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托霓裳泪沾襟（一）

一般的来说，书信集无须多话，书信本身就是最好的对于时代、事件、观点、情感最清晰、最彻底、最完美的说明。最近，读到南非作家柯慈与美国作家奥斯特的通信集（台北宝瓶文化出版了中译本），即是此类文集极好的一个范例。

各位手中的这本书《夏志清先生的来信》，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文集。夏志清教授给我的信、文章剪报、影印件、贺年卡一件也不少，都好好地保存着。我给他的信，是写给他和师母看的，无意发表，自然不会留下副本，唯一的例外有着比较复杂的原因。

夏先生说话速度非常快，写信也有这样的特点，一封信里会谈到不少的人、不少的事情。这些人、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两位通信者心知肚明，当然不必在信中详细交代。但是，当要把这些信件放进一本书里的时候，其“前因后果”就必须有个说明。这一来，我就明白，单方面的书信要能够撑起一本书，必得做大量的细致的功课，我的几十本日记、笔记以及其他师友的信件、书籍、文章都成为不可或缺的帮手，用以还原自1987年7月7日到2013年12月29日，以至于2014年1月18日，这二十六年里我同夏先生伉俪之间、我们周围以及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里面不只有文学写作、文学批评、文学出版、文坛佚事、人际往来，尚有对人间世的关心与忧虑。毫无疑问的，通信者的真性情也是会流露出来的。令人悲伤的事情不断地发生着，任何人都躲不开，于是世间也就有着许多的遗憾。

在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里重温这些信件、文章、书籍，感触万千。夏先生在纽约很忙;我在天涯海角跑来跑去，也常常陷在“千军万马”的乱阵之中（苏伟贞语）。但我们都写信，用笔写在美丽的信纸上、信卡上，交付邮局或外交邮袋。夏先生不急着校对以便及时寄回出版社焦急等待的清样，铺开信纸写长信;马上要进医院动手术，先把信写了再说;外头下雨，天冷路滑，也要先把信寄出;年关近了，最要紧的事情便是写贺年卡，否则“对不起朋友”。夏先生有信来，夏先生和师母寄年卡来，我必有信去，啰哩啰嗦，大事小事写个没完。夏先生喜欢我的信，来信中说起，见面时提到，总是欢喜。

与夏先生接触多了，明白他是真正的读书人，一本书若是没有从大标题读到版权页，若是还没有找到感觉能够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那本书就等于没有读完，在夏先生口中，就是“尚未看”。“翻阅”算不算“看”了呢？那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之，他把“尚未看”挂在口头上，拍着手中的书，书里面夹着的签条却在告诉我实在的情形。我们见了面，他常常会对一本“尚未看”的书提出一些看法，甚至推荐给我，我自然是会去找来读的。从他那里，我学到了一个读书的最基本的方法，绝不走马观花，决不抄近路，习惯于精读与慢读，文本它自己给我们的教益是在任何的课堂上都得不到的。

书写则是更严谨的事情，绝对不能马虎。夏先生一辈子都在跟报刊书籍中的错字、错标点、乱七八糟的道听途说、臆测等等“荒谬”奋战。他寄给我文章的影印件，上面有很多他亲笔修改之处，他送给我们的英文原著，有了勘误表还不算，还要亲手改几个字母。因此，我寄书给他，也一定要改正了每一个误植的字、每一个误植的标点，这才付邮。我们一老一小都是“超级校对”，火眼金睛。

夏先生写文章不但用心，更是用情，设身处地，从作者自身的角度去体验其真实的感受。但是，他绝对不肯说任何违心的话，对于他认准了的事情，绝不改口。如此这般，人家开研讨会，请了他去，自然是希望他多讲好话的;他却直言不讳，讲好的一面也要讲不够好的一面，人家自然尴尬。或者，作者忌讳的事情，他却讲得极为透彻，作者也是受不了的。评析潘垒小说与评析琦君散文的两篇长文都是典型范例，至今没有收进任何的文集，却是夏先生提到很多次的“用心写的”重要的文论。我不忍其散失，于是根据夏先生亲自修改的剪报影印件一字字输入计算机，收录在这本书里。相信读者朋友们看到这些几十年前写的文字，一定会感动，也一定会得到多方面的启迪，对于夏志清教授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也会有更深的体认。

夏先生是一位文化巨人，但是，还是有很多事让他悲伤，让他烦心，让他感觉遗憾。我写这本书，耳边总是响着他琅琅的笑声、快速的语声。我知道，他一定会看到这本书，而且，他一定是欢喜的。

