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节日的祭礼

韩养民

在传统节日礼俗中，首推祭礼。古代祭祀是国家的大典。《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礼的特点是渊源久，仪式繁，流行广，影响大。在繁杂的祭礼中，当以祭天地，祭日月，祭祖先为要。这是涉足节日习俗绕不过去的话题。

一、祭天地

在传统礼俗中，祭祀天地是史前社会先民最古老的自然崇拜。那是在初民眼中是万能有力的主宰。人类的起源、天地的开辟、季节的变化，无不与天结缘。人们根据已知的事物，凭借着感性的、质朴的思维方式，把这些自然物的一些表现，加以拟人化、形象化，出现了天神的观念，因此，天、地、日、月、星辰等是人类最先崇拜的对象。2005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在遗址保护大厅发掘，出土了一个椭圆形石柱，高约80厘米，柱身有加工痕迹，考古学者推断，此地应为半坡人举行祭天礼地的场所。也许这就是人类较早的精神产品之一。

至迟从西周起，崇拜天地之俗就纳入礼制范畴，是最高统治者亲自主持的国家公祭。祭祀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祀地，一定的成员，一定的服饰，一定的祭品，又有一定的仪式。西周祭天有一个专有名词称“郊”，祭地称“社”。《礼记·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郊祀礼就是国君在京城郊外设坛，行郊祀礼。秦人在旧都雍（今陕西凤翔县）郊外筑坛行礼。他们以十月为岁首，国君亲临郊外祭天神，规定“三年一郊”。汉初祭法一如秦制，元旦祭天成为通例。汉武帝即位后行郊祀礼更为频繁。俄而在长安南郊祭泰一，俄而在甘泉宫（今陕西淳化县境）立泰一祠。甘泉宫距长安三百多里，好在汉武帝好动不好静，喜欢游历，为了敬天通神，跑三百多里，也乐在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定郊祀礼，令一代词宗司马相如等多人为诗赋，大音乐家李延年配乐作《郊祀歌》十九首，赞美天神，歌咏神灵、祥瑞。《郊祀歌》执笔者多为才华横溢的文豪，文字多陈歌舞乐声之盛。制作郊祀歌以供祭天地。

祭天神除岁首外，冬至祭亦十分隆重。《周礼·春官》载：“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又说：“凡乐……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历代帝王依照天圆地方的原则，每年冬至到圜丘行祭天礼，夏至方泽行祭天礼。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十一月一日冬至，天未明，武帝行拜天神泰一之礼。

冬至日白昼虽短，但从这天起太阳回归，阳气上升，“阳气始，君道长”，值得庆贺，人们视冬至为大节，有“亚岁”之美誉，把冬至和元旦视为同等重要，冬至的首要礼仪是祭天。那时，人们认为天是意志的人格神，是人间最高的主宰，帝王是天神之子，是上天的人间代表，奉天承运，依照天神的意志管理天下事。因此以北极星为时空坐标的汉代，认为冬至不仅是推算历年的天文点，而且是通过祭天沟通天神的最佳时间。所以《史记·封禅书》说汉人“冬至日，祀天于南郊”。

古代除冬至祭天外，元旦或久旱求雨时祈谷，也祀天于圜丘。《礼记·月令》记载，天子以“元旦祈谷于上帝”，后来定为上辛日祭天。上辛日为农历正月上旬辛日。汉制，以上辛日祭天，《史记·乐书》曰：“汉家常以正月上旬辛日祠太一甘泉。”甘泉宫有黄帝祭天的圜丘，汉帝于此祭天。唐代圜丘建于长安城南明德门外（今西安南郊天坛东路）。明嘉靖九年（1530）仿南京形制，在北京前门外永定门内建圜丘，用蓝色琉璃砖砌成。嘉靖十三年（1534）圜丘改名天坛，方泽改名地坛。天坛内建有祈年殿、祈年门等，体现祭天的主旨。天坛祭天是在黎明前举行，大灯笼高悬，燎炉焚松、柏木、檀香木，香烟缭绕，仪式非常隆重。

