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慈善救助报道
——以“割皮救父”新闻事件为例

□李兴会

（襄阳晚报社，湖北襄阳441000）

如何做好慈善救助报道
——以“割皮救父”新闻事件为例

□李兴会

（襄阳晚报社，湖北襄阳441000）

关注弱势群体，反映弱势群体呼声，帮他们解决难题，历来是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也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然而，笔者在审读一些媒体的此类报道后发现，这类报道中往往存在“重煽情，轻救助”、“重报道，轻引导”等问题。笔者以发生在湖北省的一起孝子三次“割皮救父”新闻事件为例，对媒体应如何做好此类报道作些探讨。

“割皮救父”报道出现偏差

吴辉铭是湖北襄阳市一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2013年11月19日，吴辉铭的父亲因公被重度烧伤，生命垂危。生死关头，吴辉铭三次“割皮救父”。

事件被媒体报道后，省、市领导作出批示，并到医院看望慰问，荆楚大地掀起宣传报道孝子的热潮。国家级新闻媒体先后进行报道。这样一个影响较大的新闻事件，但媒体在报道时却出现了一些偏差。

“抢发”新闻引起混乱——全媒体时代，传播方式多样、快捷，但凡像吴辉铭“割皮救父”的新闻，想做成独家报道几乎不可能。因此，笔者认为，一切报道应从有利于救助患者的角度进行。当时，参与采访这一新闻事件的多家媒体记者，在初期确实就此达成了共识。为最大努力地救助患者，众记者商定：各家媒体各利用己方掌握的资源，先吹风、通气、打招呼，然后同步刊发各自采写的报道，动员社会多方资源关注这一新闻事件，共同出力救助患者。然而，湖北省内某报却没有按共识行事。

2014年3月的一天，这家报纸大篇幅推出了孝子“割皮救父”的义举。该报道推出时，其它媒体尚在积极联系救助资源。这一新闻抢发后打乱了其它几家媒体的部署。为了补救，其它媒体只好放弃了当初达成的以救人为最的共识，各自为战。最终，这起慈善救助报道演变成了新闻大战。

超前报道涉嫌虚假报道——抢发报道的报纸在前述报道的基础上，又推出了医保部门为患者报销医药费数百万元以上的报道。患者的治疗费需200多万元，前期已花了100多万元，但仅付医院40多万元。治疗能否达到预期效果，费用是关键。这篇报道，看似解决了费用难题，实际上，这是一篇超前报道。

原来，医保部门只是计算出了理论数字，并非可以实际报销的费用。更大的问题在于，患者的所属单位曾中断医保缴费多年，患者住院产生的费用能否报销、何时报销还是未知数。

这样一则超前报道见报后，患者家属十分气愤，认为这是一篇虚假报道。医保部门对此也十分不满，认为还没有影儿的事被写成了既成事实。

数字累加弄巧成拙——医保难以报销，同时拖欠医院巨额治疗费，社会各界的捐款就成了最重要的救命钱。然而，湖北另一家媒体的一篇报道却成了社会捐款的“毒药”。

湖北另一家媒体的编辑为了宣传正能量，把社会各界的捐款数额进行简单累加后制作到了标题中。此举本无可厚非，不想却惹了麻烦。这则报道出来后，社会各界的捐款热情大减，甚至有人打电话质问患者家属。读者认为，先有医保部门报销了200多万元，又有社会捐款近20万元，治疗费用已解决，不需要再捐款了。

对此，患者家属十分气愤和委屈。事实上，社会捐款并没有直接送达患者手中，而是经过了多个部门的流转，捐款数额被重复计算，真正到手的捐款数额远没有那么多。

慈善救助报道应把握好“度”

“割皮救父”新闻事件报道中出现的偏差，值得关注。笔者认为，涉及慈善救助报道一定要把握好报道的“度”。

应当把握好报道密度——慈善救助报道，不是密度越大越好，而应有所选择。报道密度大，确实能通过新闻事件的重复曝光率来增强读者对新闻事件的记忆和关注，但不一定能达到想要的效果。与其不断报道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不如从增强报道的影响力上想办法。

应当把握好报道内容——慈善救助报道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内容，不是越细越好。另外，在报道中，未确定、未发生的事不要超前报道，否则极易出问题。新闻事件始终是在发展变化中，谁也无法准确预料事件的每个环节。

应当把握好信息源——慈善救助报道中，对于信息的来源要全面、准确把握，切忌偏听偏信，即便是正能量的内容，也必须多方求证。例如，吴辉铭的母亲曾说，南漳县慈善总会汇了22万元救助款，希望通过媒体表达感谢。几家媒体均没有多方求证，报道一出，南漳县慈善总会负责人称这是不真实的。媒体陷入了极其被动之中。

慈善救助报道应发挥正确引导功能

慈善救助报道只能解决被救助者的一时之困，不能解决他们的一生之困，只能呼吁爱心人士一时之助，不能要求众人长期相助。因此，慈善救助报道要加强引导功能。

其一，注重引导公众对慈善救助事业的正确认识，助推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构筑慈善文化。如今的不少媒体，在报道被救助对象时，总喜欢极尽渲染之能，靠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言辞来感染受众，以谋求特定的传播效果，激发观众的怜悯之情。不可否认，这种宣传报道方式在短时期内确实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并无益于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慈善事业的发展既是国民整体素质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种体现，并非一锤子买卖。媒体在从事慈善救助报道时，既要关注即时的报道效果，更应该注重引导公众对国家慈善救助事业的正确认识，引导大家来关注、参与慈善救助事业，并非仅仅报道哪个被救助对象就关注哪个对象。通过引导，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大家都关注慈善事业、参与慈善事业的慈善文化氛围。

其二，注重引导被救助对象培养自救能力。媒体在进行慈善救助报道时，在唤起广大普通民众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救助热情时，也应帮助弱势群体提高将自身需要救助的愿望表达出来的能力。现实中，因文化程度、生存状态等背景的不同，弱势群体常会出现遇到困难不知道求助，不会求助或过度求助的现象。这都源于弱势群体对国家救助政策和制度的不了解。媒体有义务通过救助某个体的报道而向让更多受众知道，如何利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这对弱势群体来说，比输血式的济贫更有效果，更值得推广。

其三，慈善救助报道的着力点应放在受助方接受救助后的变化上。媒体将弱势人群从积贫到脱贫，从接受救助到自力更生的过程报道出来，对贫弱人群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对积极参与慈善救助活动的社会爱心人士精神上的安慰。同时，对慈善事业的推动也是积极有效的。■

（本栏编辑：高秉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