嶓冢山与汉水古源——对一桩史地疑案的梳理

祝中熹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 兰州 730070）

嶓冢山与汉水古源——对一桩史地疑案的梳理

祝中熹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 兰州 730070）

时代较早的文献对汉水源流的记载，同后世水系实况严重不符。魏晋以来，许多学者力求解释这一现象，但众说纷纭，歧见丛出，久无定论，遂成史地学上一大疑案。直到近世，方弄清汉水中断、河道变易的真相。这一疑案的获解，对于古地志学和古代史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有必要做一番全面、系统的梳理工作，以为涉及此域的学人们提供些资料信息的查阅线索。

《禹贡》；嶓冢山；汉源；《汉志》；嘉陵；天水

今日汉水的上流，为陕西汉中勉水（古沔水），但这并非古汉水的始源。魏晋以前，今嘉陵江上游流经甘肃东南部的两大支流，乃汉水的正源。一条是纵贯徽县全境南下，曾被称作漾水的永宁河；一条是绕穿礼县、西和、成县，与永宁河相会的西汉水。二水均发源于天水市南境古称嶓冢山的齐寿山。永宁河上流白家河，源于山之东麓；西汉水上流盐官河，源于山之西麓。此即《水经·漾水注》所言：“东西两川，俱出嶓冢，而同为汉水者也。”这种水系实况，在时代较早的几部地志著作如《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均有明确记载。但后来自然环境发生变化，导致水道改易。在今阳平关以东地区，汉水被壅阻而中断，由东西汉水组成的原汉水上流南冲入川，形成了嘉陵江，汉中西部的沔水遂成汉水正源。

古地志记载同水系实况的背离，不可能不反映到文化认知上。《禹贡》是“经”，具有权威性。为了能和《禹贡》所言相应合，人们便在嘉陵江形成后的汉水上游，傅会出一座嶓冢山和一条漾水，并以设嶓冢县或西县这类行政建置的方式，把认知确定下来。但这样做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因为《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文献，明言嶓冢山、漾水、西县等名称地望都在陇右，怎么一下子都跑到汉中去了呢？由唐至清，学者们为此而诘辩不休。有的煞费苦心，依后世地貌实情解说《禹贡》经文，盛斥班《志》、郦《注》之谬；有的避开水道经域，坚守晋以前的古说，为班、郦申义；有的意识到古今水道有变，不可以今非古，但也只是泛言推测，并无实据。

这桩历史疑案一直延续至当代。经过学界的递接努力，如今真相业已昭然：《禹贡》、《汉志》、《水经注》等文献记载并没有错，汉水古源确发自陇右的嶓冢山。疑难的症结，正在于水道的变易。但这是个专业性特强的学术问题，熟悉这一领域并关注过这桩疑案的学者为数不多，一般读者偶涉相关山、水、地名需要查知时，通常会借助并相信几部传世名著和工具书，而它们所持或所采的，却都是疑案未澄清前流行的观点。如颇具影响力的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先秦卷中就未将古汉源如实划出。所以，误识、误传往往仍在继续。这也是常见的文化现象，某项业已探明的学术疑案，要被社会普遍接受，往往需要时日。时下学术界尚未产生对这类史疑新证作出评估的机制，尤其是一些边缘学科，上述现象已成常态。笔者在此领域寻觅过，困惑过，深有所感，觉得有必要做点后续工作。故不自量力，据手边所有资料，对此案略作梳理，以求对正确认知的传布起一点助推作用，并为涉及此域的学人们提供些信息查阅线索。

一、南北朝以前的文献记载

（一）《尚书·禹贡》

（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

对于《禹贡》的叙事方式，清儒曾有过讨论。有人认为导山与导水系两条思路，不宜混一；而更多学者信从孔《传》“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的说法。一则水源多由山出，二则必须凭山以观水势流向，所以导山是为导水服务的，二者应结合起来考察。“岷”即今甘肃东南部的岷山，“嶓”指嶓冢山，是古代西北地区的一座名山（是时有称名山为冢的传习），《禹贡》多次言及，《山海经》也有载，连远在楚地的屈原，也吟过“指嶓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的诗句。［1］思美人嶓冢山地望，古籍有一致的记载，不须赘引。大致方位在秦汉时西县与氐道交接地带，实即今天水市南境的齐寿山，对此学界已有共识。

关于“沱”、“潜”，《史记集解》引郑玄说：“水出江为沱，汉为涔。”（潜、涔同音异文）视沱、潜为泛指水流现象。顾颉刚、刘起釪曾指出“各家旧释率皆以自江分出之水为‘沱’，自汉分出之水为‘潜’，因而梁、荆两州皆有沱水、潜水。由此可知，沱字、潜字原是通名，而不是专指某一水。但确也有水称为沱水、潜水，大抵是与江、汉相关的某一水。”［2］所言甚是。我们更关注与汉源有关的“潜”。孔颖达疏《禹贡》此文曾引郑玄注曰：“潜盖汉，西出嶓冢东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两千七百六十里。汉别为潜，其穴本小，水积成泽，流与汉合。大禹自导汉疏通，即为西汉水也。故《书》曰‘沱潜既道’。”这段注文，极为重要。前数语说的是整条汉水，源出嶓冢山；后数语说“潜”，实指西汉水与汉水通流受阻之处，大禹即在此处进行疏导。郑玄是在注经，故须同禹的功业挂钩，我们无需拘泥。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郑玄不仅视西汉水为潜，而且以地下水的伏流释潜。郑玄是东汉后期人，是时汉水在今陕甘交界处附近已经受到壅阻，水道已很不畅顺，水聚处成泽，而潜穴暗流。郑玄的解说，正是西汉水与沔水亦断亦通实况的写照。《史记》述《禹贡》此语，“潜”字作“涔”。《水经》记有涔水，说它“入于沔”，实乃汉水的另一条小支流，并非西汉水。郑玄说潜是同西汉水的疏导相联系的，和涔水无涉。《经典释文》释“潜”，引马融；“泉出而不流者谓之潜。”可与郑说相辅。

（雍州）嶓冢导漾，东流为汉。

经文只有8个字，却凝聚了此案的核心内容。漾水为汉水上流，发源于嶓冢山，讲得明确无疑。孔《传》云：“泉始出山为瀁水，东南流为沔水，至汉中东流为汉水。”瀁为漾的异体字。前引郑玄注此文亦曰：“汉水出嶓冢东南。”他注《尧典》“宅西，曰昧谷”句则云：“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后汉书·郡国志》汉阳郡西县条下引郑玄此语，“兑山”作“八充山”。显然，“兑”字乃“八充”二字的误合，而“八充”乃“嶓冢”古读的音转。由郑注可知，漾水所出的嶓冢山，位处秦汉时的西县。漾水即今由天水市南部流经徽县后东南入嘉陵江的永宁河，后文还将言及。

（二）班固《汉书·地理志》

《志》文扩展《禹贡》语意，接述汉水的经域。颜师古注进一步阐明：“漾水出陇西氐道，东流过武关山南为汉。禹治漾水自嶓冢始也。”颜师古虽为唐代人，但他忠于班《志》，回避了《志》文同水流实况的矛盾，接受了漾水出氐道的说法。《志》文提及沧浪水，是为了更清楚地交代水之流向。沧浪水是古汉水在楚国的名称。《水经·沔水注》“武当县”下即云：“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又引《楚辞》“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文末言：“盖汉沔自下有沧浪统称耳。”

（武都郡武都县下）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过江夏，谓之夏水，入江。天池大泽在县西，莽曰循虏。

