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满蔷薇的土路

刘会然

终于，还是聊起了她，在幺弟喜庆的婚宴上。

腊月二十，候鸟般，在沿海版图上翔飞的姊妹们都回秧村了。往年，临近年关，姊妹们也季节性回巢，但回的是婆家的巢。幺弟的婚宴，让我们齐刷刷地飞回娘家的巢。

爷爷四个儿子，有八个孙男、六个孙女。我们这群孙女，有读完小学后就外出打工的，如大姐二姐;有读完初中后外出打工的，有三姐四姐;有读完高中外出打工的，是幺妹;也有读完大学后外出打工的，她就是五妹，我。

父亲他们一辈，关系极好，不仅兄弟和睦，妯娌间也好得出奇。我们这些姊妹，也是按出生的次序相称，好像同一父母所生。姊妹们都喜欢远走高飞，二姐嫁在广东增城，三姐嫁在福建莆田，四姐嫁在浙江义乌，只有大姐和幺妹两人嫁在本地。

我呢，读初中，读高中，读大学，读研，读博，还漂洋过海，在美国晃荡了几年。一路下来，快四十岁了，目前还孤家寡人，浮萍般，飘荡在大上海。

幺弟结婚，也意味着我们这一代所有男性都成家了。没有结婚前，爷爷就撂下狠话：幺弟是你们这一代最后一个结婚的，你们这些做姐姐的，一个都不能少。

爷爷当然说错了。我们这一代，我尚未出嫁。幺弟能算最后一个么？可，我作为一个孙女，爷爷早已不把我看成秧村人了。

用爷爷的话说，女孩子都会长翅膀，迟早要飞出去。

小时候，幺妹曾撒着娇说，那我剪去翅膀，不飞出去，就是秧村人了吧。

爷爷扯着他只剩半边的斑白胡须，哈哈一笑，说，哪能呢。

只是爷爷没有想到，幺妹就嫁在秧村，当然是嫁给秧村的张姓。

秧村自古有三姓，张、罗、袁。三姓向来是死敌，争山、争水、争土、争田，什么都好争。剑拔弩张，誓不两立。各姓向隅而居，形同陌路，更不要说通婚了。这些年来，秧村各姓的年轻人，都被沿海打工的狂潮席卷而去。家族的恩怨情仇，在异乡就不关痛痒了。乡里乡亲，在陌生的地方，反成了年轻人的黏合剂。算下来，除了幺妹，秧村至少还有五对结成了姻缘。

那么，幺妹就应该是秧村人了吧。

爷爷依旧扯着他的半边须，说是也不是，不是也是。爷爷说得模棱两可，含含糊糊，语气神态极像问卦算命的半仙。

我也很想问问爷爷，我算秧村人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我还没有随谁，我算哪里人呢？

午餐后，我们这些姊妹抬着松木长板凳，围在门口晒太阳。天气晴好，虽然已是寒冬，中午阳光还是辣椒般，泼辣地洒在树梢，房顶，井口，还有我们这群姊妹身上。当然，阳光还洒在几桌打麻将的兄弟们身上。幺弟结婚，我们成了客人，他们沦为帮工。午后时光，厨房里暂时消停了，他们就拉上姊妹们的丈夫，凑在一起打麻将了。三四桌的麻将，噼里啪啦，很是热闹。男人家，在年下，他们不打麻将又能干什么。

女人家呢，本来就话多，更不要说多年难得相聚的六个姊妹。六张嘴，蝴蝶拍翅般，一张一合。话题是一波紧着一波，卷起千层沫。麻将桌上，断断续续传来和牌洗牌的嘈杂声，哗啦啦，哗啦啦，雨打铁皮般，一圈圈涌来。我总疑心天下大雨了。可一抬头，太阳还明晃晃地挂在中天。

突然就聊到，怎么没有看到乞丐呢？

大姐说，都什么年代了啊，乞丐也学乖了，都是等散席后才出现，这样就给足了主人面子。主人呢，等客人高高兴兴走后，会把剩下的大鱼大肉狠狠地装进他们的碗里篮子里。特别腊月做酒席，马上就新年了，谁还喜欢把这些陈菜旧饭留到新一年？

