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若研究述评

酒　芃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刘云若研究述评

酒芃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刘云若研究，自1989年范伯群发表的《评北派通俗小说名家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拉开序幕，至今已走过二十余年，期间各种相关材料、评述及论文不断涌现，类型多样而内容驳杂。本文依据其与“刘云若研究”的相关程度进行分类，结合各研究文章的研究观点、方法及视角进行评述：“印象刘云若”，将有关刘氏的非研究性史料分为五类，择要概述；“配角刘云若”，择捡文学史特别是通俗文学史中对刘氏的评论进行摘述，将通俗文学专题研究中涉及刘氏的论述按内容分三类进行评析；“宠儿刘云若”，从“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两方面对刘云若的专题研究进行分类，详要分析各研究文章的独特新意、对刘云若研究的突破贡献及不足。文章最后对刘云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前景进行了浅探。本文集中对廿余载涉及刘云若的研究进行梳理，旨在呈现一个较为系统的“刘云若研究现状”。

关键词：刘云若；津派；通俗小说；述评

引言

刘云若，素有“天津张恨水”之称。20世纪30、40年代，曾以一部《旧巷斜阳》引发了一场妇女命运的大讨论而闻名全国。时有读者在报上撰文称“刘云若可以比美蒲松龄”，更有称“五百年来无此奇”［1］者。宫白羽认为他的作品很接地气，“于都市繁华相，洞见表里，剖析很清，不止写到上层，又透视到黑暗的底层……他所写的故事往往揭破人间的丑恶，使读者吃惊，发笑，可是闭目一想，这样人物犹在面前。”［2］姚灵犀则认为，“以云若之手笔，成一巨制，应与兰陵笑笑生、曹雪芹相颉颃。”［3］1949 年3月，徐铸成与郑振铎讨论当时出版的章回小说时，郑对刘云若非常推许，称其“造诣之深，远出张恨水之上”。［4］然而，这样一位曾名噪津门的作家，在1949年后，他的名字就湮灭在时代的风雨之中，现代文学研究论著中难窥其面貌，1990年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没有对他的论述。

早在1981年著名文学史料家姜德明曾慨叹，“除了张恨水之外，刘云若应该说在北方是最享盛名了。可惜关于他的记载很少，评介他作品的文章也几乎不见。”他认为，“就写天津的地方风俗和人情世态来说，刘云若是他同时代写这类言情小说当中的佼佼者。”针对刘云若研究，他认为“我们可以褒贬，可以研究，也可以不加提倡，但是，不闻不问，好象从来没有此人，没有过那么多作品，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似的，我以为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5］如今看来，这算是较早地对加强刘云若研究进行呼吁的。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环境的宽松和文学观念的解放使得对通俗文学的研究有了可能。随着一批通俗文学研究成果的涌现，刘云若也得以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之内：1989年范伯群发表的《评北派通俗小说名家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拉开了刘云若研究的序幕，1998年自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之中才首次出现了刘云若的名字，将他与张恨水并称为“南张北刘”。

时至今日，刘云若研究已历经二十余年，而近五年其研究热度在快速升温，各种相关材料、评述及论文不断涌现，类型多样而内容驳杂，主要是对其人生平资料的搜集整理、立足作品文本的分析，以及从地域文化角度出发的探讨。本文集中对近二十年来涉及刘云若的研究进行梳理，依据其与“刘云若研究”的相关程度，分为三类即：非研究性的作家史料辑述；通俗文学专题研究的论述；刘云若的作品研究等。本文力图对其中的研究观点、方法及视角进行评述，对刘云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前景进行前瞻性浅探，旨在呈现一个较为系统的“刘云若研究现状”，为有兴趣了解刘云若研究者提供些许助益。

一、印象刘云若：非研究性的史料辑述

在涉及刘云若研究的资料中，有一大部分属于史料辑佚与介绍评述，多散见于回忆录、民刊和报纸，其史料性大于研究性。论述分析也多随意感发，碎片化倾向明显，侧重提供城市史、民俗文化资料，对刘云若呈现一种印象式的概述与介绍。

第一类是作品的摘录、辑佚。例如李珅的《通俗文学资料选刊——关于刘云若》，编选了四段资料，分别是刘云若致宫白羽的一封信、宫白羽为刘氏小说《湖海香盟》作的序、刘氏女儿回忆文章《先父刘云若》及吴云心怀人之作《我所知的刘云若》。又如民刊《天津文学》第30期中的“佚文三种”，辑录了刘云若发表于《中华画报》的专栏文章集《非非集》和两篇原载于《天风报》的短文。

第二类是生平、轶事的概述与回忆。如魏绍昌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中左笑鸿执笔的《刘云若》一节、刘叶秋的《回忆旧北京》中《忆刘云若》一篇、张元卿的《刘云若传略》大部分篇幅以及徐铸成的《张恨水与刘云若》等。这些主要是对刘云若生平轶事或创作轨迹的梳理。

第三类是着眼地域、民俗的文化短论。如《天津文学》第30期侯福志的《＜小扬州志〉与津门演艺习俗》《刘云若笔下墙子河》、第66期张元卿的《刘云若与东北大鼓》，民刊《品报》第16期李力夫的《从刘云若小说中看“梨园”》等。这类文章虽对刘氏小说文本有所分析，但其着眼点在于发现小说文字中的地名、民俗，再以此为基点具体介绍相应的文化现象，以文证史、以文证文化，文本在其中起着“证据”的作用。

第四类是报刊研究中的评述。如崔丽敏的《抗战前天津＜益世报〉文艺副刊研究1915-1937》，其中对于刘云若在《益世报》文艺副刊的创作情况、生平轶事做了断代性的资料介绍与堆述。

