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舆论研究的知识图谱与研究主题*
——基于CNKI（1998—2014）的数据分析

■汤景泰

我国网络舆论研究的知识图谱与研究主题*
——基于CNKI（1998—2014）的数据分析

■汤景泰

伴随着网络舆论影响力的剧增，网络舆论研究在我国也已迅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吸引了来自多个领域的学者，并贡献了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工具，以截止到2014年12月公开发表的论文数据为基础，运用Endnote和Excel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了我国网络舆论研究发展的阶段特点与知识图谱，并探讨了网络舆论本体研究与主体研究、网络舆论生成与演化、舆情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主题和范式。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交媒体与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网络舆情产业化趋势、网络舆论与社会治理等问题，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

网络舆论；知识图谱；研究主题；CNKI；数据分析

近年来，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不容忽视的公共喉舌，不断就民族、民权与民生等公共话题发出时代强音。不仅如此，互联网也改变了舆论格局，使得舆论主体更加多元，关注话题更加深入，传播速度更加及时，从而使得网络舆论成为当今舆论的主要类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且巨大的影响。与之相应，网络舆论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吸引了来自多个领域的学者贡献了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在这种喧嚣中，更有盘点与反思的必要，以利前行。

一、网络舆论研究发展分析

对于我国网络舆论的发端，目前存在多种观点：彭兰认为，中国网络舆论发端的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后全世界华人在网上的抗议活动；林楚方、赵凌则认为，“真正以国内网站为平台来表达民意的标志性事件，则应该是1999年5月9日人民网为抗议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而开设抗议论坛一事，这是传统媒体网站开设的首个时事新闻类论坛。”①还有学者认为2003年对于“孙志刚事件”的研究是个标志性的起点，因而2003年又被称为国内网络舆论研究元年。根据目前所见资料，热点网络舆论事件和相应的研究还要提前。1997年中国男足冲击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失利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网络舆论事件。中国男足失利后，一位网名老榕的球迷在四通利方的《体育沙龙》论坛发表了《10.31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帖子，立刻在网民中引起巨大反响，仅在48小时内，这则帖子就被阅读2万多次，而且不断被网民们转载，后几乎传遍所有的中文网站，并影响了传统媒体的议程，被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众多纸媒转载讨论。闵大洪的《“一种媒介多种声音”与“多种媒介，一种声音”——因特网（internet）挑战中国新闻传媒》一文中，已经敏锐地由这一事件注意到了互联网舆论的强大影响力。

在此之后，网络的舆论功能愈加凸显，推动网络舆论研究热度不断升级。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网络舆论研究的发展态势，我们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索了自1994至2014年的期刊论文。由于舆论和舆情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故实施的检索条件为：主题＝（“网络”＋“互联网”＋“因特网”）*（“舆论”＋“舆情”）。在此基础上，又通过人工去重，最终确定从1998年开始有相关论文发表，直至2014年，检索结果共计14699条。运用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功能，结合CNKI数据库的分析功能对这些论文的时间分布、作者群体状况、研究前沿领域和学科影响做了如下分析：

1.时间分布：以2004年和2008为两个重要节点，与网络热点事件和互联网发展趋势高度重合

1998－2014年我国网络舆论研究期刊论文总量为14699篇，其年度分布和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数据显示，2004年以前，期刊论文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增量较为稳定，可以视为网络舆论研究的酝酿阶段。而从2004年开始，论文总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绝对数值不高。这说明网络舆论研究已经开始受到重视，但还未成长为一个研究热点，可以视为网络传播研究的起步阶段。从2008年开始，论文年均增长速度不仅超过50%，而且论文绝对数量可观，表明网络舆论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可以称之为爆发阶段。虽然这种爆发趋势目前已经趋缓，但增长势头仍然明显。