班固在此点出“东汉水”之名，至关重要。表明此水与西汉水对应，乃古汉水上游两大支流东面的一支。它与沔水通流，东过江夏而入江。此处班固有所忽略，未能言明氐道水实即漾水。“氐”为先秦时期就已活动在陇右地区的一个部族，氐道为秦汉时在氐族集居地设立的县级建置，属陇西郡（晋代改属武都郡）。其境与西县相接，在西县之东北，含今徽县北部及天水东南部。上世纪80年代出土于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墓中的木板地图，图一中部二水合流处用方框标注“邸”字，同墓所出竹简文字中又言及“邸丞”。邸有丞，表明是一级行政建置。李学勤先生曾撰文指出，此处之邸，就是西汉时陇西郡的氐道所在。［3］氐字加邑旁，以示地名。该图显示，战国时期秦已置氐道，汉承秦制。通过对诸图的对照参比、细加析察可知，标示“邸”字的区域正在今天水市之东南方。［4］清儒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说，氐道故域在上邽之东南，并与西县接壤，其说确当不移。

西汉武都郡治武都县，在今西和县南部的洛峪，也即《水经注》所言洛谷。《志》文所谓“天池大泽”，指今礼县南部地区古时的一大片水域。那一带地势较低，西汉水流经该地，当东行水道受阻而壅滞时，流水必然在低处分注汇聚。古时以水多处称“都”，故颜注云“以有天池大泽故谓之都”。后来南冲入川的嘉陵江形成，武都地区的水势方渐消退，但低洼处湖泽仍多。那一带保留于后世的地名，武都之外如大潭、潭坪、雷坝、王坝、潭水、滔山、太塘、仇池、河池等等，尚能透露出往昔水多的信息。后人未明西汉时武都之所在，以今之武都释班《志》此文，误将文县北部的“天池”视为“天池大泽”。

《志》文说“东汉水受氐道水”，表述同《禹贡》微有不合，似乎氐道水非东汉水主流。核之水系，同氐道水并列组成东汉水的，乃流经今两当县境的红崖河，古称故道水。《禹贡》明言漾水（即氐道水）为汉水之源，理应为东汉水主流，是时氐道水应大于故道水。

（陇西郡氐道下）《禹贡》养水所出，至武都为汉。莽曰亭道。

颜注已交代，养或作瀁，实即漾，即《禹贡》所言“东流为汉”的漾水。结合上录武都县下文字可知，此置于氐道下的漾水就是氐道水，班固不过是因地而分隔表述罢了。前文已言及，漾水即今发源于天水市南部齐寿山而纵贯徽县全境南入嘉陵江的永宁河，永宁之名缘自漾字，乃漾字的缓读。《诗·汉广》“江之永矣”，《说文》引之即作“江之羕矣”。综上诸条，《禹贡》所言汉源的漾水，出于陇西氐道，又称氐道水，属东汉水水系。至此，班《志》已将汉水上游的东部源流交代得十分清楚。

（陇西郡西县下）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

这是班《志》受后儒非难较多的一处文字。论者批评班固擅变《禹贡》经意，《禹贡》只说嶓冢导漾，未说导西汉水。实事求是地说，班固把西汉水同嶓冢山联在一起，开汉水东西二源说之先河，的确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后世的认识混乱，因为后世水系明示西汉水并非汉源。但依笔者愚见，这段文字实为班固的一大贡献。他以求实精神释说《禹贡》却不拘泥于《禹贡》，指明了同样出于嶓冢山的漾水之外的另一支汉源。后文我们将提到，郦道元《水经注》之所以重点讲述西汉水，无疑是受了班《志》的影响。清儒曾反复追究嶓冢山的方位，多数学者最终弄清楚了此山横跨西县和氐道的事实，明白了漾水、西汉水同出嶓冢的道理。

汇入西汉水的广汉白水，当指今由礼县白河乡东流、在雷坝乡与西汉水相会的清水河（今地图标洮水河，误）。《史记·樊哙列传》载哙“入汉中，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索隐》：“案：西，谓陇西之西县。白水，水名，出武都，经西县东南流。言哙击西县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广汉郡与武都郡相邻，白水为西汉水中游最大的一条支流。此水曾被误认为白龙江，而白龙江自古与汉水无瓜葛。

（三）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

汉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贡》“导漾东流为汉”是也。西源出陇西西县嶓冢山，会白水，经葭萌入汉。始源曰沔，故曰“沔汉”。

葭萌，《方舆纪要》云：“在保宁府广元县西北”，位于汉中西部。东、西汉水合流后东经该县地域而与沔水通流。常氏此文将汉源古说综合起来，作了简明、切当的概括，弥补了班《志》因分散表述，诸文缺乏联系而导致误解的缺憾，汉水二源说获得了东西分明的归结。常氏未把沔水看成是汉水的一条支流，而看作是汉水上流的全称，包含了东、西二源。《志》文最大的失误是在嶓冢山问题上，背离了《禹贡》文意，不认为漾水出自嶓冢，另外傅会出了一座漾山。对此，曾引用常氏此文的郦道元也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常氏附而为之的“殊目”。常氏何以不言嶓冢而另出漾山呢？我想原因在于他既信从班《志》西汉水源于嶓冢山之说，却又不明嶓冢山的具体位置，认为此山既归了西汉水，就不可能再归漾水。是时氐道行政上已改属武都郡，这更促成了他将汉水东西二源远远分开的判断。

（四）郦道元《水经注》

（漾水经文：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熹按：《注》文先引《华阳国志》文，此略。接下来引刘澄之、郭景纯、庾仲雍诸说）……是以

《经》云：漾水出氐道县，东至沮县为汉水，东南至广魏白水。诊其沿注，似与三说相符，而未极西汉之源矣。然东西两川俱受沔汉之名者，义或在兹矣。班固《地理志》、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并言，汉有二源，东出氐道，西出西县之嶓冢山。阚骃云：汉或为漾，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至氐道，重源显发而为漾水。又言陇西西县嶓冢山，西汉水所出，南入广魏白水。又云漾水出獂道，东至武都为汉水，不言氐道。然獂道在冀之西北，又隔诸州，无水南入，疑出獂道之为谬也。又云：汉，漾也，东为沧浪水，《山海经》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入江。然东西两川俱出嶓冢，而同为汉水者也。孔安国曰：泉始出为漾，其犹濛耳。而常璩专为漾山、漾水，当是作者附而为山水之殊目矣。

应注意，时代更早的《水经》，已把漾水、嶓冢山和陇西氐道联结在一起。郦《注》广引包括常《志》、班《志》在内的诸家之说，除了指出獂道之谬和对漾山的不认可外，郦氏对诸说基本上是赞同的，结论是汉有二源，俱出嶓冢。獂道在今陇西一带，与汉水绝对扯不上边，其为氐道之误无疑。阚骃说漾水出昆仑西北隅，如非笔误，当牵扯对昆仑山的认识问题，古人常说的昆仑山，有可能指陕甘交界处的陇山，说来话长，此姑勿论。也不排除阚氏误把嶓冢山说成昆仑山的可能。郦道元也有点小失误，他把广汉白水说成了“广魏”白水。而且，《经》文只说漾水东至沮县为汉水，并未说又东南至广汉白水，他把班《志》文误用于此。

