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的“建筑”叙述*
——一种跨学科的分析

■李凌燕 支文军

新闻周刊的“建筑”叙述*
——一种跨学科的分析

■李凌燕 支文军

新一代新闻周刊的“建筑”①叙述，为建筑批评在主流意识领域打开了新的契机。这种叙述催生了新的媒体城市观与方法论，也改写着建筑批评的大众传播图景。本文将《南风窗》《瞭望东方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五本新闻周刊的封面主题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建筑”的叙述方式与逻辑和对建筑批评大众传播的影响进行讨论，也以此作为理解新闻周刊媒体特性的跨学科视角。

新闻周刊；建筑批评；叙述策略

传统学院派的建筑批评，长期局限于学理探讨与审美诉求的框架中，将建筑从其赖以生存、被使用、被感知的日常与社会中脱离，并发展出一套自成体系的言说模式。说到底，这是一种专业“小话题”式的批评视角。在维系专业性的同时，也忽略了建筑的“在世性”，极大减弱了建筑批评被社会公众参与和广泛传播的可能，造成批评内核的干瘪。反过来，这也加速着建筑批评的失语，使专业人士面临着和甲方与公众沟通不畅的尴尬困境。

大众传媒对建筑话题的关注为建筑批评与公众进行沟通搭建了可贵的渠道。由传媒构建的建筑批评新特质，并不一定取决于传媒份额占有率，往往更加依赖传媒的性质。20世纪90年代以《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为代表的新型新闻类周刊的兴起和对“建筑”话题的关注为建筑批评的大众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虽然新闻类周刊的种类只有20种左右，仅占我国期刊总数的0.2%，然而作为“文化时代向传媒时代转型的产物”②，其与生俱来的新闻敏感度、强烈的批判意识、对选题深度挖掘的整合能力和对中国“中产阶级”这一“影响力阶层”受众的锁定，都使新闻周刊成为建筑批评在主流意识传播与构建中的精英力量。

这种作用力在新闻周刊2000年之后对“城市化”命题的集中关注与演绎中变成一种常态，并形成互为因果的两极：一方面，新闻周刊“精英媒体”的定位、“影响力阶层”的受众锁定、话题的深度解读方式等特征，使其普遍表现出集国际视野、中国立场、原创诉求、专业精神于一体的共性，赋予建筑批评以独特的叙述与演绎方式，提供对建筑与城市话题关注的崭新视角与全新语境，成为构建“影响力阶层”对建筑理解和批评的基础。另一方面，建筑批评也成为了影响力人群的文化标识，直接参与到新闻周刊对新时代、新传媒与新阶层的传媒构建体系中，从而改写着自身的大众传播图景。在此过程中，建筑批评的焦点从专业纯学理式的审美取向，转移到与时代宏观语境和社会焦点紧密相连，发展出在关注视角、内容、立场、叙述策略等诸多方面都指向建筑公共属性维度的“大话语”。

一、“建筑叙述”的角度选择

新闻周刊对“建筑”的关注，实则是其对时代与社会新事物、新现象、新特质的反映与发掘。在这样的媒体定位之下，建筑批评不再侧重于维系学科连续性、维护学科独立性的竖向关联，而更突出地表现建筑批评与日常与社会横向的、广阔的紧密关联，成为时代特质的表征，并由下至上生发出诸多自命题，形成不同的关注面相，构建出新的叙述逻辑。

新闻周刊迅速发展的十年，是我国社会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最为剧烈的时期。“建筑”“城市”作为此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领域，发展速度快、涉面广等诸多无法回避的冲突与问题在此集聚，集中体现着时代特征、社会基本结构与价值体系的深刻变化。这种话题特性使“建筑”话题顺理成章地成为新闻周刊对“新时代”宏观语境的把握与构建中的绝好素材。

