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归何处的诘问

武润泽

尽管去不到海德格尔营造的“诗意的栖居”，我们依然在为心灵和肉体寻找一隅安放的角落。人性裂变的深层是人心的渐变，人心肆意飘荡，世界不再明亮。每个人都变得似曾相识，又无比陌生，这迫使我们发出了心归何处的诘问——原来的自己，最初的本心，已遗落何处？

李清源《苏让的救赎》，《当代》2015年第1期

父爱或许会因为谣言而被暂时遮蔽，但爱的光芒终将穿透阻拦，照亮父与子彼此的人生。苏让在成长中完成着自我救赎，完成着对父爱的重新体认，以及对爱情的重新理解。苏让的父亲苏克修是个话题人物，各种恶毒的传言很多，而最让苏让难堪的有两个。一个是父亲因为中了“拍花子”，被骗去了一万五千块钱，为了找骗子寻仇，父亲把不能自理的母亲扔在家中，一去就是大半个月，致使母亲最后“臭死家中”。第二个是说母亲托梦给父亲，说自己投胎到一户人家，让父亲去寻她，父亲去了之后，没有在那户人家寻到新生儿，却寻到了一只新生的猪崽，父亲当即买下猪崽，然后“倒提小猪，抡向猪圈旁的大石墩”。这些谣言不断翻新，无情地摧毁了苏让的童年，他开始厌恶自己的父亲。亲情的失望之后是对爱情的失望。苏让在前两任女朋友先后离他而去之后，与合租的谢春丽走到了一起。谢春丽身材极好，“挺胸翘臀，长腿细腰”，但五官的搭配实在不合逻辑。她努力做好一个女人该做的一切。好景不长，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谢春丽离家出走了，走得异常彻底，清空了她在房间里的所有痕迹，甚至包括“她掉在地上的长头发”。屋漏偏逢连阴雨，苏克修这时又因为故意伤人罪被抓进了看守所，打的是他的相好王大红。事情源于父亲扫马路时捡到了十万块钱，王大红让父亲分她一些，但父亲坚决不同意，王大红怒而报警，父亲气不过就动手打了她。事情看似简单，但王大红却掩盖了事实，把自己伪装成了大义灭亲的英雄，并且王大红还把一个月前自己不小心碰断的鼻梁也算到了父亲头上。在苏让一筹莫展之际，谢春丽主动付钱帮苏让找了律师，朱律师不仅帮苏让解决了和王大红一家的纠纷，还让苏让重新认识了一个真实的苏克修。其实是舅舅失职导致了母亲去世，另外，父亲摔死猪崽是因为不忍心看母亲投胎为猪，想让母亲能快点再转世为人。至于那十万块钱，也是为了给儿子在城里付房子的首付。真相揭开后的震惊，是作者巧妙设计的剧情，为爱而生的心灵是小说深层潜藏的温情。作者用朴实的人物和故事写出了最为真实感人的自我救赎。另外，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对于插叙手法的熟练运用，让文中的人物交错登场，足可见作者的写作功力之深。

娜彧《刺杀希特勒》，《收获》2015年第1期

如果假面背后还是假面，我们终将无处可藏。当生活中的每个人都不敢真实地存在，默默地抛弃曾经坚守的自我，只敢活在虚伪的面具后面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便成了生活的懦夫和人生的逃亡者。娜彧之所以取《刺杀希特勒》这么让人眼前一亮的题目，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恰恰成了小说中所有人物伪装自己的那张面具。徐院长找老张和老周出去喝茶聊天，在老朋友一番谈笑风生之后，三人决定去老周那里切磋书法。在去老周家的路上，老周“突发奇想”地提出想去看电影，于是三人“临时”改变计划不去老周家而去看电影，看的正是《刺杀希特勒》。老周买了三张票，可就在进门之前却突然说去上厕所，而老张也在电影正式开始前出去小便，两人到电影结束前再没回来。本来一切倒也正常，但徐院长回家后，夫人非要他解释为什么三个人看电影却只有两张电影票，徐院长的解释夫人根本不信，就给老张和老周打电话核实，而就在此时，接电话的老张和老周手里也都各自拿着两张电影票，但事实上老周当时确实只买了三张电影票。小说就在这样貌似模棱两可之中结束了。但仔细回想，其实作者在文中透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已经告诉了读者真相。徐院长出门前的精心打扮和执意自己开车，老周和老张电影开场前的各自离开，都让读者在隐约之中知晓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喝茶，聊天，电影，离场，包括最后每个人手中的两张电影票，一切不言而喻，每个人都在《刺杀希特勒》的掩饰下导演了一场独角戏。作者用游离于点破与不点破之间的细腻文字挑逗着读者的阅读欲望和对真相的好奇心，使小说的吸引力完美爆发。每个人的假面都在最后一刻被戳穿，徐院长，老张，老周都不再是原来那个自己。老张“爱文学喜书法，出过诗集，写一手好字”，现在却成了著名企业家；老周原本坚定地做文化杂志，现在却成了某个娱乐杂志的总编。所谓的舞文弄墨早已沦为三人附庸风雅的把戏。失去本心之后的世俗，抛下信仰之后的世故，都在《刺杀希特勒》这部大戏中粉墨登场，着实发人深省。

