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琨忠逆思想辨析

王承斌

刘琨，字越石，生于晋武帝太始元年（271），卒于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是两晋相交时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在文学创作上也有很高成就。他的诗歌能够“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1］28，表现出慷慨悲凉、雄峻清拔的特点，与时风迥异。他的悲剧性遭遇也令人叹惋。而关于他究竟是有“帝王大志”还是晋室忠臣这一点，后世说法不一。本文考察其诗歌《重赠卢谌》，辨析刘琨忠逆思想。

一、刘琨无“帝王大志”

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重赠卢谌》［2］78

这首诗作于晋元帝大兴元年。刘琨在并州军事失利之后投奔段匹□，与其相约共辅晋室，不料因其子刘群降于反对段匹□的段末波势力，自己身受牵连而陷于牢狱，此诗为他在狱中所写。《晋书·刘琨传》中言及此诗写作目的：“琨诗讬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谌。谌素无奇略，以常词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诗赠之。”［3］1687卢谌是刘琨姨甥，又是他的故属，当时任段匹□别驾。据史书记载，卢谌见此诗后曾寄语刘琨：“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3］1687臧荣绪也曾说：“众人谓琨诗怀帝王大志。”［4］360就刘琨此诗内容来看，诗中“惟彼太公望”以下十句全为用典，所用均是历史上辅佐国君成就霸业的名臣史实：姜尚在辅佐周文王前是渭水边垂钓的老人，因与文王谈得投机而辅佐他，后助武王取得天下；邓禹和汉光武帝刘秀友善，听说刘秀在河北，即不远千里去投奔他；汉高祖刘邦在鸿门宴上靠张良才得脱险，在白登山被匈奴围困，因陈平献计才得以解围；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继承王位后，任用一直追随他的五位贤人；而齐桓公（小白）则以曾与他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结果建立了霸业。诗人用这些典故，可理解为他愿效古贤辅佐君主以成就功业，也可能被人理解为是他希望能像周文王、汉高祖等人那样得贤人之助以成大业，所以当时才有人认为他有“帝王大志”。

不过，后人如唐代房玄龄、清代王夫之直至现今徐公持、王钟陵等诸多学者，一般都认为刘琨并没有帝王之志，一个重要根据是《晋书》中的一段记载：“河南徐润者，以音律自通，游于贵势，琨甚爱之，署为晋阳令。润恃宠骄恣，干预琨政。奋威护军令狐盛性亢直，数以此为谏，并劝琨除润，琨不纳。……徐润又谮令狐盛于琨曰：‘盛将劝公称帝矣。’琨不之察，便杀之。”［3］1681令狐盛之被杀，在一定程度上是因刘琨听信谗言，认为其将劝己称帝，才杀之以明己志。这也间接证明刘琨无此心志。另外，刘琨死后，卢谌等人曾上表晋帝，陈述刘琨效忠晋室之迹，为其辩诬——“匹□既害琨，横加诬谤，言琨欲窥神器，谋图不轨。”［3］1689认为刘琨蒙“欲窥神器”罪名被杀是受了诬陷。种种迹象表明，刘琨有“帝王大志”之可能性不大。前人于此论述已多，此不赘。

与此相应，上述认为刘琨无帝王之志者，都认为刘琨在经略北方时，主要是为晋室守护北方领土而与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是以兴复晋室为己任，对晋王室忠心耿耿。然若仔细分析，我们能看出他确有兴复晋室之心，而若说对晋室忠心耿耿则值得商榷。

二、刘琨无甚忠晋思想

刘琨忠君、忠晋思想并不强烈，这能从他所推崇历史人物的特点及日常言行等方面得到证实。

（一）所推崇者非忠臣

刘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3］1690，就《重赠卢谌》这首诗内容而言，开始两句，诗人以昆玉自比，表明了愿效古贤、成就功业的愿望，也可理解为是以美玉比卢谌之才质。刘琨曾说：“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和氏之璧，焉得独曜于郢握；夜光之珠，何得专玩于随掌？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答卢谌诗并书》）［2］66即认为有才干就不应被埋没，应在世上有所作为。这是对卢谌的期望，也是他自己的抱负，但其中忠君思想并不明显。这更明显地体现在诗中所用的几个典故上。

前已述及，诗中的典故涉及到历史上几个著名人物，稍加分析便可知，他所赞叹、敬仰的这些人物，许多都谈不上是忠臣，仅是为了报答新主人的知遇之恩，辅佐他们在乱世之中建立不朽功勋，实现了自身理想和价值的。如生活在商代末年的姜尚，身怀异术却得不到朝廷重用，于是隐居水滨，后被访贤的周文王遇到，委以重任。为报答知遇之恩，更为实现自身的理想和价值，他才施展才能辅助武王完成统一大业。再如邓禹，他没有忠于当时被奉为正统、已继皇位的更始皇帝，而是投奔了相知的刘秀，最终成就了一番伟业。又陈平本为项羽谋士，因不受重用而叛归刘邦。至于与公子小白（齐桓公）有“射钩”之仇的管仲，本为公子纠属下，曾为公子纠而箭射公子小白。公子纠失败后他未能殉主，而是反过来投靠公子小白并受到重用，最终辅佐桓公成就霸业。这些人没有忠于旧主，基本无缘“忠”字。诗人赞叹他们，其出发点也并不是赞颂其忠心，而主要是看到他们君臣遇合，最终建立了不朽功勋。诗人认为，无论是君主还是士人，在成就功业的过程中，都不应计较彼此过去是亲善还是敌对的——“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君主可以任用本是敌对的人为己服务，而有才能的人，也可以择主而侍以实现个人的理想，不必忠于某一人一姓。诗人最重视的并不是忠于某个王朝或君主，而是自己能够被赏识，得到充分的信任并被委以重任，能够实现个人的理想和人生价值。

