导读［J］.教育科学研究，2012，（2）：7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