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制度与生活政治

朱承

关键词： 《礼记》;衣冠制度;等级制度;政治认同;生活政治

摘要： 在儒家礼治传统中，衣冠往往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儒家“生活政治”得以落实的重要载体。日常生活的衣冠可以作为维护秩序与等级的工具，承载和传递政治价值与政治信息，成为表达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的工具。传统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必须要接受衣冠礼仪的规训从而成为符合礼仪传统的知礼之士，衣冠制度也因此成为政治事务。传统衣冠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心灵自由、妨碍了人们对于身份平等的认同。

中图分类号： K8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4047710

Dressing System and Life Politics

ZHU Ch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Key words： Book of Rites; dressing system; hierarchy; political identity; life politics

Abstract： In Confucius ritual tradition， dressing tended to play a political role and medium of “life politics”. Daily dressing was a tool to keep order and hierarchy， bearing and passing political values and information. Dressing was regarded as a means to express political emotions and identity. In traditional society，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with political identity， were subjected to dressing rites in order to become polite people according with etiquette tradition. Thus， dressing system became a political system. On the one hand， dressing system enhanced civilization， but restrained people's spiritual freedom and equality to a degree.

衣冠服饰是人类生活文明的重要象征，从最初保护身体的需要，进而演变为区分社会身份的标志，并逐渐成为表达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以及实现自我展现愿望的工具，衣冠服饰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展。日本学者荻村昭典认为，衣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用衣服来保护身体，不但是当时人类极好的生活手段及经济手段，而且是提高人类文化的手段。衣服在人类生活中的出现，使人类社会和文化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化，衣服是促使人类社会发展的极大动力。”[1]2

在中国礼仪传统里，服饰往往被称为“衣冠”，其所指大致是现代汉语中的帽子、衣裳（上衣为衣，下衣为裳）、鞋袜、配饰等等，古代衣冠文化非常丰富，蔚为大观，所以国人往往自称传统中国为“衣冠上国”。以“衣冠”并称，在汉语词汇中也很多见，除了“衣冠上国”，还有如“衣冠礼乐”“衣冠之治”“衣冠楚楚”“衣冠南渡”“衣冠禽兽”等等。可见，衣冠服饰在汉语的意义表达中，既是日常生活用品的指称，也是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象征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现存的文献经典中，日常生活的衣冠往往有着明确的制度性规定，这是因为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衣冠早已超越了日常生活用品的意义，具有了等级、权力、利益等政治性价值，表达着文化认同，同时还能政治生活中传达政治认同等信息。

在《礼记·王制》中，“衣服”也被称之为“八政”之一。本文无

意对古代中国的衣冠制度做一描述，拟从生活政治

所谓的“生活政治”，指的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和体现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的“政治范式”。详见拙作《论中国式“生活政治”》，《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0期。

的角度，以《礼记》所记载的古代儒家衣冠制度为主要依据，在政治哲学层面对衣冠服饰与政治的关系做一理论分析。

一、作为等级符号的衣冠

现代艺术社会学的奠基者、德国学者格罗塞曾提出，服饰在发展过程中，从保暖这一最基本的用途开始，逐渐形成了“政治”的意义，他说，“在较高的文明阶段里，身体服饰已经没有它那原始的意义。但另外尽了一个范围较广也较重要的职务：那就是担任区分各种不同的地位和阶级。”[2]服饰逐渐被赋予了区分社会等级的功能，“新时装都是统治阶级创造出来的。统治阶级竭力用各种办法把自己同下层阶级隔离，在外表上也是如此。”[3]在伊斯兰的古代世界里，情况也是如此，据埃及学者艾哈麦德·爱敏所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记述，“根据波斯国王的命令，每个阶层的人只能穿本阶层的服装。不管是谁来到国王跟前，国王从他的衣着就可以判断他的职业和所属的阶层。”[4]可见，在中国文明之外的世界文明里，服饰也是在积极的发挥着区分社会等级的功能，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

衣冠服饰展现的是人的“外表”，而“外表”的不同，在日常生活的人际交往活动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这也使得等级身份的意识不断地随着日常生活而被强化。仅就“穿衣”这件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通的事情而言，如上所述，文明社会就将其赋予了深厚的政治色彩。《白虎通·衣裳》认为：“圣人之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绤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5]432在儒家传统里，衣冠服饰，除了保暖遮羞外，还有伦理与政治的功能。荻村昭典还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有史以来，人类都用服装区别自己和他人的，用服装来表现自己的优越感。这种用服装表现自己的倾向，变得越来越复杂。最开始是用来区别自己和他人，随着社会的分化及制度化，用服装来表示自己的地位及身份等变化，使服装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而且使服装受到了社会制度的制约。”[1]2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衣冠服饰与社会分化及社会等级关系密切，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外在标志物和象征物，人们将自然物转化为人的附属品并赋予其人类社会所必须的价值。endprint