第五类是印象、概念式的点评与随感。例如倪斯霆的《一部小说引发的一场妇女命运大讨论——刘云若与他的＜旧巷斜阳〉》，介绍了刘云若的简况，以略带演绎的笔法介绍了小说的写作背景，主要是摘录了一些当时对《旧巷斜阳》的讨论的文章，具有一定的史料意义与价值。又如罗尉宣的《关于现代通俗小说家刘云若》，除却介绍刘云若生平与创作轨迹，文章的亮点是跳出张元卿开创的“四情”分类，按照具体内容将刘云若小说分为三类，“一类是《小扬州志》《旧巷斜阳》《粉墨筝琶》等侧重描写悲欢人生的社会世象小说；二类是《红杏出墙记》《换巢鸾凤》等一般意义上的男女爱情小说；三类是《春风回梦记》等或多或少与作者身世有关联的自传体小说。”［6］进而，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出发，认为“刘云若写得最好又最有意义的作品是他创作的第一类世情小说。这类作品侧重写社会底层人民，尤其是社会底层贫穷妇女的悲苦生活，笔墨之中饱含了作者的同情。”［7］类似的文章多见于报纸的副刊、刊物的书话等，如《天津文学》第30期的“报海旧闻”版块就辑录了一批。

事实意义上，前四类本质属于文学史料学范畴，并不属于学术性研究，其资料性远远大于研究分析性。这些资料有助于了解刘云若其人，有助于了解刘云若生活的年代、生活的地域等背景性知识，为初步研究刘云若提供整体的印象。相对地，第五类文章已经由简单的资料堆述转向感受抒发与评点分析，但是学理性不强而感性化倾向明显，可以为针对刘云若的学术性研究提供些思考的方向、角度和灵感。

二、配角刘云若：通俗文学专题研究的“高频论据”

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通俗文学研究日益得到重视，刘云若在民国北派通俗文学言情一脉占有重要位置，因而对其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但也仅止于此。文学史范畴，主流的现代文学史仍少见论及刘云若。学术论文，90～00年代涉及刘云若研究的相关文章，多是针对现代通俗小说进行总括式概述或专题研究，文中对刘云若及其作品的分析不是一闪而过，就是主要为文章核心专题的论述服务。因此，在通俗文学研究中，刘云若虽能高频出镜却总是沦为绿叶。

（一）文学史中的浮评略论

针对现代文学中的通俗文学，主流的现代文学史会论及张恨水、张爱玲，而“罕见”甚或“不见”刘云若的身影。钱理群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唐金海与周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及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等对刘云若《红杏出墙记》做了简要的情节介绍分析，而南开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1898-1949》中对刘云若没有介绍。相对地，专门的通俗文学史对这位“天津张恨水”多会设置专章专节进行介绍分析。但是这些研究章节，大篇幅的是对刘云若生平创作的介绍以及同时代人对其的评价言论，其余是针对刘氏小说文本的分析，也多集中于艺术手法、特点的论述。如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中设专章“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着重对刘氏小说中的艺术技巧进行梳理，以为“刘云若小说的艺术魅力，首先在于那强烈的泼辣文风，只须你看上一眼，就会像闻到炸辣椒油的气味一样，辛辣中透着浓香，你绝不会不去注意。”［8］此外，“刘云若小说的艺术魅力，还与他善于巧妙运用程式化技巧有很大关系。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极为鲜明，绝无模糊之弊，究其原因，就是得力于戏曲角色分行当的程式化方法，在动笔之先已把生、旦、净、末、丑的大格局安排妥当。”由此，张先生还认为，刘云若的这种程式化风格“为我们提供了继承中国小说艺术传统的成功范例”［9］，值得深入研究。的确，在之后的20年中许多研究都针对刘云若与传统中国小说艺术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形成刘云若研究中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类似地，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中设专节“被称为‘天津张恨水’的刘云若”，引用景孤血对刘云若小说的评价，“尤其是云兄小说的结构，差不多都是两个旦角、一个小生，一个花脸”，较突出地对刘云若结构小说的技巧和特点作了分析。他认为“刘云若在技巧上追求精巧的情节调度和充分利用悬念的魅力。他好像有心去尝试学习‘悬念大师’狄更司的艺术手段，他希望自己的小说在艺术上也有所开拓。在《红杏出墙记》中往往更鲜明地展示了刘云若的小说是一种巧构小说”［10］，称赞“刘云若是最善于编织情节的作家”。此外，针对刘氏结构小说的技巧，很有新意地提炼出“出走”手段，“他喜欢也善于写下层市井的生活，在编织情节中刘云若最爱用的手段是‘出走’。他的几部主要的作品无不以‘出走’来拓展故事，将人物推到一个新的境界中去。”［11］

刘云若的专章在各个通俗文学史中，常常会被置于张恨水专章之后，因而部分文学史在论述刘云若之后还会对张、刘二人进行简略的比较分析。如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在对刘云若小说情节特点的分析之后，又将其与张恨水进行比较，“刘云若被人们称作为‘小张恨水’。的确，他们有不少共同之处，同是报人出身；同善写社会言情小说；同是编织传奇故事的能手。但是他们对小说中‘变情’的处理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张恨水写的是情和社会恶势力的冲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刘云若则写情和理的冲突，它引发的是人们对现有情理关系的思考。”［12］题材方面，“张恨水和刘云若的小说都写世俗生活，张恨水善于写世族大家和中上流社会，而刘云若善于写市井人家和小下流社会。”［13］

（二）通俗文学研究中高频出镜的“绿叶”