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丈夫Jeffrey和我们的儿子Andrew。在我们全家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搬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整整十七次的大搬家当中，他们极有耐心地将我的越来越沉重的书籍、越来越鼓胀的信夹、越来越多的日记本、笔记本稳妥地放进纸箱，或空运、或登船，送往下一站。对于全部待运物资中这最为沉重的一部分，他们从来没有怨言，因为他们深切了解，这一切是我摆放心神最重要的区域，是一个他们完全无法真正了解的区域。我永远记得，七岁的Andrew用他的小手把信夹里的纸张摆放整齐的时候，我有点不忍心，这些纸张上的字句他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他却很开心地跟我说：“很好看的字，好像神秘的符号，它们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世界。”是的，它们确实是神秘的符号，而且绝顶重要。没有它们，就没有读者手中的这本书。

我一直非常喜欢夏先生的两篇长文，夏先生自己也是非常的珍视。但是现在遍寻不获，纸本书里没有，网络世界也不见踪影。我拜托台北文学教授张素贞女士帮我探访，她走访了多家图书馆、文讯月刊编辑部、著名书商乐学书局，得到的答案都是这两篇长文散失了。但是我手里就有，而且是夏先生亲笔改过的，于是请教台湾商务前总编辑方鹏程先生，他赞成我把这两篇文章收进书里，“以保持夏公著作的完整性。”

在研究、比对、书写的过程中，我的大量藏书仍然有不足之处，向台北乐学书局求援，永远能够及时得到奥援，我期待的书来了;我没有想到，但是含有准确数据的书也来了，每每让我大喜过望。乐学书局黄新新小姐的博学、周到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帮助我厘清了许多的疑问。

感谢我的家人、朋友最切实的支持，感谢和允晨出版社的创意和对纸本书的珍惜，使得我们能够一道来完成一本书，表达我们对夏志清教授的敬意。

初次捧读《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书中的内容，曾经与沈从文伯伯、兆和姨以及祖光伯伯等等许多的长辈与朋友充分地讨论过。当然，关于正文内容以及两篇极有份量的附录《一九五八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大家自然是深深感觉到夏志清先生的敏锐与独特。夏先生讲到五十年代初韩战期间曾经为美国军人编写《中国手册》，他写了《文学》等三大章以及《礼节》、《幽默》二小章，也参与了一些其它篇章的写作，其中包括人文地理的部份。“自序”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五十年代后期《时代》周刊刊印了一个中国特辑（该期人物封面是毛泽东），居然也报导中国各地区的风俗人情。那晚我翻阅这个特辑，看到上海人如何如何，北平人、山东人、湖南人又如何如何，都根据我撰写的材料，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看得我人仰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时代》周刊，从来没有这样得意过。”夏先生笑声琅琅，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之一自然是因为当初这个部分没有什么参考数据，“只好凭我的常识和偏见去瞎写”。大陆作家们读了也大笑，笑到眼泪都流了出来，原因却是不同的……

认识夏志清这位传奇人物，却是1987年7月7日的事情。那一天，台北《联合报》副刊的小说家苏伟贞与她的先生张德模来到纽约，约了我到法拉盛去。那时候，我刚刚从康州返回曼哈顿，身心俱疲，一脸憔悴。但是，那一天的约会却是非常的要紧，与来自台湾的伟贞夫妇是头一次见面，与同住纽约的夏公、鼎公也是头一次见面。法拉盛的中餐馆里，一桌五个人，谈得很开心。那一天，我带了一瓶香水送伟贞，她的表情好像充满好奇心的小女孩，马上旋开瓶盖，在耳朵后面轻轻点了两点，席上飘起轻柔的香氛。鼎公与德模面带微笑正襟危坐，夏先生却看得很专注，很有趣。那时候，我就觉得，鼎公与德模是属于东方的，夏公却是属于西方的。他的专注里有着许多的内容，我马上想到他的小说史，想到他对女性作家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回程中，与夏公同时搭乘地铁，他比我年长许多，却非常地绅士，一直在帮我找位子。当时我就想，自己想必是一脸的病容，害得夏公操心。同车的还有伟贞夫妇，所以，一路上夏公都在讲中文，亲切地嘘寒问暖，这位大学问家真是一位谦谦君子。我心里这样想。