图1 1998－2014年网络舆论研究期刊论文的年度分布

2004年和2008年成为两个重要节点，也说明了网络舆论研究与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及我国互联网发展的相关性。2003年，正是SARS、孙志刚案、刘涌案等网络热点事件的涌现，展示出网络舆论的力量，从而给网络舆论研究的起步提供了支持。而在2008年6月，在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视察人民网，并通过强国论坛与网民在线交流，反映出中央决策层对网络舆论的重视。也正是在这种关注下，网络舆论开始了以网络问政为标志的关注国家社会各类公共问题的潮流。

2.代表性作者群体状况：多所高校研究实力较为突出，学者间合作较少，仅见同地域小团队合作

研究机构的分布是考察一个研究领域热度的重要指标。从检索论文所属机构来看，国内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均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发表，在检索时间段内发表50篇以上相关论文的机构就有26家，而且军队和警察院校发表论文数位居前列，显示出网络舆论研究得到了普遍重视。其中，多家相关研究实力较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已经脱颖而出。从研究机构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排位来看，发文量在100篇以上的研究机构有13家，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170篇，华中科技大学169篇，武汉大学158篇，中国传媒大学153篇，复旦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均为125篇，南京政治学院124篇，南京大学和河北大学均为117篇，郑州大学和四川大学均为114篇，北京大学105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01篇。但从Citespace分析结果来看，我国网络舆论研究合作较少（见图2），且机构间合作有很明显的同地域现象。

从作者发表论文数量来看（见表1），论文产出量在15篇以上的作者有14人。从citespace分析结果来看（见图3），这些作者间的小团队合作现象明显，这种团队合作机制对我国网络舆论研究的促进和推动起着积极作用。

图2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

表1 1998－2014年我国网络舆论研究期刊论文的作者分布（作者发文量＞15）

图3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高产作者合作网络图

3.前沿领域：热点突出，新领域显现

经统计，我国网络舆论研究的14699篇论文共有25939个关键词（平均每篇论文有1.76个关键词），经过分类、归纳和整理，并且剔除数字、符号等无实质意义的词后，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具体而言，词频在250次以上的关键词见表2。用Citespace进一步分析高频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发现（图4），网络舆情的前沿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针对热点事件、突发事件的社会舆论分析，如“躲猫猫”事件；（2）在高校思政教育领域，主要涉及对大学生网络舆论的引导，网络文化及网络媒体和电子政务的应用研究等；（3）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4）通过关键词突变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网络舆论研究的新领域，如微博、新媒体和网络反腐等。

图4 1998—2014年我国网络舆论高频关键词关系图谱

表2 1998—2014年我国网络舆论研究的高频关键词（频次≧250）

4.学科影响：以新闻传播学领域为主，同时吸引了多个学科，是典型的交叉研究领域

从对历年来的研究论文学科类别情况来看，通过分析这些文献所在的学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网络舆情研究对其他学科领域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舆论研究在我国吸引了来自新闻传播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近40多个研究主题领域的研究，其中超过一半的文献属于新闻与传媒领域。另外，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高等教育、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诉讼法与司法制度、互联网技术、公安、中国共产党等学科对于网络舆论的研究也是热点（见表3），这显示出网络舆论研究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表明其跨学科研究特性会越来越强。

二、网络舆论研究内容分析

前面通过量化分析方法对网络舆论研究的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了进一步把握我国网络舆论研究，离不开对其研究内容重点的分析。从内容来看，网络舆论研究涉及相当广泛，舆论主体、主题、演化机制、影响及管控等都有涉及。下面结合相关成果，具体阐述其特点。

