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与丝绸之路

吴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唐代长安与丝绸之路

吴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最盛时人口超过百万。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伎》诗的自注中,回忆玄宗时代唐朝对西方的交通时称,当时在长安城西面北门开远门外建树了一座堠堡,上书“去安西九千九百里”[1](P54),表示戍人不为万里行。这段记载屡被相关文献征引*如〔唐〕《元稹集》卷二四《西凉伎》,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8月版,第281页;《南部新书》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6104页。,可知在开元、天宝盛世,唐朝政府特别以堠堡作为标志物,向天下昭示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地位。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2](P6919)

唐朝国力雄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陆路丝绸之路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时的长安不仅是通过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各色人群的聚居之地,也是世界各地货物的汇聚之所,同时还是科技、宗教、文化交流和发展的中心,在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唐朝的国都,长安是丝绸之路上各种外来人游历或居住的首选之地。长安的外来人中,有通过官方途径进入唐朝的使臣、质子等,也有四方漂流的僧人和伎艺人,更有兴贩逐利的商贾。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618-740),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四蕃之国”有将近四百个,除了少数属于现代中国境内周边各族建立的政权外,这些国家与唐朝的使臣往来,构成了唐朝官方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而长安则是大多数外国使臣入唐的安身之地。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曾对安史之乱后长期滞留在长安的各国使节做过一次检括,结果清理出了4 000多人,由于丝路隔绝的原因,他们在唐朝境内已滞留了三十多年，最久者达四十余年[3](《王锷传》,P5166)。虽然这些检括出来的使节中包括安西、北庭派来向朝廷奏事的滞留官员,可能还有一些打着“朝贡使”名义的胡商,但从中可见平时居留在长安的外国使节的庞大数量。使节之外,通过官方途径留居长安的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是质子。质子制度是当时欧亚各政权对外交往中实行的一项重要制度,长安有大批从各国来唐的质子,这些人大都是各国国王的子侄,他们主要在唐朝宫廷担任宿卫,所以有时又称“侍子”。质子中有些是世代为质,比如,何国国王后裔何文哲家庭,世代在唐朝为质,留居长安将近200年[4](《何文哲及二康氏夫人合祔墓志》,P107)。此外,在唐代长安宫廷中,还汇聚了大批从丝绸之路辗转而来的音乐歌舞家。唐初所定十部燕乐中,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种都是从葱岭以西地区传入,反映了外来音乐对唐朝音乐文化的重大影响。白居易在《琵琶引》序中提到的曹国人曹保保、曹善才、曹刚,祖孙三代传承琵琶技艺,是世居长安的演奏家,他们的演奏风格被形象地称作“京都(即长安)声”[1](P183)。其他如康昆仑、米嘉荣等,也都是世代居住在长安,供奉宫廷的音乐名家。他们不仅大大丰富了长安宫廷和市井的艺术生活,也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刘禹锡曾在《曹刚》诗中感叹说“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5](外集卷八,P558),形象地道出了唐代长安在外来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

在长安的外来人中,数量最多的是往来于丝绸之路兴贩谋利的商贾,他们大都居住在长安东、西两市。据记载,长安东市有一片低窪的空地,有人填平修建客栈,专门用来“停波斯”,即招徕长安的“胡商”租往,每天可获利一缗[6](P226-227),可知来往或居住在东市的胡商数量是很大的。长安西市是唐代胡商最集中、数量最多的地区。在《酉阳杂俎》《续玄怪录》《南部新书》《大唐新语》等载籍中,频繁出现“西市贾胡”“西市波斯邸”“西市商胡”“西市胡”等将“西市”与“胡商”连称的词语,可知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西市与商胡已混融成了一体。近年来在西安及邻近地区发现的众多粟特商胡的墓志,可与传统文献记载的唐代长安胡商云集的盛况相互印证。

在外来人大量聚集的同时,外来的货物也汇聚在了长安,使长安成了最繁盛的外来物品集散地。唐代移植到长安的外来植物中,最著名的是果实“大如鹅卵,其色如金”,被形象地称为“金桃”的桃树[7](卷一00)。贞观十一年(637),康国遣使“献金桃、银桃”,太宗“诏令植之于苑囿”[8](《西戎传康国》,P5311),将这种珍贵的树种移植在了长安的土地上。在引进栽培植物的同时,长安还是大量进口香料和养生药物的消费城市。唐朝人不论男女,都讲求名香薰衣,香汤沐浴，这种风气使得各种香料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进口物品。据官私记载,唐朝进口或使用的香料主要有沉香、紫藤香、榄香、樟脑、苏合香、安息香与哇爪香、乳香、没药、丁香、青木香、广藿香、茉莉油、玫瑰香水、阿末香、甲香等众多品种,居住在长安的皇室宗亲和达官显贵,是这些进口名贵香料最主要的消费群体[9](P352-370)。1970年,在西安南郊相当于唐长安城义宁坊所在地出土了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很可能是唐玄宗的堂兄邠王李守礼后人的遗物[10][11]。窖藏金石物品中,有许多属于当时的舶来品,如琥珀、珊瑚来源于南海诸国,密陀僧出自波斯国,颇黎(即玻璃)是东罗马或波斯出产。为了满足皇室和贵族官僚的心目之好,跋山涉水远道而来的犀、象、猎豹、狮子、天狗、舞马、鸵鸟、鹦鹉以及原产于罗马的宠物狗(“拂菻狗”)等野兽、家畜和飞禽,也成为长安皇家兽苑的槛中之物或皇室贵妇的珍玩。

唐代长安还是引进和整合外来科技文化的中心。如天竺人瞿昙譔家族一家四代在长安司天监任职,多次参与唐代历法的修撰,“代掌羲和之官,家习天人之学”[12](《瞿昙譔墓志》,P130-131)。此外,在长安司天监任职的还有来自天竺的俱摩罗和迦叶志忠家族，以及波斯人李素家族等等。这些居住在长安的外国天文学家,将印度、波斯的天文学知识和实践传到了中国,丰富了古代中国的科技文化。特别要提到的是,唐代长安还是所谓“三夷教”即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外来宗教的重要传播地区,以东、西两市为中心,在长安里坊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外来宗教寺院。丝绸之路促进了唐长安城的繁荣,长安也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白居易.白居易集[M].喻岳衡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2.

[2]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 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陈长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5] 刘禹锡.刘禹锡集[M].卞孝萱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90.

[6] 孙光宪.北梦琐言[M].贾二强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7] 王溥.唐会要[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M].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0]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写作小组.从西安南郊出土的医药文物看唐代医药的发展[J].文物,1972,(6).

[11]耿鉴庭.西安南郊唐代窖藏里的医药文物[J].文物,1972,(6).

[12]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