大家又说到，小时候，缺吃，谁家一办酒席，门口转悠的乞丐是一拨接一拨，络绎不绝。不说外村的，就秧村就有蠢子金苟，斜眼兰婆，拐脚顺祥，还有……

还有……

我们都顿了一下，把眼睛朝向幺妹。

幺妹说，还有冬子蠢婆呗。

大家听到“冬子蠢婆”这四个字从幺妹口中说出，心里也释然了。二姐说，幺妹，冬子蠢婆给你喂过饭，是你的奶娘呢。

幺妹赶紧否认，说哪里啊，我哪里吃过她的饭啊，肯定没有，我怎么不记得？

大家哧哧大笑起来，又打趣了幺妹一阵。我看到幺妹把头转向墙角，打了一个哈欠，眼泪就泛了出来。

此时，阳光被院子外的枫树挡住了。倏忽间，才发现太阳悄悄朝西移位了。麻将桌有声音催促起来，说动作快点，抓紧时间再摸两把，马上要进厨房准备晚餐了。

二婶一直在忙着招呼客人，这时，她才走到姊妹们中间。二婶叹息道，日子过得真快啊，眼看你们六个，一个个脸上还满是鸡粪，爬在地上抢零食吃，现在都结婚生子了，特别是老大，儿子都上大学了，过两年要做奶奶了呢。

说得大家又是一阵子笑。

麻将桌上的大姐夫也朝我们这边笑，说，你们这些姨妈赶紧准备大红包，今天就给我，我现在前线吃紧，你们提前（提钱）援助下。

大姐剜了大姐夫一眼，说，死相，不打麻将你会死啊，一天到晚就死在麻将桌上。

二婶咯咯咯笑了起来，气喘吁吁地指着大姐，说嘴巴还是和小时候一样，长着蜂刺呢。二婶劝慰大姐，说今天你幺弟结婚，难得一大家子相聚，就让他打一下啊。说完，又是咯咯咯笑。

二婶突然朝向我，说，五妹，你什么时候结婚啊，我们都在猜想你结婚，会请我们到哪里去喝喜酒呢。

咯咯咯，边说，边笑，二婶的眼泪都笑出来了，只得掀起衣角忙着擦拭。她那肥胖的肚子汹涌澎湃地上下颠簸。二婶刚嫁到秧村时，人瘦得像扁担，自从生下幺弟后，她就肆无忌惮，天高地厚地胖了起来，胖成了箩筐。

我羞红着脸，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二婶。早就听母亲说过，你二婶在秧村，天天夸耀你，说你考上了重点大学，说你是博士生，说你留过洋，说不定要到外国去喝你的喜酒呢……

突然，二婶梦靥般，双手齐拍大腿，说，看我，都忙昏了，忘记五妹有睡午觉的习惯，我一个月前就晒好了新棉被，专门准备给五妹睡午觉。

我说，没事的，和姊妹们在一起聊天晒太阳，挺好的。

二婶说，这哪里行，她们几个都是粗人，尽说些没心没肺的俗事，你是读书人，用心用脑，费神力，不休息哪行？

说着，二婶侧身搀扶着我，搀扶孕妇般，谨小慎微地朝里屋走去。

躺在床上，隔着一堵墙，还能听到姊妹们的谈笑声。虽然我有午睡的习惯，可已是下午三点了。我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眠。

我很想爬起来，坐回姊妹中间，可又怕辜负二婶的好意。

我只好窝在氤氲着太阳清香的被褥里，双眼木然地盯着雪白雪白的墙壁。

恍惚中，一个黯黑的影子，在雪白的墙壁上，浮上来，浮上来。

不错，她就是冬子蠢婆。

歌星刘欢似的大脑袋。模糊黑漆，又疤痕交加的面孔。上身永远是碎花黑底的厚棉袄。下身是肥大的军人裤，过长的裤腿一圈一圈踩在脚下。两股粗长的麻花辫摇曳在大屁股上。

说起来，冬子蠢婆还是我们本家，和爷爷同一辈，我们得叫她奶奶。但这么多年来，秧村大人小孩都叫她冬子蠢婆。我们也习惯了叫她冬子蠢婆。再说，谁会亲切地去叫一个讨饭婆为奶奶呢？至少，我们不会。很多时候，和她撇清关系都来不及呢。

冬子蠢婆是乞丐，可她又不是一般的乞丐。

一般的乞丐，一副碗筷，一根棍子，顶多，雨天再披一身破旧的斗篷。可她除了这些，还有自己的菜园。

一个乞丐还要菜园干嘛？

每天清晨，她像其他的农夫一样，早早起来，挑着畚箕或扛着锄头，顶着大脑袋，摇着麻花辫出现在通往菜园的土路上。

土路一边深临池塘，一边是连绵的野生蔷薇丛。蔷薇丛长势旺盛，枝蔓分披。一到开花时节，粉的、白的、红的蔷薇花就会争相开放，缤纷，妖冶，泼辣，招摇，又目空一切。

秧村地处江南，水田纵横，村民常年与水稻打交道。蔷薇不能吃，也不能穿，他们才不管蔷薇开得多鲜艳，多芳香。路过蔷薇丛时，他们总是肩扛手提，低着头，匆匆而过。有时也忿忿不平，因为蔷薇枝头的刺又挂住衣服了。有时还会破口大骂，骂这些鬼蔷薇年年疯长，怎么就没人砍掉。挂住衣服的人，会停下来，用手里的扁担或锄头砸向蔷薇丛。小孩子呢，路过蔷薇丛时，怕掉进池塘，他们都是小心翼翼地挨着蔷薇丛走。时不时，被蔷薇刺破手脚，或被花丛中突然飞出的蜜蜂吓得哇哇大哭。