专注于通俗文学研究的文章，特别是研究视角或研究对象较为宏大时，涉及刘云若的评述便总显得过于短小精悍，而且多流于泛化描述与介绍。例如范伯群的《关于编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通信》，“现在大概很少有人读过这部九十万字的长篇了。读《红杏出墙记》的人不大会去追究它的情节编造的痕迹太深等缺点，而是会欣赏刘云若在调度和冲击‘人之常情’方面的魔力，某些片断能使读者的情感潮汐起伏动荡。”［14］这样的论述未免过于浮泛概括。不过，也有能于精悍中出“见地”的，如孔庆东在《抗战时期的社会言情小说》，就提出刘氏“擅写市井侠风”：“抗战时期的社会言情小说中，很少有专业化的武侠，它对武侠小说的综合体现在一种侠义精神上。张恨水着力发掘的就是平民百姓身上的那股豪侠之气……刘云若也最擅写市井侠风，他笔下总有许多爱打抱不平、讲信义、重然诺的人物形象。”［15］孔先生这一论断，后来为许多研究文章所引用。相对地，通俗文学专题研究中涉及分析刘云若，很多也结合了具体文本进行论述，但论述中标签化明显，相似度高且视角局限，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刘氏对西方现代小说技法的借鉴、小说人物形象以及小说中富有津沽特色的民俗与地域风格。

首先，关注刘氏小说对西洋技法的借鉴。如范伯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之雅俗互动》中称，“他在沦陷时期所写的《小扬州志》和《旧巷斜阳》真可称得上是他笔下最优秀的小说。如果说在《小扬州志》中重点体现了他争取‘比肩曹施’的强烈愿望，那么在他的《旧巷斜阳》中看得出他学习‘狄华’（即狄更斯与华盛顿·欧文）的浓重笔墨。小说中璞玉的大段心理独白运用得那么自如，说明他的融雅于俗的火候已入臻境。”［16］沈昊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言情模式研究》一文也有论述，“刘云若长于描写下层普通妇女的心理，这也是借鉴了西洋小说心理独白的技法。这是从狄更斯、欧文等人处学习得来的。”［17］

其次，瞩目刘氏小说的人物形象。刘云若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的自序中就明确提出：“人或怪书中至性人太多，非今世所能有。曰：然。作者虽居闹市，如处荒墟。求人且不易，况于至性之人？故造作藏于胸中，以供晤对。”［18］刘扬体总结刘云若这一艺术原则时认为，“一定要让主人公的性格情致，发展到极端，让他们的人生态度，在情感的网络里左冲右突往复回旋，并且让情节跟着情感的跌宕，变得极其曲折以至接近荒诞的边缘。”［19］这便意味着“人物形象”是刘云若研究中的重镇。刘云若擅刻女性形象，特别是妓女形象。所以通俗文学专题研究中，刘氏笔下的妓女形象总被一论再论。如沈昊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言情模式研究》就详细阐释，“刘云若一度被认为是一个专写妓女、姨太太的，格调不高的言情作家。其实不然。……刘云若选择妓女作为写作对象，从商业化角度来看，也是适应了市民的审美情趣，满足了市民‘猎奇’的心理，但最主要还是因为刘云若选择的是他熟悉的生活，作家在描写熟悉的生活时，总是会从深层次来描写表层的东西，这会让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自然而然地具有深刻的内涵。……通过阅读，我们发现作者的意图并不是简单的‘诲淫’或者‘煽情’，而是行文严肃纯净，并且通过妓女生活的描写，反映妓女的悲惨命运，对她们寄寓深刻的同情，从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这一独特的视角来观照社会百态，反映社会的兴衰、时代的变迁及人性的善恶。”［20］同样地，于晓风在《略论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中简略论述“刘云若善于为底层人造像，妓女、女招待、小职员皆因他的随意点染而栩栩如生，其中，作者最爱并且最擅长的是妓女形象。……但刘云若与时人不同，他的行文较严肃、纯净，在反映妓女悲苦境遇的同时多深寓同情，笔下的妓女便很有人性，多姿多彩。”［21］

再次，钟情刘氏小说的“津味儿”风格与民俗描写。刘云若有“天津张恨水”之称，从这一点上刘氏就被打上了深深的地域性烙印。其好友刘叶秋曾回忆，“云若写小说，以认识现实，反映现实为目的，其揭露与批判的作用正自相同。由于云若久居天津，于当地的风土人情，特别熟悉；由于经常接触文士、艺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了解尤多，并能深入社会下层，以其敏锐得目光，观察世态，觅取典型；使其作品有很坚固的现实基础。”［22］由于刘氏“久居天津”且“能深入社会下层”，其小说中津沽地域特色便显而易见。“地域文学”是刘云若研究中另一主要视角，通俗文学研究涉及刘云若时自然也会集中对这方面进行论述，有“谈云若必谈津沽、必涉及民俗”的倾向。尚水英的《民俗文化视野中的通俗小说文本创作》中，设专节“民俗与刘云若、白羽小说”，将刘云若作品中的民俗现象进行个案分析：“刘云若学识渊博，旧学功底异常深厚，对中国传统文化厚积而薄发，他笔下所描写的民俗事象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类：娼妓之俗、衣食住行之俗、婚丧嫁娶之俗、游艺娱乐之俗、人生家庭礼仪之俗、语言之俗等等。”［23］文章以所列的“六俗”分六个类别，罗列、简析了刘云若的小说文本。以“文学”证“民俗”，刘氏的文学文本成为一种变相的史料，用来论述民俗。其论述虽有些偏离文学研究，但以“六俗”对刘氏小说文本的民俗现象进行梳理，对刘云若研究中地域文学研究思路的扩展，具有启示作用。同样是民俗与通俗小说研究联姻，周东华在《民俗视界中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就厘清了民俗学与文学研究：“民俗学研究的是这些民俗暨民俗事象本身的特征和表现形态，民俗事象长期以来形成的原因、历史文化背景，民俗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对民众甚至一个民族、整个社会在文化心理、文化生活、行为方式等方面造成的影响等等。……文学的着眼点是面对这些要素，该如何进行艺术的表现，要触及思想认识、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结构、情感、审美、典型环境、意境、文学性、叙事方法、表现方法和技巧、语言文字、读者接受等等民俗学并不十分关注的方面。”［24］地域文学研究视角下的刘云若研究，有时会存在偏离文学研究的现象，周东华的论述则有助于对此进行纠偏。此外，很多研究者认为，刘云若的作品“成于津味也败于津味”，其特色在于文字中描绘的津沽风貌，但也由此使得外地人难以体味其作品的风致。而周东华却从其“民俗视界”出发，有不同的理解：“用张元卿的说法，就俗、随俗是刘云若小说的长处，但是因为所就之俗众的文化水平、世俗情趣等原因，也使得刘的小说品味较低，失去了长期流传的资格。但是从民俗的角度看这个现象，我却认为恰恰是因为刘云若小说的就俗、缺少时代情绪的描写以及小说家小说观念和在小说传播运作方式上眼界的狭窄甚至封闭，也造成了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故事等所蕴含的民俗风味的更加纯正与醇厚。”［25］