最令人刮目的是，郦《注》意识到了诸家偏重于阐述汉水之东源即氐道漾水，“而未极西汉之源”。所以郦氏集中笔力用大量篇幅叙述西汉水，内容之系统、详尽，给人以深刻印象。尤须特加指出，他述此水系，最初用“西汉水”领句，言至“盐官水南入焉”之后，便改称西汉水为“汉水”，直到文末。这表明郦道元视西汉水为汉水上游主流。他把西汉水内容置于《水经》漾水目下，一则是因为该《经》未立西汉水之目；二则就因为他要纠前人“未极西汉之源”的缺憾，强调西汉水之主流位置，而漾水在会西汉水之后，方称汉水。在郦道元时代，想必是西汉水大于、长于东汉水。

还须交代一下，郦《注》述汉水（实指西汉水）过了阳平关之后，言及通谷水，说“通谷水出东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为西汉水”。此处西汉水的“西”字显系“东”字之误。因为这支水是从东北方南下的，而且是“上承漾水”。能同漾水即氐道水合流而南的，只能是故道水，合流后即为东汉水。如此理解，郦《注》所言纷繁水系中，汉水东西二源的处位便更加明朗化了。

在《水经》“潜水”目下，郦《注》完全采信郑玄之说，并以“伏水”说补充了郑说。为避重复这里不再引录。

（五）许慎《说文·水部》

（“漾”字下）水出陇西獂道，东至武都为汉。从水，羕声。

（“汉”字下）漾也，东为沧浪水。从水，難省声。

（“潜”字下）涉水也。一曰藏也，一曰汉水为潜。

《说文》是字书，但所提供的零散信息，可以辅证史志著作中的一些说法。据之可知，漾、潜、沔、沮诸水均与汉水通流。许氏释潜之一义为“藏”，并介绍“汉水为潜”之说，可同前引郑玄的看法相呼应，再一次印证了东汉时尚存在汉水受阻后，水聚成泽、伏流仍通的现象。说沔水出沮县东狼谷，表明此水即沮水，本为汉水的一条支流。说漾水出獂道（郦道元可能即误采此说），段玉裁注文已纠其误，应作氐道。段注着意指出许说同于班《志》，“皆释《尚书》禹时汉源也。不言嶓冢山者，言氐道嶓冢在其中，与《志》同也”。此语也透露了段氏对此疑案的看法，其潜语言是：《禹贡》和班《志》讲的是“禹时汉源”，后来的水道发生了变化。

（六）其他文籍

除了上述几部古文献外，魏晋以前言及汉源的著作还有不少，虽非专论，但反映了那时学界较一致的认识。如郦氏引用过的《山海经·西山经》即云：“嶓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这是《禹贡》之后最早述及此事的文字，直言汉水源于嶓冢山，可证《禹贡》说之非孤。说汉水流注于沔，不严谨，事实为沔水流注于汉。但嶓冢所出之水与沔通流，则语意分明。又如《淮南子·地形训》说洋水出昆仑山“西北陬”（《水经注》引阚骃之说，当本于此），高诱注曰：“洋水经陇西氐道，东至武都为汉阳，或作养水也。”庄逵吉：“洋或作养，养应作瀁，亦作漾，即汉水也。‘东至武都为汉阳’，阳字疑衍。”该篇后文又言“汉出嶓冢”，高诱注：“嶓冢山，汉阳县西界，汉水所出，南入广汉，东南至州入江。”前后文对应审视可知，上文所言昆仑山应指嶓冢山。高、庄皆认为，源出氐道嶓冢山的洋水即漾水，乃汉水上流。此外，张华《博物志·山水总论》亦谓“汉出嶓冢”。看来，汉源确已同嶓冢山紧紧联为一体了。

范晔《后汉书·郡国志》陇西郡下：“氐道，养水出此。”汉阳郡下：“西，故属陇西，有嶓冢山，西汉水。”与班《志》相承接，但未言汉源问题，只将漾水归氐道，西汉水归西县，如实显示两支水系。刘昭注则进一步引《巴汉志》说指出“汉有二源”，东源为养水，西源为会白水的西汉水，“经葭萌入汉”，称“汉沔”，二源均出陇西嶓冢山。此外，《汉唐地理书钞》所辑袁山松《续汉书·郡国志》亦载此说，郦《志》已引，此略。

综上十余部文籍提供的材料可知，对于汉有东西二源皆出嶓冢的史实，南北朝以前人们的看法总体说是一致的，并无根本性的异见歧说。

二、南北朝之后的学界认识

当汉水受阻中断，嘉陵江完全形成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籍记载同水系实况的严重背离，必然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人们试图对此作出解释。我国传统文化以经、史研究为主线，在这类疑难问题上，先儒总是围绕文献记载思考，罕有人去作实地考察，所以很难避免主观性。依那时的文化理念，《禹贡》作为经典不会出错，错便出在班《志》、郦《注》等书上，对它们的评议与非难也便层出不穷。但对《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定说，总要有所交代；最彻底的解决方式是在当时人们熟悉的汉水上游，找出一座嶓冢山和一条漾水来。中国的行政建置，向来是中央集权体制的产物，是依执政者的意图而变动的。北魏时期，为应合《禹贡》所言，在汉水上游的沔阳（今陕西勉县）析置嶓冢县，属梁州华阳郡。《魏书·地形志》载此：华阳郡所属三县中有嶓冢县，“有嶓冢山，汉水出焉”。此志奠定了后儒论说此疑案的正史记载依据，可视为汉源认知历程中文化分野的标志线。至隋代，又有了更完善的演变，《隋书·地理志》载汉川郡统县八，其中有“西县”：“旧曰嶓冢，大业初改焉。有关官，有定军山、百牢山、街亭山、嶓冢山。有汉水。”古文献均言嶓冢山在西县，所以北魏所设的嶓冢县便被改称作西县了。此县后来又经多次变易，至清代称宁羌（今宁强）。

隋唐时代对汉源的认知，可以杜佑的《通典》为代表，其突出特征是认定有两座嶓冢山，一在天水，一在汉中。《州郡四》“天水郡（治上邽）”下云：“……又有汉西城县，城一名始昌，在今县西南。嶓冢山，西汉水所出，今经嘉陵曰嘉陵江。”其“金牛县”下云：“汉葭萌县地，有嶓冢山，禹导漾水至此为汉水，亦曰沔水。颜师古云：汉上曰沔。”《州郡五》言古梁州时也说，“岷嶓既艺”的嶓冢山，在汉中郡金牛县。上邽的嶓冢山是嘉陵江之源，金牛的嶓冢山是汉水之源。这样，便既合乎水道实情，又印证了《禹贡》之说。《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兴元府下有文曰：“嶓冢山，县东二十八里，汉水所出。”山的具体点位已很明确。《新唐书·地理志》承接二书之说，既言天水郡上邽县境有嶓冢山，又言汉中郡有西县，谓山南道的“名山”中也有嶓冢山。

4.aduud salkin-du ü1iyeɡdeɡsen egüle metü butaran-a(畜群被风吹的像云朵一样四处飘散)

延至宋代，人们讲汉源，均已把目光聚集在汉中西部，而不再关注陇右之嶓冢山了。如郑樵，已对隋唐定说深信不疑，其《通志·地理略》云：“汉水名虽多而实为一水，说者纷然。其源出兴元府西县嶓冢山，为漾水，东流为沔水，故地曰沔阳，又东至南郑为汉水。有褒水从武功来入焉。南郑，兴元治；兴元，故汉中郡也。”他据《开元十道图》介绍唐时的陇右道，名山列秦岭、陇坻、西倾、朱圄、积石、合黎、崆峒、三危、鸟鼠同穴，而不见嶓冢，大川列洮水、弱水、羌水而不见漾水和西汉水。因为是时西县、嶓冢、漾水的配套体系，已在汉中西部完全奠定；陇右的相关山、水、地名已被排斥在视野之外了。

