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传教士对中国英语教育之影响

史　丽，周玉萍

（通化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吉林通化134002）

晚清传教士对中国英语教育之影响

史丽，周玉萍

（通化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吉林通化134002）

晚清传教士在中国开设学堂或担任教员，多以英语教育为主。由于教育背景、文化习俗的不同，导致晚清传教士在英语教育的诸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式的教育迥然相异。传教士在中国开展教育活动，不仅对中国早期英语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流风所被，对中国今天之英语教育也有借鉴的作用和意义。

晚清；传教士；英语教育

鸦片战争之后，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出于传播教义的需要而在中国设立了不少西式学校，在传播宗教理论的同时也教授语言、传播文化，这些学校多以英语教育为主。而且，在清末新式学堂兴起后，也有部分传教士因各种原因而被聘为教员，为中国学生讲授英语语言及英语文化。由于教育背景、文化习俗等诸方面的不同，晚清时期在中国开办学校或担任教员的传教士，在众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式的教育思想迥然相异，对当时乃至今天的英语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三方面。

一、教育理念之影响

中国传统教育理念是基于人文教育的观念，其最典型的特点体现在以道德培养为主。在中国古代教育的哲学和理念中，知识传授是次要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理想的人格，因此中国传统教育重视德行的培养，而且特别强调从日常生活中体现教育的目的。中国最早开展私人教学的教育家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有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中所强调的便是以日常的孝悌、仁义、诚信作为立身之本，在道德修养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去学习文化知识。而在总结春秋战国以来儒家教育思想的《礼记》中，更是直接将教育的目的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确提出“明德”并达到“至善”的境界才是学习的第一要务和最终目的。

西方传教士的教育理念则与中国传统重道轻器的教育理念有很大不同。西式教学理念以教授知识为主。古希腊时期的教育家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认识自己达到获得知识、最终成为有智慧、有完善道德的人，［1］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观也都是以培养具备一定技能的人或者充分发挥人的智能、扩充人的知识为目的，而将道德置于从属的位置，这种理念与孔子的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恰好相反。

英语教育是晚清传教士在中国开展教育的主要方式，但传教士在教育理念方面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却不仅限于此。一方面因为传教士在进行英语教育的同时，也进行着教育理念的传输；另一方面则是教会学校的成立，更是从整体上将欧美的教育理念比较完整而全面地引入到了中国，并对中国的教育理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基本都以上述之西式教育理念为指导。以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规模较大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校为例，其校长布朗便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持批评态度，认为传统的中国式教育“不是为了全面而自由地发展人的本性，学校的教学模式是单一的，科学被排斥在外，独立思考的精神受到压抑。（原文为Its aim has not been to favor a full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man’s nature.The studies of school are conformed to one uniform routine.Science is excluded and the spirit of spontaneous inquiry repressed.）”［2］631而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却有着全面发展学生多方面能力的风气。校方在最重要的英语教育之外，也重视多方面知识的传授，如开设数学、自然、地理等课程，甚至还加入体育锻炼的内容，马礼逊学校的教学计划中每天就增设了三四个小时的户外场地运动和娱乐［3］96。

在欧美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晚清时期的中国近代学堂也逐渐向知识教育为主、全面发展学生各项能力的方向转变。京师同文馆开设之初，仅有英文馆的单一设置，教习也只有担任英语语言文字教授的英国人包尔滕（John Burdon）和担任汉文教授的中国人徐澍琳。后来才陆续开设法文馆、俄文馆、东文馆等，而且也增加了化学、数学、医学生理、国际法、天文、物理等多门课程。后期兴建的新办学堂如清华学堂在成立之初就已经有英文、德法文、生理、物理、化学、卫生、地理等课程的设置，而且无论在中等科还是高等科的课程设置中，都有音乐、体操、手工、绘画等课程的开设，而此类课程是中国传统教育一向忽略甚至是看不起的，但的确又是对学生之身心发展极其有益的。中国近代教育理念转向全面发展、转向素质教育，便肇端于晚清传教士在中国开展的英语教育。

二、教育内容之影响

传教士开办学堂的主要目的是传播教义，其次才是推广教育，因为“在传教士那里，传教第一，传学第二；传教为体，传学为用”［4］340，因此传教士开办的学校首先重视宗教的传播。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就曾有这样的言论：“要使所有国家都基督教化，其涵义不仅指要争取信徒，更重要的是要使所有国家都成为基督教国家，消灭邪教，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观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5］英国传教士米怜也曾说过：向中国人灌输智识、砥砺道德与阐扬宗教都很重要，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相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6］36早期的教会学校基本都将《圣经》诵读等宗教课程排在重要的位置，让学生接受基督教的教义传播。除此之外，教会学校还以相关规定进行约束，如上海中西女塾章程规定：“余等崇奉耶稣圣教，还以真理劝人，故每日早晚与礼拜日，须敬拜造化天地之主宰，以及诵读圣书等事。”［7］85汉口伦敦会医学馆的“来学者于礼拜日必早晚来堂礼拜”［7］86-87，另均将圣经等基督教课程排在重要位置，让学生接受基督教义教育。