而她呢，每次经过蔷薇土路时，总是昂首挺胸，她不怕蔷薇刺，也不怕蜜蜂叮。甚至，她还故意靠近蔷薇丛，让蔷薇刺在她那件本来就破旧的花棉袄上，扑哧扑哧响。

有时，从菜园回来，她会摘下一朵朵颜色各异的蔷薇花，不紧不慢地别在麻花辫上。麻花辫齐臀，发梢上的蔷薇花，犹如缤纷的蝴蝶，追逐着她那滚圆滚圆的屁股。

多年后，在电视里看到走T型台的模特时，我就会想起她，每看一次就会想起一次。我总觉得，布满蔷薇的土路就是她的T型台，她每天模特般，神情冷漠、虚空、高傲地走过。

秧村，其他乞讨者，就是有菜园，也荒芜看不到泥土。无灶台，就是曾经有过灶台，如今，连垒灶台的砖都找不到了。她有灶台，而且，每天，灶台都和正常人家一样会炊烟袅袅。

乞讨者，全天候吃百家饭，要灶台干嘛。

她每天只讨一餐，所以她需要灶台。秧村人都说，她脚手齐全，完全可以不讨，讨饭只是她的一种病，就像某些有钱人，啥都不缺，还是喜欢小偷小摸。或者，像某些仪表堂堂的人，却喜欢偷取女性的胸罩和内裤。

不管是不是病，她会去乞讨，每天一餐，雷打不动。她讨好饭菜后，并不像其他乞讨者，立即虎口大开，唧唧吧吧吃个不停。她讨好饭菜后，会慢悠悠地走到家里，再就是，烟囱里黑烟直冒。

她住的地方是祖屋的一角。也不知道是我们祖上哪一辈留下来的，一辈一辈传下来，子孙越来越多，最后，房间不够分了。住在祖屋的人只得想办法建新房。一家家从祖屋里搬出，曾经喧闹拥挤的祖屋空寂了。只有她，还住在祖屋西北角。一年又一年，祖屋塌败了，屋顶上的瓦楞草一丛接一丛，好几面墙，墙体都开裂了。裂缝处，有梧桐树扎下了深根，雪白的根须，人骨般常年裸露在外。

我们这些小孩，路过凋敝的祖屋都害怕，更不要说去她的里屋。每次，经过她的里屋时，发现里面比墨水还黑，恐怕用电灯都难以洗白。况且，她电灯也没有装，满屋子的黑如何肯走。

我们这些小孩，比胆量，有人爬过高墙，有人钻过暗洞，甚至还骑过墓碑，但没有一个人敢去她的里屋。

其实，她并不可怕，除了蠢气发作时。她和秧村其他老奶奶没有两样，目慈眉祥。她长宽厚的双唇，像横吊着两截火腿肠。秧村的说法，嘴唇厚实的人，做人肯定不刻薄。

蠢气发作时，她好像没伤着别人。倒是，秧村那些孩子，看到她就会大吐口水，高喊着冬子蠢婆，冬子蠢婆。有时，在青春期孩子的怂恿下，孩子们会用土块砸向她。每次砸她，她只是蹲下来，四处找石头自卫。石头在手，她一次次挥臂扬手。石头却宝石般，她迟迟不肯丢出。孩子们看穿了她的伎俩，土块像结成团的蚊蚋般砸向她。她只能双手护头，一寸一寸蜷缩起来，最终缩成一团漆黑。

孩子们开怀大笑，她杀猪般嚎啕。

一次，我用土块砸她时，正好砸到了她的额头，血，一摊接一摊，从她紧捂的指间滚落，滚落在花棉袄上，瞬间，了无痕迹。我吓得逃回家。可同伴，手中的土块像牛虻，争先恐后，寻血而去。

她带给秧村人真正的乐趣，还是在她蠢气发作时。

在秧村，聚众围观，肯定是来了耍猴的，演杂技的或炸爆米花的。通常，只有外乡人的新鲜玩意儿才会引起秧村人极大的好奇。

可那次围观的是谁呢？

我看到四姐也挤在人群中，她消瘦的身子麻花般扭曲着。我也拼着小命往里挤。

然而，我看到的是她。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

挤在密不透风的大腿间，我看到她安详地站在桃树下，表演“脱衣舞”。从外往里，从上朝下，慢悠悠地脱着。每脱一件，村人就发出尖叫声，起哄声，甚至叫好声。最后，她把自己脱得像一只褪光羊毛的绵羊，肥腻、光洁、透亮。