经学和考据学空前兴盛的清代，自不会忽略汉源这一重大疑案，认真进行探讨、论述的学者甚多。主流看法沿袭了唐宋时代已形成的定说，但不同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且出现过不少辨误纠偏、弥合古说与今说差距的睿见。有人已意识到古今水道有变，不能以今水非古说。肯定唐宋定说而批评班《志》、郦《注》等古著的学者，可以胡渭和顾祖禹为代表。

胡渭在其《禹贡锥指》的序文中，即已旗帜鲜明地指出：“氐道之漾水，非嶓冢之所导；西县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认为南北朝以前诸说都是“沿袭旧闻不可尽信者也”。他在列述了不同时代嶓冢山所在地名多有变化之后，批评《汉志》：“地名六变而山则一，要在今宁羌州北与沔县交界处也。至若嶓冢在汉中而班固谓在陇西之西县……此又谬误之大者。”在梁州“嶓冢既艺”条下，胡氏释嶓冢山，举《魏书·地形志》和《括地志》，而不提《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和《水经注》，认为潜水即西汉水，为嘉陵江之源，与汉水无涉。在雍州“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条下，胡氏以大量篇幅论述西汉水从来没有沔、漾之名，沔、漾俱为东汉水，而氐道同武都脉络不通，“武都受漾水为不可据”，谓桑钦徙氐道漾水为西汉水之源，“由是愈纷杂”，而“郦道元委曲迁就，通之以潜伏之流证之以难騐之论，更觉龃龉。”他主张“尽废诸说而一之以经文”，肯定了《通典》所言上邽嶓冢山所出西汉水为嘉陵江，而汉中金牛县嶓冢山所出为《禹贡》导漾东流为汉的漾水。他否定常璩的汉水东西二源说，强调嶓冢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汉中金牛说：“知嶓冢有二，则东西二汉源流各自了然。漾之与沔，本为一流，与陇西之嶓冢无交涉。常氏之误，可不辨而明矣。”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存在东、西两条汉水，而非汉水有东西二源。

胡渭乃史地学名家，其《禹贡锥指》不乏精当之论，序言中且云：“地志水经之后，郡县废置不常，或名同而实异，或始合而终离，若不一一证明，将有日读其书而东西南北茫然莫辨，不知今在何处，亦有身履其地目睹其形而不知即古之某郡某县某山某水者。”这堪称睿见卓识。遗憾的是，在汉水古源问题上，胡氏却未达自倡的境界，而囿于《通典》之成说，不能深察郑玄、郦道元潜流说之缘由，进而悉悟西汉水原本之流向，竟把常璩之功判为过。奇怪的是，胡渭既然认真考察过嶓冢山的来历，而且甚明“郡县能乱其疆域，山川亦能变其疆域”的道理，何以无视文献中比汉中嶓冢出现早千余年的陇右嶓冢，却坚定认为汉中的嶓冢是真正的嶓冢？此误令人百思莫解。但应当指出，胡氏力辨西汉水并非漾水，值得肯定。自古至今混此二水为一水者，不乏其人，尤其在《水经注》“漾水”目下详述西汉水之后。前几年新版的《甘肃省地图集》，把向来标名西和河（古建安水）的那条西汉水支流，无缘无故地改标为漾水，就是上述现象的反映。

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比《禹贡锥指》影响更大的著作。在该书《凡例》中，和胡渭一样，顾氏也表达过被誉为不刊之论的精辟见解：“水道既变，小而城郭关津，大而古今形势，皆为一易矣。余尝谓：天至动，而言天者不可不守其常；地至静，而言地者不可不通其变。”然而心识至而实践难，顾氏对古汉源的认知，也和胡渭一样，终未能贯彻其“通其变”的宗旨，仍难脱基于后世地貌而成说的桎梏。在陕西“嶓冢”条下，他说：“嶓冢山在汉中府宁羌州东北四十里，《禹贡》嶓冢导漾是也。《山海经》以为鲋嵎山。《水经注》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中，狼谷即嶓冢之异名矣。薛氏曰：陇东之山皆嶓冢也。《唐六典》山南道名山曰嶓冢。”文下有小字注文：“又秦州西南七十里有嶓冢山，则西汉水所出。”显然，顾氏不怎么在意此案的古说，而轻率地认从后世既成状态，认定《禹贡》导漾的嶓冢山在宁羌，乃至毫无根据地把《水经注》所言沮县的东狼谷，说成是嶓冢山的“异名”。在嶓冢山问题上，顾氏言辞犹豫含混，似乎心中无底。他此处引用薛氏“陇东之山皆嶓冢”之说，在《川渎四》再述嶓冢山时，他更直接表述此说，以作“狼谷亦嶓冢支裔”的依据。其实，此说正反映了魏晋以后人们认识上的混乱。汉中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嶓冢山，为应合《禹贡》硬要找一座出来，最初必然表现为论者各有所指、异见并出的局面。说陇东之山皆嶓冢，本即虚诞悬河之见，顾氏却信从之。他忘了，事实上宁羌并不在陇东。

在“汉水”条下，顾氏明确地说“汉水有二”，一条是出自汉中宁羌嶓冢山而东流，也即《禹贡》导漾为汉的汉水；一条是出自“秦州西南九十里嶓冢山”，为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把西汉水说成与汉水并列的另一条汉水，是顾氏的创见。此说既可以彰显东、西二汉水名称的对应（因为东汉水即漾水被视为汉水上游正流），又可以解释《水经注》何以直称西汉水为汉水。但此说的要害是彻底切断了西汉水曾经与汉水通流的史影线索。在“《禹贡》山川”条下，顾氏把自己的意见讲得最充分：“嶓冢山在陕西汉中府宁羌州东北三十里，汉水出焉，亦曰漾。一名沮水，以其初出沮洳然也。一名沔水。孔安国曰：泉始出为漾，东南流为沔，至汉中东行为汉。如淳曰：北人谓汉为沔，汉沔通称也。”顾氏引孔国安之说，却没有意识到孔说实际上否定了他前面的叙述。正因为漾水出自北方的陇右嶓冢山，所以说它“始出”，须“东南流”，“至汉中”，才“东行为汉”。依顾氏所述，汉、漾、沮、沔，一股脑全出自汉中宁羌，这哪里是孔安国的意见！

顾祖禹在其书《川渎四》部分，批评《水经》只言沔水出沮县东狼谷，“而不详汉所自出，舛矣！”这是在睁眼说瞎话。《水经》“漾水”下明言“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这不就是“汉所自出”吗？白纸黑字，何“舛”之有？症结在于顾氏专注于沔，认定沔为汉源，已把氐道嶓冢出漾水的话题抛在脑后，《水经》言沔而不及汉源，他表示很不理解，故谓之“舛”，意谓《水经》也把东狼谷说成嶓冢山才合适。这种荒唐，顾氏难以自察。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评论《读史方舆纪要》乃“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言不为过。