祭地礼和祭天礼一样，都是自然崇拜的产物。在充满自然信仰的时代，初民的采集、渔猎，都依赖土地，土地为万物之源。当此之时，初民自然容易把土地神化、人格化。商周时代，古人已将土地作为礼敬、献祭的对象，人们常以皇天后土并称，皇天即天神，后土即地神，或称“社”。社是地神，又是祀神的圣地。祭地礼与祭天礼不同之处是他具有公共性，等级性。国家有“太社”，王室有“王社”，诸侯国有“国社”、诸侯有“侯社”，大夫以下与百姓一起接地域立社。汉代以前立春后第五个戌日祭社，汉代以后增添了秋社，约在秋分前后。间或也有四时致祭者。古代祭社于方丘。方丘又名方泽，后称地坛。它既是祭祀之所，也是测天的宝地。初民认为天圆地方，方丘为方形。汉成帝时定郊祀于长安之郊，汉明帝中元二年（57）在洛阳北郊祀后土。唐代祭地为大祀，方坛建于宫城北，明清地坛也建在城北，与天坛南北对应。

古代祀社神之日称“社日”，这是初民对土地崇敬和膜拜的重大节日。尽管官方祭社斋戒，庄严、隆重，祭品丰厚，但缺少民间村社祭祀所具有娱乐性。民间祭社即使在穷乡僻壤，社日人们准备社酒，社肉或其他社饭，异常快乐热闹。社祭时先祭神，之后分享社酒、社肉，左邻右舍欢度社日。这一习俗传承到隋唐，依然如故，唐诗人王驾《社日》写到：“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众星璀璨的唐代诗坛，王驾不可与李、杜比肩，亦无王（维）、白（居易）盛名。但他的《社日》诗影响大，没有被掩埋在时间的烟尘中，千古留名。从“半掩扉、家家、醉人归”，可以看出唐代社日十分火爆，人人参加，个个兴高采烈，集体欢宴，醉人的社酒，美味的社肉，大家分享，异常热闹，是一个散发阳光气息的节日。

在祭天祀地礼仪中，值得关注的是封禅。封，是祭天；禅，是祭地。《大戴礼·保傅》载：“封泰山而禅梁父。”封，在东岳泰山，禅在泰山下一个名叫梁父的小山行礼。封与禅往往同时举行，这是受命于天，改朝换代的盛世明君告天的大典。最早记载封禅的是《管子·封禅篇》，而将封禅礼付诸实践的第一人是秦始皇。之后，汉武帝、汉光武、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等少数皇帝曾行封禅礼，其他如晋武帝、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都曾议封禅，都因“此事体大”未能如愿。

秦皇汉武等人的封禅，今人看来不过是一次长途旅游或驴友集体登山活动而已。然而在二千多年前的汉人眼中，那是一个期盼了三十年的大典，以能参与为荣。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谈，病倒洛阳无法参加封禅饮恨而终，当他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这件令人伤痛之事。风流才子司马相如，临死前谈及封禅事说道：“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卒业，不可贬也。”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封禅祭天地之礼，虽儒生首倡，方土教吹，却是古代政治生活中极为隆重的大典，也是最高的礼仪。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飘忽神逸之笔专为封禅著书。

二、祭日月

上古初民自然崇拜，既崇拜天地，也崇拜日月星辰。那时，天气的冷暖，阳光的有无，方向的测定，无不与日月星辰的变化有关。因此日月星辰也是人类最先崇拜的对象之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曾发现一些太阳纹、日、月、山等现象，这是初民对日月崇拜的有力佐证。