春寒料峭，桃树还只是含着嫩包。众人哈着白气，祥云般，团团飘拂在头顶。

她精光着身子，紧贴在树腰上，颤动着，颤动着。两片屁股雪猴般，上下蹦跳。她吟哦着，声音急促、低沉，撞在围观村人的身上后，又弹回到她嘴里……

终于，她把脸朝向我们，双眼如提早盛开的桃花。

我看到她硕大的乳房像飘荡的白云，双腿间枯黄的松毛凌乱。肚脐下，像抹上了猪血，一道道红，一道道黑。

我骇红了脸，喘着粗气，从人群中挤出。几个大人，发现自己的孩子也挤出人群中。他们骂骂咧咧，说，你们这些兔崽子，你们来看什么，是你们能看的吗？他们恼羞成怒，拎着孩子的耳朵，往家里拽。

在人群中，我没有看到父母，但我感觉他们也是在骂我。我的耳朵也像被拎过，火辣辣地痛。我才小学三年级，这肯定不应该是我看的。可，读六年级的四姐能看吗？四姐不能看，那二姐三姐呢？她们正在处对象，或许她们能看吧。二姐三姐不能看，那大姐肯定能看了，大姐结婚都两年了。

可惜，能看都不在，她们在沿海的流水线上忙碌着。

或许，我们真的不能看，每晚我躺在床上时，我就会想起她，白花花的身子，白云般飘荡的大乳房，两腿间枯黄的松毛。我感到欣慰，我不像她。我想，没有一个女人像她。这么丑，难怪她成了讨饭婆。

四姐却说，我们长大了都会像她一样，乳房像白云，腿间长松毛。我说，我才不呢。如果，像她一样，我情愿不长大，或者，喝农药自杀。

可是，没过多久，可怕的事情就在我身上，野草般冒芽，并蔓延。可，我却没有了自杀的勇气。

据说，村人叫她蠢婆就是在那次演出后。也有人说，她何止是蠢，是蠢得没法救。

讨饭的人，打狗棍就是护身符。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这些都是经验之谈。看到讨饭的人，狗更是趾高气扬，威风凛凛。不随身带根打狗棒，是无法摆脱狗的欺凌的。

她也有一根蛇头形、细长的打狗棍。狗围上她时，她却吓得手脚无措。人们提醒她，狗又不是小孩子，用棍子狠狠敲啊。可她习惯了蹲下身子，四下找石块。捡起石块，朝狗扔去。很多时候，她蹲下时，不一定能找到石块，她只是吓得哇哇大哭，抱着头跪在地上。狗疯狂朝她进攻。万幸的是，她常年穿着厚厚的棉袍，除了手腕和脚踝被撕咬得出血外，就是棉袍被撕咬得千疮百孔。撕碎的棉絮，像一面面白旗，在她身上张牙舞爪。

大人和小孩都幸灾乐祸，说，这蠢婆娘活该，手里拿着武器却不会用，打狗棍，不用来打狗要棍干嘛？

有人突兀地想，她舍不得用这根棒子，莫非她把金条藏在棍子里？秧村人都传她家有金条。

相传是——

冬子和她结婚那天，热闹的宴席结束了，闹洞房的人也散去了。冬子吹灭了蜡烛准备干大事。先躺在被窝的她却埋怨，怎么还亮着灯呢。冬子纳闷，我不是刚把蜡烛吹灭，哪里来的灯？

可他转眼一看，在房间的一个东南角上，有一盏油灯正亮着呢。

冬子大惑不解，墙角怎么会有一盏灯呢。他蹒跚着走过去，想，这难道是结婚仪式上的一个布置？

灯光越来越亮，她责怪道，你愣着干嘛，还不去把它吹灭。冬子蛤蟆样鼓起腮帮，用力一吹，可灯火一动不动。冬子笑了笑，说这灯还很坚挺呢。于是，他再次鼓足气息，噗噗噗吹向油灯。可灯光依旧岿然不动。

冬子下蹲细瞧，发现这油灯挺别致，瓷盘油窝，针尖灯托。他想把灯端起，可灯托深深扎在土里。冬子铆足气力，双手一提，油灯破土而出。随即，一束白光从破土里发出。冬子用手拨开土层，一座青花瓷陶罐露了出来。扒开浮土，揭开罐盖，一件沉甸甸的长条形物件躺厚厚的棉布里。

冬子害怕了，他把她也叫了起来。

他们把吹灭的新婚喜烛重新点燃。在烛光下，他们先把最外面的蓝布掀开，接着是红布，最后是黄布。在黄布掀开的刹那，晶亮晶亮的光芒从布里射出。几根金条，整整齐齐排在一起，黄得刺眼。

