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填补中国的养老金缺口？

王慧 周光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养老金缺口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对于中国养老之困的讨论由来已久，如今形势更加严峻，改革更加迫切。本文通过对中国养老金缺口的分析，指出当前中国养老金缺口主要来自人口老龄化和转轨成本两方面因素，并结合中国养老保险的基本情况分析进行了国际比较，提出了如何在缴存比例、单一支柱、国资划拨、退休年龄这四个方面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中国养老：已非远虑，而是近忧

“老龄化”是现在进行时。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已经在2013年见顶。2015年中国老年人（65岁以上）抚养比为13%，之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老年人抚养比将陡峭化上升，2035年中国老年人抚养比将达到33%，超过当前西欧的水平，2040年中国老年人抚养比将超过同期的美国。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就业和退休年龄，2050年时中国退休年龄人口占就业年龄人口比例将达到103%，而目前这一比例为35%，也就是说目前三个就业年龄人口抚养一个退休年龄老人将转变为一个就业年龄人口抚养一个退休年龄老人，形势十分严峻。

仅从人口年龄中值比较来看，中国目前人口37岁的年龄中值已经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靠近，但从人均收入来看，却远远达不到这一水平。目前中国人口年龄中值已经大幅高于同处发展中国家和金砖四国行列的巴西和印度。根据联合国数据，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的中值已经37岁。2035年时中国人口年龄中值将升至46岁，相当于现在年龄最大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2050年时这一数值将达到50岁。

中国养老之困已是摆在眼前的“近忧”。中国社保制度历经多年改革，确已取得长足的进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存逐年增加，1989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8.5%，参保人数也快速提升，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从1989年的5%提升至2014年的62%。今年《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以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的先后颁布，标志着我国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和投资运营改革的重大突破。但是，截至2014年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18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0.38万亿元，合计约3.56万亿元，仅占2014年GDP的5.6%。不考虑财政补贴，201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经收不抵支，收支缺口为1300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显示，2015年的收支缺口将扩大至3000亿元。这样的结存和收支现状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过去改革没有补缴的历史成本呢？

中国养老金有多大缺口？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现状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由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两大制度构成。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居保）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的合并，是覆盖城乡非从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记入个人账户管理。因此理论上不存在现收现付导致的资金缺口问题。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由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两部分构成。个人账户的收缴用于发放个人账户养老金，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由个人缴费累积，供个人支取，死后可以继承，理论上不存在现收现付导致的资金缺口问题。统筹账户的收缴用于发放基础养老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当支出超出征缴收入后，就会产生缺口。转轨成本和人口老龄化共同导致了基础养老金的收支缺口。所谓转轨成本主要是指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没有补缴历史债务，从而使得一部分人没有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或者仅缴纳了部分，但是在退休后可以领取养老金，甚至还可以保持以前更高的替代率。这样的改革方式导致中国养老金存在很长时间的转轨期以及很重的历史债务包袱。

基础养老金缺口

按照上述假设，我们测算了中国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的收支缺口，结果如下：

不考虑财政补贴，2014年的支出已经超过征缴收入，出现收支缺口。同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3.18万亿元的累计结存将于2019年消失殆尽。如果维持近年来的财政补贴力度（约占公共财政支出的2.2%），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累计结存将于2023年消失殆尽。

2014年至2050年间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累计缺口的现值为41万亿元，相当于2014年GDP的60%，其中转轨成本为26%。企业职工基础养老金累计缺口相当于2014年GDP的53%，机关事业单位为7%；企业职工基础养老金的转轨成本为20%，机关事业单位是6%。

2050年征繳收入和支出的缺口将达到35万亿元，占2050年财政支出的15%，占2050年GDP的4%。对比2014年，财政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仅占当年财政支出的2.3%，占当年GDP的0.6%。

分阶段看，2023年前是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最佳窗口。2023年前，参保职工人数持续增加，虽然同期退休人数也在增加，但收支缺口较小，维持当前的财政补贴力度，养老金仍能有一定的结存。2023年至2040年间，参保职工人数变化不大，但退休人数还在增加，退休人员抚养比明显下降，收支缺口逐渐扩大，但所需财政补贴仍然可控。2040年后，参保职工人数开始下降，但退休人数继续增加，养老金收支情况急剧恶化。

四问中国养老之困

我们将前文养老金缺口测算中的一些关键指标做了国际比较，并结合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本情况分析，我们认为缴存比例、单一支柱、国资划拨、退休年龄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与当前的养老困局息息相关，而针对这四方面的改革也将极大的改善基础养老金的收支。我们汇总了四种假设下对养老金缺口的影响，如果四种做法并行，基础养老金缺口将从-60.1%转为正的结存1.8%。

养老金缴存比例能否下调？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养老金缴存比例排名居前。根据世界银行对近140个国家或地区基本养老保险缴存比例的统计，中国28%的缴存比例排名第九，排在中国前面的是新加坡（34.5%）、意大利（33%）、罗马尼亚（29.1%）、印度（29%）、西班牙（28.3%）等。我们曾对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进行过研究，可知这34.5%的缴存比例包含了养老、住房和医疗三大部分，如果按照同样口径对比中国的话，这一比率是64%，反而大幅高于新加坡。另外，美国基本养老金的缴存比例为12.4%，瑞典为18.9%，老龄化很严重的日本为15.4%，都低于中国。