清儒中对此疑案持客观慎重态度，尊重古地志记载而不为成说所惑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如金榜，其《礼笺》［5］“汉水所出”条下即提出，《汉志》所言乃“《禹贡》汉水故道”，“盖瀁水辍流，不与汉相属，由来久矣”。批评“后儒考《汉志》，不详于汉源，求嶓冢不得，因旁汉水之山强名之为嶓冢，亦近诬矣。”此确为击中要害之论。金氏为《汉志》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剖辨，指出《汉志》分述西汉水出嶓冢而漾水出氐道，都是在解释《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一语。既知漾出嶓冢，则氐道必有嶓冢，“是山峰岫延长，西、氐道皆其盘迴之地。准之地望，氐道当在西县东。《志》已于西县著嶓冢山，氐道例不重出。”金榜的判断十分准确。我们前文已做交代，氐道方位今已辨明；西县域含今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及天水市南部偏西地区；嶓冢山即今齐寿山，位处西县与氐道的交接地带。齐寿山并非一座孤峰，它是秦岭西展的一脉山系，正如金氏所言，“峰岫延长”，势接二县。从自然地理角度说，这带山陵不仅是东西汉水的分水岭，也是汉水、渭水即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6］嶓冢山在先秦有那么高的名望，这是原因之一。

金榜对班《志》的辨正，尤其是对嶓冢山位置的判定，在学界颇有影响，许多学者受他的启发，开阔了此案所涉地域的视野。如成蓉镜的《禹贡班义述》，［7］观点就和金榜相当一致。在“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句下，成氏简述自宋至清初有关嶓冢山的种种记述，指出汉中宁羌之嶓冢山，始于《魏书·地形志》，这以前，只存在秦州之嶓冢。他认为班《志》所言西汉水所出的嶓冢山，也就是《禹贡》“导漾”的嶓冢山。在引述漾水出氐道的诸条文字之后，成氏说：“盖《禹贡》嶓冢有东西二水分流，其西流者即《汉志》西县之西汉水；其东流者即《汉志》氐道之养水。故《华阳国志》云汉水有二源……《汉中记》云嶓冢以东，水皆东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为分水岭。”这种认识，清晰切实，毫无含混之处。和金榜一样，成氏不仅主张《禹贡》时代水系不同于后世，而班《志》是针对《禹贡》而立说的；也承认汉水上流有过原通后阻的“寝绝”现象，氐道水不与汉水通流之后，出东狼谷的沮水便被视为汉水上流了。在嶓冢山“盘迴”西县、氐道两县之地的问题上，成氏也完全认同金榜的判识。

王鸣盛亦应属不轻从成说的学者之列。在其名著《蛾术编·说地》中，有相当篇幅论说此案。他阐释《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时，综合诸说，认为“漾、汉、沔、沮，四名同实，东狼谷虽别源，实一水也”。他信从郑玄的注文，说郑玄意在“欲见此水随地异名，以证始为漾，东为汉也”。王氏摒拒《通典》之说，乃至直斥胡渭等人两座嶓冢、两条水流，一为汉源一为嘉陵的观点曰：“此等野文，何堪阑入经义！”语气虽近轻狂，但从严守《禹贡》本义的角度说，他是对的，因为两座嶓冢这一前提本来就荒诞。

王鸣盛对郑注“潜”义的阐发，最值得称道。在《说地九》“荆州沱潜”条下，有段专言潜水的文字：“潜水性与泲同，伏流涌出，隐显不常。北水善决者河，南水善决者汉。自襄阳以下，沔阳以上，上去发源处既远，下去入江处亦遥，众流委输，泛滥常有，潜水或为所夺，在汉世不著，至三国及唐、宋始显。此亦足备一解。”王氏此论抓住了郑注的要义，增强了郑说的影响力，而且强调了水系变迁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所言非常切合汉水源流的实情。

三、水道变易的真相

对这桩地志学上的历史疑案，我们今天已能大致辨明。《禹贡》所言不错，班《志》也未误释，郦《注》更没有妄袭。问题的症结，确如几位清代学者所推测的，在于古今水道的不同。最早明确揭示答案的，是《华阳国志校注》的作者刘琳先生。在《汉中志》“汉有二源”那段文字内，他有一条长注：

……很多学者指出《禹贡》与《汉志》乃反应古河道，汉以后河道变迁，不能以今说古。按此说甚是。嶓冢山跨西县、氐道等县界，所出之水非一。西县在西，氐道在东，古人以发源于西县者为西汉水，而发源于氐道境之永宁河为漾水或东汉水。永宁河南流至今陕西略阳西北与西汉水合。此地盖曾属汉武都县，故《汉志》云漾水至武都为汉。此水今直南流入四川，而在古代，此水至阳平关附近曾东流入汉中。《地理知识》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七期载李健超《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阳安铁路》一文，谈到阳平关至汉江中源一带地形时说：“列车由阳平关（车站）出发，跨过嘉陵江后，沿着它的支流黑水河向东。不到三十公里的路程即可越过分水岭（按即陕西嶓冢山）到达汉江流域。……车过戴家坝，穿过一条近两千米的分水岭隧道，就到了汉江中源青泥沟。奇怪的是从戴家坝到青泥沟，不像一般河流的上源谷地那样的幽深，而是一条宽敞的谷道，宽谷中流水潺潺。就是在分水岭上也有合流堆积的卵石层。表明这里过去曾经发生过河流‘袭夺现象’。原来嘉陵江上源由北向南流到阳平关附近，不是继续南流入四川，而是东流入汉江的。如今铁路所经过的地方，就是一条被遗弃的河床。”此说可以解开千古之谜。盖在战国以前嘉陵江至阳平关附近东流入汉中，故《禹贡》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而至西汉，嘉陵江至此分为二水，一水东流入汉中，一水南流入四川，故《汉志》有东、西二汉之说。进而至东汉，嘉陵江不再东流入汉中，故三国人所著《水经》专以出于嶓冢者为西汉水。［8］

我在《早期秦史·都邑篇》中引用刘先生这段注文后，写过这样的话：“这段注文真是太重要了，把围绕嶓冢山、西汉水、漾水和嘉陵江千余年的聚讼纷纭，全部给予了澄清。明确了嘉陵江形成以前的陕、甘交界地区的水道关系，一切便都豁然贯通，西汉水为什么被直称为汉水，也便不再是疑问。”［9］注文所引李健超文章的昭示，无疑属地理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但将这一发现以古文献注释形式公之于史界，却要归功于刘琳先生。此举使我们对此疑案产生了“顿悟”，久积的疑霾一扫而光。须略加分辨的是，说西汉时嘉陵江“分为二水，一水流入汉中，一水南流入四川，”似仍囿于嘉陵江自古即有的思路，未全合《禹贡》、《汉志》本意。事实是，东汉以前，东、西汉水会合后，南流一段即在略阳西北地区与沔水通流，那就是汉水，是时不存在嘉陵江。班《志》所谓东、西汉水说的是汉水上游一东一西两大支流，汉水受阻至中断后，这两大支流合而南冲入川，才形成了嘉陵江，并非嘉陵江的一支中断了入汉的水道。《水经》虽只言嶓冢山所出为西汉水，但郦《注》却明确交代：西汉水与沔水通流，实即汉水。

刘琳先生的注文随后讲，晚至晋代“二汉水在阳平关附近有时还相通，故《水经注·江水》载庾仲雍说：‘汉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迳至关城（今阳平关）合西汉水。’古今河道的变迁与史籍的记载一一吻合，后人不明此理，徒致聚讼纷纷。”这表明刘先生也认识到，汉水的中断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过程，存在过时断时通的现象。这种认识同当年郑玄对潜水的记述有内在联系，印证了汉水古道变易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庾仲雍言汉水南下至阳平关附近“合西汉水”，显示他把漾水也即氐道水（班《志》称东汉水）视为汉水上游主流，这和郦道元的主张相异。如前文所述，《水经注》是把西汉水视为汉水上游主流的。对于《汉中志》凭空冒出一座“漾山”，刘先生也不认同，说“漾山别无所见，疑是附会”。