中国古代的礼制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而其中相当多的内容就体现在衣冠制度上。在朝代更迭的时候，新的政权往往会对日常生活的多种事务予以变革，“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礼记·大传》）孔颖达称这种变革为“与民为新，亦示礼从我始也”[6]，王夫之对此注曰：“别衣服者，尊卑冠服之等也。”[7]包括衣冠服饰在内的日常用度之等级标志的重新确立，在中国古代礼制传统中，是改朝换代时期一件非常重要的政治事务，标志着新的政治传统的建立，也意味着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工具的建立，所谓“礼乐制度衣服正之”（《礼记·王制》）。中国历代正史里的《舆服志》反复记述了历朝的仪仗、服饰制度，确定作为礼制的衣冠制度，以显示本朝与前朝从等级标识到治理工具等各方面的不同之处，所谓“文物煌煌，仪品穆穆。分别礼数，莫过舆服”[8]。“舆服”“服色”等作为区分政权法统的工具，在政权更迭的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象征性作用，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一件意味深长的政治事务。

古人通过衣冠的质地、颜色、样式、佩饰等等来区分等级、官阶、身份，用衣冠等日常生活的外在形式来展现政治价值、社会制度，应该说，这是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文明之特色。《礼记·缁衣》说，“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壹。《诗》云：彼都人士，狐裘皇皇，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管子·形势》说：“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9]孟子还曾将服装与日常言行结合起来判断“政治正确性”：“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在先秦儒家看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服装和言、行一样重要，可以成为判别政治事务的表征物。可见，在传统中国的礼仪经典中，通过衣冠服饰把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联系起来，是一种常见的思路。

衣冠首先是在区分政治等级上发挥重要作用，衣冠的颜色、样式不同使得人们可以从直观上感受到等级的差异，从而对位高者产生敬畏之心。“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礼记·礼器》）按照《礼记》所言，服饰上的纹綵可以区分高下等级，天子的礼服和冕的等级最高，诸侯、大夫、士等而下之，这种纹饰次序不可混乱，否则就是僭越。另外，在不同的情境下，也有以“素”为贵的情形，至敬无文，父党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牺尊疏布鼏，杓。此以素为贵也。”（《礼记·礼器》）可见，不仅是“纹綵”可以作为区分等级的标识，“素”也亦然。不管是在何种情境下运用什么作为等级标识，以包括衣冠在内的外在附属物作为区分等级的工具。这种以衣冠为等级标识的“礼义”，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以贯之的。在儒家衣冠礼制的流传中，服饰的颜色也是区分等级的工具，《宋史·舆服志》里记载：“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10]从外观上即赋予人与人的差别性，这在传统社会中大致上是一个通行的做法，宋处在中国中古时期，参酌前后，虽各代有所差异，有的甚至差异巨大，但以服饰颜色来区分品级的做法，历代都大略如此。

在衣冠制度中，“冠”具有首要的地位，其次序更是意味着政治等级秩序，不可混乱，“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达，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缋緌，诸侯之冠也。玄冠丹组缨，诸侯之齐冠也。玄冠綦组缨，士之齐冠也。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缟冠素纰，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缟武，不齿之服也。居冠属武，自天子下达，有事然后緌。五十不散送，亲没不髦，大帛不緌。衣冠紫緌，自鲁桓公始也。”（《礼记·玉藻》）在冠制中，考虑了从诸侯到士人之间的等差，用不同的颜色与样式做了区分，以便于日常的政治活动、社会交往中能够一目了然，并据此而做出符合礼制的言行，保障政治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冠”相关的“冠礼”，作为一种仪式，也具有社会政治意味，“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礼记·冠义》）“冠礼”作为一个人成为成年人的礼仪，在人的生命中，是象征个体以独立人格来遵守礼的开始。“冠礼”之后，作为个体的人在容体、颜色、辞令上都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国家应该很重视“冠礼”，应该好好利用这样的治理手段让人们明确自己的礼仪责任并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的合格社会人。“冠”中较高等级的是“冕”，“冕”为大夫以上贵族所用，与“冕”相配套的服饰，合称“冕服”，是贵族身份和政治等级的标志。从现在设计学的角度看，“冕服”构造及纹饰十分复杂，其复杂性主要是因为其蕴含的意义多样。周锡保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一书中认为，冕服的纹饰不仅是为了装饰美化，还具有深远的意义。他说：“各物大多是含有规劝人君不尊大、不听馋、明是非、求大德而不计小过等意义。”[11]可见，在政治人物那里，衣冠服饰还与其身份相对应而且必须彰显的政治品德联系在一起。

