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视阈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导向

谭璐

摘 要 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有力推进我国市民化进程，农民向市民转变，不仅仅是地域上的转变，还包含着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公共规范意识等方面向城市融入。然而，农民在走向市民化的道路上受到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公共生活规范以及自我角色意识等方面因素限制，直接影响到其市民化的有效开展。为扭转这一现状，需要依托新型城镇化建设，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导向，将对农民的市民化教育贯穿于农村职业教育培训中，在提升转移农民的现代文明素养和市民化能力的同时，还要不断对新市民进行再社会化，进一步巩固市民化成果。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农村职业教育；农民市民化；文化资本；功能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04-0053-06

城镇化是人类演进的必然趋势，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经阶段，城镇化发展加速了农民市民化进程，共同描绘出一幅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图[1]。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新世纪重大国家战略呼之欲出，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兴力量，能否高效地开展城镇化建设，直接关系到我国人民的共同福祉。当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之间的二元化结构较为明显，工业化建设也尚未完成，因此，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意义重大，能够有力提升城市化发展水平，促进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农民身份向市民转换，即农民市民化。具体而言，农民市民化主要指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农民向城市转移生存、生活与发展，其间伴随着个人角色、身份地位、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以及民主意识等一系列变化，个人身份逐渐由农民向市民转换的这样一种过程和状态。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城镇化建设成绩斐然，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人口的比重，并逐年上升，截至2013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3.73%①。然而现实中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人的城镇化速度远远落后于土地的城镇化速度已成为我国社会转型中的显性现象，目前我国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足30%②，这意味着近3亿多无城市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不能享有和户籍人口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伪城镇化”现象较为严重，农民的市民化水平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能否顺畅有效地实现农村剩余人口的有序转移，进一步提升农民市民化水平，让农民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融入到城市发展之中，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中之重。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形式之一，也是与人的职业发展和生存关联最为直接的教育类型，应该为提升农民市民化水平及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的来说，农民市民化主要包括农民向“非农化”职业转换、农民向城市化（城镇化）地域转移、农民市民化角色转变这三个相互递进的层次内容。其中，“非农化”职业转换是农民市民化的逻辑起点，以城市化为导向的地域转移是农民市民化的基本标志，市民化角色转变是农民市民化的目标状态[2]。理清农民市民化的层次内涵之后不难发现，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能够有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根本上化解我国“三农”问题，也将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与广大农民联系最为紧密和直接的教育形式，如何发挥其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功能作用，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进而实现自身的改革和转型，不仅对其自身的意义重大，而且也将有力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困境

（一）外显性文化资本缺失，农民市民化遭遇制度文化之困

制度文化资本主要是各级各类学历文凭、资格技能证书等国家予以保证、社会予以认可的文化资本的外显形式[3]。在农民市民化的初级阶段，农民由农村走向城市，但由于自身所具有的职业技能优势缺少文化资本的外在包装，在城市中的功能作用难以得到显现，尤其农民的学历弱势在文化资本背景下更是如此。

一方面，职业资格和技能证书作为劳动者在现代社会中证明自身职业能力的重要标准，理应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优势，然而现实来看，农民在农村环境中通过非制度性教育（短期职业教育或培训）尤其在长期工作实践中所积累的职业优势和能力，由于国家对职业技能认证管理制度的缺失、劳动力市场缺乏岗位资格聘用规范等原因，使其优势无法通过证书这种文化资本予以量化，导致其在城市就业市场中遭遇就业提升困境，使得农民向市民转变过程中的就业弱势地位无法得以有效改变。

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文凭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导向影响，用人单位将劳动者的个人能力紧紧与文凭相挂钩，导致文凭这一外显文化资本成为了个体对各种资源选择和占有的前提条件。在普通教育系统下，城市市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农村，而农民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很大一部分仅仅接受过较低层次的普通教育，在与城市市民的文凭竞争方面差距十分明显。在职业教育系统下，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接受的职业技能培训也十分有限，而且农村职业教育主要集中于中等职业教育层面，大量农村青年通过培训获得的也只是较低层次的中专学历文凭，使得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因学历这一文化资本相对较弱，在城市中就业面临较大的压力。