除却上述三个类别，白帆的《民国北派通俗小说现代性转型论》中对刘云若的论述就别树一帜。文章以“现代性”为切入视角，梳理民国北派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将刘云若定义为北派通俗小说现代性转型中言情一脉的标志性人物。这种定位是否合理有待商榷，论述刘云若作品在“现代性转型”中开创性也不充分，但是这样对刘氏的定位视角颇具新意。

三、宠儿刘云若：专注其人其作的专题研究

严格意义上，无论是史料辑述还是通俗文学研究中的浮评略议，都不属于真正的“刘云若研究”，它们要么缺乏系统逻辑与学理性，要么研究的核心主体并非刘云若其人其作，二十年来严格意义的刘云若研究，成果并不丰硕。不过，近年来刘云若研究有渐成“宠儿”之势，集中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的刘云若研究文章，而且研究视角也趋向多维。2010 年1月24日在天津扶轮中学，纪念刘云若逝世六十周年座谈会暨云若展室揭幕仪式举行，这也标志着近年对刘云若研究重视程度的提高。下文就廿载专注于刘云若其人其作的研究文章进行梳理，从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两方面予以述评。

（一）研究内容：作品文本与地域特色分析

廿载刘云若研究，他的两种身份最受重视，一是社会言情小说家，二是地域文化书写者。所以多数研究文章就立足文本，对刘氏小说中的人物内容、艺术技巧、思想内涵及地域特色进行分析。

1.专注作品文本分析

90年代初钦鸿的《略论＜春风回梦记〉的情节描写》，对《春风回梦记》进行文本细读，专注于小说的情节结构进行分析论述，“作者为了组织如莲与陆惊寰爱情悲剧的高潮，分别从三条线索着笔”［26］，理出线索，并指出小说情节安排上“细针密缝，环环相扣，前呼后应，浑然一体”［27］的特点。同样以《春风回梦记》为分析文本，宾恩海的《略论刘云若＜春风回梦记〉的文化形象和文化理想》提取冯如莲、冯怜宝和郭大娘三个妓女形象，从诗气和悲意的文化品格、无极善极恶之人的角度进行剖析，总结出刘云若埋藏在人物背后的文化理想：“至性何求？如莲的绝美何在？这便是刘云若的文化理想：其一是冰清玉洁，光艳耀目；其二是稚气、俏气、仙气、俊气，温柔煞人；其三是在粗人、兽类面前勇烈、胆大、口辣；其四是精神高尚，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报答别人，不害别人，宁害自己。”［28］对刘云若作品人物形象分析上，宾的观点是属于有个性的。多数论及刘氏笔下的女性，特别是妓女形象时，都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称其反应下层妇女的悲惨境遇。宾文则出笔清丽，从文化品格、文化理想维度进行论述，颇有新意。

对刘云若研究具有“拓荒”之功的，应是1997年张元卿的硕士论文《刘云若论》。全文分五个部分，从各方面综合解读刘云若其人其文，奠定了刘云若研究的基本框架及研究基本角度：其人生平、作品内容分析、作品艺术技法分析和地域文化特色分析。文章第一部分“花界之董狐”，介绍刘云若生平，为刘氏做传。第二部分“弥天际地的情”，“以言情为经，社会为纬”的言论，深刻凝练地解读了刘云若作品“社会言情”的特点，同时将刘氏小说按内容分为“哀情”“苦情”“畸情”和“世情”，奠定了刘云若小说的“四情”分类。第三部分“悲愉人生的着意书写”，指出刘云若继承传统章回小说技法并擅用“心理描写”刻画人物，此外还总结了刘氏小说“爱情”“苦难”“彷徨”的三大母题。第四部分“城与人的寻觅”，阐述刘云若小说与天津地域文化水乳交融的关系，特别指出刘氏小说的游戏诙谐风格源自天津文化中的“找乐儿”，“归哏”。第五部分“报载小说体制规范下的文学生产”，这部分是文章一大亮点，跳出了传统的研究作者、文本的框架范畴，从文学生产角度论述了刘云若小说的缺点及形成原因。十年之后，张元卿又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了《刘云若传略》，开篇作者即言明“笔者此文，主要侧重生平的梳理，希望对刘云若研究的深化能有所裨益”［29］，所以文章的大部分篇幅放在对刘云若其人、其作的史料性介绍，对于作品的分析也基于其早年的《刘云若论》。不过，文中“狄更斯的私淑弟子”一节对刘氏小说与狄更斯小说中相类似的手法，如漫画笔法、环境与细节的处理、关注下层社会及结构小说方法等做了对比分析，补充了《刘云若论》对刘氏作品中西洋技法论述的不足。