在礼制中，衣冠服饰作为日常生活规范，在丧葬、祭祀礼仪中尤其重要。个体日常衣着或可简陋，但在丧祭之礼中，衣冠服饰则必须慎重对待，孔子曾说：“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泰伯》）对此，朱熹在《论语集注》里引杨时之语曰：“薄于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饰者宗庙朝廷之礼。”[12]108君子应该对自己节俭，而对丧、祭这样的公共礼仪之事多加致美，也即是说要重视丧祭服饰之事。这就是《中庸》里提到的：“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孔颖达疏曰：“言鬼神能生养万物，故天下之人齐戒明絜，盛饰衣服，以承祭祀。”[13]2004丧祭礼仪对于仪式上的衣着有着明确的要求，此时的衣着不是私人审美好恶，而是社会规范，必须予以遵守，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意义。如，《礼记·檀弓下》提出，“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长服，七日国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天子之丧礼，举国人等的服丧先后，要依据身份等级逐层展开，秩序井然。在《礼记》各篇中，如《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服问》等均详细规定了丧葬礼仪中各色人等的服饰、服色的差等。《仪礼》《礼记》等典籍中记载的丧服制度体现着儒家礼制中“亲亲”“尊尊”的原则，也成为后人制定和考辨丧服必须参详的重要文献依据。如所周知，丧服制度与社会等级关系十分密切，所谓的丧祭仪式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致丧礼之人的服饰上。在丧祭礼仪上，衣冠服饰是一眼就能让人辨别是否落实了“亲亲”“尊尊”原则的外在性标识，也能体现儒家宗法等级制度和权力差等意识。丧葬礼仪中的宗法等级和权力差等的明确，会进一步确立社会成员的身份差别，这种差别会延伸到其他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形成其他活动中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因而丧葬中通过服色所表征的身份差别，不仅仅具有礼仪价值，更重要的是能确定身份等级进而影响权力和利益分配，故而为历代所重视。endprint

“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后汉书·舆服志》）儒家衣冠制度对后世爵秩等级影响很大，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衣冠对于区分等级的重要性。后世衣冠的材质、样式、颜色以及用贵重金属、宝石予以配饰，成为区分爵秩的用品，直到晚近的明清两代依然如此，比如从明代官员开始的补服、清朝官员的花翎等。这种从人之外在装饰的角度来表征人之等级的做法，说明人之等级实际上是后天社会形成的，因而需要用其他外在形式来不断加以强化，尤其是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来强化，以达到等级制度深入人心的效果。

综上所言，从《礼记》等传统典籍的记述看来，衣冠服饰与政治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在等级、生活规范等多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点，是重要的政治标识物。按照中国传统文献的记述，衣冠服饰如果没有章法，那么社会秩序就容易混乱，朱熹曾谓之曰“衣服无章，上下混淆”[14] 3070。

二、衣冠的政治象征意义

作为政治事务的标识物之一，衣冠在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从形式上为政治等级秩序或者政治合法性做了外在的宣示。衣冠作为人的纹饰物，通过样式、色彩、搭配等等来象征价值观念，而作为政治象征物的衣冠，还与政治认同密切相关。

《易传·系辞下》曾以衣裳上下的位置来标志国家治理的思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上衣下裳，象征着尊卑等级明确，上下尊卑明确意味着秩序确定，秩序确定了，天下治理则得以实现。同样《礼记·深衣》中也体现了这一思路：“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可见，在制衣的过程中，制衣的各种规则蕴含着规矩的无私、正直、公平之义，而上述观念是国家治理中所需要遵循的价值，因此在衣冠制作中须将其贯彻之，通过象征物将其表达出来，提醒人们要遵从这些价值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衣冠服饰的制作具有了政治意义，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参考。《礼记·缁衣》中还曾用衣物为喻来说明政治事务：“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故大人不倡游言。”丝、轮（绶带）、（缆索）是人们常见的服饰和日常用品，用其类比君王等政治人物在言语上必须谨慎，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种涉及衣物的政治类比和象征，正是利用了衣物的日常生活性，用其比喻政治事务，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

衣冠在国家治理层面的象征意义，在历史上经常为人使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说的就是赵国国君利用衣冠的象征意义来推行政治改革。“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15]赵武灵王以衣冠为突破口，来强调国家改革治理方式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就是利用了衣冠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象征意义。另外，赵国所用的“胡服”，因为衣短袖窄，类似于西北戎狄之服，所以被俗称“胡服”。这种变革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中国近代以来，从欧美流传过来的西装之逐渐盛行，也是中华民族与世界文明融合的重要内容，同时逐渐改变了社会文化。在近代衣冠的改变过程中，开放、自由与个性的彰显成为了主要的价值方向，这也标示着中国社会层面的价值逐渐与世界文明融通。

