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向 论 权 谋——以《说苑·权谋》为中心

岳天雷

(河南工程学院 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1191)



刘 向 论 权 谋——以《说苑·权谋》为中心

岳天雷

(河南工程学院 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刘向秉持儒道兼宗的学术立场，对权谋作了三个层面的诠释。在伦理层面上，以儒家的公私之辨作为判分权谋与权诈的根本标准，肯定权谋，否定权诈；在认知层面上，将“知命”和“知事”作为权谋智慧的认识论指向，即预知天命，测知人事；在价值层面上，提出权谋智慧以把握社会时势之变、避免决策失误作为价值取向。

关键词：刘向；权谋智慧；儒道兼宗

权谋作为权变或权衡的智慧谋略，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自从孔子将“权”由秤锤提升为哲学方法论范畴之后①赵纪彬先生提出：“权”概念发展的四个步骤——拳力、权力、标准、权谋权变“代表生产、政治和军事三个方面的具体‘权’概念，对这些具体的概念加以概括和总结，就形成‘权’的方法论，亦即用‘道’的原理原则来观察问题、解决矛盾的工具。这个概括和总结工作，在中国哲学史上，乃从孔子开其端。”(《释权》，载《困知二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60页)，历代经学家和哲学家作了大量诠释和发挥，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权说史②20世纪80年代初，赵纪彬先生准备撰写《中国权说史略》专著，后因病逝而未实现夙愿，仅留下三篇书稿，即《释权——〈中国权说史略·绪论〉初稿》(《中国哲学》第九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18—29页，后收入赵纪彬著、李慎仪编《困知二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50—262页);《〈论语〉“权”字义疏——〈中国权说史略〉第二章初稿》(《历史论丛》第四辑，后收入《困知二录》，第263—281页)；《高拱权说辨证》(《中州学刊》1982年第4期，后收入《困知二录》，第282—302页)。在上述三篇书稿中，赵先生对“权”字的历史起源及其生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作了缜密梳理，对何晏《论语集解》和朱熹《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错简断章作了详细考释，对孔子权说的特点和发端地位、明代高拱权说的得失，以及中国权说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等问题也作了精湛阐发。可以说，赵先生对权说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权变范畴研究之先河。。其中，西汉著名文学家、经学家和文献学家刘向对权谋智慧的阐发是其重要发展环节。

刘向对权谋智慧的诠解主要有三个层面：在伦理层面上，他以儒家的公私之辨作为判分权谋与权诈的根本标准，肯定权谋，否定权诈；在认知层面上，权谋智慧指向“知命”和“知事”，即预知天命，测知人事；在价值层面上，权谋智慧以把握社会时势之变、避免决策失误作为价值取向。刘向的权谋观对我们现今谋划改革大局、全面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刘向其人及其著述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楚国彭城(江苏徐州)人，祖籍沛郡丰县。其四世祖为丰县刘邦异母弟刘交。刘向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其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比较著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刘向在汉宣帝时为谏大夫，在汉元帝时任宗正。他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而下狱，旋得释，后被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始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更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著有《九叹》等辞赋33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著作。其经学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山海经》系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刘向撰《说苑》，又名《新苑》，是古代杂史小说集，原20卷，后仅存5卷，大部分已经散佚，后经宋代曾巩搜辑，复为20卷，其标题依次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曾巩《校书序》云：得十五篇于士大夫家，与旧为二十篇。晁公武《读书志》云：刘向《说苑》以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法诫、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为目，阳嘉四年上之，阙第二十卷。曾子固所得之二十篇，正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今本第十法诫篇作敬慎，而修文篇后有反质篇。陆游《渭南集》记李德刍之言，谓得高丽所进本补成完书。则宋时已有此本，晁公武偶未见也。其书皆录遗闻佚事足为法戒之资者，其例略如《诗外传》。叶大庆《考古质疑》摘其赵襄子赏晋阳之功孔子称之一条，诸御已谏楚庄王筑台引伍子胥一条，晏子使吴见夫差一条，晋太史屠馀与周桓公论晋平公一条，晋胜智氏后阖闾袭郢一条，楚左史倚相论越破吴一条，晏子送曾子一条，晋昭公时战邲一条，孔子对赵襄子一条，皆时代先后，邈不相及。又介子推、舟之侨并载其龙蛇之歌，而之侨事尤舛。黄朝英《缃素杂记》亦摘其固桑对晋平公论养士一条，《新序》作舟人古乘对赵简子。又楚文王爵筦饶一条，《新序》作楚共王爵筦苏。二书同出向手，而自相矛盾。殆捃拾众说，各据本文，偶尔失于参校也。然古籍散佚，多赖此以存。如《汉志》《河间献王》八篇，《隋志》已不著录，而此书所载四条，尚足见其议论醇正，不愧儒宗。其他亦多可采择。虽间有传闻异词，固不以微瑕累全璧矣。”((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四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2340页)。此书按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逸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诸多篇章有关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道德观念。