表3 1998—2014年我国网络舆论研究的学科分布（论文数量＞150）

1.在网络舆论本体研究中，研究者以网络政治学和场域论等为切入视角，充分阐述了网络舆论的复杂特质及其复杂生态

在网络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尽管经历了一个概念界定的过程，研究者对传统媒体的网上言论是否可以视为网络舆论经历了短暂的争论，但网络舆论在现实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传统媒体上网后表现出的特殊的言论尺度和话语形态，使得这种争论被很快平息，并转为对网络舆论本体特征的探讨。在这种探讨中，有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不同的指向，网络舆论被赋予了两种互相矛盾的特质。即一方面从网络民主出发，研究者们普遍认同网络营造了新的民意环境，互联网成为民意汇集、反映民意的新通道，并将互动扩展到媒体之外，促进了政府与公众的沟通。特别是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互联网逐渐成为中国公民表达诉求、意见，行使权利的重要途径。但另一方面，研究者又基于网络舆论管理与引导的现实需要，指出网络舆论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等问题。例如，李良荣在“新传播革命系列研究”中，通过审视互联网与民粹主义、大众政治之间的联系，认为新传播革命打破了主流媒体的单一话语空间，重塑了一个新的依托于网络的“公共舆论中心”，给网络舆论赋予了革命性特质。②在官方言论中，网络舆论也被视为包含了民意、民智，并成为网络问政的逻辑出发点。但王润泽也提醒，网络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平衡的一面，所代表民意的程度有限。③田卉、柯惠新以对网络舆论的微观体察为基础，从舆论调控的指向出发，认为网络舆论本体具有分散性、自由性和非理性的特点。④陈明等还详细总结了网络言论的一系列缺陷，诸如谣言惑众、偏激和非理性、谩骂与攻击、群体的盲从与冲动、国外文化入侵等。⑤在以强化网络舆论管理与引导为主题的论文中，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对于网络舆论的优势与短板，王国华、郭小安的总结颇具现实性。他们认为，网络舆论发挥着重要的政治输入、政治表达、政治监督和政治纠错功能，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只是技术工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民主面临的困境。网络舆论其实只是激活了民主的元素，释放了受到压抑的参与热情。⑥

从场域论的视角观察网络舆论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在场域论的观照下，可以对当下中国多种类型的舆论有更为宏观的体察。南振中提出的两个舆论场的划分，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对之加以补充，并适应现实需求，提出了打通两个舆论场的种种措施。例如，余秀才通过对考夫卡、勒温、布尔迪厄等学者的相关理论的考察，认为网络舆论场是一个由新媒介场、心理场、社会场交汇而成的复杂场域。⑦张涛甫丰富了舆论场的形态，认为存在民间舆论场、传统媒体舆论场、网络舆论场及境外舆论场四种。⑧童兵进一步阐释了“舆论场”的概念，即包含若干互动因素，从而使一些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谓之舆论场。⑨官建文主张打通两个舆论场，并把官方微博作为新旧媒体的沟通桥梁以及“融合”两个舆论场的突破口。（10）

2.在网络舆论主体研究中，重点由普通网民转向意见领袖（网络大V）

网络舆论的复杂特质与其主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作为网络舆论主体之一的网民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初是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结合热点事件，分析网民的种种负性心理。例如，张健挺从行为心理学的视角分析了网络舆论主体的偏听偏信现象。（11）刘冰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分析了网民非理性舆论产生的心理因素。（12）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才逐渐发现意见领袖（网络大V）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新意见阶层。由此，网络舆论主体研究就由对普通网民们的关注转而集中到对意见领袖的考察。初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意见领袖的特征、作用及其识别与测量方法上。例如，胡勇在分析网络舆论话题参与者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提出意见领袖形成模型的综合评价与排序算法。（13）刘志明从用户影响力和用户活跃度两个角度考虑，提出了使用层次分析法和粗糙集决策分析理论对意见领袖的特征进行识别及分析的理论框架。（14）张涛甫认为，微博意见领袖受到内、外部及不确定三个层面的制约和交互影响，使其行动上具有了机会主义、事件导向、极化趋向等特征。（15）芦何秋、杨泽亚对近年重大公共事件中微博意见领袖的话语框架进行内容分析，揭示了意见领袖影响微博舆论的作用机制。（16）