这个故事一直在秧村流传，到底是谁第一个说的，没有人能说清楚，都说是酒鬼根狗说的。说其他人都离开后，根狗一个人躲在冬子的窗外听房。是他见到了这一幕。可根狗是个酒鬼，醉酒后什么话都能说出来。就说，冬子婚宴后第二天，他又去和杨家庄的一个酒鬼斗酒，酒是斗赢了，可是半夜回秧村的路上，口渴了，一头钻进水库里，就没有起来过。

根狗一死，关于金条的真假也就扑朔迷离。大伙问冬子，可否真有这事。冬子一口否认。问的人也觉得自己傻，这种事，碰到谁，谁肯说出去？

结婚后不久，冬子去遂川县山里做篾匠。不到一个月，就传来，冬子和当地人争抢生意，被当地人活活打死了，尸骨无存。

她呢，新婚不久就守寡，不蠢不傻才怪呢。

有人就说，或许冬子得到金条是真的，你看，目睹过金条的不是死了，就是蠢了。这冥冥之中暗藏天意啊。看来，意外之财不可得啊。

她蠢了。有人说，她在娘家时就蠢。否则，一个黄花闺女，怎么会嫁给瘸了脚的冬子？

一天，路过祖屋时，看到不断有人拥进去。大人小孩一拨接一拨，这是很少见的一幕。

以前，我们就是经过她屋前，也是心惊胆战，生怕她从屋子里蹿出来或骂或打我们一顿。

她蠢了以后，大人时常用她来吓唬小孩。哪个小孩不听话，大人就说，冬子蠢婆来了。哭的孩子，哭声就会戛然而止，生怕她就站在身后。秧村孩子最怕的有两个人，除了冬子蠢婆，就是赤脚医生张一水。只要远远地看到张一水背着药箱走来，孩子们肯定四处躲藏。哪个孩子不怕打针？

冬子蠢婆的里屋永远是黑洞洞的，没有任何一丝光线进入。自从冬子去世后，她把惟一透光的狭小窗户都钉死了。

现在，她的漆黑的房门洞开，一盏煤油灯孤零零地，在众人的鼻息下，惶恐地跳动。她躺在地上只是哭。大人和小孩把她围在中间，我以为她又在玩脱衣服的游戏，可没有听到大人们幸灾乐祸的叫喊声。我发现爷爷也挤出拥挤的人群中，他也四处打量着里屋，好像要从里屋里找到失落的东西似的。

她的里屋和其他人家的里屋大同小异。松木桌子，带顶棚的古式木床，双门谷仓，落地衣柜，米缸，酒瓮等。一样挤着一样，密密麻麻地塞满其间。

只是，现在，她房间乱得不成样子。床上被褥掀翻了，衣柜更是翻得底朝天，米缸和酒瓮也倾倒在地……

听大家议论，才知道，有人来过了她的里屋。我也发现，坐在地上的她，手中拿着一副脖子扭歪了的锁。

自从冬子和她结婚那天后，几乎没有人进过这间房。大伙都拼命打量这间久闭的房间，看来看去，除了被人翻动过的痕迹，其他并无特别之处。

当然，大家还是发现了她那硕大的米缸里，竟然储藏着讨来的米饭，不过，这些米饭已经晾干了，像米，又不是真正的米。

几位长辈问她，有没有丢失什么贵重东西。

可她只是双手捶地，嚎啕大哭。

长辈问得不耐烦了，就骂，你个蠢婆，有没有丢东西也不知道，就知道鬼哭狼嚎。

有人悄悄议论，是不是金条偷走了？大伙都鼠着眼，朝里屋的角角落落查看，可并没有发现地上有挖掘过的痕迹。

她不肯说。大伙又对金条的真假生疑。

偷了什么，偷了多少，大伙一概不知。她也一句话也没有。天色渐渐晚了，女人先退出去烧晚饭，饭好后，大人和孩子也溜走了。

大伙把狼藉不堪的房间原样丢回给她。她还躺在地上，捶着地面痛哭。摇曳的煤油灯，像“火蛇”，吐着信子，蠕动着，爬了她的全身。

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她出来乞讨了。偶尔，看她走在土路上，脚板陷入泥淖般，泛不起任何的尘埃。

如果不是二婶把幺妹丢给她，她是否能回到过去？

二婶嫁给二叔后，第二年生下大妞。过一年，又生下二妞。二叔如坐针毡。二婶更是羞愧难当，好像是她干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对计划生育抓得异常猛烈。乡、村两级干部走村串户，一一排查，生过二胎的，逮到就捆绑去结扎。对教育不改、死皮赖脸的，乡、村两级干部会牵牛抬猪，甚至上揭屋瓦，下拆门窗，逼迫着你去“计划”。对那些逃“计划”的人，他们恨不得连房子都给你连根拔起。