那一段时期，我们极为忙碌，我忙中偷闲写《折射》，甚至挤出时间完成了短篇小说《骨灰》，心情可以用“肝肠寸断”来形容。除了联合国以及美国使团的大量活动之外，大陆作家张承志来访，与台北文坛的痖弦先生、伟贞、李牧先生、魏子云先生也通信极勤;与大陆的吴祖光先生、郑万隆、朱晓平、张笑天、张守仁、杨良志、焦世宏（焦菊隐先生的女公子）诸君也通信不止。其间，甚至写了一些关于大陆新锐小说作家莫言的读后感给鼎公，也寄了几本大陆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给鼎公。一直到了10月8日，才写信问候并寄了刚刚写完的小说《电话》给夏公，因为7月那次见面，我知道夏公与吴祖光伯伯是旧识，而《电话》里面的一个重要角色正是吴祖光伯伯，同时寄上的还有《下班以后》。想不到的，10月30日却收到了夏公给我的第一封信。信纸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米色书信用纸，格式自然应当是横写，夏公的信却是将信纸“放倒”直写，字字分明。

韩秀女士：

7月7日那天，苏伟贞来纽约，我有机会看到您，而且一路同你从Flushing坐车回曼哈顿，的确让我感到很高兴。您是美国人，可是国语讲得这样好。今晚把你寄我的大作“下班之后”也拜读了，对你北京味道很重的白话，也感到很惊奇。文字实在流畅，而且有味道，“洋人”能写这样好的中文，实在太不容易了。小说写李玉静十多年、二十年来的情形，虽然主要凭她的回忆，读来也很动人。在大陆，苦命的女子实在太多了，李玉静为两次结婚而受苦，最后决定出走，不回婆家，是很好的决定。秦芳和李师傅的强烈对比，也很有意思，你对北京缝衣厂的情形很熟悉，也很不容易。最近“联副”刊了你的新作《不惑之年》，我已把三份报保留起来，日内即要拜读。您写小说专写大陆，而你自己时间在北京又不太长，可你真花工夫，在关心在研究大陆人的生活。苏伟贞爱刊登你的小说，我想“联副”的读者群也都爱读你的小说的。望你继续努力，多写！

吴祖光星期天晚上我在一个Cocktail Party上又同他见面了。我同他见过三次了，第一次在巴黎;第二次在纽约，二、三年前;这次他重来……更受欢迎了。他讲了一段……经过，很有趣。想他这次会再来NY，你有意同他一聚，我也愿意作陪。你搬来纽约后，可能生活比在华府更忙。听说张辛欣月初也要来纽约，不知你同她熟不熟？我的电话是7496853，有事可打电话联络。

谢谢您给我信，且寄小说给我看。你们全家都好。

祝

秋安

夏志清 上

1987年10月21日

捧读这封充满关怀的来信，真正是汗如雨下。我就在想，伟贞说话、做事都谨慎，夏公打听韩秀何许人的时候，伟贞恐怕只说了“联副”小说作者这一小段，背景方面恐怕也只是提及美国驻联合国使团以及稍早驻节北京美国大使馆这两段，所以，夏公会说我在北京的时间“又不太长”，于是惊奇于我这个“洋人”的中文“这样好”、“实在流畅”，以为是我“关心”与“研究”的结果。夏公是极敏锐、极聪慧的长者。我自然应该实话实说，我这个“洋人”在两岁的年纪便去到中国，并且再无洋人的呵护，直接地浸泡到中国人的汪洋大海之中。除了江南的两年之外，北京的十四年、山西的三年、新疆的九年、重返北京的将近两年，如此这般，近三十年的时光，不但中国话讲得好是应当的，中文写得流畅也是应当的。在那三十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是怎样与许多的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在我10月8日的信里完全没有提，在后来给夏公的信里也都没有提。我在想，迟早谜底总是会揭晓的。

至于《下班之后》这篇不算太尖锐的小说，夏公却看得十分仔细。关于“缝衣厂”，我“熟悉”的是再自然也没有的事情。我在三十岁的年纪进入这家工厂，在一年多的日子里，李玉静、秦芳、李师傅这些人物就和我整天地面对着面，我知道她们的喜怒哀乐，我了解她们的困顿与挣扎。诚实书写并非难事，但是，也并不需要跟夏公说太多，老人家绝对不需要听这么多苦涩的故事……