从笔者对五本新闻周刊1996年至今与“建筑”相关的封面主题内容进行统计来看（见表1），新闻周刊对“建筑”内容的关注呈现出明显的时段性，并在1999－2003年、2005－2010年出现两次高峰，这与我国建筑与城市的发展阶段相吻合：2000年前后，“奥运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我国城市化进入发展新阶段。此间，由国家大剧院的全民讨论开启了建筑事件全民参与的序幕，建筑事件频发更使建筑成为热议话题；2003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0%，2010年城市化水平提高到49.9%，这些都说明当前我国正处在诺瑟姆S型曲线所描述的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③，也是发展最快的时期，城市化成为中国最大的现实。其中，将五本新闻周刊对“城镇化”的报道主题拼贴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城镇化路程的专业记录。从《新周刊》以《城市复兴》（2001年8月1日）开始对城市化浪潮中的样本城市进行记录与关注，如广州（《广东打造第三城》2003年3期）、重庆（《第N城》－重庆和它的可能性2005年10月15日）、北京与上海（《封面是北京封底是上海》（2005年11月1日）等，到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大城市隐忧》（《新民周刊》2007年52期）、《折腾城市新浪潮》（《南风窗》2009年12期）、《城市病》（《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27期）等发展问题的集中检视，再到对《逆城市化——还乡或是重建乡村的可能》（《新周刊》2012年11月15日）、《新农村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7期）、《城镇化启新》（《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12期）等新阶段城市化道路的探索，完整地反映了中国在面临城市化第二阶段所经历的思考与实践历程。

此外，“居住”作为中国最大的民生话题之一，也被五本新闻周刊以16期、22%的封面报道，对其进行了锁定。而其中，《三联生活周刊》以14期的绝对优势，将对“居住”的关注变成诠释其周刊定位“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的重要切入点。2001年的第一期，也是《三联生活周刊》正式转周刊后的第一期，即将《居住改变中国》作为封面主题。“居住到底怎么改变中国，在开发商主导的这种改变进程中，究竟应关注什么、反思什么？”是这期周刊所讨论的内容。之后无论是《回归传统居住》（2005年34期），还是《好房子的100个细节》（2006年9月），或是《未来都市新公寓的10条标准》（2009年34期）、《怎样诗意的居住》（2013年41期），《三联》对居住的多角度关注与解读，其实都是对这个疑问的不断持续与深入。而《新周刊》的《愤怒的房子》（2007年第14期）、《保障房大考》（2011年31期），《新民周刊》的《电梯房民主实验》（2007年24期）则将“居住”这一民生话题引入到更加犀利与现实的声讨势力中，并与房价、房屋保障制度等更大的社会现实相联结。

新闻期刊对“建筑”的持续关注，使“城市”“居住”“标志性建筑事件”等建筑批评的时代议题得以确立，在专业传媒之外第一次清楚地、系统地限定与改写了建筑批评的内容框架。

图1 五种新闻周刊2006－2014年封面内容统计表

图2 新闻周刊“建筑”内容报道统计

对于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民众，特别是新兴发展起来的具有较强经济实力与日益开阔视野的中产阶级人群而言，中国的日益强大富足与全球身份认同之间的差异是亟待弥补的情感缺失。中国版图上吸引世界眼球的大量标志性建筑与“城市叙事”催生出的物质空间与形态上的巨大变迁，作为与世界接轨、重建民族自信的途径刺激了媒体和受众的“世界想象”。

这种企图使得新闻周刊将诸多对时代发展具有节点意义的事件作为其构筑时代语境、进行“建筑”叙述的重要手段。“奥运时代”的建筑与城市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三联生活周刊》在《城市升级》（2007年12月）中这样表述：“不论你们今天做出什么决定，都将载入史册。”“奥运时代到来开启了全新的中国，也依次刷新了她的城市和建筑。”“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因记录着一个城市在特殊历史时刻的内在悸动而被写入历史。”这期对奥运来临前的新北京的升级之路进行了从总体到局部再到单体的全景式讨论：从“首都地区”到“新潮阳”“南锣鼓巷”与“国家大道”“中轴线”横空出世，以大建筑新节点为报道视角，全新抒写了北京的升级之路。同样的节点确认方式被用在《瞭望东方周刊》的《后世博幻想》（2010年44期）报道中。《瞭望》报道了世博对上海和当下中国的启发，以及后世博时代的讨论，以此对中国城市规划发展中的模式进行反思。在这样的报道中，媒体对中国社会的记录转向“后世博时代”的特征描述。

这种节点的象征，使对典型建筑与城市事件的解读，成为对时代新特质出现或描述的确认。新闻周刊也正是通过这种现代性的媒体想象，通过对“国际化”“全球化”的推崇与渲染，使“建筑”话题获得一种“新时代”的特征。在新闻周刊将“建筑”“城市”作为受众自我身份认同的指征加以考察的同时，建筑批评被以此方式转译为构建社会宏观语境的一种媒介话语方式，更好地帮助建筑批评与社会中“影响力阶层”相对应。