在《礼记》所代表的儒家礼治传统里，衣冠服饰经常被用来象征政治事务。儒家往往指称“圣人”为衣物的创制者，从而为圣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合法性作补充论证，“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礼记·礼运》）而自有衣冠文明以来，每个朝代又有其在衣冠上的特殊考量，“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礼记·王制》）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颜色主张，而这些都成了朝代更迭过程中的“改正朔，易服色”的论据。又如，“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礼记·祭统》）“古之献茧者，其率用此与！及良日，夫人缫，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妇之吉者使缫;遂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礼记·祭义》）天子王后、诸侯夫人在粮食生产、丝麻种植上要做表率作用，以表示对衣食作为国家根本、礼仪秩序的看重。而政治人物对于衣食的看重，关心人民的饱暖，也说明他们是合格的领袖。因此，君主强化衣食等事务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同时能亲力表率，是对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日常“正名”行为。

衣冠的种类也往往附加着这种政治象征意义，体现人们的政治认同。《周礼》上说，“王之吉服则兖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则玄冕。”在政治活动中，君主的冠冕分析清楚，大小礼仪秩然，而其中的政治象征意味一目了然。另外，每一种类的服饰与政治人物的气质关联甚大，“是故君子衰绖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礼记·表记》）服饰种类的风尚对政治环境的象征意味极大，朱熹曾记述道：“宣和末，京师士人行道间，犹著衫帽。至渡江戎马中，乃变为白凉衫。绍兴二十年间，士人犹是白凉衫，至后来军兴，又变为紫衫，皆戎服也。”[14]3064朱熹以此记录来说明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改变了士人的着装风气。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朱熹注：“被发左祍，夷狄之俗也。”[12]153衣冠沦丧来表示异族入侵、政治形势巨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意味。这一传统，直到晚近，依然有着回响。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以批判满清衣冠来呼吁革命之必要，他说：“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吾抚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心。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吾恻痛于心;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吾恻痛于心;吾见官吏出行时，荷刀之红绿衣，喝道之皂隶，吾恻痛于心。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满人之恶衣服乎？我同胞自认！”[16]在邹容看来，衣冠沦丧与民族消亡是一体相连的，衣冠的沦丧象征着民族的消亡，虽然邹容对衣冠的变革充满了略显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怀，但彼时情景，衣冠的政治象征义跃然纸上，与政治认同关联在一起。此后在中国的局势变革中，衣冠之象征意义依然被广泛利用。endprint

除了作为政治价值的象征物之外，衣冠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古人文章中常用“缙绅”来指代官员，“缙”是赤色的帛，“绅”是衣带，所指皆是衣冠服饰。因此，缙绅作为古代的官员阶层的指称，是衣冠制度作为区分社会等级这一传统的体现。在唐代，“衣冠户”还专门是对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政治地位之门第的称号，唐武宗时期的《加尊号后郊天赦文》中提到：“或本州百姓子弟，才沾一官，及官满后，移住邻州，兼于诸军诸使假职，便称衣冠户，广置资产，输税全轻，便免诸色差役。其本乡家业，渐自典卖，以破户籍。所以正税百姓日减，州县色役渐少。从今以后，江淮百姓，非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纵因官罢职，居别州寄住，亦不称为衣冠户。其差科色役，并同当处百姓流例处分。”[17]唐人借用“衣冠”一词来特称读书入仕之门第，这一门第享有赋税杂役上的特权，为当时人所钻营。可见，“衣冠”在唐代成了社会等级的象征物，不仅具有社会身份的意义，还具有经济上的价值。衣冠服饰对于区分等级十分重要，直到近代依然如此，鲁迅曾在小说《孔乙己》中提到“长衫党”和“短衣帮”。孔乙己无所事事，不名一文，却不肯脱去象征读书人（士）身份的长衫，因为名不副实而总是招致“短衣帮”的笑话。虽是小说家言，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以来的以衣冠区分社会阶层的文化传统。

衣冠服饰作为政治理念和社会价值象征，在历史上有非常多的史实来说明。远的不说，明清鼎革之际的易服剃发、太平天国运动中的衣冠服

饰变革、辛亥革命后提倡的中山装

关于“中山装”，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政治解读：衣服外的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前襟的五粒纽扣和五个口袋（一个在内侧）分别表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两个袖口的三粒扣子分别表示“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族、民权、民生”;监察权在领口（纽扣）和内侧（口袋），彰显监察权的人民监督作用;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衣袋上面弧形中间突出的袋盖，笔山形代表重视知识分子，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1949年以后的列宁装、军绿服装等等。这些都与政治局势关联在一起的，属于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往往被予以政治解读。晚清革命党人在强调民族危亡的时候，也用“衣冠”的失落来表达国家的危亡，孙中山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说道：“堂堂华国，不齿于邻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18]在这里，“衣冠”被当做中华文化的象征物，承担着政治文明、生活文明的表征作用，衣冠的认同代表着文化和政治的认同，晚清革命党人以此来凝聚人心、号召革命。