如此高的缴存比例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企业经营和投资，尤其在当前的宏观背景下负面影响更加突出。除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存比例20%），企业还要为员工缴纳医疗保险（10%）、失业保险（1%）、生育保险（0.8%）、工伤保险（0.3%）和住房公积金（12%），合计缴存比例高达44.1%。强制性的社保缴存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一種税负，企业的税负压力过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了企业投资和创新的意愿，这也是当前经济增长疲弱的主要原因之一。

过高的基本养老金缴存比例也限制了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颁布已经11年了，但是截至2014年年底企业年金基金累计结存7689亿元，占中国社保养老基金总和的14%，占2014年GDP的1.2%；参加职工2293万人，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5.8%；并且建立企业年金的多是大型国企，绝大部分企业并没有参与。有人将中国的企业年金类比美国的401（k），其实除了名义上的第二支柱的地位之外，其他相似之处实在太少。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是年金的递延税制度在2013年底才出台，且可递延的比例太低，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缴存比例过高，限制了企业年金的发展空间。

降低缴存比例已是当务之急。如前文所述，在转轨成本和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我国养老金的支出压力很大，这也是降低企业缴存比例的最大障碍。但是转轨成本是过去制度改革遗留的历史问题，根据我们测算，企业缴存比例下调1个百分点至19%，养老金缺口现值占2014年GDP的比例提升5个百分点。转轨成本若由国家承担，足以支撑企业缴存比例下调5个百分点至15%。

单一支柱能维持么？

城镇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连续11年上涨10%。从2005年至2015年，城镇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基本上每年都上调了10%，这一上涨速度与同期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涨幅基本一致，大幅跑赢了CPI。连续较大幅度调整基本养老金是由于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历史基数过低，但是连续11年大幅上调也严重增加了养老保险支付的压力。近年来基本养老金的人均支出增速明显高于人均缴存，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将加大养老金的缺口。

2013年中国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为53%。国际上提出替代率应该为55%以上比较合理，相比这一数字确实还不到。但是需要区别的是，国际上提出的替代率指的是养老金三大支柱共同提供的替代率，而我国第一支柱就提供53%的替代率，从这个角度看，基本养老金达到这样的替代率已经不低。

退休工资10%的增长率，基本养老金53%的替代率，能维持么？给定目前基本养老金的结存和收支状况，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此，结论很明显。

其一，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应予明确。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的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美国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增长幅度基本与物价涨幅挂钩，2015年上调了1.7%。假设2016年之后，每年新退休人员按照当期的替代率得出退休当年的工资，之后退休工资上涨保持略高于物价涨幅，即4%，那么2014年至2050年的基础养老金累计缺口占2014年GDP的比例将从60%下降至30%。

其二，基本养老金不应成为唯一支柱，发展企业年金应与降低基本养老金缴存比例、改革递延税同时推进。根据我们对美国的社保制度做过的分析，美国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养老制度体系，为居民养老提供多重保障，对整个社会以及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金的结存占比仅为10%。从美国退休人员收入来源的角度来看，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只占总收入的35%，它提供的平均替代率约为34%。

国资划拨是否可行？

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合乎情理。国有资本本应归全民所有，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1997年十五大之后，国企改革进入了改革攻坚战阶段。针对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下岗职工增多的情况，中央政府做出了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即“两个确保”的重大决策，但是这部分欠账在当时并没有充实，而是采用借“新人”的钱来养“老人”，这个欠账一拖就是18年。2015年年初，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制度改革再次采用这种方式，历史成本依然没有补缴。因此，既然历史欠账跟国企息息相关，那么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也合情合理。

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这一提法由来已久，但是，划拨国有资本的进展却很缓慢。截至2014年年底，国有股减转持资金和股份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累计2，384.11亿元，仅占国有企业净资产的1%。而央企利润上缴后调入公共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的部分也是微乎其微，2014年的数据显示，央企平均上缴利润的比例为8%，其中调入公共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的部分仅占央企上缴利润的13%，即央企利润的1%。地方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的进展更是缓慢。

划拨国有资本充实养老金能有效降低养老金缺口。2013年底国有企业总资产186万亿元，净资产43万亿元（其中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总资产104万亿元，净资产37万亿元，金融类国有企业资产数值是估算的）。根据我们测算，如果把国有企业股权每五年划拨10%给社保，至2030年划拨至40%后保持不变，假设1倍的市净率，3%的分红收益率，净资产按照GDP名义增长率增长，那么将分红收益折现后相当于2014年GDP的25.2%，基本可以抵消转轨成本。如果每五年划拨15%，至2030年划拨至60%后保持不变，那么将分红收益折现后相当于2014年GDP的37.9%。

为什么需要延迟退休？

从人口寿命提升的角度来看，延迟退休存在可行性。当前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这是在1978年时确定的。根据2015年联合国人口预测，1978年释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是65岁，而目前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已经提升至75岁。

从国际对比来看，我国的退休年龄偏早。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亚洲地区日本的退休年龄为65岁，韩国目前为60岁，并将在2033年前提升至65岁，新加坡为62岁，印度60岁，普遍高于中国。而欧美地区的退休年龄通常在65岁左右。

假设2016年公布提高退休年龄，2020年开始正式实施，每五年提高1岁，2050年平均退休年龄从当年的56岁提升至62岁，根据我们测算，2014至2050年的基础养老金累计缺口占2014年GDP的比例将从60%下降至27%，下降33个百分点。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