（二）内隐性文化资本薄弱，农民市民化面临语言和价值文化之困

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开启新的生活，实现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角色转换，不仅仅是地域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要融入现代市民生活当中。语言是人类生存与交流的外壳，也是思维方式的外在展现，同时，人们的思维活动离不开价值文化的引导，语言和价值文化作为内隐性文化，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影响深远。内隐性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是人们在一定的地域文化下长期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农民的语言文化和价值文化深深烙上了农村的烙印。而那些转移到城市生活的农民由于自身内隐性文化资本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城市环境中获得了较好的物质生存条件，其在向市民化转变过程中难免会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

一方面，语言障碍是农民向市民转换的重要关卡，尤其是具有不同地域、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人口转移更是如此。很大一部分农民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到城市工作，但是由于籍贯方言与所在城市的语言体系差别较大，加上自身的受教育水平较低，语言方面的障碍使外出务工的农民与当地人交流产生困难，无法很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另一方面，城乡之间价值文化观的差异也是制约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农民在人际交往方面主要以血缘和情感为纽带，并将其作为衡量关系亲疏的主要标准，交往观念整体偏向于内向型[4]。这恰恰与现代市民倡导理性、注重情感的同时更将利益作为人际交往的重要规则相背离，使得那些转移到城市生活的农民很难通过人际交往融入城市人际圈。其次，长期受到农村封闭文化环境的影响，农民在法律意识、市场竞争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以及权利维护意识等方面的素养较为欠缺，导致其在城市就业时难以与现代人力市场要求相一致。总之，基本素质欠缺成为农民向市民转化过程中的重要障碍。

（三）转移农民的社会身份—“农民工”角色之困

转移到城市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对其角色的界定成为社会讨论中的重要话题，其身份是农民工还是新市民？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企业组织发展的不断深入，原有的身份分割在很多方面的重要性逐渐弱化，但同时，还要清晰地看到作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分化而来的身份制度并未随着社会进步得以完全废除，在一些方面仍然发挥着作用。改革之前农民作为单一农业生产者，具有农业户籍、农业身份，生产劳作也在农村，农民对自身身份认识也较为清晰。随着农业生产的效率逐渐提升，很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随之大量出现，这些农民工虽然生活、工作在城市，并在一定程度上也融入到当地城市生活当中，但他们在城市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未得到明确确立。社会对“农民工”的称谓是不断变化的，由早期的“盲流”→“打工仔”、“ 打工妹”→“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新移民”等逐渐演变[5]，尽管表现出一种社会的进步，也可见农民市民化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清华大学中国数据中心2013年发布的调查数据表明，我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户籍人口的比例仅为27.6%，20年内我国农转非比例仅增长了7.7%。尽管小部分农民获得了城市户籍，在城市中也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在自我角色的认知上并没有完全将自己作为完全的市民对待，仍然保留着小农意识。“农民”向“市民”转换理论上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规律，但从我国的现实来看，转化效率低、速度慢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受到农民工的个人素质和发展能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性程度等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大多数农村转移劳动者处于“农民”角色和“市民”角色之间的边缘地带，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市民化的发展进程。在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农民工”群体，其边缘性的身份具体表现在：“他们既是农民又不是农民，而是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具有农民身份的市民”[6]，社会对其边缘性角色定位直接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身份和角色的模糊性不仅会使农民工无所适从，而且会导致这一群体丧失对市民角色及公共规范的价值认同，由此陷入到角色冲突之中。由此可见，“农民工”的角色之困，已成为制约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四）生活空间城市化，新市民面临生活规则转换之困

