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来藏的本来面目与终极视域之开启——评杨维中新著《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

刘奉祯

(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江苏 扬州 225002)

佛教传入中国为时已久，而中国化佛教构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如来藏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光大，且随着天台、华严、禅宗等宗派的兴盛而取得了无比的辉煌。宋明以降，佛教发展日趋没落，如《易经》卦象之由泰而变为否，遂至困顿不堪，令人扼腕。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佛学因其精深的思辨与宏大的世界图景而备受青睐，佛教亦借此而得一线生机，走上了改革振兴与现代化之路。然而，正是在佛教自身革故鼎新与现代性发展的双重视角下，中、日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佛教的如来藏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掀起了轩然大波，使之成为现代佛学发展必须加以应对并给予恰当解决的重大问题。

杨维中教授专著《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凤凰出版社2012年1月版)属于此方面研究的扛鼎之作。其针对中、日学者的问题批判进行了彻底的挖掘，在扎实的文献考证和深入的思想分析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揭示出如来藏思想之于佛教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杨著的第一大特点是方法论方面的深刻反省。作者指出，中外学者对于如来藏经典的“疑伪”以及对于“本觉思想”非佛教的判定，其最大的问题是研究方法运用不当，从而造就出一批佛教学术“问题”。针对这一现象，作者将近代以来的种种方法总结为“文献考据”与“义理辨析”的交替使用，并指出这两种方法背后的缺陷。前一方法最大的弊端是以如此整齐划一的标准严格比对、评判历史文献中所显现出来的“漏洞”或“混乱”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背后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客观原因;后一方法的最大的弊端则是不能克服学派偏见，并且将“真佛教”仅仅局限于自己所认可的一隅，而忽略佛教作为一个历史存在所形成的众说并陈。

作者对于前贤研究方法的批评并非泛泛而谈，上述方法的局限性确然无需多言，更多的问题在于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过度依赖与过分自信。人们对当下发生的事件都不免多有记忆错漏之处，遑论以严格的标准来质疑千百年前古人记述的不确切、不完善。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坚持现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是无必要或是不适当的，现代学术方法有其认识论上的必要性与解释学上的合理性，关键是在具体的运用中如何防止超越界限和价值预设。有鉴于此，作者强调特别需要对于那几部备受争议但却对中国佛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如来藏经典作些正本清源式的剖析，为达成此目的，在方法的选择上特别着力于全面的文本解读与文本诠释方法的应用，以期还原如来藏思想的本来面目。

与上面的方法论选择相适应，杨著的第二大特点是翔实的文献考证与分析。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虽然佛教对语言文字一直保持一种警惕，但对语言文字同样有不同程度的倚重。这种警惕提醒我们文献研究固然是揭示历史的必要方式，但同时也必须容许文献亦可能因各种原因而致误，所以需要研究者在文献的考证分析过程中有广阔的视角和扎实的文献分析能力。在这一点上，杨著的努力十分可贵。

杨著对如来藏经论汉译历史事实的考辨研究下了深细功夫。一些重要的经论如《楞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对中国佛教影响巨大，却又在近代以来被学者以文献记载混乱为由判定为伪经、伪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汉传佛教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因而，对经论传译的文献学考证是一项基础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而发前人之未发更能显示出作者的深厚功力。

比如，作者通过详细的文献考证，指出《圆觉经》在近代被当作“伪经”完全是由于古代经录及其他相关文献对其翻译过程记载分歧所致，为了真正厘清《大乘起信论》的真伪之争，作者又针对“疑伪说”的三种文献依据一一进行了深入分析，以翔实而深入的考证申明了《大乘起信论》的可信度，以及中土传译如来藏经论的真实性，特别是对《大乘起信论》翻译过程的考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重新界定佛教的中国化甚至重新思考印度大乘佛教的面貌，有着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杨著的第三大特点是还原如来藏思想语境式的文本诠释，这意味着全面的文本解读与文本诠释。此种方法虽易使文字繁多，不能直奔重点，却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寻章摘句式的分析与结论，真正由原始语境凸显如来藏思想的本来意蕴，进而为开启如来藏的终极视域铸就进途。本书作者不辞劳苦进行种种基础性工作，自是为了纠正各种看似“创谓”的新结论，如许潮流的新结论或出于方法失当，或出于过度诠释，故作者坦言，只有将研究对象(如来藏思想)置入其原本的存在环境(文本)之中，才能较完整地把握其真正的内涵，故而此番努力自有其正本清源的苦心孤诣所在。

与批判佛教的学者相比较，作者采用的仍然是义理分析的方法，所不同者在于作者并不预设一种价值标准而剪裁取舍使合己意，而是立足于全面文本解读之上的思想架构与内容分析。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通过对于经论的结构以及基本内容的文本分析，力图揭示出经论的基本主题，特别是与如来藏思想有关的论述的出现语境;其二是通过对于经论中与如来藏思想有关的章句的集中分析，凸现研究对象所显现出的内在理路以及在整个如来藏经典和思想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与理论贡献;其三是通过考辨中土文献对于本经论的引用情况，凸现研究对象对于中国佛学的影响状况。

以上的问题分析，显示了作者客观的历史精神、广博的文化视野和精深的佛学素养，在将如来藏经典的汉译历程及其十一部经、三部论的结构、基本内容以及如来藏思想等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之后，最终得出了切实可信的结论。通过对经论的传译情况及文献记载的务实考证，本书以翔实的证据显示在中土传译的如来藏经典全部不存在“伪经”或“伪论”的问题。相信作者的分析考证过程与最终结论会对学术界有较大的参考价值。通过对前期、中期、后期如来藏经典的基本内容与思想主旨进行分析、比较之后，作者认为如来藏经典并非是可与中观、瑜伽行派并列的大乘佛教独立派系，而是在般若“空”义背景下重新对于法身及成佛等问题的新诠释，尤其是后期如来藏经典已经被瑜伽行派吸收摄取。最后，在更深层次的文本诠释层面，本书在全面的文本解读基础之上，认为如来藏思想并不存在近代以来学术界所指责的与“大梵”说没有区别等问题，宣称如来藏是“基体”、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等说法都是没有经典根据的。至此，作者方始谈及如来藏的本来面目:“中国化佛教诸宗则进一步完善了印度如来藏和本觉思想，并将其发展至理体与心体合一的深度，这才是如来藏和本觉思想的真正意蕴。”

总而言之，《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似有为如来藏经典及其地位“翻案”之嫌，但是其内在的真正向度却是借如来藏经典之研究来反思、检讨学术界在研究方法运用中的误区，促使学界思考文本诠释的方式、避免价值预设以及防止过度诠释等重要问题。路漫漫其修远，本书的努力与奠基，加之学界的文化关怀与生命关怀，必将打开如来藏的终极视域和圣哲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