新闻周刊对批判性的需求和对社会的深刻检视与深度解读，是其树立媒体理性，并由此区别于其他新闻类传媒的核心所在。社会问题的发掘成为一个必要而便捷的途径，而高速率推进的中国城市与建筑所折射出来的诸多社会差异的并置及价值取向的变化等，无疑是当下中国最好的问题库素材。因此在五本周刊关于“建筑”的73个主题报道中，对中国建筑与城市的问题报道有19期之多，占到了26%。《城市病》（《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27期）、《中国式规划病》（《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41期）、《大城市隐忧》（《新民周刊》2007年52期）、《中国城市水危机》（《新民周刊》2007年15期）、《老房子沉了裂了塌了》（《新民周刊》2014年7期）、《欲望高楼摩天大楼的中国生态》（《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29期）等都是从不同视角与层面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发问。特别是《新周刊》的“城市败笔”专题（2000年总第79期）更是以“十大败笔”“将当今城市规划中所有的荒唐：从摧毁旧城的暴力到心血来潮的标志，从好大喜功的攀比到非人性化的建筑”。皆呈于纸上，为建筑批评中沉默的大多数代言，该文被摘入《新华内参》供决策者反思。专业问题通过新闻周刊的报道，被转化成易懂的病症式表述，由此折射与牵连出当下中国的社会特征，从而反过来凸显媒体“社会守望”与“议程设置”的功能，深化了新闻周刊的理性内核。

二、“建筑叙述”的媒体策略

尽管新闻周刊更多关注居于社会主流的“影响力阶层”，具有一定的“圈层性”。然而作为大众媒介的一种，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将建筑批评带入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公共言说领域。建筑批评由此遭遇了从“专业话题”到“社会话题”的策略性转译。

新闻周刊对“建筑”的报道最大的特色就是其主题的多维关联性。建筑话题往往从专业内容填充的框架开始，通过现有素材资源将讨论主题放置在牵连度更为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并以此获得其他领域相关内容的补充，从而形成全新的诠释框架。比如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圣城”想象——曲阜开发的历史推力》（2008年第11期）主题报道中，对于曲阜“中华文化标志城”兴建规划的热烈讨论，就被放置在“圣城”想象的文化标识下加以评述。并在文章中直接地表露：“在这个争论中，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个关于‘圣城’与国家文化形象想象的历史肌理——曲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符码。”而《瞭望东方周刊》对《城市竞逐》（2013年2期）这一中国特有的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推动力的讨论，则关联着资源分配、城市范围扩展、人才与政府管理、城市规划建设等多种考量。在这样的诠释框架下，对城市竞逐现象的讨论就变成了极具深度的中国现实制度与特征的解读。多维关联的报道方式，将建筑批评对准时代的敏感话题，以广阔的关联与深度挖掘，将建筑批评的理性建立在更多领域、受众、视角的交往与博弈之上，给读者以新的视点和新的认识。迎合了“信息过载”之下受众对优质信息的渴求，也使新闻周刊更胜任信息时代新型“把关人”角色。建筑批评也在被赋予一种社会学视角的解读同时，转化为社会话题，获得了新理性的基础。

在叙述策略上，新闻周刊以“差异化叙事”建构起自己新的话语方式，此上的建筑评论往往采用与专业或官方媒体采用的中性的、知识普及式的行文习惯不同的表述方式，具有明确的、预设的情绪立足点。2007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文章中这篇题为《四大建筑的新北京——城市升级》的文章从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复兴”的视角，讨论申奥成功将给中国尤其是北京城市带来的“新变化”。文章以激动、彭湃的热情对未来的北京城市以及中国发展进行了如下的展望：“这是一个有象征性意味的开始，由此出发，我们杂志将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城市升级、交通变局、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保障……力图完成一系列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中国的报道。“新北京”以及新的中国，不单是一种标签，而是有可能未必完全知晓的事实。④这种对奥运时代的全情憧憬，完整贯穿于整期周刊的内容中。而《新周刊》在2007年7月《愤怒的房子：五城房疯》的封面文章中，则以犀利的、近似呐喊的姿态直指中国人的房价之痛：“总归，结果就一个字——“涨”！连那些预言中国房地产泡沫者，都在悄然入货。”“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最难平抑的恐怕就是‘凭什么你有、我却没有’的愤怒。”……在其《城市异化排行榜》一期中，它把北京命名为“最苦逼的城市”，上海则是“最傲娇的城市”，深圳是“最山寨”的城市等。通过“排榜、命名、摇旗呐喊”等方式，来塑造城市形象，刺激人们对于不同城市的认识和想象。这种由媒介杂志塑造出来的城市特质，在大众传媒的捏携下，迎合了受众的猎奇心理，也获得了阅读上的差异性感受。