先秦时代，由于初民生活和天体、天象变化密切相关，人们对日、月、星的崇拜、祭礼和祭天、祭地一样，被纳入礼仪的范畴。

汉高祖刘邦仗剑灭秦，当他称王的第二年（前205），楚汉战争的硝烟尚在弥漫之际，就下诏恢复对天、地、日、月、星辰的祭礼。以后各代帝王都执行这一制度。《汉书·郊祀志》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率十八万骑兵，行程一万八千里，举办封禅大典时，也没有忘记行日月祭祀之礼。据《汉书·武帝纪》载：太始三年（前94）汉武帝“礼日成山”。即单独举办祭日典礼，汉武帝钦定的《郊祀歌》十九首中有《日出入》一章，为祀日神的颂歌，也是一首绝好的抒情诗，不仅是《郊祀歌》中之杰作，也是诗歌史上不可多见的佳作。

汉代祭祀日月，制度是：旦拜日，夕拜月。汉平帝时行郊祀礼“其旦东乡再拜朝日，其夕西乡再拜夕月”。西汉末，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王莽主政，治礼活动进入新阶段，这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把方士学说、儒家经典和阴阳五行说糅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套繁复的祭祀礼典，史称“元始之制”，在祭祀日月的同时又在长安北郊为日月立庙。汉光武中兴，行“元始之制”，在洛阳筑坛祭日月，把日月尊为六神之一，置于国家大典。唐开元年间把祭日月纳入吉礼范畴。在《唐会要》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群臣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文献记录。

值得关注的是，蒙古族有自然崇拜之俗，入主中原后，受汉文化熏陶，特别崇拜日月，视月亮的阴晴圆缺为吉凶征兆，决定行止。明清时代，把汉代筑坛祭日月的礼制发扬光大。明世宗嘉靖九年在京筑日坛、月坛，日、月坛均为方形，日坛亦称朝日坛，月坛亦称夕月坛。日坛在朝阳门东南，月坛在阜成门外西南南礼士路西，与日坛东西对应。明清时代，春分祭日、秋分祭月已是定制。

古人崇拜日月，爱日月，咏日月，祭日月，自然而然地成为传统节日文化中极富民俗特色和人情魅力的精粹所在。千百年来，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无数墨客骚人把赞月作为重要课题，他们让月亮按照自己的喜好运转，或以人事相托，或以兴衰依附，或以悲欢寄寓，千姿百态，令人目迷神荡。

应该补叙一笔，古代除对天、地、日、月、星辰祭祀外，还祭祀名山、大川、雷、电、风、雨、火和动植物等。由于各地自然环境不同，人们所崇拜祭祀的对象也有所不同。近年随着改革开放，昔日传统祭祀习俗日在复苏，山东泰安市举办泰山文化节，青岛再现传统祭海仪式，颂祭文、奏祭乐、献祭果、敬祭酒、放海生，祈求平安丰收，倡导生态保护，成为民俗文化的盛宴。

三、祭祖先

在史前社会的民俗信仰中，除自然崇拜，还有祖先崇拜。1981年春，考古工作者在辽宁建平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座五千年前的女神庙，一尊女神头像，还有人工筑的祭祀坛。成都羊子山三级土台等祭祀台的发现，告诉我们红山文化后期，初民已进入祖先崇拜阶段。他们对造福于氏族的领袖或英雄举行祭祀活动是不言而喻的。大约从西周起，把祭上帝与祭祖宗并列，又将祖先崇拜之俗具体化为一系列繁缛的祭祖礼仪，确立了敬天尊祖观念，上帝是天上的主宰，天子是地上的主宰，祖先是冥世的权威，家长成了一家之主。从此，人人崇拜祖先，节日祭祖，自古迄今不衰。

传统节日中除中秋节外，大都萌芽于先秦，定型于汉代。汉代是我国古代第一个盛世，也是社会生活伦理化的时代节日文化最辉煌的一页。每逢冬至、腊日、除夕、元旦、上巳节、清明、秦岁首（农历十月一日）等重要节日，都有祭祖活动。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光武，无不以孝治国，节日祭祖是不可缺少的活动。古代帝王祭祖的地方称“宗庙”，宗庙是国家的象征。

