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典当”业

在成都路上有一家典当行“光裕典”，很有名气，是远去了的贵阳典当业的代表。从它的沿革、兴衰和体制，可以看出并基本了解贵阳乃至贵州典当行业的状貌。

“典”和“当”是两个内涵大致相同但又小有差异的概念。它们都是以物易贷的交易形式，但“典”的规模小一些，“当”的规模大一些，所当之物，“典”的当期短一点，“当”的当期长一点。这一行业的产生大约是在明末清初，早于钱庄、票汇和银行。贵阳的典当业晚于京、津、沪、湖北、陕西等地，并与贵州巡府刘荫枢有很直接的关系。刘荫枢是陕西人，他见贵阳没有典当行业，便由官府资助，开办了贵州第一家典当行。因这个行业很赚钱，便逐步兴盛起来，以至营业额名列全国第六位。到上世纪30年代，贵阳典当业发展到将近30家。后因滇军祸黔，乱发纸币，强买强卖，典当行业备受其苦，加上拍卖行业和银行的兴起，从此没落，到了抗日战争期间，便跌人低谷。1948年典当行虽在广东街有短暂的复苏，但那是回光返照。贵阳的典当业从嘉庆开始到1952年政府统一取缔，其间经历了200多年。

老当铺“光裕典”开办于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创办者为文家坝（毓秀路旁）的望族文式如。这位先生满腹经纶，本想入仕做官，但屡试不中，便弃文从商，在成都路开了这个“光裕典”。由于文式如很有学养，与当时的名人任可澄、熊范舆、郭重光等交好，因此，“光裕典”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加上管理到家，逐步成了贵阳最有信誉的典当行。文式如逝世后，文哲生接手；文哲生逝世后，文仿溪成了主管。文仿溪先生国学底子深厚，交友很广，业务精通，乐善好施，是个儒商。鉴于此，1930年他被选为贵阳商会会长，被省政府聘为参议，之后又被选为“国大”的“职业代表”，对社会公益事业如办学、拯灾等多有赞助。为缅怀周西成修建铜像台时，他的捐资名列前茅。1939年2月4日，贵阳被日机轰炸，百业受损，“光裕典”也因此关门而改做土产生意。解放以后，文仿溪先生任市政协委员，并撰写了《贵阳的典当业》一文，阐述典当业在贵阳的兴衰和该行业的经营状貌。这是典当业亲历者记述贵阳典当业、很可能是唯一的一份资料，对于了解这个在贵阳早已消失的行业十分珍贵。

文仿溪先生说，典当铺一般开在背街，因为进典当铺的人大都是借钱或还钱，太当街了有所不便；典当铺的柜台很高，大约一米六左右，台外面的人看不到台内的人，寓示高人一等；掌柜的大都是陕西人，人称“陕老”，识货能力很强，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绫罗绸缎，无所不精，很少看走眼；营业时店员所用的文字是特殊的，外人看不懂，讲话也不一样，外人听不懂；典当价格一般按实价的十分之四左右计算，利息也有相应规定，不能乱来；军用物资不当，危险物品不当，偷抢来的物品不当；当物者到期不来取的“死档”由“估衣行”按当价收买，其间加一成左右的劳务费用；典当是旧社舍八大行业之首，有专门的典押行业组织。为了纪念刘荫枢，该组织集资修建了刘公祠于南门处，供同行业的人春、秋祭祀。

关于典当行业还有以下两则掌故。

典当行除了主营业务之外，还兼营其他。传典当行捆衣物的绳子“捆仙绳”可以避邪，有些人家就把死者的衣物或其他“不干净”的东西拿到典当行交点钱，让“捆仙绳”捆一捆，避了邪气再取回家用。

原大十字中华南路旁的黑神庙，传是当时以典当为首的八大行业集资修建的。黑神庙的修建时间史无记载。但第一次翻修的时间书上是有记载的，即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从新修到翻修，一般为50年左右。如果此传不假，那么贵阳的典当业在康熙之前就存在了，而不是在嘉庆年间才有。

清末曾有人拿妇人去当。传光绪年间晋禄寺附近的一家当铺刚一开门，就有一个男人牵着一位妇人进去。掌柜的问那男人是来当物还是来取物，男人手指妇人说：

“当她”。掌柜的听了说，当金当银我们都当过，可就从来没当过人，请走吧。此事传开后，男人们都不敢带着女人从当铺门前经过，怕被过路人误解。

典当行业还有许多干奇百怪的传闻，不胜枚举。

全盛时期的贵阳典当铺，那是上世纪初叶的人才能目睹的。临近解放时广东街上的典当铺我倒是见过，还有点印象。不过，那时的典当铺开在大街旁边，柜台似乎也不高，店员说话也听得懂，写的字也不特殊，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典当铺了。

（本文选自刘隆民著《一条路上的老贵阳》作者系贵阳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