二叔二婶惶惶度日，无奈带着两个女儿远走高飞。在东躲西藏中，二婶怀孕了。临盆前，他们潜回秧村。

可是，生下来的依旧是女孩。二叔是欲哭无泪，二婶也是急得想上吊。

更让他们痛不欲生的是，这个刚生下来的女孩，像个早产儿，体重不到四斤，瘦得皮肤连着骨头，病鼠都比她壮。更要命的是，这样一个小不点，二婶给她喂奶，她却一直拒绝。不肯张嘴吮奶，只是哭，人小，哭声却响如唢呐。

邻居们看了，都叹息，说这孩子恐怕养不大。赤脚医生张一水用听诊器听了听小不点的心脏，说，这孩子的心脏回音紊乱，恐怕有先天性心脏病，养大了也会很麻烦。张一水说，估计这孩子活不过十岁，还是不带为好。

二婶听医生一说，心里忐忑，带还是不带，她想征求爷爷的意见。

爷爷就丢下一句，生，继续生，再生不出儿子，你哪里来回哪里去。爷爷看都没有看小不点一眼，气冲冲地走开了。

二叔呢，更是扭着二婶的头往墙上撞，骂，你个“半婆”，还说你屁股大，尽生些赔钱货，生了两个赔钱货还不够吗，还要整个“短命鬼”！

二叔越说越气，把吃饭的桌子都掀翻在地。

大家拼命劝说二叔，说消消气，事不过三，下一胎肯定是个带把的。这个小不点嘛，就不要带了，带了又有什么用呢，张医生都说了，长不过十岁啊。

大家发现了冬子蠢婆也伸着脖子，挤在邻居中。

有人建议道，冬子蠢婆一生没有生养，还不如送给她，眼睁睁看着小不点饿死，于心不忍啊。这孩子命贱，不吃奶，可能她喜欢吃百家饭呢。

二婶六神无主。二叔更是气势汹汹，想马上找锄头挖坑，把小不点埋了。

二婶泪眼汪汪，把冬子蠢婆叫到跟前，问她想要这个孩子吗。

出乎大家的意料，冬子蠢婆捣蒜般点头。

年后，二婶又跟着二叔开始了新一年的逃亡之旅。

小不点被她带走后，大家也摇头叹息，说小不点早晚是死，就让她陪陪冬子蠢婆吧，这个没有生育过孩子的，可怜的女人。

以前，冬子蠢婆每天都是出去乞讨一次。抚养小不点后，冬子蠢婆每天三餐都出去讨饭。在第一家讨好后，就急急地跑回家，把最早那口滚烫的饭，喂给小不点吃。可大家都知道，出生不到几天的小不点，哪里能够吃饭。连母亲的奶水都不肯吃，冬子蠢婆有对付小不点的办法？

在她黑洞洞的里屋里，时常听到小不点洪亮的哭声。大家都叹息，真是难为冬子蠢婆了，一个没有生养孩子的人却要带一个病孩子。

每天午后，冬子蠢婆都要经过那条布满蔷薇的土路，但她并不是去她的菜园。盗窃事件后，冬子蠢婆再也没有打理她的菜园了，那片狭长得可怜的菜地杂草丛生，曾经郁郁葱葱的蔬菜早已经被杂草掩埋。本来就瘦弱的几垅土，又被左右的厚根家和木生家掏空了不少。

经过菜园的时候，她会停下来，看几眼自己的菜地，然后提着她乞讨用的圆口竹篮，朝村外的虎形山走去。

一个时辰后，大家会看到她闯过布满蔷薇的土路，踏着黄尘，一步一摇地朝祖屋走来。手中挎着的竹篮鼓鼓的。一块蓝色手帕遮掩在篮口。

塞满了什么东西呢？大伙都想去掀开那块蓝色手帕看看，但谁也不肯靠近她。

元宵节过后。清明节也很快到了。懵懵懂懂，清明下种。秧村人开始了新一年的农活了。忙得脚跟打着屁股的村人，谁也没有闲工夫去关注冬子蠢婆和小不点了。都是两个不祥的人，谁还喜欢注意呢。只是，每个夜晚，能听到小不点的哭嚎声，大家才知道小不点还活着而已。

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农民一年四季总有忙不完的活。到了腊月，大伙才开始有了一点空暇时间。

过完腊八，二叔和二婶回到秧村。二叔手中抱着一个孩子，大伙立即知道肯定是个男孩。二婶喜笑颜开，对迎上来的邻居分发水果糖。二叔抱回的那个胖小子，他就是我们的幺弟。

爷爷在菜园锄草。一听到二叔回来了，他丢下锄头，踩着凹凸不平的菜垅，跌跌撞撞地朝人群跑去。土坯被爷爷踩得四处飞溅。几棵鲜嫩的青菜，突遭践踏，腰杆再也无法挺直了。爷爷抢过孩子，把脸贴上去，坚硬的胡须扎得孩子猫叫般哭鸣。