3.基于网络传播的数据基础，从量化和质化两个层面重点攻关网络舆论的生成与传播机制研究

相对于传统舆论，网络舆论由于依托多种功能丰富的网络新媒体，并且又和传统媒体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其生成与传播机制就更加复杂。但网络平台的数字化和数据化又给准确把握舆论传播走势提供了可能，所以网络舆论的生成与传播机制一直是舆论研究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对此，许多研究者结合传统舆论的生成和传播，对网络舆论的生成与传播机制进行了探索。例如，龙小农认为，随着I-crowd时代来临，在以网络群体传播为主导的舆论场的建构中，诺尔－诺依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出现倒置。这种倒置源于I-crowd时代网络群体传播与传统大众传播信息传播方式的不同、受众接受心理结构的不同。（17）黄永林将网络舆论的生成归结为“利益相关、价值共振与情感共鸣”。（18）陈力丹在Web 2.0环境中探讨了流言传播的心理特征和各种表现形式、网联网意见的极化及虚假信息遭遇的自净化消除现象。（19）另外，由于微博等新媒体对舆论生成和走向影响巨大，因此针对微博舆情传播机制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如谢耘耕认为微博的传播特性及其特有的传播模式加速舆论的形成和扩散，同时实名认证制提升了其权威性和可靠性，庞大用户群使舆论具有规模效应。（20）

4.从舆情监测与分析技术体系和舆论引导两个层面出发，探讨舆情管理

网络舆论的巨大影响力刺激了公众的参与热情，形成了新的意见阶层，改变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并冲击着传统的意识形态格局，由此既对众多组织机构的风险管理带来严峻挑战，同时又逼迫着传媒主管部门改变传统的管理观念与方式方法。在这种强烈的现实需求推动下，网络舆论管理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具体来看，这种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

（1）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与预警技术研究。网络舆论的海量信息特征对舆情监测与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的监测与分析技术也随之成为研究热点。从早期的静态页面信息获取到动态数据库数据获取；从普通的网络蜘蛛到多线程防“捶击”可自主调整搜索策略的高效爬虫；从字符串匹配的检索实现到基于元搜索的智能检索，网络舆情采集技术在不断发展。概括起来，网络舆情关键技术包括各种信息采集技术、特征抽取、数据挖掘、文本分析、自动分类、自动聚类、自动摘要、智能检索等。（21）

对于网络舆情监测技术的研究，大致分为以基于热点技术的统计为基础的研究和基于内容分析思路基础的研究两种。前一种如熊潇、朱彦杰等的研究，通过以索引空间为对象，结合索引分析技术、元搜索技术等，实现对舆情的跟踪、分析和监控。（22）（23）后一种如叶昭晖，通过综合热点技术，设计并实现了一种能对网络舆论自动监控与分析的系统，并在某高校得到很好的实际应用。（24）

网络舆情分析是信息处理领域内的一个新兴且有实用价值的方向，这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情报及计算机科学领域。早期的网络舆情事件分析体系以对主题或内容的研究入手来确定量化指标。戴媛从对网络舆情信息挖掘的要素入手，通过构建网络舆情安全评估指标体系，来量化评价舆情发展态势。（25）李雯静根据网络舆情的特点，按照主题将信息分门别类，构建了信息主题汇总、主题的热度、主题内容倾向、主题权威度四个指标体系，通过统计、计算指标值，实现对舆情的横向、纵向监测和评估。（26）

网络舆论因其强烈的社会反响容易造成强大的现实压力，给涉事主体带来危机。对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而言，能够提前进行预警，将网络舆论危机消弭于无形成为最优选择。基于这种现实需求，网络舆情危机预警技术也成为一大研究热点。例如，曾润喜主要从网络舆情危机预警指标体系进行研究，设计相应的指标体系，采取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进行评估。（27）此外，也有部分学者通过建立分析模型，来寻找网络舆情危机预警的可行办法。如杜智涛等基于由三级指标构成的多层次网络舆情研判指标体系，运用灰色预测方法建立网络舆情预测模型。（28）李伟权则对政府应急管理中网络舆论受众逆反心理预警机制进行了相关研究。（29）

