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儿童电视节目编码中的缺失与错位

2015-03-19 21:38赵新艳
传媒 2015年2期
关键词:解码动画片电视节目

文/赵新艳

我国儿童电视节目编码中的缺失与错位

文/赵新艳

我国儿童电视节目的编码中存在着受众定位宽泛、对商业逻辑的屈从以及编码者对刻板印象的复写等问题,影响了节目的传播效果,本研究通过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指出细分儿童受众群体、回归儿童节目的公共教育功能,以及加强编码者文化观念的自省,是提升节目质量、满足儿童多元化收视需求的重要途径。

编码 儿童电视节目 定位

电视是儿童早期接触频率较高的媒体,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文化符码的编制者,儿童电视节目的制作者对儿童群体的认知、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与传播素养,对电视文本意义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英国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解码编码理论中指出,电视传播者在传播中,借助声音、图像、文字等符号按照一定的规则对其进行组合即编码来传播意义,而受众则按照一定的规则对符号进行解码,获取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受众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更是主动的参与者,将运用不同的立场对传播意义进行解码。电视不但是意义的呈现者,同时也是意义的生产者,编码者的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影响了编码阶段电视对话语意义的生产。在儿童电视节目的生产过程中,节目制作者通过文化符号的组合和输出,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嵌入电视文本并传递给儿童,并通过儿童的解码最终生成文本的意义。其中,编码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文化符码的选择与表现形式,对电视文本意义的产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编码者预设偏好。在今天市场化的媒介环境中,这种偏好不仅受到编码者个人文化观念与专业理念的影响,同时,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媒介制作单位的经营策略制约与影响,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才能更加全面地考察电视编码的效果。

同时,霍尔指出电视节目中的解码与编码并非具有一致性。成功的传播会达成符码的“理解”与“对称”,而编码者与解码者的地位以及双方符码的不对称会造成传播中的“扭曲”和“误解”。因此,节目制作者还需要考虑受众的解码,才能完整地传递电视文本的意义并获得受众的优先解读。近年来,在我国儿童电视节目中,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媒介环境、受众定位以及编码者的文化观念等因素,编码中出现了缺失与错位,影响了节目的传播效果,因而,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探讨解决途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编码中对受众的宽泛定位与儿童解码的阶段性差异

我国虽然是世界上少儿频道最多的国家,但是几乎所有的频道都未能做受众细分,而是将受众设定为0~15岁或者0~18岁的儿童。大而化一的受众划分区间必然带来节目制作的模糊定位,无法实现有效传播。以2014年7月央视少儿频道日常版的节目为例,大量的动画片占据播放时段(12小时),而儿童剧《萌学园》播出2小时、《七巧板》《智慧树》《大风车》等非虚构类节目仅播出2小时,其他的时间则播放非儿童类电视剧《雪豹》与《活佛济公》。这样的组合显然无法满足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的收视需求。

简单宽泛的受众划分也反映出儿童电视节目制作中对儿童群体缺乏了解的事实,节目的策划与创作更多依赖于编码者的经验与直觉。由于编码者缺乏儿童视角,造成儿童节目与儿童生活的疏离与脱节,很多节目对儿童来说只

是“移动的墙纸”,未能获得应有的效果。

不同认知发展阶段的儿童具有不同的接受特点,对电视节目有着不同的需求。瑞士著名学者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将儿童的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6、7岁)、具体运算阶段(6、7岁~11、12岁)、形式运算阶段(11、12岁以上)。针对感知运动阶段儿童是否应该收看电视仍然没有统一的论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阶段的儿童已经可以对电视中的形象做出简单的反应,在不同的收看情境因素影响下会产生不同的收视效果。前运算阶段的儿童主要依靠形象思维思考,尚不具备区分虚拟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能力,因此,可以以动画片作为主要的节目形式,同时在动画片中增加真人参与等真实性元素以引导儿童区分真实与虚拟的世界,此外需要对动画片中可能引发误导的部分进行提示,避免因为对电视节目的不当模仿而对儿童造成伤害。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由于可以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对事物的判断更加理性,因而可以增加非虚构类节目的数量,注重节目的互动性,同时考虑到这个阶段儿童的思维尚未成熟,在表现争斗等对抗性内容时采用艺术化的处理方式,避免对儿童的误导。形式运算阶段的儿童逻辑思维发展较为成熟,具有更加鲜明的自我意识和独立判断能力,因此,节目应当以非虚构类节目为主,采用纪录片、真人秀或者儿童剧等节目形式,对其在家庭中的困惑、人际交往的问题以及自我认同等该阶段儿童关心的问题予以关注,在叙事手段、镜像包装等方面契合该阶段的儿童认知特点,表现他们的生活风貌与心理需求。

编码者可以借鉴国外儿童电视节目制作,依托于专业的儿童研究机构,使节目内容获得制片人与研究机构的双重把关,对儿童受众细分,通过对新节目的反复试播和修改,最终确定节目的内容与样式;组织专家对儿童电视节目编码者进行定期培训,倡导编码者与儿童线下的积极互动,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层面增进编码者对儿童的了解,培养编码者的儿童视角与科学的儿童观,保证节目的针对性。