胡芳的《刘云若与中西文化》应该是继《刘云若论》后第二篇专注于刘云若研究的学位论文。从题目便知，文章主要讨论刘氏小说的艺术技法对传统的继承和对西方的借鉴。其中对于刘氏小说与传统评书艺术的对比论述最为精彩，“刘云若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喜欢听曲艺，他的小说采用‘说书体’，各方面都有评书影响的痕迹。”［30］文章从结构故事、语言形态及叙事角度三方面，将刘氏小说与评书体进行分析比较，指出刘氏对前两方面主要是继承，而在叙事上有所突破，不再囿于传统的“全知全能”。文中对于刘氏小说西方技法的论述虽不详实，但是条分缕析：“写人物外貌时，通过漫画笔法夸大特征，达到讽刺的艺术效果”；“借鉴了西洋小说心理独白技法，在小说中增加了大量人物心理分析、内心独白”；“中国传统小说很少大面积地写景，而刘云若的小说往往以写景文字开场，在文章中间也经常穿插大段的景物描写，如同外国的经典名著一样。”［31］通观全文，胡芳是着眼于刘云若的作品文本，重点针对其内容、手法进行分析，是对早年张元卿在刘云若小说艺术技法研究的补充。

针对刘云若小说文本分析的研究中，王培敏的《论社会言情小说家》也值得重视。文章立足刘云若作品文本，力图将以往研究的角度、方向尽数囊括，有“集大成”之势：艺术技巧方面，论述了刘氏小说情节构思方式及其对传统小说技法的继承；内容方面，阐释了刘氏小说对津沽地域文化的展现及对社会世情的描写；人物形象方面，从沦落风尘的女子与身世飘零的名士两个角度进行剖析；还有围绕“言情”，对刘氏的婚爱观、言情模式进行分析。文章的突破点在于对刘氏作品文本分析的深化。该文不再纠结于手法、情节内容、人物等表层，而是更深入一步，尝试去剖析刘氏小说中潜藏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从那些下层的人物形象中、从那种辛辣的讽刺漫画手法中，王培敏嗅出了刘云若作品中的“平民意识”与“名士情怀”：“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平民的生活观念、道德品质等等进行了刻画……对作品中出现的一系列平民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古朴的道德观和美好情怀给予了赞扬，透露出一种可贵的平民意识。”［32］文章还将刘云若几部代表作中的名士分类，“一类是国四纯（《春风回梦记》）、张柳塘（《旧巷斜阳》）；另一类是钱浮文、伊无恐、李又固、费石公（《旧巷斜阳》）、卢寄山、薛立衣、魏孟亭、梁泽民、程小圃、赵古藤（《小扬州志》）。前一类寄寓了刘云若的名士理想，后一类则基本上失去了名士的精神内涵，成为作家嘲讽的对象。”［33］可贵的是，文章并未止步于这两种价值的简单条陈，而是进一步结合文本，论述刘云若在这两种取向间的徘徊：“对自我才能的欣赏与怀才不遇的情怀成为刘云若作品中名士的基本情调。他试图将平民意识和名士情怀想融合的理想状态，在既有的思想修养面前，也显得摇摆不定。正是由于这种思想上的左右徘徊，刘云若的小说虽然以普通的市民大众为表现主体，他也做了为名士注入平民身上所具有的积极因子的努力，但是小说中的名士与平民大众仍然处于一种游离状态。而由怀才不遇引起的道家出世思想往往使归隐成为刘云若小说世界中名士们的最佳选择。”［34］从这样的论述中也展现出刘云若本人内心深处价值取向的动摇与徘徊，对深入了解作家精神世界颇具启发性。

2.专注地域特色分析

董秀婷的《刘云若小说与天津地域文化》可看做是刘云若研究中地域文化特色研究方向的综述性文章。文章将以往针对刘云若作品的地域特色的研究，进行了分类梳理与系统分析：如价值立场、审美趣味方面，分析了刘氏小说平民的写作立场、重情义传统的价值取向和“逗哏儿”的审美情趣；又如作品内容、形式方面，分析了小说中的市井民俗、津味儿语言、评书体痕迹等。文章末尾还以一种辩证的眼光，对刘氏作品的地域特色进行了再审视，指出天津市井文化的局限性对刘云若小说的负面影响。张春雨则在《论刘云若小说创作与天津地域文化的关系》中将刘云若小说中标志性的“混混”与“市井女子”（也有的称之为“女混混儿”），归于天津码头文化的影响，结合史料中对天津“混星子”的描绘进行分析，行文颇有文化研究之趣，但可惜缺少进一步详实而严谨的学理性论述。

针对刘云若作品中津沽特色的分析，较为详实深入的是陈艳的《＜北洋画报〉时期的刘云若研究》。“刘云若入主《北画》恰逢其时，他顺应了时局转变给《北画》带来的新课题——变动之际的城市及市民急需确立自己的新身份，又以自己对天津的深厚认知，有意识地在《北画》上呈现了完整独立的‘天津’。正是在这种本土想象中，刘云若的天津式幽默——‘归哏’得以形成，后来更进一步成为其‘津味’小说的核心要素。”［35］文章结合刘云若《北洋画报》时期的种种史料，对刘氏作品的“归哏”风格进行深入、详细的分析，“津门相声镌刻着天津人的某些脾性，其中就有‘乐’，即‘万象归哏’这种世俗哲学，它反映了天津人的性灵和幽默，以及开通爽气、乐观豁达的集体性格……刘云若的‘归哏’不仅源于他熟悉并喜爱的天津相声文化，而且与二十年代中后期萌芽并在三十年代前期蔚然成风的现代幽默思潮大有关系。”［36］文章层层深入，进一步对刘氏的“归哏”作分析，提取出一种“天津式幽默”风格，“刘云若的‘归哏’以天津相声文化为底子，同时融合现代幽默思潮以及林译小说的‘滑稽’成分，可以说是天津式的幽默。”［37］此外，陈艳还认为这种幽默迥异于林语堂雍容的绅士风度，也与老舍平民化知识分子趣味的“京式幽默”不同，“‘归哏’看起来更‘俗’，市井味十足，它直接贴近市民人生而很少拉开距离。”文章可贵之处是并未就“归哏”论“归哏”，而是又进一步对这种风格技法的意义予以阐释，“津门相声以讽刺见长。因此尽管‘归哏’被理解为以笑化解一切，有一种不了了之的无可奈何，但笑有时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往往用来‘化急切为蕴藉’，以幽默的方式揭露社会丑恶，真正‘寓教于乐’。”［38］陈艳的论述应该是目前针对刘云若作品中“归哏”（也有文称之为“找乐儿”、“幽默”、“讽刺”或“诙谐”）风格特色，最为充分而深刻的。