当然，衣冠服饰最重要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作为日常生活规范。儒家要求在日常生活中要保证“衣冠中”

（《礼记·儒行》），因此，有一系列规范来落实“衣冠”穿戴的正确性，如“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礼记·曲礼上》）。对庶人如此，对贵族的政治日常生活也是如此，“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听朔于大庙，朝服以日视朝于内朝。”（《礼记·玉藻》）贵族在不同的日常政治礼仪场合，穿戴不同的衣冠服饰，以此表达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意义，这就说明，衣冠服饰等外在物的政治象征意义在日常礼仪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趋势，这种“服饰”与“政治”关联的传统在现代社会逐渐消褪。然在很多现代外交活动中，服饰依然还是和“政治”问题关联的，有一些政治领导人还热衷于以“服饰”来传递政治信息，表达政治认同等微妙的政治事务。作为人的外在附属物，衣冠本身并无政治价值的天然属性，但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衣冠渐渐“异化”成为附着了人类社会生活价值的物品，为人们所使用。在政治生活中，“衣冠”主要表现为政治意义的象征物，为人们传递等级意识、治理思路以及政治认同等等政治价值，因而具有了政治的属性。

三、衣冠的“束缚”

作为等级标志和政治符号的衣冠制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区分社会等级的作用，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约束了人们的生活自由，从而束缚了社会生活的自由生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由于外观上的不同，导致身份的差异无处隐藏，从而在礼教的范围内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某种

特定的颜色为某一人所独霸，某种特定样式强制推行给所有人民，都是衣冠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束缚。因此，虽然衣冠服饰主要是一种生活文明，但在衣冠与政治联系起来的社会，忽视服饰作为政治的标志物意义，显然会影响对传统社会的全面认识，“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为罔。”（《礼记·少仪》）

衣冠在政治活动中代表的不可逾越的礼制，不仅仅是简单用来取暖、遮羞的生活物品，“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长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礼记·月令》）“恒”“故”与“常”说明了衣冠是有规则可循的，不是随意制作，要将其与价值观念结合起来思考。这说明，衣冠在古代礼制中，首先要受到价值观念的“束缚”，而这种价值观念首先是政治价值和等级观念。

《礼记》多次记述自君至诸侯至士的衣制，以此来强调等级秩序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如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绡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褎，绞衣以裼之;羔裘豹饰，缁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饰也不裼。裘之裼也，见美也。吊则袭，不尽饰也;君在则裼，尽饰也。服之袭也，充美也，是故尸袭，执玉龟袭，无事则裼，弗敢充也。”（《礼记·玉藻》）对此，班固《白虎通》释云：“古者缁衣羔裘，黄衣狐裘。禽兽众多，独以狐羔何？取其轻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者，取跪乳逊顺也。故天子狐白，诸侯狐黄，大夫狐苍，士羔裘，亦因别尊卑也。”[5]433-434可见，人们所服之动物皮毛的材质、颜色，不是随意为之，而均可以政治象征的角度予以解释。皮毛材质、颜色的区分，主要是为了区分等级尊卑，人们在政治交往活动中的尊卑等级可以很直观的从外在物中得到确证，“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19]等级秩序通过衣冠秩序直接彰显出来，若有人不遵守这种服饰秩序，就有了“僭越”权力或等级的嫌疑。endprint

除了定尊卑以外，衣冠服饰在一定意义上还限制士大夫们的行动自由，“士不衣织，无君者不贰采。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振絺绤不入公门，表裘不入公门，袭裘不入公门。”（《礼记·玉藻》）可见，士大夫的衣冠服饰要和他们所进行的公务活动相匹配。当然，在公务活动中，穿着与其公务身份相适应的衣冠自是无可厚非的。但即使是士大夫们去国离乡时，这一限制依然发生作用，《礼记·曲礼下》说：“大夫、士去国：逾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彻缘，鞮屦，素幂，乘髦马。”在政治身份发生变迁时，士大夫依然要全身服素、衣履简朴，以此表达他们对家国的怀念与尊崇，这种衣着表现，既本乎人情也囿于礼制。去国离乡不是件好事，当以“服素”表达眷恋之意，此乃人情;立坛设位则表明依然心属家国，当以衣履简朴致尊崇自卑之情，此乃礼法。在原来的身份等级不再时，士大夫们依然要以礼法来约束自己个人的衣冠自由，从外在附属物上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情感与家国关怀。