（2）网络舆论引导研究。舆论引导是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研究话题。在网络舆论引导研究中，学界重点讨论的是引导的理论基点和具体的引导方法。在研究者们看来，一方面网络存在先天缺陷，把关不受约束、信息量多且真伪莫辨，给舆论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大家也认识到舆论多元的良性状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综合两方面考虑，对于网络舆论不能一味地堵，更重要的是要“疏”和“导”。由此，学界对于网络舆论的管理从最初的强调网络舆论的控制，逐渐转向强调媒体的引导以及制度的监督与把关。在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危机管理学提供了众多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者也在探索中国语境下有效的网络舆论引导之道。例如，叶皓以其实践经验为基础，从现场记者管理、新闻滚动发布、网络管理与负面新闻报道处置等方面，建构了政府的舆论引导机制。（30）姜胜洪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意见领袖培养等方面提出了争取舆论引导的第一落点。（31）随着微博的流行，许多党政机关也纷纷开设了政务微博，以期强化与公众的沟通。也有不少学者专门探索政务微博在网络舆情引导中的作用与方法。

5.基于舆论监督与言论暴力、网络群体性事件、高校网络舆情等热点，形成了一些专题热点事件研究

在中国网络舆论场上，还有一些在特别领域出现的特别现象引起了研究者们持续广泛的关注，形成了热点专题事件的研究。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三个：

（1）网络监督与言论暴力。网络舆论监督已经成为重要的监督形式，特别是在网络反腐倡廉、公共权力制约等政治文明进程和社会管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华南虎事件”“封口费”事件、深圳“猥亵门”事件、公务员出国考察的费用清单等一系列事件出现，都引起了研究者对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视。但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社会语境，一些研究者也注意到网络舆论监督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例如，孙健认为网络暴力和媒体审判是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最为常见的两个问题。（32）罗扬认为当下我国社会中网络舆论与司法权威之间处在一个恶性封闭循环中。（33）

（2）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舆情研究。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这不仅引发虚拟世界中的一团混战，还极容易引发网下的现实行动，因此受到了管理部门和研究者的关注。如揭萍等通过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论述了此类事件的处置与防范方法。（34）杨斌成等则探讨了网络群体事件中的舆论引导机制及其规范化途径。（35）

（3）高校网络舆情研究。大学生是网络舆论主体中的重要群体，同时也是关系学校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因而高校网络舆情也是近年来网络舆论研究中的热点。在相关研究中，重点是高校网络舆论的管理问题及其引导。

三、网络舆论研究展望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在众多学科和研究者的推动下，我国网络舆论研究从舆论本体、舆论主体、舆论生成与演化机制以及舆情管理等多个层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既从理论层面拓展了舆论学、传播学、情报学、数据挖掘与分析等领域的研究，还从实践层面为危机事件中的舆情处置和宏观层面的舆情管理提供了策略与方法。不过与迅速发展中的现实相对照，我国网络舆论（舆情）研究从主题与方法上，也存在不少亟待开拓的空间。