（二）研究视角：由传统走向多维

通俗文学视角下的作品文本分析与地域文学视角下的津沽特色解析，是以往刘云若研究的两大主要方向，基本是局限在传统的研究模式中。近年来刘云若研究持续升温，针对其人其作的研究视角也日益由传统单一走向了多维，追求从更多侧面出发进行立体化解读。

孙玉芳的《刘云若小说中的城市记忆与想象》对刘云若研究视角的突破极具开创性。文章立足刘云若小说文本，系统细致地将刘氏代表性小说中出现的空间场景、人物形象、社会世相和市井民俗进行了分类，运用城市理论、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理论进行阐释分析。看似仍是对刘氏作品的解读，其实不然，作者已跳出以往的研究视角，从文化研究角度出发，通过解读刘氏作品，进而解读“天津”这座城市。文章开篇即对小说中出现的代表“城市空间”的场景，如妓院、戏院等做了统计，通过分析统计她认为刘云若小说“对传统空间（尤其是底层传统空间）的过分关注，对过渡空间的犹疑态度，对现代空间的利用、拒斥和讽谑……刘云若常常以一种一贯地向后的、下沉的视角在观察和记录城市空间——一方面注意到城市空间的种种变化，一方面不住地把视角投向传统和底层……通过这一系列空间，依稀可以窥见天津这座城市曾经的闭塞与开放，严整与畸形，坚守与放纵。”［39］此外，文章还针对小说中具有地域特色的俚语进行分析，认为“刘云若小说中的市井俚俗语中隐含的城市情状也是倒向传统一方的，时时体现出一种对于传统习俗、事物的谙熟、亲切和对现代物质文明的疏离感。”［40］由此又进一步分析，提出“‘小扬州’是刘云若‘向后看’的城市定位，是刘云若认同的城市的整合特性、同一性，是刘云若小说中城市的‘想象共同体’”。［41］文章由解读刘氏小说入手，但最终是为讨论“天津”这座城市“文化身份”的定位，“对于乡土北京（北平），天津的城市话语权在于它现代都市性的一面，对于洋场上海，天津城市话语权是它靠向传统的一面。在文化身份话语权力的争夺中，这种虚晃一枪的姿态无疑使刘云若小说中的天津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种近乎悖论的境地，因为从另一方面说，它既具有乡土北京（北平）的传统一面，又具有洋场上海飞扬的一面，然而，这传统和飞扬的两面又都处于乡土北京（北平）和洋场上海话语权力的倾轧之下。”［42］文章结合当下热门的文化研究、城市文学研究，层层深入，将以往对刘云若的作品分析研究、地域文学研究引向了一个更深的层次——解读天津城。本文以为，该文是刘云若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佳作。

王留番的《刘云若名实论》虽然仍旧立足作品分析，但落脚点主要在于刘云若的文学史定位与评价。文章跳出以往将刘氏定位于“鸳鸯蝴蝶派”或“民国北派通俗小说”等现代文学分类范畴，第一次站在“天津文学”的立场，以地域文学视角将刘云若划归于“津派”。文章开篇从高新民的《恶因缘》、董濯缨的《新新外史》、戴愚庵的《沽上英雄谱》等简略梳理了“津派”小说发展流变，认为“刘云若是津派小说的集大成者，是他用自己的创作推动和发展了津派小说的最终完成。”［43］文章末章，从刘氏作品自身存在的局限（与时代主流疏离、媚俗化倾向等）和现代小说评判标准对刘云若评价的影响出发，分析影响刘云若在文学史定位的因素，认为“现阶段的文学史对刘云若的评价是欠公允的，对刘云若的评价应当在津派和刘云若研究深入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他的贡献，再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价。”［44］文章已经不再囿于单一针对刘氏作品的分析，而是走向了对“刘云若研究”的研究。

众多的刘云若研究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以其一生的创作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总体性的综合论述，但是陈艳的《＜北洋画报〉时期的刘云若研究》却抛却了以往这种概述性、全面性的分析，采取了“断代式”研究，从刘氏“报人”身份出发，截取其创作萌芽期——《北洋画报》时期，就该时期刘氏的创作、言论，剖析其作品风格形成的原因，勾画其创作轨迹，论述中史料详实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罗海燕的《刘云若的家国认同与文学书写》更是远远避开以往刘云若研究的“两大主道”，另觅新途，从“家国认同”角度出发，细化为“天津认同”与“中国认同”两类并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刘氏作品的风格与主题。文章以为刘云若的“天津认同”时期作品具有了浓郁的天津地域特色，而这种认同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刘云若出生并成长于天津。……二是刘云若有着强烈的原乡情结。……三是受当时报刊载体限制。”［45］此外，文章还注意到刘云若“除有着强烈的天津认同外，他还具备广阔的国家视野，怀有可贵的中国认同。”而这种认同就形成了其小说的四大主题：“一是传达自觉的国家意识。二是流露强烈的亡国焦虑。三是揭露严重的社会黑暗。四是宣扬不断沦丧的社会美德。”罗海燕认为，正是刘氏这种易被忽略的“可贵的中国认同”，令其作品可以“大胆揭露当时社会之黑暗，尽力摹写国人之情态，大力宣扬道德重建并呼吁救国图存”［46］，这便使得刘云若在“津派文学的开拓者”的身份之外，“足以身列中国文学大家之伍”。对比陈艳与罗海燕的“大刀阔斧”，闫立飞的《“方志”书写与文学天津——刘云若与＜小扬州志〉》则选择了“小切口”，回到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文章独辟蹊径，以“方志”书写为切入点，对《小扬州志》进行文本细读，解析其特殊的书写方式。“开始把天津城市作为文学叙述的对象，以‘方志’的形式书写城市的，是刘云若的长篇小说《小扬州志》”［47］，而这部小说题名称“志”，“其明显的‘方志’色彩昭示了作者的‘史家’意识与‘史志’情结，……《小扬州志》不仅叙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面貌与文化特征，而且也暗示了其背后的现代商业文化因素，从而起到了‘方志’的效果。”［48］文章又根据“‘方志’书写的主要特征，在于作者运用极具地方色彩与民俗风情的材料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的发展”［49］，分析文本中的场景、人物。总结全文对《小扬州志》独特书写方式的分析，闫先生以为其意义是“不仅建立了文学的‘方志’书写方式，而且沟通了文学与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文学成为城市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方志’书写……不仅构成小说文本的情节、内容与背景，而且也成为文学天津的开端，建构了城市文化文本。”［50］文章以作品题名切入，引入史学概念进行解析，构思巧妙而新颖，但美中不足的是文中文本分析有时略显表面化，论述深度有所欠缺。