在公共交往活动中，不同身份的人之衣冠也是不可随意的穿戴。在君臣、主从交往时，君的衣冠影响和制约臣的衣冠，以显示主从关系、尊卑等级。“主佩倚（直立故腰佩附于身），则臣佩垂（屈身故腰佩垂于身）。主佩垂，则臣佩委（大附身故腰佩几垂地）。”（《礼记·曲礼下》）由是可知，在君臣主从关系中，处于卑者地位的人要完全依照尊者之衣冠表现来安排自己的衣冠表现，而这种从属关系，即使是在君主不在场的时候，也依然要维持。“若使人于君所，则必朝服而命之。”（《礼记·曲礼上》）派人去国君的地方，即使是在家里，也得穿上朝服来派遣之。衣冠在君臣以及等级差异人士之间的交往活动中，符号意味非常明确，这就是政治上的礼敬。这种“礼敬”意识要从内到外地表现出来，而衣冠就是外在表现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手段之一。

在庶民的日常生活中，衣冠的恰当性也应贯穿在生活的始终，人们得遵守这些衣冠的礼制从而保证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合礼的身份。“童子不衣裘裳。”（《礼记·曲礼上》）未及冠礼的人不能够穿着特定的衣服，只有“学礼”也就是能主动尊崇社会规范的时候，才可以穿着特定高品级的衣裳，“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礼记·内则》）同样，在公共交往活动中，也需要注意衣履的规范，“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解屦不敢当阶。就屦，跪而举之，屏于侧。乡长者而屦;跪而迁屦，俯而纳屦。”（《礼记·曲礼上》）对于鞋子的穿着，有着明确的要求，可见，《礼记》对于人们日常穿着的要求近乎全面，从衣冠服饰的各个方面对人予以限定。

如前文所言，在丧葬礼仪的时候，更要注重衣冠的得体。《礼记》曾记述曾子故事，“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主人既小敛、袒、括发;子游趋而出，袭裘带绖而入。曾子曰：‘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礼记·檀弓上》）曾子掩着上衿，以凶服的装束去吊丧，而子游却敞开上衿，以吉服的装束去吊丧，为此，曾子指责了子游。后来子游在主人完成小殓的仪式后，改成了掩着上衿的凶服，曾子转而说子游的行为恰当的，而自己之前的行为是不恰当。中国传统思想中，以事言理是一种的表达方式。《礼记》也惯用故事教人，这件事说明，吊丧的丧服穿着是十分讲究的，在这里光有哀容、哀心都是不够的，穿着一定要合乎礼节，而这种礼节在丧礼过程中不同的时间节点都是不一样的，衣冠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在服饰的日常选择上、尺寸上、制作上甚至连搭配上，《礼记》都有着严肃完整的规定。“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缝齐倍要，衽当旁，袂可以回肘。长中继掩尺。袷二寸，祛尺二寸，缘广寸半。以帛裹布，非礼也。”（《礼记·内则》）这种对具体尺寸、搭配的要求，说明了衣冠礼制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人们要遵守礼制，就得遵守这种衣冠的苛刻要求。即使是衣冠中的配饰物，也需要尊重等级规范的礼仪，略举一例，“君在不佩玉，左结佩，右设佩，居则设佩，朝则结佩，齐则綪结佩而爵韨。（《礼记·玉藻》）”“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礼记·玉藻》）《礼记》在配饰上的要求，依照不同的政治等级，做了明确和详细的规定，以显示配饰上的差别也是不可随意逾越的，所谓“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后汉书·舆服志》）。

据《礼记》的记述，在政权既定的情况下，“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礼记·王制》）衣冠制度是政权标志之一，人们须严格遵守，不能随意变革，随意变革者将会遭受严厉的惩罚。另外，在社会中生活中，奇装异服或者不符合社会礼制是要被执行稽查任务的人所禁止的，“关执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礼记·王制》）《左传》还曾记载，“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20]在当时的礼制中，鹬冠是习掌天文的人的标志之一，郑人子臧因不合礼仪戴此冠而丧命，可见服饰上若不循规蹈矩，可能甚至会有性命之虞。《礼记》里批评了各种在衣冠方面“僭礼”的作法，“台门而旅树，反坫，绣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礼也。”（《礼记·郊特牲》）人们必须经常反思是否有僭越的地方，政治人物和社会成员都需要通过修身工夫来匡正自己的言行。在儒家看来，修身包括了在衣冠上遵从礼制，“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礼记·中庸》）孔颖达疏曰：“齐，谓整齐。明，谓严明。盛服，谓正其衣冠，是修身之体也。”[13]2018衣冠是修身之事的题中应用之义，通过确定衣冠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在礼制传统中，衣冠服饰不是个人的私人事务，因其关涉人们的修身之道德伦理问题，因而要接受社会监督，如果破坏礼制则会受到惩罚。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衣冠由于具有政治属性，因而常常在各种场合成为了限制人们自由的工具。试举几例说明之。《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总章元年，始一切不许着黄。”[21]1952皇帝之外，其他人等均不许着明黄色，在服饰颜色上对人们予以限制。清代一度有对服饰的禁令：“顺治三年，定庶民不得用缎绣等服，满洲家下仆隶有用蟒缎、妆缎、锦绣服饰者，严禁之。”[22]这种通过衣冠限制自由的作法，直到近现代依然有其痕迹。1950年代，女士穿着的布拉吉，就表达了政治倾向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文革的衣服，以军便装来区分是否具有继续革命的崇武意志，“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红卫兵还在胳膊上加以红布配饰，以表示对伟大领袖的遵从，与此同时，黑、灰、蓝主导了国人的服饰颜色。在上述几个时期，如果人们在衣冠上僭越了主流的时尚，那就不仅仅是美观的问题，还涉及到政治问题，是判断革命意志、阶级阵营的问题。这一在衣冠上上纲上线的做法，甚至流绪到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初期的衣服，牛仔裤、喇叭裤等从海外传过来的衣服，一时风靡，但当时曾一度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体现。正因为礼教的重要特质之一是通过衣冠制度来安排社会生活，所以历史上对抗礼教的人往往也从衣冠服饰上着手。竹林人士刘伶不穿衣服，以对抗礼教。“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23]刘伶的荒唐举动，实际上是对儒家名教对个人自由之束缚的激烈挑战，当然，由于其行为过于荒诞，对礼教也几乎形成不了什么实质性的触动。endprint