马金莲《杏花梁》，《北京文学》2015年第1期

总有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找回自己，总有个角落可以让我们放下过去，那个地方可以是耶路撒冷，可以是布拉格，当然，也可以是杏花梁。代丽丽因为鲁美抢走了自己的恋人杨树而怀恨在心，在伤心失望到极点之后，她采取了极端的报复行动——用浓硫酸泼向鲁美，又用事先准备好的汽油将昏迷的鲁美烧成了焦炭。而惟一一个自始至终都对这起谋杀案知晓的人就是小说叙事人。其实“我”有太多机会将危险告诉鲁美，但没有那么做。从内心独白里可以探知，“我”也喜欢杨树。鲁美死后，沉重的精神压力让“我”开始变得精神恍惚，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并且整夜梦魇，以至于父母认定是“我”精神出现了问题，遍求名医治疗，但都无济于事。一个远房的姑太太知晓了“我”的病症和父母的无奈之后，建议让“我”随她去乡下住一段时间，换个环境，希望对病情有所帮助。于是“我”来到了姑太太的家乡杏花梁，认识了穗子。穗子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女孩，会烧火做饭，会打猪草，会赶驴车，会做所有“我”这个城市孩子以为很简单却根本不会做的事情。在和穗子的相处中，“我”逐渐感受到了她的淳朴与善良，青春与活力，感受到了她所在的农村的落后与闭塞，感受到了“我”与穗子的不同，农村与城市的不同。小说完整地讲述了一个青春期的女孩从压抑，自闭，精神高度敏感的状态中走出来的过程。初读作品时会以为这只是一篇简单的青春叛逆小说，但通读之后会发现文本的厚度绝非仅此而已。小说深刻地反思了青春期少年的情感问题，以及由于不善交流而引发的心理问题，从更深的层面上追问了不同地域、不同家庭中两类孩子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走向的原因。杏花梁是“我”找回自己的地方，也是让“我”看清社会与人生的地方，作者为“我”营造了一个“杏花梁”，其实也在呼唤每个人心中的“杏花梁”。作者马金莲是80后作家中较受关注的一位，作品多次被各大期刊转载，成为本期《北京文学》的封面作家，足可见学界对其的肯定。但就本文而言，有些情节还存在着叙述过于繁琐拖沓的不足，比如“我”初到姑太太家时，作者用了大篇幅的文字详细描绘了姑太太家的布局和摆设，显得过于冗长，容易让读者产生作者意欲何为的疑问。

石也《煮命》，《宁夏草根文学专刊》2015年第1期

石也并没有像其他作家一样，通过写农村的日新月异来表现农民在物欲满足之后人性本真的萎靡与褪去，而是在内容上依然选取和原来一模一样的事情，却从心灵出发，深层地窥探农民处事动机的变化，这种直接揭露人性深处裂变的视角，无疑会带给读者更大的心灵震撼，引起读者更深切的反思。兴旺有病，疼起来要死要活的干不动活，所以“兴旺家的光阴是村里最烂杆的，穷日子也是一眼望不到头”，全家人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减少开支。为了节省燃料，一到了冬天就挤在同一间房里；只有到了过年才能吃顿可心的饭菜，馋得两个娃娃每当邻居李大头家的饭香飘过来的时候，就起劲地抽动鼻翼。家里把能借钱的人都借遍了，其中就包括邻居李大头。但李大头从来不催不要，还经常过来嘘寒问暖，很是贴心。甚至还把自己儿子结婚时乡邻亲戚随的礼钱拿出来开了一个超市，专门让兴旺去当售货员，这让兴旺家很是感激。但表面的热心掩盖不住李大头的真实目的，那就是村委会换届选举。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苏建民也在此时来到超市找兴旺，这样功利性十足的接近，让兴旺一下对他们的目的都了然于胸了。被人当做工具的感觉让兴旺深刻意识到“这样下去真的不行，呆在家里他永远是受穷苦的命”，于是兴旺决定外出学点技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那个本属于自己，现在却变了模样的乡村中逃离出去。石也直击人心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让读者看到，农村的质朴来源于农民，而农民的改变却让农村不再是原来那个心灵得以栖息和安放的地方，此种悲凉，或许只有迷失在外，无处回归的人才能真正体认。

张世勤《乡村无声》，《当代小说》2015年第1期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却能用潜藏在文本之下的某种深意吸引住读者。“我”是地震局局长，基本属于闲职一个，但职位是正式的，自然也就有了相应的级别，正处级，级别和县委书记平级，但这个说法到了农村人的口中就直接变成了“我”就是县委书记。加之，“我”又被抽调到了市里成立的巡视组，“从一个闲职一下到了钦差”。村里面为了讨好“我”，专门为“我”的母亲违规办理了低保，“我”敏感地觉察到这件事情的不妥和其背后牵扯到的廉政原则问题，于是“我”极力反对，但不论是村支书还是村会计，甚至连“我”的大哥都觉得这么件小事不值得“我”大惊小怪，但“我”的态度极其坚决，一再要求取消母亲的低保资格，并将此事交给了大哥去处理。这部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大致有两点。一是文中一处充满了隐喻化色彩的情节设置。“村里突然流行起一种病。先是嗓子红肿，继而嗓子沙哑，重者几近失声”，作者还别有深意地写了两个最不该失声的人——村里的百灵鸟罗秀儿和侠肝义胆、敢于直言的二嫂。让两个最该发声的人失声，小说的讽刺意味得以突显。第二处是“我”的职位和小说最后“我”的梦境之间形成的映射。“我”当上了地震局局长，小说末处，“我”梦到了一场震级很高的地震，而震中就在“我”的家乡，狗尾巴村。“我”作为地震局长，不仅能敏感地感知地壳的震动，还敏感地感知了时代和人心在经历的剧变，作者用“我”的感受，抒写着自己对时代的体验和期待。我们即将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甚至，我们已经处在变革之中了，而变革的震中就在农村，这是作者的愿景，也是他带给读者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