由于充分认识到李健超、刘琳两位先生这一卓越发现的意义，我在一系列文章中都曾引述、阐发、张扬过。此项成就已融汇在我对早期秦史和汉渭文化圈的研究中，成为一些重要论点的地域性基石。我坚信，一项史证新知，只有在人文领域被适当运用，同学术探求凝结在一起，才能焕发其生命力。我之所以着意于此，除了研究课题本身的需要外，还蕴含着人生旅途中一个小小的情结。十几年前，有位朋友在谬赞我为嘉陵江“正本清源”后，又用调侃口吻说：“这是你研究嬴秦历史的副产品。”若认真追究，此语不确。我关注这个问题，远在涉猎秦史之前。1961年我大学毕业分配至礼县工作，天水至礼县公路的后半段，一直沿一条河流的北岸前行，同车人告知这河名西汉水。到岗位后翻查地图，知该水是嘉陵江的一条支流。当时就纳闷：此水与汉水毫无瓜葛，何以名西汉水？那时当然不可能也无条件考究此事，但西汉水名缘这粒种子，却已深埋在心中。上世纪90年代，因工作性质有变，我开始踏入秦史、秦文化领域，随着古地志阅读量的增大，西汉水名缘的种子迅速萌发，产生了获知答案的强烈愿望。然而，面对文献记载的纷乱和抵牾，我长时间苦思冥想而终未获解。直到读了刘琳先生的《华阳国志校注》，才豁然开朗，疑雾顿消。如同“阳平关”嘉名所喻示的那样，我的学思似乎一下子进入明亮的坦途。

所谓早期秦史，主要指原属海岱文化圈东夷集团的一支嬴姓部族，西迁后在陇右发展壮大的那段历史。其早期活动地域，就在西汉水中上游一带，其中心居邑名“西”（又称西垂或西犬丘），据古文献记载，就是《尚书·尧典》所言五帝后期部落联盟中央派往西方负责测日、祭日的和仲一族定居的“西”，也即秦汉时期陇西郡西县的县治所在。依《汉书·地理志》、《史记》三家注等史籍提供的线索，该邑地望主要就靠嶓冢山和西汉水来确定。所以，研究嬴秦历史，掌握其早期活动地域，寻找其第一个都邑，了解其为何选居此地，就离不开对嶓冢山方位及西汉水经域的考察。嶓冢山是不是一带山系？它同当今的什么山相对应？西汉水为何又被称为汉水？相关地名如汉阳、汉中和它有没有关系？西汉水流域有什么性质的考古发现？这些问题都应在探究之列。

嬴秦在陇右一直和诸牧猎部族邻接并处，乃至交侵错居，既有友好交往，也有矛盾冲突。考察陇右诸戎的存在及其与嬴秦的关系，是研究早期秦史的一项重要内容。氐族是与羌族同源异流的一个有悠久历史的部族，自先秦至南北朝，一直活跃在西汉水流域。战国时期秦国在氐族集中区域设置氐道，其地望的确定，也离不开古地志对汉源问题的表述。嶓冢导漾，但漾水出氐道，又称氐道水。那么，嶓冢山是在西县呢还是在氐道？漾水和西汉水是不是一条水？如果不是，它和当今的什么水相对应？氐道和西县在位置上是什么关系？这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所谓汉渭文化圈，是我近些年新提出来的一个人文地理概念，概括说指以陇山为依托，以今天水市为中心，汉、渭二水上游众多支流邻厕密布的那片地域。这里是仰韶文化母源之一的大地湾文化起源地和衍育区，也是大地湾文化之后兴盛起来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的密集区。这里还是被视为华夏始祖的伏羲、女娲，以及时处文明前夕、位居五帝之首的黄帝神话传说沛涌流布的地带。这里又正是嬴姓族体的早期活动区域，经过世代相继的开发经营，嬴秦在此域内奠定了崛起的基础。完全可以说，这个文化圈是华夏文明主要发源地之一。文化圈内先民的生存繁衍和社会发展，充分受益于汉、渭两大水系河谷川原所形成的生态网络。黄河、长江同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们虽皆源于青海省南境的巴颜喀拉山谷麓，但成流后却一北一南分道扬镳，且有渐行渐远之势，只在甘肃省东部亲密拢近了一下。今天水市南境西秦岭，以齐寿山即古嶓冢山为主峰的一脉山系，造成了水域的分野：北流水汇入黄河主要支流之一的渭河；南流水汇入长江主要支流之一的嘉陵江。嘉陵江上游两条最大支流，即东面的永宁河和西面的西汉水，也就是本文反复论说的古汉水上流的二源：东、西二汉水，它们分别发源于齐寿山即古嶓冢山的东、西两麓。所以前文曾言，嶓冢山不仅是汉、渭二水的分水岭，也是古汉水东、西二源的分水岭。因此，在我对于汉渭文化圈的思考中，嶓冢山与古汉源同样是必设之鹄。

除了将有关古汉源的史疑新证纳入自己从事的研究课题之外，我还试图探索一下汉水中断、河道变易的时间和原因。依据郑玄、郦道元等人对汉中西部水聚成泽、伏流潜通状况的表述，可以推想，汉水受阻的时间不会晚于东汉后期，原因很可能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地震，引发了山体大滑坡，导致了河道的壅堵。东汉中期以后，地震多发。我曾对《后汉书》诸帝纪所载地震情况，作过粗略统计。和帝以前，很少发生地震；从和帝时起，我国进入地震多发期。特别是安帝、顺帝二世，几乎每年都发生多次乃至数十次地震。史载太史令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就“始作”于顺帝阳嘉元年（132年）。这绝非偶然，该仪是当时实际情况需要的产物。从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到顺帝汉安二年（143年），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全国共发生大小地震535次。其中特别严重的几次，大都发生在西北地区。如顺帝永和三年的金城、陇西大地震，史言“二郡山岸崩，地陷”，朝廷曾派员到震区开展视察救济工作。汉安二年陇西、汉阳、武都以及河西诸郡，发生了180次地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朝廷再次颁诏救济抚恤。如此频繁的强势地震，在多山地带造成崖崩坡滑，泥石流阻塞河道的情况，是常见现象。如遇附近另有山谷低地，则势必导致河流改道。［10］

泥石流壅阻河道，疏松处会有伏水潜流；且山坡滑动常有变化，水流时断时通也在情势之中。当时汉水上流水势颇盛，主河道受阻后只能四溢漫流，而新河道须经长时间的冲击涌泻方能形成，过程中低洼地区必然成片聚水，今礼县、西和南部及武都北部想必到处是湖泊，所谓“天池大泽”就是这样形成的。这种局面可能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后来南冲入川的嘉陵江完全定型，情况才渐改观，“天池大泽”也随之消失。

四、古汉源澄清后的衍生课题

汉水古源疑案探究过程中及真相明确之后，衍生出的一些枝节性问题，还有待于作更深层次的研讨。在此我择举两项已被学界关注的课题，略加述说。

（一）“嘉陵”含义

嘉陵江是汉水中断后其上源东、西二汉水合流南冲入川所形成的一条新的长江支流，晚至北宋《元和九域志》才第一次称此水为嘉陵江。熊会贞疏《水经·漾水注》已指出该志视故道水为嘉陵江之误。［11］此水名实缘自西汉水，乃西汉水中后段别名的移用。西汉水中后段名嘉陵水，这在《水经·漾水注》、《通典·州郡四》、《元和郡县图志·緜谷县》诸书中皆有明确记载。那么，我们要问：西汉水何以拥有此名？“嘉陵”何义？