四、存在的问题与研究前景

二十年刘云若研究，经历了80～90年代漫漫的空白期，走过90～00年代喧嚣的配角期，迎来近年的回暖期。然而，众多形态驳杂的研究成果，在迸发着新颖思想火花的同时也潜藏着问题，影响着刘云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刘云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陈陈相因——从方法视角到论述内容的借鉴

从前文的评述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两大主道”——作品文本分析与地域特色解析——行进，如孙玉芳、罗海燕那般真正做到“远离正道”而独辟蹊径、另觅他途的，少之又少。更有甚者，不仅研究视角局限于“正道”，连论述内容也过分尊重前人研究成果。例如胡芳的《刘云若小说与中西文化》中“报载体制规范下的文学生产”一节，几乎照搬张元卿《刘云若论》的第五部分，二者雷同程度惊人。又如于晓风的《略论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中“津派刘云若的妓女形象与文化理想”一节，虽然表面观之是从“文化理想”角度对刘云若笔下的妓女形象进行解析，颇具新意，但是这一节对宾恩海的《略论刘云若＜春风回梦记〉的文化形象和文化理想》一文借鉴痕迹过重，“新意”便已无从论及了。综观二十年刘云若研究，基本没有突破当年张元卿构建的研究框架，只是对其中所列的研究维度不断地进行丰富，并具体地结合了一定的作品文本进行分析。如王培敏、董秀婷的文章，其中大篇幅是对前人研究内容的梳理与整合。本文以为，廿余载研究中真正对既有框架有所突破的，仅孙玉芳《刘云若小说中的城市记忆与想象》一篇而已。

2.述而不作——多资料堆述而少个性论断

民刊中涉及刘云若研究的文章，虽然花样繁多而内容丰富，但是九成以上是一种知识性的介绍或综合性的概述。学术性论文则呈现出“多引少论”的模式：文章抛出一个小标题或若干分类，紧接着便是大量地直引、转引、复述小说原文或他人对刘氏的评语，结合自己的感受做些分析，对这些串联起来的论述很少进行个性化判断，也就是重“析”而轻“断”。例如董秀婷《刘云若小说与天津地域文化》中“对天津风俗文化的描绘”一节，几乎就是将刘氏小说中出现的别具津沽特色的场景、事物、习俗做以摘抄辑录，而针对这种“风俗文化的描绘”有何优点或缺陷？有何意义？对比其他作家笔下的天津风俗文化描绘有何不同？均未涉及。类似的，尚水英的《民俗文化视野中的通俗小说文本创作》中，“民俗与刘云若、白羽小说”一节以“六俗”对刘氏小说文本的民俗现象进行梳理，虽有特色且对刘云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性，但也是典型的述而不作，重“析”轻“断”。

（二）刘云若研究未来的前景

对比张恨水研究，刘云若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存在很大差距，需要新材料、新视角、新论断来助其突破既有研究框架，获得新的研究进展。本文以为，刘云若研究未来的前景至少应有如下三点：

1.小切口深挖掘

针对小说文本的综合性宏观分析，前人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最集中和深入的，所以在此方向出新出奇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是，这不意味着“文本分析”已走向穷途末路。可以效法闫立飞《“方志”书写与文学天津——刘云若与＜小扬州志〉》一文，集中一点深度解析。不要再轻易地大刀阔斧地去对刘氏小说做“砍削”。如罗海燕的《刘云若的家国认同与文学书写》，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但毕竟过分“豪迈”，难见深度，还是少做为宜。

2.寻根归宗

不再单纯地将刘云若单独提取出来研究，而是让其“归队”，以群体中一员的目光角度对刘氏进行解读。但是，这个“归队”不是归回民国北派通俗文学，而是归于“津派”。罗海燕在《新世纪以来天津文学研究综述》中就强调要“超越‘津味文学’视界，将研究努力更多地转移到打造天津作家群上”，要“向建构‘津派’或‘天津作家群体’的跨越。”［51］将刘云若放回同时代天津通俗文学作家的队伍中，对他们作品中涉及的具有共性的文学、文化现象提取出来，再就此讨论分析刘云若在这一点上的个性，拓展研究的广度。

3.比较的目光

让刘云若回归“津派”，与同时代“津派”作家进行比对，这已经蕴含着比较的视角了。不过，这种比较毕竟仍有局限，如果将比较的目光放远，将刘云若与同时代的“海派”通俗小说家做对比，并结合两座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综合的文化研究，也许可以令刘云若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空间。