目前，学术界对刘向的文学思想、经学思想及其文献学思想研究颇多，成果丰硕，*出版的专著主要有：王继祥的《论刘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谢明仁的《刘向〈说苑〉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何晋的《战国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徐兴无的《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全兰的《刘向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丽平的《刘向〈列女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启敏的《刘向〈新序〉〈说苑〉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1年版；邓骏捷的《刘向校书考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另据“中国知网”统计，截至2014年12月10日，公开发表的有关刘向的期刊论文有320篇，硕博论文有34篇，会议论文有4篇。但对其权谋智慧问题却鲜有论及，更无专题性研究。鉴于此，本文以刘向所著《说苑》卷十三《权谋》篇为主要文献，运用结构分析与义理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就其权谋智慧问题加以简略探讨。

伦理分野——“权谋”与“权诈”

据赵纪彬先生考证，“权”的观念大约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和夏王朝早期，其字形字义有个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步骤：从拳力或勇力到权力、能力、力量，又到标准，最后到权谋、权变。但把“权”提升为方法论或智慧论范畴，则发端于春秋末叶的孔子[1]250-261。所谓“权谋”，就是指权变或权衡的智慧谋略。不过，这种谋略又是一把双刃剑。由于运用权谋智慧的主体不同、目的不同，其价值取向也就截然相反。一方面，权谋智慧具有正面的价值取向。如《汉书·艺文志》言：“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2]1781《后汉书·张宗*张宗(？—公元59年)，字诸君，河南鲁山人，东汉初年将领。王莽时为阳泉乡佐，后率乡民起义，至长安，更始帝以为偏将军。后归刘秀，随邓禹征战赤眉，又与冯异参加平定割据势力的战争，先后平定颍川、青、冀、琅琊等地叛乱。官职屡变，先后为京辅都尉、河南都尉、琅琊相等。张宗为政严猛，境内安定。永平二年(公元59年)死于任上。传》亦言：“禹闻宗素多权谋，乃表为偏将军。”[3]1276以权谋治国，达到国治，以权谋交战，取得胜利，彰显的是权谋智慧的正面价值取向。但另一方面，权谋智慧还具有负面效应。如荀子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4]162又说：“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5]191这种君主背信弃义，臣下以权谋欺君，以权谋诈人，最终导致国家败亡，凸显出的是权谋智慧的负面效应。

刘向从儒家道德哲学的角度，把权谋智慧的正负两面效应分别称之为“正”与“邪”。他说：“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6]311权谋智慧之所以具有“正”“邪”之分，其根源就在于运用权谋智慧之主体的不同——君子与小人。一般来说，具有道德修养的君子权谋“正”，不具有道德修养的小人则权谋“邪”。由此可见，权谋主体是否具有道德修养是判分权谋“正”或“邪”的根本因素。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运用权谋智慧的主体不同，其价值取向或目的也就不同——“公”“私”之别。“正”即是“权谋公”，而“邪”则是“权谋私”。他说：“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诈。”[6]311所谓“权谋正”，是指为百姓尽心尽力、诚心诚意，即“公”或“诚”，这是权谋智慧的正面价值效应；所谓“权谋邪”，就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对百姓运用变诈之术，即“私”或“诈”，这又是权谋智慧的负面效应。可见，权谋智慧的“公”与“私”之分，又在于其“诚”与“诈”之别。