同时新闻期刊通过突破专业和党报类媒体的报道禁忌实现了其对深度的探求，获得了对远离权力影响之后的自由。这使建筑批评得以从繁琐的文字细节与曲折的叙述中脱离，快速、明确地传播到受众一方。在主题的提出与阐释过程中，一种情景与语态的设定，使受众得到了情绪上的调动与共鸣，以此激发阅读的欲望，借此完成了与大众话语对接的过程，这是新闻周刊批评中的转译策略。

三、“建筑”叙述的公民立场

新闻周刊的中产阶级与社会精英的受众群体，使得新闻周刊的报道减少了国家与政治意志的成分，也独立于民众的众生喧哗，在追求报道的真实与客观的同时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具有社会责任感与彰显人性的公民立场。如“房改17年，住房还是梦”（《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总19期）。老房子沉了裂了塌了（《新民周刊》2014年7期）。城市败笔（《新周刊》2000－3－15）。谁的城市（《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48期）。《城市病》（《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27期）等。然而无论是《城市病》中对GDP指引下的筑城方式的激烈批判，还是《城镇化启新》中吹响的“城市复兴”的号角，新闻周刊以“我反对”的姿态将问题抛出，在演绎与归纳的交叉中分析、检视，形成关联，而“人性”的呼唤则贯穿始终。《新周刊》曾将这种城市观概括为更注重“人文观，以知识分子、民间城市保护者为代表，讲究独特人文价值、宜居指数等方面”⑤。《谁的城市》中《三联生活周刊》也借上海胶州路大火对中国以GDP为目标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呼唤“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认为：“在追求城市形象与GDP的背后，我们实在有太多的盲点需要填补——城市管理者是否能将目光转移到对每个市民特别具体的关怀，关注他们的安全、公平和发展？”

新闻周刊以媒介自身城市、建筑观形成了有别于学院派批评中“专业本位”的批评新尺度，以对“人性”的强调凸显着自身的批判性，形成强烈的识别性，也为建筑批评引入了有效的社会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更像是专业传媒与主流传媒之间的链接。而媒体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弥补了主流媒体在建筑批评上的失语，也全面改写了专业批评学科本位的思考逻辑，更使建筑批评收获了精英人群的关注。

在新闻周刊的建筑与城市演绎中，新的媒体城市观与方法论的形成，使得建筑批评完成了向传媒时代的转换，亦使建筑批评获得了新的受众群体与表述方式。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顺势而为。由此，建筑批评得以从专业话语中释出，借助一种体系的力量，建立一种社会话语和精神。而新闻周刊则为建筑批评对接了最具舆论主导力量的社会精英受众群体，并提供了对话的平台，搭建了一定意义的公共空间。以此而推，同时期其他传媒类型的建筑批评转译，连同新闻周刊一起形成了传媒社会的外在合力，将建筑批评引领至新的天地。

注释：

① 这里的“建筑”作者采用了专业概念中“大建筑”概念，即包含着城市、建筑、环境艺术、风景园林在内的大学科内涵。

② 参见苏童：《谈三联生活周刊》，http://www.my285.com/。

③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于1979年提出各国城市化过程的轨迹为S型曲线的理论。从诺瑟姆S型曲线所描述的城市化进程来看：当城市化水平逐渐介于30%－70%之间，当城镇人口比重超过30%时，城市化进程会进入加速发展时期，人口向城市迅速集聚，其发展态势也进入到城市化的第二阶段。

④ 李鸿谷：《四大建筑的新北京——城市升级》，《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45期。

⑤ 闫肖锋：《〈新周刊〉的城市观——人性的，太人性的》，《青年记者》，2008年第15期。

（作者李凌燕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支文军系同济大学出版社社长）

【责任编辑：张毓强】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众传媒中的中国当代建筑批评传播研究”（项目编号：5127834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