二、编码中对商业逻辑的屈从与儿童节目的单纯诉求

儿童电视节目不仅需要娱乐与放松,更要强调对儿童的教育功能。但是,在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交织博弈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儿童电视节目的价值取向呈现出明显的商业痕迹,表现在:依靠动画片拉动收视。以2014年7月央视少儿频道日常版的节目单为例,动画片占据六个板块,占总播出时长的60%,而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地方少儿频道表现更为突出。动画片中暴力、粗俗场面频现,《熊出没》中“去死”“笨蛋”等语言频频出现,《喜羊羊与灰太狼》则暴力争斗场面不断。这些热播的动画片中对视觉刺激和娱乐效果的过度突出容易误导儿童,引发儿童的不当模仿。儿童电视节目真人秀制作水平良莠不齐,该类节目热衷凸显儿童天真稚嫩的童言童语,或放大呈现其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博取收视,却忽略儿童作为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将其置于被动、无知的被观看的“客体”,缺乏对儿童的尊重与平视。电视广告中过度消费儿童形象,通过构建虚幻的消费图景,将儿童裹挟其中,令尚未具备理性的儿童无法分清其中的真实与虚假,夸大与缩小,解码中的扭曲和遗漏处处可寻。

儿童电视节目商业化反映出编码者的商业趋利逻辑与儿童节目的单纯诉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有电视节目编码者主观上对现代媒体商业逻辑的屈从,另一方面,这种价值选择也受制于电视媒体参与市场竞争的客观环境。但是,尽管如此,考虑到儿童电视节目受众群体的特殊性,必须警惕节目中商业元素的过分渗透带来的对公共教育初衷背离。而要扭转商业化倾向,仅仅依靠媒介编码者的反省与自律远远不够,需要明确儿童电视节目在市场上的主体身份,这必须依靠国家政策的倾斜和媒介集团的资金支持才能得以实现。我们可以借鉴荷兰、挪威等欧洲国家的做法,将儿童频道纳入公共频道,不插播商业广告,突出其单纯的教育功能;或者广泛吸纳公共资金的支持,如英国广播公司的儿童频道(CBBC)由于获得优厚的公共资金而能够抛却对商业利益的诉求,坚持制作高水准的儿童节目而获得成功。这都为我国儿童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参考思路。

三、编码者对刻板印象的复写与儿童多元文化观念形成的客观需求

电视具有特定的符号表现,如角色、场景等视觉符号以及对话、旁白、音效、配乐等听觉符号,编码者正是综合运用以上手段,通过对电视节目中人物形象的设定、情节的设计、语言的呈现等,将自己的观念嵌入叙事系统之中并传递给儿童,体现在审美、道德判断、群体划分、民族情感等诸多方面。而在我国的儿童电视节目中,由于编码者缺乏对既有文化观念的自省与反观,存在着广泛复写刻板印象的事实。

以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例,喜羊羊聪明勇敢、坚强乐观,喜欢读书、踢球、跑步;美羊羊温顺乖巧、娇柔美丽,喜欢美容、烹饪和减肥,两者形成了鲜明的性别对比,这也是电视编码者自身对性别认知的具体呈现。而实际生活中,男女两性的性别划分并非总是如此泾

渭分明,单一性别特质的强化会误导儿童的性别认知,而多元化的性别表现则有助于儿童全面地把握性别特征,同时,这也更加符合现实。

在电视媒体的表现中,刻板印象的复写可能是编码者不自觉流露出对某一群体的固有认知,也有可能是编码者有意通过对某一群体特征的突出以增强这一群体的辨识度。不管出发点如何,刻板印象作为一种对社会群体高度简单化、概括化的呈现方式容易导致社会偏见甚至歧视,对认知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除了针对性别,刻板印象还可能体现在对年龄、国家、种族、地域等群体的表现中,需要引起节目编码者的高度重视。

虽然编码者传输的文化观念是社会群体心理的反映,但并不总是科学与合理的,同时,由于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很多观念需要修正与推进,如果编码者缺乏观念的自省,则容易在节目编码中呈现陈旧观念或者对刻板印象复写,进而影响儿童对社会真实的认知。而由于电视媒介在儿童文化观念形成中的特殊作用,编码者必须保持对自身文化观念的高度自省,不断地吸纳新的知识与观点,保证自身观念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在媒介文本输出中才能具有更广阔的思路,客观上也有利于儿童多元化文化观念的形成。

本文系2013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基于传播学视角的儿童绘本出版策略研究”(项目号L13DXW014)、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研究”(项目号JG13DB3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陈丹.电视媒体中儿童形象的符号意义解析[J].传媒,2014(08).

[2]张菁.儿童电视节目的制作潮流与启示——有感于2012年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电视节[J].中国电视,2012(12).

[3]斯图亚特·霍尔著,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5)

[4]J.皮亚杰,B.英海尔德著,吴福元,译.儿童心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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