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哀悼王占春教授逝世而想起的

2014-12-06 06:28滕子敬北京师范大学100875
中国学校体育 2014年2期
关键词:教学大纲教授体育教师

滕子敬 (北京师范大学,100875)

沉痛哀悼王占春教授逝世而想起的

滕子敬 (北京师范大学,100875)

2014年1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办了沉痛哀悼王占春同志逝世告别仪式。兰厅正门两旁的门柱上两幅黑底白字的对联写着:“鞠躬尽瘁寸心不撼尤不愧,光明磊落人生无悔也不骄”,这幅对联反映了占春教授几十年来坚持职守、辛勤奉献的光辉一生。

兰厅里挤满了来自教育和体育界参加告别式的人群,其中有年过耄耋之年的老友原教育部副部长周时炎、原教育部体育司司长李晋裕教授和年过古稀之年的原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宋尽贤、副司长曲宗湖教授以及原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郭敏等,还有一些中小学特级体育教师,如小学特级体育教师王良田、中学特级体育教师蔡福全(后从特级体育教师走向柬城区教育局的领导岗位)和北京高等体育院校的一些知名专家、教援,如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院长毛振明教授、分党委书记殷恒婵教授和王建华、贾齐、张建华、高嵘教授,北京体育师范大学周登嵩教授,北京教育学院罗希尧、陈雁飞教授,北京体育大学赖天德教授,北京理工大学王皋华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卢元镇教授以及教育部体卫艺司廖文科副司长和卢逊处长等250多人参加了告别式。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年轻人的搀扶下老泪纵横缓缓地步出告别大厅的情景非常感人。

有这么多老友和知名教授赶来为占春教授送行,说明了他在我国学校体育界的影响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与爱戴。回忆起50多年来我与占春教授的交往,夜不能寐,回忆起了很多往事。

我与占春教授相交晚于我夫人,上世纪50年代我夫人周荔裳任职于国家体委教育司学校体育科,与教育部在工作上的来往颇多,1956年她曾代表国家体委参加了与教育部联合组织的学校体育调研小组,对福建、广东、上海的学校体育进行调研,当时调研组长就是占春教授。

我与占春教授相交是1961年借调到教育部编写第二套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当时我大学毕业不久,26岁,占春老师是刚过而立之年的31岁,在编写大纲教材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们朝夕相处,共同学习和研究学校体育的问题,特别是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的建设,并得到了我国著名体育家、学校体育教育家苏竞存教授的指导。

1963年我回到师大体育系后,也经常请占春教授来体育系给学生讲课,后来又与占春教授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和中国学校体育研究会共事多年,上世纪80年代我又应邀参与了人教社三册高中体育课本的编写工作,2001年又应邀担任人教版的初中课标教科书的副主编,在人教社体育编辑室工作多年,在我和占春教授几十年的交往中,他不仅在学术思想上给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助,是我学术思想的引路人之一,而且在如何做事、做人等方面都给予我多方面的教诲,他是我们全家人心目中真正的“老大哥”(我平时就这样称呼他)。

占春教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学校体育专家、学者的杰出代表。早年曾任教于佳木斯师范学校,解放初期的东北地区是接受前苏联教育思想最早的地方,占春教授积极参与了各种教学培训活动,成为当时体育教师的皎皎者。

1954年占春教授被中央人事部抽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新增设的体育编辑室工作,在他从事编辑工作的50多年生涯中,主持编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套《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和《体育教材》,是新中国体育课程教材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可以说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学校体育已经进入了王占春时代,他是我们业界公认的学校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在主持编写1956年我国第一部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的同时,占春教授还配合第一套体育教学大纲的出版,主编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第一套体育教材——《中学体育教学参考书》。他根据体育教学大纲详细地介绍和分析了教材内容、教学要点、教学步骤与方法,并向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师介绍了体育教学论的基础理论知识,包括体育教学原则、教学法原理、学校体育与体育教学管理等。还在前期调研和统计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小学学生的年龄特征,对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规律与体育教学的关系都做了详细阐述,对广大一线体育教师理解和实施体育教学大纲、对建国初期建立正常有序的学校体育教学工作秩序、对提高体育教学质量都起到了极大地推动和启蒙作用。

1961年占春教授在主持编写的大纲和教材中明确提出了“从增强体质出发”的选材原则,从而确立了增强学生体质在我国体育教学大纲中的指导思想地位,大纲还在理论上对“体质”的内涵做了界定:“增强体质包括:促进身体正常发育,促进身体机能、身体基本活动能力和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增强身体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如果加上心理健康的因素,这与几年后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质研究分会对“体质”的界定完全一致。“增强体质”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对“体质”内涵的界定,是我国学校体育理论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和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同时1961年的体育教学大纲还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武术正式列为教材。为了编好中小学武术教材,占春教授还邀请了在1936年奥运会上进行武术表演的北京体育学院的张文广教授、武汉体育学院的温敬铭教授、上海体育学院的蔡龙云教授来北京与部分中小学体育教师共同研究武术教材的编写工作。为我国武术教材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占春教授能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1978年在他主持编写的大纲教材提出:“在编写教材时,要打破以运动竞赛为中心的编排体系”,即体育教学内容的编排体系,不能只围绕体育比赛用得上的运动技术来编排教材,不能混淆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性质,背离学校体育教学面向全体学生的基本要求。为了使体育课更好地锻炼学生的身体,增强学生体质,在安排教材时,应以锻炼学生身体效果好,又方便教学的教材作为重点教材,反复出现,逐步提高要求,有些简单易行、发展身体素质有效的教材要争取“课课练”,使之有适当的密度和运动量。

1987年在他主持编写的大纲教材确定了“一个目的和三项基本任务”的总目标。使体育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更加规范化和系统化,能更好地反映体育教学任务的基本内涵。并根据“终身体育”等新的教育思想,首次在体育教学的基本任务中提出:“使学生懂得锻炼身体的基本原理和独立进行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以适应终生锻炼身体和生活娱乐的需要”。同时加大了选用教材的比重:小学、初中、高中分别提高到30%、40%、50%。各项教材的比重,都规定了上下限的浮动范围,并改革了体育课成绩考核办法,采用结构综合考核办法。内容包括:体育课出勤及课堂表观占10%,体育课基础知识占20%(小学一、二年级不考),运动技能、技巧占30%,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占40%。在体育课的成绩考核中强化了体育课基础知识的地位,加强了发展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的导向。

1992年在他主持编写的大纲教材明确了体育教学大纲的性质——“它是编写体育教材、进行体育教学、评估体育教学质量和对体育教学实行管理的依据”。“四个依据”从体育教学法定的文件上明确了体育教学大纲的权威性和指导性。

1996年在他主持编写的大纲教材,强调“增进学生身心健康”,把“增进学生身心健康”明确纳入体育教学目的,同时强调体育教学要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还强调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是学生的“社会责任”,以及“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竞争意识、创新、合作和应变能力”等。

总之,占春教授能根据我国社会进步的需要和教育发展的要求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我国的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为我国学校体育和体育课程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占春教授待人热情真诚、乐于助人、敢于直言、不说假话、不阿谀奉承、爱发表意见,开会往往第一个发言。有时我们劝他说,“你不要太直了,这样得罪人!”他就大声笑着说:“那样就不是王占春了!”,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但他已永远的离我们而去了,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占春教授的学术思想和体育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传承和发展,为新时期学校体育事业再创辉煌。

占春老大哥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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