1.面对网络舆情产业化的趋势，亟需开拓视野，强化问题指向

网络舆论日趋成长的巨大影响力，使得网络舆情服务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产值巨大的行业。从现实情况来看，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强烈需求的推动下，媒体、科研部门、软件商和公关公司等积极涉足舆情服务，产业格局基本成行。（36）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宣传系统，下设专职部门购买舆情分析软件或服务，进行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同时，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为代表的媒体越来越多地涉足舆情服务，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迅速发展中的舆情产业给研究提供了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软件水平参差不齐，相关法律法规滞后，导致行业乱象丛生。“网络水军”恶意炒作，网络公关非法删贴，严重破坏网络舆论生态。另外，一些传统媒体纷纷涉足舆情服务，对媒体客观性和传媒职业伦理也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如何提升舆情监测软件的准确性与及时性，如何提升舆情分析的科学性，如何打击非法网络公关服务、提升舆情服务的规范性等，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2.面对网络舆论复杂性的现实，需在管控思维之外，提升对网络舆论的建设性思考，研究如何让网络舆论为全面深化改革服务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研究者对网络舆论的复杂特质已经形成共识。既然网络舆论中包含着民意、民智，那么对其就不仅仅是一个强化管理或者引导的问题。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体现出较强的“学”为末、“术”为主和“策”为上的特点（37），而且往往以管控为内核，以应急为重心，以平息为旨归。因此，就有必要在管控思维之外，增添建设性思维，重点思考如何让网络舆论为全面深化改革服务的问题。可以说，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如何利用网络舆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创新社会管理等问题，都非常值得探讨。

从现有研究来看，有部分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尝试改变。如张涛甫分析了当下中国的环境污染以及由此引发的舆论风险问题，认为对于这种风险，我国在思想意识、制度安排以及实践操作方面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38）笔者认为近年来因公共决策遭受民意否决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原因在于政府缺乏将民意纳入整个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决策思维和实现路径。因此建议进行充分的民意沟通，通过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现代化，实施有针对性的议题设置，将听取民意与争取民意落到实处。（39）

3.在交叉研究的基础上，强化多学科整合研究思路和方法，针对大数据、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等前沿问题，通过多方协同，创新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论研究

网络舆论研究是个典型的多学科交叉领域，但各方却缺乏应有的整合与协同，使得多数研究仍然基于自己传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制约了网络舆论研究可能有的突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时代日益明显的“大数据”趋势。喻国明等认为，“借助大数据，舆情研究的视角将更加多元化，未来舆情研究的视角将转向社会话语表达、社会关系呈现、社会心理描绘、社会诉求预测等多方面、多向度的研究”。（40）周葆华也认为，对网络“大众意见”的数据挖掘、对线上与线下“大众意见”的对比分析是社会化媒体时代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41）。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公众的意见、态度、情感等原来难以捉摸的内容也可以数据化，这使得网络舆论的研究可以更加精准。不仅如此，随着移动宽带互联网的发展，基于地理位置、App应用等形成的社会群体分化更加复杂。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的快速推广，各类新闻客户端的普遍应用，使得网民成为各类互联网应用工具主导下的一个个专门化群体。这种社交形态和信息获取特征，显著强化了互联网人群的群体化特征，对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产生了全方位影响。由于社会关系也已经在互联网上进行了充分展开，所以对公众舆论的研究就可以和社会关系等因素联系起来进行多维度的考察。这无疑对提升舆情研究和服务具有重要价值。在这种新趋势下，树立“大舆情”观念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即一方面扩展舆情信息规模，利用新的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进行网上网下各种类型数据的收集，另一方面丰富舆情分析维度，充分利用相关性，进一步精准把握舆情走势。因此，对于网络舆论这样一个牵涉到多学科的问题来说，更需要打通学科壁垒，提升协同创新水平，以进一步提高我国网络舆论研究的水平。

注释：

① 胡泳：《2011中国网络舆论的三大变化》，《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1期。

② 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现代传播》，2012年第4期。

③ 王润泽、丁学梅：《互联网：民意表达新通道》，《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4期。

④ 田卉、柯惠新：《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形成模式及调控分析》，《现代传播》，2010年第1期。

⑤ 陈明、杨国炜、陈樵哥：《中国网络舆论现状及舆论引导》，《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35期。

⑥ 王国华：《重视网络舆情的政治生态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⑦ 余秀才：《网络舆论场的构成及其研究方法探析——试述西方学者的“场”论对中国网络舆论场研究带来的启示》，《现代传播》，2010年第5期。