由于权谋智慧具有“公”“私”之分、“诚”“诈”之别，所以其所实现的政治价值和人生价值也就不同。刘向说：“夫诈则乱，诚则平，是故尧之九臣诚而兴于朝，其四臣诈而诛于野。诚者隆至后世，诈者当身而灭。”[6]311这就是说，如果运用权谋智慧于“公”“诚”，那么就会使国家大治，天下太平，并留名于后世；如果运用权谋智慧于“私”“诈”，那么就必然国将不治，天下大乱，并遭受杀身之祸；“尧之九臣诚而兴于朝，其四臣诈而诛于野*向宗鲁先生引《尚书·尧典》注“四臣诈而诛于野”，言：“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说苑校证》卷十三《权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11页)”即是此意。在这里，臣下是“兴于朝”或“诛于野”，其关键就在于运用权谋智慧的目的不同，即“公”“诚”或“私”“诈”。如果用于“公”“诚”，就会“兴于朝”；如果用于“私”“诈”，必然“诛于野”。

不仅如此，刘向还对运用权谋智慧的目的即“诚”与“诈”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他说：“知命知事而能于权谋者，必察诚诈之原，而以处身焉。则是亦权谋之术也。”[6]311-312只有知命者和知事者才能够真正做到“公”与“诚”，才能洞察“诚”和“诈”之根源，从而采取正确的处世方法，这才是真正的权谋之术；如果把权谋智慧运用于“私”或“诈”，就必然陷入权诈之术。显而易见，在刘向这里，权谋与权诈的根本分野就在于为“公”或是为“私”，为“公”即是权谋，为“私”则为权诈。

总之，刘向是将儒家的公私之辩引入权谋智慧领域，把“公”与“私”作为判分权谋与权诈的根本标准，并试图以儒家之“公”来遏制权谋智慧向权诈之术的蜕变。这鲜明体现出以道德为本位的儒家伦理精神。

认知功能——“知命”与“知事”

刘向不仅阐发了以“公”即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权谋观，由此严格区别了权谋与权诈，还依据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观点，对权谋智慧的认识论功能进行了详细分辨，即“知命”与“知事”。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权谋智慧的认知论指向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形而上之“命”与形而下之“事”。这里的“命”是天命，或是由上天所决定的人的命运；这里的“事”，即是社会人事。若从现代哲学视角来看，前者无疑属于超越的或形而上的范畴，*崔大华先生提出“命”(“天命”)在儒学理论结构中属于超越的理论层面，言：“在原始儒学时期的孔子思想中就开始形成的，以‘仁’‘礼’‘命’(‘天命’)三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儒学思想结构。这是贯穿儒学始终的理论架构，是可以纳入和描述儒学全部内容及其发展的理论架构。”(《儒学引论·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页)这是人们无法主宰或把握的，人们只能听天由命；而后者则属于形而下的范畴，是人们可以主宰或掌控的。在刘向看来，权谋智慧的认识论指向也有“命”和“事”两个方面。他说：“谋有二端：上谋知命，其次知事。”[6]311所谓“知命”，就是运用权谋智慧预知上天所决定的命运；所谓“知事”，就是运用权谋智慧预测社会变化的人事。在他看来，扬雄知事而不知命，而晏婴才是真正的知命者。他说：“杨子(即汉代扬雄)曰：‘事之可以之贫，可以之富者，其伤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伤勇者也。*语出《孟子·离娄下》：“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4页)’仆子曰：‘杨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语曰：‘知命者不惑。’晏婴是也。”[6]311扬雄提出事能够致贫富，使品行受损，也可以有生死，使勇气受害；但刘向认为，事之所以有贫富、生死、伤行伤勇之别，是因为其均由天命或命运所主宰，人力不可改变。如果从智慧境界的视角来看，知命者显然要高于知事者。