1987年10月31日写回信给夏公的时候，只是十分诚实地将自己的过往作了极为简略的说明，关于吴祖光伯伯的一节，却让我颇费踌躇，好在，他的电话马上就来了。关于国内形势，祖光伯伯说了这样一句话“山雨欲来风满楼”，又说凤霞身体不好，再也经不起折腾。我了解，敢说敢做的祖光伯伯念及凤霞姨的安危。我非常默契地祝福祖光伯伯旅途平安，息了见面的想望，他在电话中颇为欣慰地告别。之后，自然仍然通信，仍然闲话家常。但是，1986年在北京与祖光伯伯、凤霞姨的告别却成了今生今世最后的告别，我们没有机会再相见。这个阻隔完全不是由于地缘的距离，更没有人际之间的阻碍，我们没有办法打碎那坚硬的藩篱。

如此复杂的心绪，如何写给夏公，也是颇费思量的事情，写了改，改了写，直到11月7日才定稿付邮。夏公的睿智在这个时候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全懂，全明白，而且非常的默契。让我非常的佩服。

1988年，我们必须离开驻节两年的曼哈顿回到华盛顿去。在离开之前，在4月5日，我写信给夏公，并且转寄阳雨的文章给他。这篇文章是北京作家郑万隆在3月下旬寄我的。

1988年5月，华文文学世界最重大的事情便是沈从文先生于10日在北京辞世，放下了人生这部大书，留给世人无限怅惘。纽约、台北、北京三地函电交驰之中，我奋力为“联副”完成《沈从文印象》一文。与此同时，也将沈家新址与电话寄交夏志清教授。兆和姨在电话中特别感念夏先生的慰问，一再要我代她好好谢谢夏先生，于是我便想请夏志清吃中饭。他教务忙碌，直到7月7日才答应下来。我们在7月12日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谈谈这半年来的许多事情、许多人。席间，夏公问到古华。于是，在13日，我便寄一篇古华先生的长文给他。距离7月22日我们举家搬回华盛顿只有短短的九天，当时的匆忙与紧张可以想见。7月12日那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师生两人清清静静吃了一餐饭，聊聊我们共同关心的许多事情。很多年来，我一直非常怀念那个日子。

1989年1月，我与夏公交换过一封信件，在信中回答了一些有关赵清阁女士的问题。在中国三十年代女作家中，夏教授曾经肯定赵清阁的文学造诣，但是对她选择留在大陆一事有着很多的疑问，我一一据我所知做出回答。

7月17日，我写信给夏公，第一件事就是关于大陆作家张贤亮的，因为我想夏公的文章里大约提到张贤亮的家庭背景，当然要确实才行。据我所知，张贤亮的父亲曾经是美国留学生，也曾经为国民政府工作，解放以后被整肃，死于牢狱。我没有机会看到聂华苓女士的文章，只是根据我的认知回答了夏公的疑问……

刊登于《中央日报》副刊的夏公一篇逾万字的评析文章，我却是十分地宝爱，十分地珍惜。夏公不但用心地写了这篇文章，刊出之后还认真地修改了一些误植的字，剪剪贴贴，影印下来，长长的四页。其中，关于文学书写的理念尤其重要，我曾经反复研读多次，至今将其留在夏公的信夹内。2014年3月23日在华府一个写作工坊的课程里，更以这篇长文为教材，说明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在这篇长文里，夏公明白表示潘垒这样一位越南华侨，二战期间亲身参与了印、缅边境的殊死战斗，以亲身经历为本的书写何其可贵。尤其是第三十章，夏公直接指出，“他（指潘垒，笔者按）早在1952年即说得上是继承鲁迅、老舍、张天翼写实主义传统的小说家了”。但是，在给我的信中，夏公坦率说明这部小说写得“不算好”。小说的“夏”与“秋”值得赞颂，值得欣赏，“春”与“冬”却令夏公叹息不已、痛惜不已。换句现在的话说，这两个部份被“写坏了”。何以致此？我自然大感兴趣。其时，我正在写《折射》，当然要避免把好端端的素材写坏了。夏公谈到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一开头作者就没有将男女主角写好，显得非常的不真实，有悖常情;二，是整部小说的前后调子不统一、思路杂乱;三，便是当年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的诸位先生看过初稿后，提出了修改意见，作者居然就花了九个月时间遵照这些意见将小说改写。关于这三方面的挫折，夏公作了详尽的分析，对作者的关怀与痛惜溢于言表。细读之下，我深切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对作者身心的严重伤害，这大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使得这部书无法达到《西线无战事》的高度。家庭与童年的种种，也使得作者大失真正的男子汉气概，他写不出葛里高利与阿克西尼亚惊天动地的爱情，于是《静静的红河》与《静静的顿河》也就远远不止一字之差。从夏公的分析研究里，我深深感觉一个成功的小说作者所必须具备的一些精神与心理方面的素质。同时，也体会到调性的重要。学以致用的结果便是在1989年完成《折射》，却到了2011年才完成调性完全不同的《多余的人》。第一本书本来想要用的素材，放置了很久，才被纳入第二本书，便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至于听了前辈的意见，主动大修原稿这一个部份。我个人的感觉还是作者把持不住的责任比较大。当然，作者当年初来台湾，生活非常困苦，生活的煎逼是极大的压力，使得作者想要获得经济的奥援，实在是无可厚非的。