衣冠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在很大程度上作为限制人们自由的工具性载体，混淆了公私的边界，束缚了人的心灵自由，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某种“异化物”。衣冠通过外形上给人造成的差异，使得高者得意忘形，卑者自惭形秽，外在的差异造就了心灵上的差异，通过日常形制上的外观差异来维系等级秩序，造成了阶层的进一步固化。衣冠卑者，往往因为衣饰的差异造成心理上的落差，进而强化尊卑观念;衣冠尊者，以其奢华亮丽的外表来获得优越感。服制上的差异往往容易造成心理上的差异，由外烁内，而且这种差异往往不能改变，这就进一步束缚了人们的自由。这种差异也不仅仅是身份等级而造成的，还有经济能力差异等原因。然而，放在礼教等级的背景下来思考这一问题，我们认为，由于等级造成的衣冠差异在一定意义上束缚了人们的生活自由。

四、“衣带渐宽”与生活自由

明代李贽曾认为，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也。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24]穿衣吃饭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核心事务，但它绝不仅仅是生物性满足，同时具有人伦、政治之意义。因此，穿衣吃饭的问题也能反映社会政治问题。在中国礼教传统中，衣冠服饰关涉着等级秩序、行动自由、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问题，具有丰富的政治意涵。虽然儒家提出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的观点，要求人们注重精神修养而弱化物质享受。但这只是一种道德理想，在具体的社会交往活动中，由礼制所规定的社会习俗以及政治礼仪活动中，对衣冠的要求还是十分明确和具体的，所谓“齐明盛服”。也就是说，儒家传统里，可以不追求奢华的衣冠服饰，但要强调规范，即追求恰当的、符合礼仪的衣冠服饰，强调“衣冠中”，也即遵守社会的礼俗。

衣冠制度是中国礼乐文明的具体体现之一，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政治作用，对于强化等级秩序、约束行为言论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整衣冠、正言行，衣冠制度是中国传统“生活政治”发生作用的主要场域之一。在“生活政治”视域下，衣冠从形式意义转变成规范意义。无论是公服、朝服还是常服、祭服，都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属性，衣冠从人的外在附属物变成约束人的制度性存在。这种转变是古典“生活政治”的特点，即将日常生活细节转化为仪节从而成为规范、习俗，并通过规范、习俗落实政治价值以维护社会秩序。在这种政治范式下，日常生活的礼仪成为社会治理的工具与手段。因为生活礼仪全面渗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性、长期性，服务于特定的政治价值，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衣冠制度的礼仪化和规范化成为了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衣冠对人的束缚越来越少。如前所述，在前现代社会，衣冠服饰除了满足身体以及美观的需要外，还是社会政治的工具。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服装的政治性逐渐消退。由于社会等级、尊卑秩序所造成的服饰差异越来越少，几乎不可见，可以谓之“衣带渐宽”。也就是说，服装对人的社会政治束缚越来越少，而在满足个体的欲望和需求的功能上越来越明显。当然，在不同的文化氛围里，服装的风俗认同、文化认同意义还十分显著。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穿衣吃饭可能都受到政治的影响，而在自由的社会，穿衣吃饭应该变成私人的问题，个体应该根据自己的审美偏好、交往需要、冷暖调节等原因来选择自己的衣冠服饰。