那么，权谋智慧何以“知命”？刘向提出：“知命者，预见存亡祸福之原，早知盛衰废兴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难于无形。若此人者，居乱世则不害于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则必得天下之权。”[6]311这里的“知命”之“命”，不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天命”，而是指由上天所决定的人的命运。知命者运用权谋智慧不仅能够预测人生存亡祸福的源头，而且还能够察知国家盛衰废兴的初始，并能够防患于未然，避难于无形。知命者如果处于动乱之世，也不会危害自身的生存；如果处于太平之世，那就必然能获得治理天下之权。这就是知命者所具有的高超的权谋智慧。

权谋智慧又何以“知事”？他指出：“彼知事者亦尚矣，见事而知得失成败之分，而究其所终极，故无败业废功。”[6]311这就是说，知事者运用权谋智慧不仅能够依据社会时势的变化预先测知得与失、成与败的分野，而且还能够探究得与失、成与败产生的根由，即“究其所终极”。知事者只有预先测知社会时势之变化、得失成败之分野，并探究其产生形成的根源，才能建功立业，避免“败业废功”的结局。

在刘向看来，预知天命和测知人事既是权谋智慧的认识论指向，其本身也即是权谋之术。他说：“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权谋之术？”[6]311这即是说，如果没有知命者和知事者，或没有权谋智慧的主体，就不可能掌握和运用权谋之术，当然也就谈不上“知命”或“知事”。他认为，真正掌握或运用权谋之术并非易事，亦非一般人所能为。故此，他又引证孔子“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也”的观点作为佐证。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朱熹《论语集注》原文是：“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然根据赵纪彬先生的考证，朱熹《集注》的经文“是出于抄写倒错，而汉唐人所引的经文，其所表示的认识发展过程，由‘学’而‘立’，由‘适道’而‘行权’，则为孔子的本义”。这是因为“‘行权’的方法，从‘适道’的原理而来；亦即‘道’是‘权’的本体，‘权’是‘道’的应用，‘体用一源’，不容在‘道’‘权’之间，插进一个‘立’字。必须先‘明道’而后才能将原理应用于实际；此即古人所说的‘精义入神以致用’；亦即今语所说的‘方法论从属于世界观’”。(《〈论语〉“权”字义疏》，《困知二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66页)可见，其正确语序应该是：“可与共学，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赵先生此论甚确。”[7]95其意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体而行；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体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这种由“学”到“道”到“立”再到“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提升过程，而权谋智慧则是这一过程的最高境界。显然，权谋作为一种最高智慧或最高境界，非一般人所能为，只有那些知命者和知事者才能正确运用。

价值取向——“时势”与“谋划”

在价值取向上，刘向对权谋智慧的论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根据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预测或把握社会时势变化的趋势；二是在决策先后程序上，要周密筹划，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

从辩证法观点来看，社会时势的变化是其内在的矛盾所引起的。正是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才决定了社会时势变化的基本趋势。在这一方面，刘向根据道家“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8]58的“物极必反”的辩证思维智慧，提出运用权谋智慧能够防止或遏制社会时势向相反方面的转化，因此，这就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提高把握社会时局变化趋势的能力。他说：“夫知者举事也，满则虑谦，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则虑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举而不陷也。”[6]312这即是说，满与谦、平与险、安与危、曲与直作为矛盾对立的双方，当一方发展到极致，就必然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具有权谋智慧的人作决策、办事情，只有懂得道家“物极必反”的道理，养成防范风险的意识，才能提高化解风险的能力，提高办事的成功率，避免遭受挫折和失败，即“是以百举而不陷也”。显然，这体现出刘向运用权谋预测社会时势变化的辩证思维智慧。