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城镇化，既包括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生活，同时也包括农村社会结构向城市社区结构转变。如此快速的城镇化建设必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一方面，由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文明准则差异，致使农民在向市民转型过程中遇到生活规则之困。当社会普遍谈及农村社区与城市对接、扩大新市民的公共参与以及树立社区精神等问题时，实际上这些仅仅只是对农民市民化的不同侧面上的反映。农民市民化包括“软”“硬”建设两个层面，既包括以公共设施、外部环境为主的硬件建设，也包以公共生活准则、生活规范、公民素养以及参与精神为首的“软实力”发展，在此之所以着重强调“软实力”发展，是由于当前与新市民相关的公共生活规范问题日益显现。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在生活方式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由此决定了农民在走向市民的道路上需要逐渐适应城市生活。长期以来，农村居民一直实践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劳作方式，节奏较为缓慢，物质生活水平比较低，精神文化生活贫乏而又单调。相比而言，城市人口集聚使其社会化程度相对较高，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生活压力较大，但生活质量相对较高。而在农民进入城市初期，往往很难迅速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节奏，因此，农民要真正地融入城市，必须逐渐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使各种生存方式更接近于城市居民。

二、破解农民市民化之困，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导向

（一）农村职业教育要主动承担起现代文明素养的培训工作

改变转移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促进转移农民的“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转移农民再社会化的核心要求。农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村职业教育不仅要担负着转移农民的技能培训，同时也要承担起新市民文明素养教育的职责。具体而言，新市民文明素养主要包括“现代市民意识、法律意识、公共规则意识、公民参与意识、文明卫生意识和诚信意识”等方面的内容[7]。

新市民文明素养的培养过程也是对农民的“小农意识”不断进行消解的过程。农村职业教育要帮助经历身份转化的农民更好更快地掌握城市生活所要求的知识，形成现代文明素养。首先，农村职业教育要主动承担起法律法规的教育宣传工作，使广大农村居民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要想实现农民向市民转化，法律意识作为必备基本素质，农村职业教育要加大法律宣传，以《宪法》和《劳动法》为重点，向广大农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使其知法、懂法、守法，不断增强法律意识，能够有效利用法律知识维护自身利益，合理地表达个人诉求，不断增强民主法治意识。其次，农村职业教育要加强对农民的基础文化知识培训。要通过农村职业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基础理论知识水平，进而提高转移人口的综合素养。再次，农村职业教育还要加强对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囊括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等，对农民工群体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既是构建新型文明城市的基础，也是农民实现市民角色转变必须具备的基本修养。最后，农村职业教育要为农民树立现代意识服务。现代意识是体现城市公民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8]。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新观念、新知识、新思维和新方法都可以称之为现代意识。农村职业教育在加大对农民现代意识培养过程中，要注意重点培养农民树立正确的市场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参与意识、合作意识以及环境保护意识等，促使他们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建立新型的都市人际关系，真正融入到城市中，这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农村职业教育要为农民向市民角色转变指引方向

社会角色转换是农民市民化的先决条件[9]。农民向市民角色转换总的来说要经过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市民角色的自我认知，新市民对其自身角色有了初步认识，对市民角色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开始了解，但这种了解或认知还处于浅层次阶段，并不很深入。第二阶段，农民向市民角色移情阶段，而这一阶段农民的观念认识较前一阶段发生了较大变化，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工作环境和节奏都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在情感上也能够与市民角色相匹配。第三阶段，农民向市民转换的最后阶段，称之为市民角色行为阶段。角色行为指的是一个角色以怎样的言行举止展现在他人面前，并且这种行为也是角色认知和角色移情的内化结果和外在表现形式[10]。在这一阶段农民不仅生活方式真正地脱离了农村，而且也具备了与城市生活相接的价值观念，同时，对自己的市民角色有了完整的认知，最终实现了市民化角色的转变。

以上主要是从理论上对农民市民化的三个演进阶段进行推导和概括，但实际上农民向市民角色转化并非一帆风顺。农民进入城市以后，开始向着一个全新的生活和角色进发，但往往还面临着角色冲突、角色自我认知模糊、角色定位失败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对于这一状况，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民角色转换之初要做好准备：一方面，要对农民进行思想和行为引导，帮助其克服不良的小农思想和陈规陋习，重塑人生态度，树立新市民的价值观念，在向市民角色转换的道路上，使农民的思想走向开放、感情趋于理性，拥有积极向上的处世态度，顺利实现社会角色完美蜕变。另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还要持续对新市民的继续社会化进行引导，这个引导过程也是对新市民行为的不断强化过程。由于农民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对城市生活理念、工作方式的完全理解、接受和认同，如果单纯地依靠农民自发的方式进行角色转换，不仅速度缓慢，还可能会出现继续社会化中断，由此产生一系列越轨问题。因此，要实现新市民的完全市民化，必须发挥农村职业教育的地缘关系优势，通过开展多元化的教育帮助他们实现继续社会化，新市民的行为经过“解冻—变革—再冻结”等一系列过程以后，个人的生活方式将由散漫、无序状态走向规范化、流程化，真正实现市民角色的转变。