此外，该诗的后半部分，从“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起，写自己虽心怀理想却难以实现，只能抚枕悲叹——“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传说孔子曾因麒麟非时而出而流泪叹惜“吾道穷矣”［5］624，这是典型的理想无法实现的悲叹。诗人用此典故，也是感叹自己事业难成而无能为力。接下来的“功业未及建，夕阳已西流”几句诗，用夕阳、浮云比时光流逝，以秋风摧落繁花朱实和狭路翻车、马惊辕折等，比喻自己盛年遇难、功业难成，抒发了时光飞逝、功业无望的感叹。英雄末路之悲，壮志难酬之慨跃然纸上，却没有尽忠晋室、悲叹其衰落的意味。

（二）日常言行中“忠”之思想淡薄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晋室衰微，大权旁落，皇帝成为傀儡，朝廷实权先后落到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骠骑将军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人手中。虽说八王之乱是晋皇室内部斗争，与异姓改朝换代不一样，但若刘琨真正忠于晋室，那他多少应站在皇室一方，而实际情况则不然。他并不维护本来的皇室，不在意谁做皇帝，也不在意大权在谁手里，只要这些掌权者任用他，让其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便积极地奔走经营、为其效力。如他先任篡夺皇位之司马伦的记室督、从事中郎，并率军为其与司马颖等人作战；后为权臣司马冏之尚书左丞、司徒左长史；而司马越掌权后，又为其效力，出任并州刺史等。若掌权者不任用他，他便会支持其他诸侯起而反对之，哪怕那权臣控制着皇帝、代表着晋室，如帮助司马越讨伐控制皇帝的司马颙便是一例。这些都说明，卷入军阀混战的刘琨并没有多少“忠晋”思想。

刘琨欲有所作为，但当时形势艰危。在赴并州刺史任途中，他历经了诸多艰难困苦，其间曾上表说：“九月末得发，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2］5遭遇路途中的不顺，看到国家、民族所受的苦难，他写下了《扶风歌·朝发广莫门》一诗，诗中有着浓浓的挥之不去的忧伤，其中一段写道：

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2］1

诗人感叹环境的恶劣，有着难言的忧虑与悲伤。即使诗中用了李陵的典故，感叹他“忠信反获罪”，暗示自己面临的困窘，但忧虑的也主要不是国家命运，而是伤“君子道微”、“夫子有穷”，即悲叹个人前途的暗淡、心中理想与壮志的难以实现，看不到多少尽忠报国之情。

三、忠君思想淡薄之原因

刘琨的忠晋思想不强，实为时代使然。众所周知，魏晋以来，统治者一直以“孝”治天下，形成“孝先于忠”的观念。鲁迅先生曾说：“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6］501特别是入晋以后，随着世族门阀制度的形成，世族社会家族本位意识进一步增强，士人忠君观念逐渐淡化。当时大族“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7］254世族把宗族利益置于王朝之上，他们关心的只是家族的利益，对改朝换代漠不关心，保卫宗族胜过捍卫王朝。余嘉锡先生曾说：“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8］46魏晋政权更迭虽不及南朝频繁，但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亦使政坛权力的更替让人眼花瞭乱，名士死于非命者甚多。这种情况下，要士人死心塌地忠于某人或某个政权便比较困难，他们更注重家族利益和个人理想价值的实现，陆机便是一个典型。生活在其中的刘琨也会不可避免地受时代风气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刘琨有“君王大志”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过于强调他忠于晋室这一点。他所作所为的目的，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能和他诗中歌咏的那些君臣遇合、成就不朽功业的历史人物一样，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价值。

［注 释］

① 唐房玄龄等著《晋书·刘琨传》中提到：“琨既忠于晋室，素有重望，被拘经月，远近愤叹。”（中华书局1974年，1687页）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十三《东晋元帝》中说：“（刘琨）即欲以颈血溅刘聪、石勒，报晋之宗社也，抑必不能……以琨之忠，身死族夷，抱志长埋于荒远，且如此矣。”（中华书局1975年，162页）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称刘琨是“为保卫国家朝廷权益而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427页）王钟陵先生在《中国中古诗歌史》中说：“司马睿称制江左，刘琨遣温峤奉表劝进，表现了他＇虽隔阂寇戎＇仍＇志存本朝＇的忠心。”（人民出版社2005年，304页）等等。

［1］ 钟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 刘琨.刘琨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3］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公羊寿.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A］.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7］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