权谋智慧的价值不仅表现在预测时局变化的趋势上，而且体现在决策的先后程序上。在刘向看来，运用权谋智慧应该首先周密筹划，详细部署，而后才验之于蓍龟占卜，以此避免失误和失策，提高“举事”的成功率。他举例说：“圣王之举事，必先谛之于谋虑，而后考之于蓍龟。白屋之士，皆关其谋；刍荛之役，咸尽其心。故万举而无遗筹失策。”[6]311这就是说，上至圣王，下至“白屋之士”*语出王充《论衡·语增》：“周公执贽下白屋之士。”(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51页)“白屋”，即简陋而不加修饰的房屋；“白屋之士”，是指社会地位低下之人。和“刍荛之役”*语出《诗经·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江荫香注解：《诗经》卷六，第二册，上海：广益书局，民国23年，第63页)“刍荛”，意即割草打柴的普通百姓。，不管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了解和掌握权谋智慧。如此，才能周密筹划，避免失误失策。在这里，刘向提出运用权谋智慧还要“验之于蓍龟占卜”的观点，虽然具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宿命论或命定论的局限，但又凸显出权谋智慧在决策上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结语

从中国思想史来看，权谋智慧产生于春秋时期，发展于战国时期，完善于秦汉时期。作为西汉末年文献学家和思想家的刘向，对春秋以后发生的诸多权谋智慧故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发掘和整理，这以刘向所编纂的《战国策》为代表。不仅如此，他还秉持儒道兼宗的学术立场，在《说苑·权谋》中对权谋理论问题也作了精湛阐发。一方面，他把道家的辩证思维智慧引入权谋论，以此论证权谋智慧与儒家固守的“常经”“常道”“伦常”“礼常”不同，具有灵活多变、随机应变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他又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注入权谋智慧之中，以此严格规范和限制权谋智慧的运作，遏制权谋智慧向笼络之术、谗毁之术、诬陷之术、谄媚之术、阿附之术、挑拨离间之术、结党营私之术、诡辩之术、游说之术、愚民之术、政变之术、机诈之术的蜕变，并凸显权谋智慧在社会生活和政治运作中的正面价值效应。刘向的权谋智慧论丰富了汉代权说史的内容，唐冯用之的《机论》[9]和《权论》、宋司马光的《机权论》和明胡荣祖的《权说》等都对其权谋智慧问题作了诸多阐发[10]39。从这种意义上说，刘向的权谋智慧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向的权谋智慧论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方面，他以儒家的公私之辨作为区分权谋与权诈的标准，肯定权谋，否定权诈欺诈，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以诚信为核心的公德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道德境界，避免乃至杜绝各种欺诈行为，仍然可以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他依据道家辩证思维智慧，预测或把握时势之变，以此周密筹划，把握全局，并实行正确决策的谋略，这对我国强化顶层设计、谋划改革大局、全面深化改革、避免决策失误等，仍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智慧资源。

[参 考 文 献]

[1]赵纪彬.释权[M]//困知二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

[2](东汉)班固.汉书· 艺文志(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南朝)范晔.后汉书·张宗传(卷三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王霸[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君道[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杨伯峻.论语译注·子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高亨.老子注译(第22章)[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

[9]岳天雷.“机”与冯用之的政治智慧[N].北京:光明日报,2014-02-22(05).

[10]余华青.权术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Liu Xiang′s Review on Political Tactics

——TakingShuoYuan·Poweras Center

YUE Tianlei

(ResearchCenterofTheHuangdiNativePlace,He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Zhengzhou451191,China)

Abstract:Liu Xiang upheld the academic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explaining political tactics from three aspects. In terms of ethics, political tactics were approved but craftiness was denied according to such Confucian debate of the public and personal that was the standard used for distinguishing political tactics from craftiness. In terms of cognition, knowing destiny and knowing reason were taken as the direction of cognition of 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That was to know the destiny and to predict the future. In terms of value, peopl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change of society and situation by 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avoiding taking mistake of decision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Key words:Liu Xiang; 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中图分类号：B233.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318(2015)01-0020-05

作者简介：岳天雷(1958-)，男，河南新郑人，河南工程学院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收稿日期：2014-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