“嘉”作为形容词，意为美善，这没问题；“陵”含丘陵和陵墓两个义项，区别很大。“嘉陵”之陵使用何义？如无其他人文信息作参证，很难作出判断。值得庆幸的是，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线索。礼县古称“天嘉”，几乎所有的礼县县志及含涉礼县的州志、府志，都有这种记载。乾隆年间的《直隶秦州新志》乃至说“由来称礼县曰天嘉”。康熙年间的《礼县新志》（手抄本），时任礼县知县王揄善在《序言》中称“卑职不敏，备员天嘉”，其县学之匾额已题“天嘉书院”，可见天嘉已成礼县之别名。诸方志还众口一辞地说，在今县城东40华里处，曾经有座城邑，名“天嘉古郡”，元、明两代都曾在那里设置过军政机构。而天嘉古郡所在的那段西汉水川原，就叫“天嘉川”（即今东起盐官镇西至大堡子山脚的永兴川，俗称店子川）。这有比诸方志时代更早也更可靠的碑文为证：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所立《礼店东山长生观碑》：

……是郡也，东北掖乎秦巩，西南跨彼阶文。汉阳长道之清流，夹涤污染；红岫湫山之茂麓，两助祯祥。郡之震方有川曰天嘉，四顾则秀入画图，六仪则合乎地理。

元至元五年（1339年）所立《大元崖石镇东岳庙之记碑》（文记元李店文州军民元帅府之初设）：

……上命秦国忠宣公按竺尔镇抚三方，开帅阃于西汉阳天嘉川冲要。［12］

以上两碑实物均在，［12］“震方”即东方，此为西汉水上段称天嘉川的确证。“汉阳”即西汉水（古汉水上源）之阳，在古代陇右这是个大地名。东汉改天水郡为汉阳郡，曹魏复天水郡名，至北魏又把天水郡南部分出，再设汉阳郡，郡治就在天嘉川南岸的长道。西魏改郡名长道而县曰汉阳，隋又改汉阳县为长道县。后来汉阳地名渐缩小范围，指今长道、永兴一带。元末明初这一地区政治、文化中心西移至今礼县城区，“汉阳”这一地理概念也便随之西移，县城以西的西汉水便有了汉阳川之称。后人未察此历史演变，晚出的方志遂把元代军民元帅府在县西所设的分支机构，误认为帅府所在，以至于东西并言，矛盾百出。其实，至元碑文明言“开帅阃于西汉阳天嘉川冲要”，所谓“冲要”，指西汉水与西和河的合流处（古河口在今河口以东五、六华里处），该地是扼控西和峡（古称塞峡，又称鹫峡，乃陇右南通汉中、巴蜀的必经要道）的咽喉，史称“当蜀陇之冲”。［13］彭小峰提出了元代军民元帅府初建于长道附近的李家店子，后于元代中后期在今礼县城东的“旧城”兴建了元帅府。此说很值得重视。［13］李店后来改称礼店，乃“天嘉古郡”消失后在其附近新兴起的邑镇，故俗称天嘉川为店子川。元帅府在大地名“文州”前冠以小地名“李店”，就是为了标示其府址。

须特加注意的是，所有言及“天嘉”的方志，都把此称和秦联系起来，说它是由秦设立的或县或郡的行政建置。康熙二十七年依明代天启年间稿本修成的《巩昌府志》，其“古跡”目下甚至说天嘉古郡“在礼县东四十里，秦武公所置”。秦武公是秦国第一个推行郡县制的国君，陇右的邽、冀二县就是由他首创的。天嘉郡或县不见于史载，但后世如此一致地把“天嘉”邑名同秦国，尤其是同创立郡县制的秦君紧相联结，不可能是一种凭空编造，其中必隐含某种历史影迹。我曾详考过嬴秦早期都邑“西”（也即秦汉西县治所）的地望，它应在永兴川也即古天嘉川的最开阔处，今永兴与祁山堡之间西汉水北岸红土嘴一带，实际上也就是方志盛言县东40华里处的“天嘉古郡”之所在。上世纪90年代面世的大堡子山秦公陵园，西距此处不过10余华里；以生产井盐著称于史的天嘉川东大门盐官，东距此处也不过10余华里。这里面临西汉水与西和河交汇形成的肥美川原，背依上有祭祀先祖宗庙古称“人先山”的祁山，确为枢纽要路、襟带山河的立都胜地。［9，14］这一区域，从魏晋到宋金，长期陷于战乱，军阀割据，政权频仍，文化凋敝，曾经作为嬴秦活动中心的辉煌，早已被岁月积尘所掩埋，人们已全然忘却。甚至连两汉时礼县地境为西县的史实，在民国年间所修《礼县新志》中也予以否认，其《凡例》声言这是旧志之误说，故“削而不书”。所以，“天嘉古郡”实乃遥远的秦都史影在群体记忆中唯一被保留下来的痕迹，其意义不论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辨明了这一历史线索，“天嘉”之名的立意即可昭然，当为秦人遵持先秦主流意识形态天命观理念，对祖邑故都的颂誉之称，意为天赐福地。沿此思路，“嘉陵”则可理解为天嘉之陵，实指天嘉川最西端的大堡子山公陵。这就是嬴秦第一处国君陵园，两座大墓的墓主很可能就是嬴秦开国之君襄公和奠定了嬴秦崛起基石的文公。所以，古地志把流经大堡子山之后南下的那段西汉水，称之为嘉陵水，西汉水由此有了嘉陵水的别名。此别名，后被移用为汉水中断后其上源南冲入川水流的全称，因为西汉水实为此水上游主流。

（二）“天水”名缘

“天水”一名，通常认为是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从陇西郡分置出的新郡名。为何采“天水”二字，后世说法很多，引用率较高的是《水经·渭水注》的记载。《注》文言耤水流经上邽县故城，“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汉武元鼎三年，改为天水郡”。此说神话色彩太重，难以凭信。何况，正如马建营先生所指出的，天水郡初建时郡治在平襄（今甘肃省通渭县西），上邽仍留陇西郡而不属天水郡，上邽城内湖出白龙，和天水郡的创设扯不上关系。［15］

1981年礼县永兴乡蒙张村出土了一件鼎，高22.5厘米，口径22厘米，圆腹圜底，腹正中一周凸弦纹，三蹄足，宽厚附耳，浅弧盖，盖面三鞍形鼻纽。盖表及上腹部各刻同文篆隶13字：“天水家马鼎容三升并重十九斤”。该鼎现藏甘肃省礼县秦文化博物馆。从形制及字态看，当为秦器（不排除战国后期器的可能），而“家马”为秦官，系掌舆马的“太仆”所属三令之一。《汉书·百官公卿表》颜注云：“家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军国所需，故谓之家马也。”秦都东迁后，故都西邑仍是族基腹地，祖茔宗庙在斯，故有公室高级贵族留守。与大堡子山公陵隔西汉水相望的圆顶山贵族墓地，即是显证。该墓地跨时甚久，从春秋至西汉，在已发掘的墓葬中，即不乏五鼎墓和车马坑，而家马鼎的出土地就在这片区域之内。嬴秦向有畜马传统，西邑地区又有优越的畜马条件，故家马令之设顺理成章。据说铭含天水的秦鼎民间也有收藏。总之，出土实物已确证，“天水”地名在天水郡创设之前早已存在。