宗庙制度，前有庙，后有寝。庙是祭祖之所，是帝陵的正殿，寝是宗庙的后殿，亦称“园寝”，是放置墓主衣物的地方。“宗庙、园寝”的祭祀都是国家的大典，礼仪隆重，还有祭庙之乐。汉代称《房中乐》为汉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当时中央政府设有专掌祭礼的官，初称奉常，后更名太常，大凡新皇帝即位、分封诸侯王、大将出征都要告谒宗庙。苏武出使匈奴，被囚十九年，昭帝时回国，特令以太牢谒武帝园庙。可见汉代宗庙制度十分严格，“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汉书·韦玄成传》）

汉代重视祭祖扫墓之礼，汉光武刘秀中兴，于建武十年（34）至长安，“事十二陵，躬祭于墓边”。（《后汉书·光武帝纪》）皇帝首倡，上行下效，拜扫之风大兴，将士出征，官吏加官进爵都要回乡扫墓，并以此为荣。

汉制，皇帝节日典礼后，要赐予老人布帛、粟米、酒肉，表达对老年人的关照，以示普天同庆，这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是不绝于书的。汉朝各代皇帝对老人赐物极重视，西汉三十次，东汉二十五次，这在古代也是十分突出的，其中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赐物尤多。

汉代民间祭祖虽然没有帝王声势大、利益多，但十分庄严。汉人节日祭祖，主祭者、执事都要沐浴戒斋，到了吉日，人们敬神献酒后，全家无论尊卑大小，依次列坐先祖位前，齐献椒酒或屠苏酒，称觞举寿。当时习俗，因犯罪判刑者，不可上坟扫墓，也不参加祭祖之礼。

在祭祀祖先的礼俗中，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将祀祖扫墓的时间定在寒食节。据《旧唐书·唐玄宗纪》载，寒食节上坟扫墓已约定成俗，士庶之家，每逢寒食节无不扫墓。鉴于此俗已久，唐玄宗遂于开元二十年（732）下诏：“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自此，寒食扫墓用诏令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并且列入五礼之中。每逢清明节到了，“田野道路，士女遍野，卑隶佣占，皆得上父母丘墓”。（柳宗元《与许京兆书》）扫墓成了唐代社会的重要风尚。唐玄宗不仅提倡寒食节扫墓，也重视尊老敬老，开元二十四年（736）八月初五千秋节（玄宗五十岁生日），唐玄宗宴请群臣和京城父老，大家同坐共饮，以示尊老敬老。天宝十载（751）他亲自到南郊祭天，典礼完毕，下诏赏赐群臣，又赐予天下七十岁以上老人每人绵帛五段，粟米二石；八十岁以上老人绵帛三段；粟米三石；百岁以上老人绵帛五段，粟米五石。类似这样的赐予，对于盛唐时期的帝王来说是很普遍的。

节日祭祖的汉风唐韵传递到清代，1747年，将祭祀仪式规范化，颁布《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族祭祀程序先祭祖，后祭天。祭祖之俗分为常祭，大祭、小祭两类。常祭是每月朔日（初一）望日（十五日）早晨举行祭仪，民间祭祖由族长或家长代表去祠堂祭祀。大祭则选择元旦、元宵、春分、清明、伏日、端午、中秋、重阳、秋分、除夕等节令举行，尤以春、秋两次大祭最隆重，祭祀前三天，族长要沐浴斋戒，吃素戒酒，不近女性，摒除杂念，而家族中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参加，无故不到者要受罚，但是不孝子孙，如不孝不悌、奸淫赌盗、职业低贱者都被剥夺祭祀资格，入赘或出赘者，都不能参与本族的祭祀。凡参加祭祀的宗族人，最后共同饮酒，大块吃肉，称为“祖宗赐食”，或者聚饮，全族人在一起饱餐一顿。

祭祀活动的举办，大大增强了民族协作意识和家族凝聚力，民族文化由此一代又一代延续和弘扬。

（选自《咸阳师范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