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资产专用性与复杂产品的比较优势

郭爱美

摘要：基于Levchenko（2007）资产专用性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发展对复杂产品比较优势形成的微观作用机制。复杂产品由多种异质性中间产品组成，由于交易合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性中间产品的投资将面临套牢风险进而导致投资不足；金融发展通过分散中间产品生产商的项目投资风险，缓解了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不足问题，扩大了复杂产品生产规模，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将形成在复杂产品生产和贸易上的比较优势。运用跨国数据对比较优势命题及其内部作用机制分别进行检验，实证结果符合理论预期。金融发展通过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促进效应加快了产业升级，引致较多贸易比较利益获取。

关键词：金融发展；中间产品异质性；交易成本； 资产专用性； 出口复杂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样令人瞩目。1978-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率达17%，远高于世界同期8%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我国的出口产品复杂度也有了明显提高，从最初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为主转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绝对优势（Rodrik，2006；姚洋、张晔，2008）。由于复杂产品代表了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和技术水平，因而复杂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探究复杂产品的比较优势来源是转型期中国产业升级研究的重要内容。

复杂产品往往由多家供应商生产的多种中间产品整合而成。产品越复杂，所涉及的中间投入品可能越多，更重要的是，其中间投入品的异质性也更强。中间产品的异质性一方面体现为技术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其与最终产品交易关系上的专用性。Williamson （1979）和Klein 等（1978）在Coase（1937）企业交易成本学说基础上，首先提出专用性资产可能面临的套牢问题（holdup problem）。他们认为当独立的买方或卖方必须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时，合约的不完全性将导致机会主义和无效率行为的产生，因而在专用性资产形成之后，合约的对方很可能利用专用性资产的特性套牢专用性资产投资方，给投资方造成损失，从而导致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不足，最终双方的利益都将受损。这个逻辑的自然演化结果是：一国要想在复杂产品的生产上取得比较优势，获取较大的贸易盈余，除需要具备一定的产品生产技术外，如何分散异质性中间品专用性投资的套牢风险，降低此类交易成本对复杂产品生产的负面影响值得思考。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向提出该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是通过企业组织的改变主要指企业一体化包括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进而是（剩余）控制权的分配来克服由资产专用性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问题（Grossman & Hart，1986；Hart & Moore，1990）；二是通过合约执行环境质量的改进主要指法律、产权保护以及司法系统质量的提高来减少合约的不完全程度，进而缓解由资产专用性带来的套牢问题（Acemoglu，et al.， 2006）。而金融发展在分散项目投资风险方面的优势触发我们深入研究金融发展与复杂产品生产间的微观作用机理。

金融发展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思想已经得到国内外很多学者的认同。Kletzer & Bardhan（1987）开创性地将金融部门引入H-O模型，假定最终产品比初级和中间产品需要更多的外部融资，若一国的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另一国，那么该国在中间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若一国的外部融资成本低于另一国，那么该国在最终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均衡情况下，外部融资占劣势的国家出口中间产品并进口最终产品，而外部融资占优的国家出口最终产品并进口中间产品。此后学者们的研究或对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或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与Kletzer & Bardhan（1987）类似，Rajan & Zingales（1998），Beck（2003），Svaleryd & Vlachos（2005），Hur，et al.（2006）与包群和阳佳余（2008）等均从外源融资的角度挖掘金融发展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其中尤以Rajan & Zingales（1998）的研究影响最为广泛。Rajan & Zingales（1998）首次明确提出金融发展的比较优势假说，在具有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将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并占有较高的出口份额。Cartiglia（1997）和Teraji（2003）则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指出信贷市场的不完全通过影响教育融资进而对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产生影响。齐俊妍等（2011）指出由于金融发展能有效缓解逆向选择问题，因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

本文从异质性中间品具有的资产专用性视角出发，探讨金融部门对降低异质性中间产品的交易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得出结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复杂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并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倾向于出口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两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在理论方面，基于Levchenko（2007）的专用性投资分析框架，本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作用于异质性中间产品密集型复杂产品出口的微观机制，从交易成本视角弥补了相关研究多从技术角度出发的缺憾；第二，在实证方面，采用复合的金融发展与出口复杂度指标，复合指标的构造精细地刻画了指标的理论内涵，同时在实证模型中运用Manova（2008） 的交叉项方法，以检验变量间作用的理论机制。研究结论不仅支持了理论预期，也丰富了对出口复杂度问题的经验研究。

二、理论模型

Merton& Bodie（2005）的功能金融理论指出，发达的金融体系具有较好地聚集和分配资源的功能，同时也提供了管理和配置风险的有效多样化方法。发端于异质性中间产品投资专用性套牢风险所引致的投资不足，将在金融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得到缓解；并且中间产品异质性越强，从金融发展中受益越大。基于Grossman-Hart-Moore（简称GHM）的资产专用性视角，采用Levchenko（2007）的建模思路，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三种产品”的“2*2*3”理论模型。N和S分别代表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K和L分别代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三种产品中有两种产品各由一种要素生产，其中只用资本要素生产的称为产品K，只用劳动要素生产的称为产品L，另一种产品M由两种要素共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