同样出于传播宗教的需要，翻译能力成为传教士在英语教育方面的关注点。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82年在上海创立的中西书院，其授课内容便包括“浅解词句、练习文法、翻译句子、翻译选编、查考文法、翻译书信、翻译诸书、翻书作文”［7］103-104等，明显带有注重翻译能力的倾向。这种倾向甚至影响到了当时清政府所设立的诸多新式学堂，清华学堂的英文课程设置就已包括英文文范（作句、修辞）、英文作论、英语会话、默写、修辞作文等，翻译能力的培养更是占据了重要的部分。京师同文馆设立的最初目的便是致力于培养熟悉西方语言的人才和翻译外国书籍，其课程的核心部分就是外语和翻译，不仅在学制为八年的课程设置中有大量文法、翻译的内容，甚至还规定学生从五年级开始，必须专门学习翻译西方著作。这种风气在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之后犹有留存。据茅盾回忆，京师大学堂1913年入学考试时的英文考试内容便已包括造句、填空、改错、英译中、中译英五个题型，而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于翻译能力的考察。

三、教学方法之影响

晚清传教士将欧美的教育理念引入中国，不仅体现在教育目的的全面性、课程设置的多样性，在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也对中国的英语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别琴英语”教学法引发了后来对语言沟通功能的重视。“别琴英语”本是晚清时期通商口岸及租界聚集区因贸易交流需要而产生以华语（尤以广州话和上海话为主要代表）为主，夹杂英文词汇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方式，因与商业贸易紧密相关，故称商业英语（Business English）。由于Business的谐音为“别琴”，所以这种为交流而产生的英语被称为“别琴英语”。由于“别琴英语”以汉语为主，仅夹杂几个英文词汇即可完成交流的需要，同时又经常用汉语模仿英语读音，不用学习音标、拼写和语法便能达到记住单词或简单的句子之目的，所以在当时流行一时。不少传教士也采取此种教学方式，在当时的培训学校中教授学生。这种方式可以在短期内解决商业贸易中的语言障碍，但毕竟不是常规的教学方法，后来陆续受到很多教育者的批评而逐渐被遗弃。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英语教育开始在我国各中学普及，由于英语教学方法的不丰富，“别琴英语”教学法由于简便易行而在一些单词速记的培训学校甚至正式学校的英语教学中被采用，这种走捷径式的教学方法在今天犹能见到。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单词速记王：谐音速记》一书中便大量采用了这种方法：“daft［da：ft］本意为愚蠢的、迟钝的，读音谐音为“打福特”→打福特（美国名人）的人一定是的。”［8］72这种教学方法虽然不能代替常规的教学，但在单词记忆方面也可以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有其存在和改进的价值。

古安系列教学法开启了对英语口语表达和交际的重视。古安系列教学法最早由法国人弗朗索瓦·古安（Franois Gounin）发明，后来经由东吴大学和岭南书院这两所教会大学引入中国。这种教学方法最大的特点是教师对教学内容一边用英语讲，一边用不同的形体动作进行表演，从而通过讲课的生动性和学生的直接参与性增强教学的效果，在美国甚至“被认为是20世纪早期作为外语教学的最著名方法。”［9］314

这种注重实用性的教学方式在清末的教会学校中极为流行，甚至也延伸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圣约翰大学就有规定，学生不但要在课堂上必须用英语回答教师的提问，还要积极参与各种师生联谊活动，以至于达到“在本校，中文演讲往往令人厌倦，中文告示也往往无人注意。在谈话时，学生们认为他们用英语更加轻松自如，即便用中文交流，如果不时时夹带几句英文，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10］29-30

古安系列教学法及与之相类似的注重实用性和注重口语的教学方法在当时便已经收到良好的成效，东吴大学的教员孙明甫曾言：“迨行之半年、一年，读书识字愈多，文法句法愈熟，则进步更远，发音正确，而且凡艺以多习而愈熟，然会话流利，英语冲口而出。……是故二三年后，成效大著。”［11］544特别是强调实用性英语和口语交际的当下社会，恰当应用并推广此类教学方法，必然能为当前的英语教育提供良好的改革思路，并取得一定的实践效果。

四、结语

自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展教育活动以来，中国的英语教育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即已开启了中西并行的先河。教育理念方面既注重学生的德行培养，也强化知识技能的传递；教学内容方面以宗教背景文化为主，采用中西互译的方式教学；教学方法上十分重视英语语言的实用性和口语交际技能，这不仅对中国早期英语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今天之英语教育也极具借鉴价值。

［1］袁利平．试论西方教育目的的历史演进与价值取向［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7（4）：105．

［2］Bridgman，Elijah Coleman．The Chinese Respository，Volume XIIIPage［J］.Canton，1834．

［3］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G］//童世骏．西学在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的思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5］张德富，王颖．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J］.林区教学，2005（4）：61.

［6］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7］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8］韩冰，赵瑞．单词速记王：谐音速记［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9］Howatt，A.P.R.英语教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0］徐以骅．教育与宗教［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11］简又文．记岭南大学之组织时期（下）［G］//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徐星华）

K25

A

1008—7974（2015）02—0102—03

2014-11-01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外语教育研究”（2014B232）

史丽，女，辽宁彰武人，讲师，；周玉萍，女，吉林通化人，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