夏公毕竟非常的厚道，这篇用心写就的长文没有收进他的文学评论文集之中。原因大概很多，其中想必有着顾全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诸公颜面的因素。当然，对作者潘垒的深切同情、对《静静的红河》一书的惋惜也是重要的考虑。

在这一年的夏秋时节，国内许多友人的状况不好，多方寻求出国机会。此时，外子Jeff的工作范围从远东转到澳洲，他也就不方便伸手援助。我便开始请托学界中人。当时，最为焦急的是北京作家朱晓平所期待的访美事宜屡遭挫败。万般无奈，在10月19日写了一封信给夏公，请他在百忙中留意看看有无机会，信写得很婉转。这封信一丢入邮筒就后悔不迭，在心里埋怨自己，这种事可遇而不可求，实在是急不得的，麻烦夏公实在极不合适。果真，10月30日，夏公的回信就到了。

韩秀：

好久以前您给我的信尚未覆，现在先覆10月19那一封。

我在哥大无权无势，也没有一个自己incharge的单位可多帮人家的忙。有些亲友要出国，我帮忙都是以个人名义，与哥大无涉。因为我书里写了师陀一章，1983年我同他见面，就保持通信，后来他的独生子要来美，我为他作保;师陀一年前去世后，他太太要出来，我也为她作保，上星期安抵NY，尚未见面……

你在北京朋友多，现在一下子得不到消息了，当然很难过。朱晓平的作品我未读过，但当然也想帮他忙。可是我手边并无一笔grant，自己也从来不用research assistant，系里本来没有经费，实在帮不上来，刘绍铭处当去信问一声，我想他也无能为力，只能帮学生的忙。

过年我六十九岁了，1991年春就要退休了。最近文章写得太少，其实平日还是忙个不断，你对近十年的大陆作品如此熟悉，自己多写小说外，应该多写评论。

近况想好，祝

秋安

志清

1989年10月28日

接到夏公这封来信，明白自己过于唐突，给他添了太多烦恼，赶紧定下心来好好写回信。正在纸上频频道歉的当儿，连续接到台北痖弦先生、林载爵先生来信，都提到了一件事，夏公曾经声援赵清阁先生根据《红楼梦》改编的话剧《富贵浮云》。因为剧本市场的低迷，终至没有办法出版，两位先生的信都流露出惋惜与无奈。原来，不声不响的，夏公出手援助了素昧平生的清阁姨！正如他一生作为，就是要让人们看到那些被埋没的作家！于是，大为感动，又在回信中说了许多感谢的话。正要将信封起来，Jeff竟从办公室带回清阁姨寄自上海的来信。信中要我代她感谢夏公的支持。于是，将信纸展平，加上“又及”，将清阁姨原话据实抄录，这才将信封好，贴上美丽封缄付邮。这封信寄出之后，心里踏实了不少。夏公是极热诚的人，热爱朋友，乐于助人。万般无奈，才会写上面这样一封信来。现在我这一封信去，夏公的心里一定会好过一些。

果真，在年底的贺年卡中，夏公的情绪好多了。至于他曾经声援赵清阁的这一段公案，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起过，清阁姨却是常常提起的，到了九十年代末去世前，还在信中诉说她对夏公、对痖弦先生、对林载爵先生的感激。2013年圣诞节前，我们给夏公的贺年卡中再次提到了这件事，并且向他报告：2014年，清阁先生百岁冥诞，大陆有可能将这出话剧搬上舞台。相信，夏公一定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的。这时候，距离夏公仙去的日子也只剩短短几天了。想到他在病榻上还能读到让他高兴的消息，我心里多少觉得了一丝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