另一件文物的出现，则为“天水”名称的初始地望，提供了可靠线索。田佐先生在《话说西汉水》一书中告诉我们，礼县红河乡草坝村向有传说，谓古时村内有座规模极大的寺院，有5华里长廊，300多僧人。有块寺碑留存到文革时期，当地群众怕被毁掉，将它砌在一农家墙内。1990年墙颓碑出，知为宋代的《南山妙胜廨院碑》。碑文称“南山妙胜廨院在天水县茅城谷，有常住土田”。先是“唐贞观二十三年赐额昭玄院、天水湖”，宋太祖建隆元年赐敕改称昭玄院为“妙胜院”，改称天水湖为“天水池”。该寺有天水池佛殿，朝廷曾多次降旨，初赐名“惠应殿”，最终改名为“法祥殿”。［16］草坝村正处秦州南山一带，宋代的天水县治在今天水市秦州区天水镇，俗称小天水，其辖境含草坝地区。小天水是西汉水出齐寿山后流经的第一个邑镇，此邑即三国时颇受兵家关注的天水关。民国年间刻印的《天水县志》“古蹟”目下曰：“天水故城：在县城西南七十里，汉上邽地。唐初置天水县，属秦州，旋废，宋复置。……即今之天水镇是。”此为“天水”一名最早的实地归属，是时后世的天水尚称上邽。

碑文所言天水湖，当为前引郦《注》出白龙之湖的历史因子，此湖在传说中被移位到了上邽，因为后来上邽有了天水之名。碑文所言“茅城谷”，即《水经·漾水注》所言杨廉川，也就是今礼县与天水接界地区流经红河乡全境的峁水河（今地图莫名其妙地改为冒水河），为西汉水上游第一条大支流。别看此水当今很不起眼，在上古它的名望却不同寻常。20年前我提出一个假说，认为《尚书·尧典》所载肩负测日、祭日使命而“宅西”的和仲一族，是西汉水中上游地区最早的开发者，《禹贡》谓“和夷厎绩”即对此而言。而嬴秦就是和仲一族的后裔。［17］《尧典》说测日、祭日具体地点为“昧谷”，孔《传》：“昧，冥也。日入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史记·封禅书》：“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集解》引张晏：“神明，日也。日出东北，舍为阳谷；日没于西，故曰墓。墓，濛谷也。”此“濛谷”，也即《淮南子·天文》言羲和御日黄昏时“沦入”之蒙谷。蒙、昧同声，蒙古即昧谷，古人视为日落所入之处。赵逵夫先生提出，蒙、昧、峁乃一音之转，蒙谷、昧谷实即峁谷，也就是礼县东部的峁水河。［18］所言甚是。《尧典》昧谷，郑玄以“柳谷”释之。《尚书大传》述和仲居西，亦云：“曰柳谷”。柳字从卯，虞翻所见郑注古文本即作“卯谷”，王应麟《困学记闻》对此已有考辨。［19］峁水河中流川原，正是近些年来田野考古在礼县境内发现的三个秦文化中心区之一；而峁水河源出的朱圄山，又是清华战国简《系年》所言一支嬴族西迁陇右的居地。何况，《尚书大传》、《山海经》皆有嬴秦始祖少昊之神主司“日入”的文字。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双重因素考察可知，当年和仲测日祭日之地，确同嬴秦活动中心区域重合，而西汉水最上流的峁水河，上古时代就已经和太阳运行即“天”结了不解之缘，象征着日之归宿。

天水家马鼎出土于西汉水上流之畔，天水故城高据西汉水近源处，天水湖坐落在西汉水上游最大支流即被视为日入之地的古“昧谷”。这一切都在昭示：西汉水上流古称“天水”。东汉改天水郡为汉阳郡，陕西汉中为何称“汉中”，均可作辅证，因为那时西汉水就是汉水，“汉阳”就是汉水之阳，“汉中”就是汉水中游地区。最早认识到天水地名缘自西汉水的是夏阳先生，［20］随后赵文会、马建营、田佐等学者，又据家马鼎和妙胜院碑文作了更深入的考辨。［15，16，21］他们的立论依据比较可靠，为此课题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

先秦时期人们非常尊崇汉水，把它与长江并称“江汉”，把它与黄河并称“河汉”。《尔雅·释水》谓江、淮、河、汉古称“四渎”。《禹贡》述荆州云：“江汉朝宗于海。”《左转》昭公十七年蔡墨言孔甲时，“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更引人瞩目的是，天上的银河被称作“汉”。《尔雅·释天》“箕斗之间，汉津也。”注云：“箕，龙尾；斗，南斗。天汉之津梁。”称银河为“天汉”。《古诗十九首》有“皎皎河汉女”、“河汉清且浅”等句，也以“河汉”喻银河。《诗经》中崇汉例句更多，如《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视江、汉为南中国的命脉。《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大雅·大东》：“惟天有汉，监亦有光。”皆把天中银河名之为“汉”。汉水既和天上的银河对应，它也便是地上的银河。天汉为天上之水，汉水为地上的天汉，天水之名即缘此而来。汉水发源于古嶓冢山，水源之最高处可与天比齐，故汉水上流便被泛称天水，汉水最高支流便被视为日入之处称之为昧谷，所形成的湖泊便被称作天水湖，而近靠汉水之源的居邑也便有了天水之邑名。后来，行政级别更高的上邽占用了天水之名后，天水成为域含更广、名声更大的地理概念，原天水故城便被加了个“小”字称为小天水了。

［1］楚辞［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657.

［3］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J］.文物，1990，（4）.

［4］祝中熹.对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的几点新认识［J］.陇右文博，2001，（2）.

［5］阮元，编.清经解（三册）：554卷［M］.上海：上海书店，1988.

［6］祝中熹.魅力秦源·序二［M］∥赵文慧.魅力秦源.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7］王先谦，编.清经解续编（五册）：1410卷［M］.上海：上海书店，1988.

[8］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5：105 -106.

［9］祝中熹.早期秦史·都邑篇［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117-118.

［10］祝中熹.“西”邑衰落原因试析［J］.丝绸之路（学术专辑），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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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马建营.“天水”地名渊源考辨［M］∥秦西垂史地考述.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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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祝中熹.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J］.丝绸之路（学术专辑），1998.

［18］赵逵夫.论秦史研究与秦人西迁问题——读祝中熹先生《秦史求知路》［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1）.

［19］王应麟.困学记闻［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7.

［20］夏阳.天水名考［M］∥霍想有.伏羲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1］赵文会.天水家马鼎考释［N］.天水日报，1998-07-27，1998-08-03.

〔责任编辑 艾小刚〕

Bozhong Mountain and the Beginning of Ancient Hanshui River --A Review on a Disputed Case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Zhu Zhongxi
（Gansu Provincial Museum，Lanzhou Gansu730070，China）

Those earlier documents about the beginning of Hanshui River do not conform to the later facts.There have been quite a number of explanations，which have come to no agreement.Until modern times is the truth out，which bear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topology and ancient history and a systematic，comprehensive review is badly needed to provide necessary clues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Yu Gong；Bozhong Mountain；beginning of Hanshui River；Han Zhi；Jialing River；Tianshui

K29

A

1671-1351（2016）03-0001-012

2016-03-11

祝中熹（1938-），男，山东诸城人，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员，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甘肃省秦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