（三）农村职业教育要以农民的市民化能力提升为导向

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流向城市所应具备的城市生存、工作和发展能力[11]。总体而言，农民群体要想在城市立足，首先必须具备相应的工作技能，而从大部分流向城市就业的农民在较为低端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其中制造业、建筑业以及低端住宿餐饮服务等行业吸引了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占农民工就业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5.0%、23.5%、7.0%，而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仅为29.9%[12]。综合分析来看，受教育层次低，缺乏在城市工作中的技能优势，这也是制约农民工向城市上层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就业能力和工作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市民化能力。提升农民工作能力的关键在于教育，而与农民工技能提升最为紧密的教育形式就是农村职业教育，其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作用斐然。

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开展职业培训，向农民工传授工作技能，发掘潜力，提高他们在城市中的就业竞争力，积累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对我国产业结构进行不断的优化升级，随之而来社会用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为满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新兴的劳动岗位需要，农村职业教育要“对症下药”，将农民工自身需求与城市发展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广泛开展相关的技能培训，使该群体具备从事现代城市职业的知识技能和核心职业能力，为他们在城市立足打下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群体（不仅包括老一代农民工③，而且包括不断崛起的新生代农民工④），他们的个人发展诉求不同，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层次也有所差别，对此，农村职业教育要因势利导，加强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的层次性、多样性。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其中3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19.2个百分点[13]。除此之外，新生代农民工还具有“就业层次内倾、职业期望高移、归属预期强烈”等特征[14]，对成为市民的渴求强烈。因此，要依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现有知识和能力水平实施分层次教学，同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学历教育可以实施“工学结合”的办学模式，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使所有接受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均能得到快速提高和发展。针对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重点围绕技工、技师的培养，通过职业教育培训开发出与市场就业岗位相匹配的人力资源，为企业提供“灰领型”人才。

（四）农村职业教育要以人的现代化为依托，推进社会各阶层的合理流动

人的现代化是实现市民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实现农村人口现代化也是向更高阶层流动的支撑。人的现代化具体包括生活方式现代化、思维观念现代化、工作技能现代化。农村人口走向市民化的过程，也是人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要求必须打破内外部各种因素的限制，实现城乡居民多重价值观念的认同[15]。加强农村职业教育，要以人的现代化为依托，促进农民意识的转变，加快现代人的素质积累，还要以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合理流动为己任，尤其是促进农民在城市中向更高层次的流动。相对于普通学历教育而言，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多门类、多学科、多层次和多形式等方面的特点，培养出的人才也具有较高的工作适应性，无疑为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提供了重要动力和条件。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经验，农民市民化只会使得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不会导致农业的消失，农民也不会无限地减少，但是农民意识、小农价值观念却可以终结，可见，农民市民化发展与人的现代化要求相一致，两者是一个辩证统一体，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的现代化发展将加速农民向市民转换的步伐，人的现代化同时也要求农民具有现代化的素质，而这一素质的获得离不开良好的教育。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要不断拓宽其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通过专业化的培训让农民获得现代化的知识和技能，进而提升人的现代化水平，以更好地在城市立足、生存与发展，从根本上真正实现市民化。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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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unction orientations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Vision of New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Citizenship in City

Tan Lu

Abstract The new urbanization will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citizens. The farmers shifting to the citizen， not just the change of geographical aspects， but contains the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in values， behavior， public awareness， etc. However， the citizen of farmers was directly limited by institutional culture， values， norms of public life， and self-awarenes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rely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own， to affirm the function orientations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un citizen education towards farmers through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launch constantly re-socialization towards new citizens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public of the outcome， while improving modern civilization accomplishment and ability of citizen farmers.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farmer citizenship； cultural capital； function

Author Tan Lu，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Automobile and Traffic College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54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