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很多人也意识到应该让衣冠与政治价值观念剥离开来。墨子曾经攻击儒家的衣冠制度，“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25]《庄子·田子方》亦云：“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而且，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实际生活里，摆脱衣冠的“束缚”、恢复人的生活自由的举动，也时有发生，如前文所述刘伶躶体的颠覆之举。又如《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效仿，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也。”[21]1957可见，中国传统中也不是没有人对儒家的衣冠制度提出质疑的，在社会生活中也多有超越衣冠礼仪的实际行动。但是，由于衣冠制度有利于礼制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故而挑战衣冠制度的声音和举动总在少数，依照衣冠制度来安排自己的服饰穿着的礼仪生活终是主流，既为政权主导者所提倡，也能进而演变成社会风俗并得以固化。

这种以衣冠来实现社会控制的情况，随着现代欧美文明的渐入以及儒家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终结而逐渐消匿，人们在服饰上的自由局面迭次形成。尤其是晚清以降，传统礼制也随着革命声浪而崩解。礼制崩解反映在衣冠制度上，就是开始剔除衣冠的等级和约束因素，逐渐吸收象征自由、时尚和穿着更加便利的西式服装。据时人记载，辛亥后，西装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开始大规模出现，“辛亥以前，服西装者甚少，即有之，亦以中下等人为多，中人之上者不屑为之。九、十月乱炽之时，举国竟以服洋装为时髦。”[26]西式服装的流行，意味着中国人开始逐渐从传统的衣冠制度中解放出来，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态来应对日常生活，而且开始与世界服饰的时尚潮流同步，衣冠上的政治与礼教色彩逐渐淡去。在衣冠去除政治色彩的历程中，在社会潮流层面虽偶有反复，但总体上社会对衣冠已经逐渐消除了政治意义的认知。当然，衣冠选择与文化认同、经济能力之间的关联一直持续。但总的来看，衣冠逐渐变成个体私人生活的好恶选择、品位标识，而与政治的关联度越来越小。

近代西方的社会自由与服饰自由更是同步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服装成了纯粹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为自己设计式样……多数人无论如何也表现出了他们能够按照他们个人的体裁来改变服装式样……那些道学家遗憾地承认，在贵族和市民之间看不出区别来。”[27]可见，西方自由社会的形成与服饰的自由也是同步发生。自由从人的生活感受开始，如果没有日常生活的自由感受，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则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阎步克充满深情地说道：“历史展示给我们，服饰的平等自由，与社会的民主自由，是一对美丽的孪生姐妹。”[28]照我们提出之“生活政治”的范式，政治价值一定要展现在日常生活领域才有其生命力，因而，没有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包括服饰在内的生活自由也终将付诸阙如，而没有包括服饰在内的生活自由，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也将难有落实之处。endprint

至此，衣冠制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应该且也有可能来体现政治社会价值。古典的礼乐文明中，衣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文明与秩序，对社会繁荣与秩序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还成为文化认同的标志。但同时由于在一定意义上混淆了公私界限，以政权意志推行衣冠制度并以此保证社会等级的稳定化，以衣冠作为政治符号来表征人们的政治认同，故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社会束缚、阶层分裂的工具。在新的礼乐文明建设中，应该对传统的衣冠文化予以改造，使其能进一步承载社会文明，推动生活进步，丰富人们的衣冠选择，但同时也要去除传统衣冠制度对于人们审美趣味、性情自由等个性维度上的束缚。

参考文献：

[1]荻村昭典.服装社会学概论[M].宫本朱，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2.

[2]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1.

[3]傅克斯.欧洲风化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13-114.

[4]艾哈麦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M].纳忠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55.

[5]陈立.白虎通疏证：下册[M].吴则虞，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4.

[6]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册[M].郑玄，注.吕友仁，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355.

[7]王夫之.礼记章句[M]∥船山全书：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829.

[8]萧子显.南齐书：：第1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2：343.

[9]黎翔凤.管子校注[M]. 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37.

[10]脱脱，等.宋史：第11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7：3561.

[11]周锡保.中国服饰史[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6.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孔颖达.礼记正义：下册[M].郑玄，注.吕友仁，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4]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一[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修订本.郑明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5]司马迁.史记：第6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808-1809.

[16]邹容：革命军[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8.

[17]董诰，等.全唐文：卷七八[M]. 影印版.北京：中华书局，1982：820.

[18]孙中山.香港兴中会章程[M]∥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21.

[19]贾谊.新书校注[M].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53.

[2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426.

[21]刘昫，等.旧唐书：第6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2]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1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7：3062.

[23]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4：3.

[24]李贽.答邓石阳[M]∥焚书：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9：4.

[25]孙诒让.墨子间诂：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1：449.

[26]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卷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98：202.

[27]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何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63-364.

[28]闫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M]. 北京：中华书局，2009：44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