冬子蠢婆抱着小不点在门口晒太阳，看到拥挤的人群，她也凑了过去。当发现是二叔二婶的时候，她脸色大白，横着挤过人群，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把门紧紧闩上。

透过人群，二婶还是看到了冬子蠢婆，和她怀里的小不点。

接下来数天，冬子蠢婆的门一直紧闭着，烟囱又开始冒烟了。可没过几天，烟就冒完了。

她又出来乞讨了。

和以前不同，以前她都是一个人出来乞讨，哪怕是小不点哭得屋瓦都在颤动。现在，她用红布条把小不点捆在背上，一家家去乞讨。背着小不点，让她显得更伛偻了，头几乎与地垂直着，全身的力量都压在那根棍子上。

乡村时光总是老牛拉破车般，慢悠悠的。可不知不觉间，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

有人发现小不点能走路了。可冬子蠢婆就是不肯让她走路。每次乞讨时，她还是把小不点捆在背上。小不点挣扎着要下来，可她就是不肯。她骂小不点，你个“半婆”，背你，你还装俏。

讨饭回家，她把门闩好，才肯把小不点从背上解脱下来。

冬日，暖阳高照，冬子蠢婆会带着小不点来到向阳的土墙边。她把小不点安放在土墙上，自己蹲在小不点跟前，用勺子一口接一口，往小不点胖嘟嘟的小嘴里，喂食着讨来的饭菜。

冬子蠢婆总是先菜后饭，一口紧一口，喂得小不点哭喊着不吃后，她才吃剩下的饭菜。有时候，碰上人家做酒席，给她的饭多菜好，她就拼命喂食小不点。小不点不肯吃，她就扯开嘴往里塞，边塞还边骂，你个”半婆”，有吃你还嘴硬，再不吃，明天就饿死你了。小不点被她喂得哇哇大哭。可她却不管不顾，一直喂，一直喂。

旁边的人咬牙切齿，骂，蠢婆，真是个蠢婆，小孩能这样喂？

可大家看看小不点，发现小不点手粗脚壮，比起同龄人，一点也不瘦弱。大伙还是叹息，说小不点真是命不好，一出生就有先天性心脏病，活不过十岁啊。

大伙又开始同情起小不点来。

寒冬腊月，县里来了一群医生。他们撑起红布横幅，说是“三下乡”活动，为乡亲们义诊。村里的老老小小都拥到了医生前，恨不得来个全身检查。但由于条件所限，来义诊的医生无非是帮大家量量血压，听听心脏，搭搭脉象等简单的诊疗。

从上午到傍晚，几个医生一直忙个不停。天色已晚，医生们要回县城了。

大伙看到冬子蠢婆一直在人群外徘徊。突然，有人想到，张一水医生说小不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何不请城里的医生看看有没有救。

大伙叫冬子蠢婆快抱小不点过来。冬子蠢婆不知道为什么叫她，准备逃走。

有人骂道，你个蠢婆，还不快抱小不点过来，让医生检查下。

她这才，小心翼翼地靠近医生。

医生把听诊器塞进小不点的胸口，听了一会儿，说这孩子心跳正常，医生再观察小不点的体表，说这孩子营养相当好，就是运动太少了，脚手发育欠佳。

大伙说，我们村里的医生张一水说，她一生下来就有先天性心脏病。

医生说，不会的，这孩子的心脏跳动异常清晰，而且，脉象也清晰，完全可以排除先天性心脏病，假如你们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县医院做个完整的检查。

医生强调说，以我多年的从医经验，这孩子先天性心脏病的概率极低。

大伙谨慎地问，那她能活过十岁吗？

医生哈哈大笑，说，按这孩子现在的营养，她一百岁都能活。

二婶一直站在一旁。当她听到小不点能活到一百岁的时候，她眼角泛起了泪水。二婶一口气跑到家里。跑到家里后，二婶哭喊着，絮叨着，说自己命不好。在门口整修犁耙的二叔，骂二婶，大白天的，哭得死去活来的，你娘家死了人吗。

二婶狠狠地瞪了二叔一眼，就卧到床上去了。二叔不解，这个婆娘，大白天的卧到床上去，想寻死啊。

很快，二叔也听说了小不点没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消息。二叔内心泛起了波澜，当初，盼儿心切，对女儿是恨之入骨。现在，儿子有了，他对女儿的心态也变了。没有幺弟前，大妞，二妞，他从不给她们好脸色，打骂更是家常便饭。对生下来就奄奄一息的小不点，二叔岂会痛惜？