⑧ 张涛甫：《当前中国舆论场的宏观观察》，《当代传播》，2011年第2期。

⑨ 童兵：《官方民间舆论场异同剖析》，《人民论坛》，2012年第5期。

⑩ 官建文：《积极推进政务微博打通“两个舆论场”》，《新闻与写作》，2012年第2期。

（11） 张健挺：《网络舆论“偏听偏信”现象解析——行为心理学的视角》，《新闻记者》，2006年第10期。

（12） 刘冰：《从网民心理因素看网络非理性舆论的调控》，《新闻知识》，2006年第11期。

（13） 胡勇、张翀斌、王祯学、叶惠敏、周安民、胡朝浪、吴荣军：《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意见领袖形成模型研究》，《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4） 刘志明、刘鲁：《微博网络舆情中的意见领袖识别及分析》，《系统工程》，2011年第6期。

（15） 张涛甫、项一嵚：《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的行动特征——基于对其行动空间多重不确定性的分析》，《新闻记者》，2012年第9期。

（16） 芦何秋、杨泽亚：《公共事件中微博意见领袖的话语策略与文本框架——基于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7） 龙小农：《I-crowd时代“沉默的螺旋”倒置的成因及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2期。

（18） 黄永林、喻发胜、王晓红：《中国社会转型期网络舆论的生成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9） 陈力丹：《流言、意见的流通与Web2.0环境》，《现代传播》，2011年第12期。

（20） 谢耘耕、荣婷：《微博舆论生成演变机制和舆论引导策略》，《现代传播》，2011年第5期。

（21） 许鑫、章成志、李雯静：《国内网络舆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情报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3期。

（22） 熊潇：《基于搜索引擎索引分析的互联网舆情监控研究》，2009年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

（23） 朱彦杰：《基于搜索引擎的舆情分析系统研究与实现》，2012年电子科技大学硕士论文。

（24） 叶昭晖、曾琼、李强：《基于搜索引擎的网络舆情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广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S1期。

（25） 戴媛、姚飞：《基于网络舆情安全的信息挖掘及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6期。

（26） 李雯静、许鑫、陈正权：《网络舆情指标体系设计与分析》，《情报科学》，2009年第7期。

（27） 曾润喜：《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指标体系构建》，《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1期。

（28） 杜智涛、谢新洲：《利用灰色预测与模式识别方法构建网络舆情预测与预警模型》，《图书情报工作》，2013年第15期。

（29） 李伟权：《政府应急管理中网络舆论受众逆反心理预警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11期。

（30） 叶皓：《政府在突发事件处置中的舆论引导》，《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1） 姜胜洪：《网络舆情热点的形成与发展、现状及舆论引导》，《理论月刊》，2008年第4期。

（32） 孙健、徐祖迎：《网络舆论监督及其规范》，《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12期。

（33） 罗扬：《网络与司法：困境与契机并存——由药家鑫案引发的法律思考》，《河北法学》，2013年第1期。

（34） 揭萍、熊美保：《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防范》，《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35） 杨斌成、韦雪敏：《网络群体事件舆论引导机制及其规范化途径》，《中国出版》，2013年第9期。

（36） 吕婷：《网络舆情行业打造2.0版》，《人民日报》，2014年2月27日第20版。

（37） 李彪、郑满宁：《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生态变化及舆情研究现状、趋势》，《新闻记者》，2014年第1期。

（38） 张涛甫：《风险社会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及舆论风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4期。

（39） 汤景泰：《论新媒体语境下公共决策中的民意沟通》，《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

（40） 喻国明、王斌、李彪、杨雅：《传播学研究：大数据时代的新范式》，《新闻记者》，2013年第6期。

（41） 周葆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舆论研究：概念、议题与创新》，《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作者汤景泰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微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张国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媒体语境下公共决策中的风险沟通研究”（项目编号：14CXW04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社会风险治理与风险沟通研究”（项目编号：15JNQM016）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