以上三点可算作对刘云若研究发展的未来设想，还未有相应的研究文章出现。

（三）具有潜在价值的研究方向

本文还根据现在已有的资料与研究成果，梳理出三个具有潜在价值而论述微薄的研究方向，聊作参考。

1.文学史书写角度

近年来有关文学史书写的研究，热度日益升高，似乎又一波“重写文学史”的浪潮再次袭来。针对通俗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地位亟待提高的呼声，也是日益高涨。持激进观点的学者认为，现代以来的文学史意识是“新文学”立场，即注重文学与社会、时代的关系的立场，这个意识是时候该转变了。基于这种激进观点，章妮的《文学史中的作家形象问题——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的刘云若为例》中对刘云若做出了与以往研究中不同的评价：“刘云若是一个通俗小说作家。在通俗小说和高雅小说的对峙和互补中，他自觉选择自己的写作路向且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融合各自的独立个性，取得了丰厚成就。他是三四十年代文学雅俗互动中典型的个例。他更是一个作家。他在既有的文学场中，充分占有和利用文学生产机制、读者审美趣味提供的资本，在自己艺术感受的文字书写中，促进了文学内部各资本的重新分配与融合。”以此来反观以往的文学史意识，提出“一个完整的作家形象，应是多种文学资本交织中的形象”，认为“文学史写作对对象的选择性过滤、建构，需突破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中多种假设的二元对立评判模式、价值观念，自觉地从边缘性研究立场出发”，刻画完整的作家形象。其实，章妮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反转性思路，研究者可以不再从其他角度切入去剖析刘云若，而是从刘云若的研究及研究史切入去剖析文学史书写。

2.历史社会学方法论

这是张元卿在《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与城市文化建设——以天津文学研究为例》中提出的思路。他指出传统的文学研究，都是从书本到书本，“注重文献分析和艺术批评，主要通过学术文章来传达思想，影响社会，其终端成果大都只是纸面文章和书籍。具体到地域文学研究，一般只是研究作家作品、社团流派，研究成果基本也还是文章和书籍。”所谓的“历史社会学”思路，他解释道：“就天津文学而言，对作家的研究应该扩展到对其旧居、工作地等历史场所的研究；对于非天津作家在天津的活动及其活动地或旧居也应该纳入天津文学研究的范围；研究思路应由关注作家作品转为关注作为社会人的作家的整个生命形态；研究活动不应只是书斋里的文献研究，而应扩展到对相关文化遗址、旧居、纪念地的调研；研究的终端成果不应只是论文，而应适当把为城市文化增添有形的文化载体作为一种长期的目标。”其实，就是加入一种史料的自觉，融入文献史料学的思路，采取从书本到实物或者从实物到书本的研究策略。具体到刘云若的研究，可以不再囿于对其作品陈陈相因地评价分析，可以考辨其生平流转，辑佚其在报刊上登载的文章；也可以钩沉旧闻，从津门老报人的回忆录中绘制其交游谱系，比如城南诗社成员、活动点的寻觅与考察；还可以依据其生平，将其在天津（包括曾停留的保定、北京）的故居、就读学校、工作的报馆、光顾过的烟馆妓院和饭店等的旧址串联考察，进行调研。这是一个具有社会史料学价值的研究方向。

3.与张恨水的比较

几乎所有研究刘云若的文章，都会提到他有“天津张恨水”、“小张恨水”之称。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篇论文专注于二者之间的比较研究。难道是二者间没有多少可比较的点？事实上，张赣生、汤哲声、张元卿等人研究刘云若的论述中，也都有对于刘、张二人间进行比较论述的只言片语，主要认为张恨水更注重反映时代而刘云若专注言情，因此集中持贬刘抬张的态度。本文以为，至少有四个节点可以比较“不同”：

1）对情与理的冲突处理。张写的是情和社会恶势力的冲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刘则写情和理的冲突，它引发的是人们对现有情理关系的思考。

2）言情模式下人物阶层不同。一者关注世族，一者关注市井。

3）反映时代的自觉性。刘的小说中不是没有社会重大主题的反映，只是其自觉程度远不如张。

4）向新文学靠拢的自觉性。天津地域文化的自足保守限制了刘对西洋化小说、新文学学习，张则表现出明显的自觉，特别是后来的国难小说、抗战小说中明确的转型痕迹。

结语

刘云若，这个一生都在津沽水畔高唱情歌的王子，在短短的廿载创作生涯中，流转于各种报纸，写出了50余部社会言情作品，担得起“社会言情大师”的称号。刘云若的出现使“津派”通俗小说写作走向成熟，他的作品带动了整个“津派”文学的发展。作为一个在30、40年代引起了巨大轰动的“津派”社会言情小说家，刘云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二十余载的刘云若研究，成果虽不算丰硕，但是林林总总也算充实多样，只是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的材料还存在较多局限，期待着有新的突破。希望伴随着对其研究的多元与深入，能最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呈现出一个多角度的、立体化的刘云若形象，而不仅仅是局限于通俗文学创作的言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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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出版时间：2015-04-14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96.G4.20150414.1720.001.html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15）-02-0033-12

DOI:10.14081/j.cnki.cn13-1396/g4.2015.02.006

收稿日期：2015-01-05

作者简介：酒芃（1991-），女，天津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天津文学研究。

A Survey of Studies on Liu Yunruo

JIU Peng
（School of Literatur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Beginning from�￸￷￶￵published by Mr.Fan Boqun，the famous northern popular novelist，in 1989，research of Liu Yunruo has been underway over two decades with various relevantmaterials，comments and articles.Thispaper，classified by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tostudies on LiuYunruo，gives comments based on the opinion，methodology and viewpoints of the previous articles:"Impressions of Liu Yunruo"summarizes Mr.Liu's historical data into five parts；"Liu Yunruo the supporting star"gives comments from literary history，especially history of light literature；"Liu Yunruo，the favorite"offers a monographic study of Liu Yunruo from content and angle of view.In order to analyze the unique new meaning，breakthrough contribution and shortage of each article，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study and the prospect for future study.

Key words:Mr.Liu Yunruo；Tianjin Genre；popular fiction；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