二叔认为自己有两个女儿了，送一个女儿给人家也无妨。在秧村，这样的送法多着呢，大伙见怪不怪。

但，把一个好好的女儿送给一个讨饭婆，这还真没出现过。再说，小不点长大后会怎么想？二叔感觉头大了不小。他这才感觉到，躺在床上的二婶是多么理直气壮。

小不点要三岁了。按秧村老人的说法，孩子过了三岁，就开始有记忆了。

每天，看着冬子蠢婆还是捆着小不点在背上去乞讨，二婶和二叔就揪心，羞愧，小不点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啊。

二叔和二婶商议，该去把小不点接回来。他们想，就让冬子蠢婆做小不点的奶娘好了。在秧村，谁家生孩子后奶水不够，就会去吃奶水充盈女人的奶水。吃了谁的奶水的就称谁为奶娘。奶娘的地位较高，孩子长大结婚时，拜完爹娘后还得向奶娘拜上一拜。

二叔和二婶商量好了，他们去征求爷爷的意见。

爷爷说你们两个真是混蛋，哪里有拜讨饭婆为奶娘的？你们能丢这个脸，我不行，再说，这让小不点长大后如何做人？

一阵数落，更让二叔二婶垂头低眉，两眼发蒙。

爷爷骂道，都四个孩子的父母了，还是熊样，有什么大不了的，给她满算三年的保姆费，她能怎么样。

爷爷说，今晚就把三年的保姆钱准备好，我明天去抱人。

爷爷强调道，记住，今天就去代销店买好三挂鞭炮。

第二天清晨，爷爷刚把小不点抱入门槛，二叔手中的鞭炮就炸响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喜庆的硝烟弥漫在秧村巷子里。

仿佛，新年提前降临了。

年后，在乡镇社办企业上班的父亲调到了城里。母亲、哥哥和我也跟着进城了。

其间，我都有机会回秧村的。

比如，大年初一，父亲都要回秧村，向长辈们拜年。我争着要去，但父亲说，你一个女孩子家还去拜什么年，我和你哥去好了。

除了拜年，本家有人办酒席，我也有机会回秧村。通常，父亲上班，母亲去。每次都以为母亲会带上我，可母亲说，我一个人去就好了，你一坐车就翻胃呕吐，还有，在乡下，你又睡不习惯。然后，母亲就絮叨，你的作业，不是还很多没做吗？

一次又一次，我总是与秧村失之交臂。每次，我都想问父亲，或哥哥，或母亲，秧村那个冬子蠢婆怎么样了？可话到嘴边，又被我硬生生咽下。我怕他们取笑我，一个乖乖女，怎么会问起一个乡间的讨饭婆？

也曾有秧村人来我家做客，我本想向他们打听。

可他们一看到我，都一股劲夸耀我，说五妹几年不见，长漂亮了，洋气了。还有，他们会对着我家墙上密布的奖状，啧啧称赞。

一个又洋气、又好学的女孩，突然问起一个恶心的讨饭婆，他们又会怎么想？

终于，我无从问起。

我只能委婉地问起，村口土路上，那丛野蔷薇还在吗？

父亲说还在。母亲说不清楚。秧村的来客呢，他们说没有注意。

我偶尔会做梦。梦起土路，被水泥路压在身下，死了。池塘，还在，被一圈雪白的栏杆，安稳地圈养着。野蔷薇，带刺的枝头上，摇曳的不是粉的、白的、红的花朵，是一幢挨着一幢的小洋楼。

回秧村参加幺弟的婚宴前，听母亲说起过，本来，幺弟是不打算在秧村办结婚宴席的。幺弟在广东开模具厂，赚了不少钱，在城里买了两套商品房。幺弟抱怨，在乡下做酒太烦了，规矩多，请厨师，买菜，借东借西，前前后后要操劳不下三天。

这几年，秧村也流行在城里办酒席，这样省事，省心，只需包一辆中巴车，把亲朋好友接来，吃完一餐后，再把他们送回。

但二婶说，不行，幺弟是她的独子。她说，以前吃秧村人那么多宴席，要还人家的“口舌”。虽说在城里办酒席方便，但很多人会晕车，都不肯去城里喝喜酒。再说，在酒店只吃一餐，来回坐车，让人难受。

二婶还说，在城里办酒席，就是秧村那些讨饭的也会议论啊。

玻璃窗外，阳光淡了下来。雪白的墙壁也暗了下来。姊妹们还在墙角，嘁嘁喳喳地谈天说地。

我起身来到门口，发现太阳马上要落山了。

二婶看到我，问，睡醒啦？姊妹们忙招呼我坐下。

我说，我去村口看看土路上那丛野蔷薇。

没走多远，身后就响起喊叫声：五妹，五妹……

是二婶尖着嗓子在唤我。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