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衡:美国民主发展的引擎——从刘瑜《民主的细节》谈起

2016-02-13 16:55马伟军张啸鹏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公民民主权力

马伟军,张啸鹏

(1.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兰州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权力制衡:美国民主发展的引擎——从刘瑜《民主的细节》谈起

马伟军1,张啸鹏2

(1.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兰州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边界的地方为止。”[1]154纵观人类政治史,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从而导致腐败。因此,权力制衡的出现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权力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想防止权力滥用,就要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力监督权力。

关于权力制衡理论的起源说法不一,但至少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已经出现了关于权力制衡的思想。柏拉图在晚年肯定了法律在城邦治理中的作用,在《法律篇》中,他认为:“将权力与智慧结合在一起

权力的监督不是权力制衡的全部,但权力的制衡必须构建科学的权力监督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范畴内,实现防腐惩腐体系的科学构建必须通过积极探寻多元化的权力监督渠道才能达到实践的有效性。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中,以美国现实政治生活为例,通过对权力制衡的深刻论述,探究了权力制衡的隐性逻辑即权力监督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意义。制衡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核心,权力制衡是美国政治生活充满活力的引擎,更为重要的是衍生了民主、平等和公正,但权力制衡也有它的缺陷。美国的权力制衡因素包括三权分立、联邦制、公民社会等,但其本质是权力监督在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因此,研究权力制衡及其隐性逻辑权力监督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权力制衡;美国民主;权力监督;民主的细节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中积极探索防腐惩腐体系的突破,基于对我国政治中腐败问题的深刻认知,先后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和“有权不可任性”的理政治国理念,这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探寻权力监督的技术路径和规范,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力监督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权力制衡理论的源起及其本质

的情况是罕见的,而人性又是自私的。有鉴于此,必须将法律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实行法治。……超越法律的绝对权力无论对行使权力者还是服从权力者都是灾难性的。”[2]47他还指出,“把全部统治权集中在一人手中是毁灭性的,任何国家的永久福利,都需要在几个方面之间划分权力。”[2]47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特别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认为公民的政治权利是正义的要求,在公民们“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把全邦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3]168此外,“他还把国家机构分为议事部分、行政管理部分和审判部分三个要素,各个要素根据组织的不同而相应地产生整体的不同。”[4]26分权制衡在古希腊城邦政治中得到了初步的实践,“城邦权力在结构上划分为执政官(首席执政官相当于国家元首)、元老院(相当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公民大会(相当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四百人会议或五百人会议(类似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陪审法庭(相当于国家最高司法机关)”[5]6-8这样的权力运行机制有利于对专断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可以说是对权力制衡的初步实践,但还不是严格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

现代意义上的权力制衡思想最早由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提出,经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完善加以确立。洛克从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实现法治的目的出发,把国家的权力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他认为,为了有效地行使执行权和对外权,这两种权力应该由君主拥有,但立法权和执行权必须分开,以防给人们的弱点以极大的诱惑,使法律为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服务。这也就是说,洛克的三权分立实质上就是两权分立。此后,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为了保证公民的政治自由,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权力相互制约。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如果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于同一个人或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人民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种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是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则一切都完了。”[1]186在美国建国过程中,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和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反联邦党人经过激烈辩论,最终达成妥协,在美国政治中逐渐确立了联邦制、三权分立、间接选举、两院制和司法审查的原则,将美国的民主设计成了一个“充分制衡”的政治机制,实行至今,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二、权力制衡在美国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中的运用

著名政治学者刘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七年学习期间,思索了美国民主政治及其良好运行的条件,尤其是从政治制度因素的视角对美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动态本身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写成了《民主的细节》一书。刘瑜认为,“美国民主对她冲击最大的是‘制衡’,而不是托克维尔当年所说的美国民主中的‘平等’。”[6]13通过对美国政治史的研读,刘瑜认为,“美国政治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历史多么清白无辜,而在于作为一个‘制衡机器’,它具有相当的自我纠错能力,从而能够实现点滴改良,而不陷于暴政的死循环。由于国王和贵族、教会和国王之间长期的权力争斗,西方国家的制衡传统很发达。美国‘开国之父’们制宪时就发挥了这种‘充分制衡意识’,所以虽然他们制定的宪法有很多不民主、不平等、不公正之处,但是制衡的政治结构却打好了‘自由’这块基地,从而使民主、平等、公正这些砖砖瓦瓦可以不断往上添加。‘民主’成了制衡的一个衍生物,它的众多维度之一。”[6]14-15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权力启动时,就会有其他的权力马上启动,监督其运行,这一监督制衡机制由三权分立、司法审查、联邦制、两党制、两院制、新闻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投票选举组成。这一制衡机制防止了权力被滥用,保障美国人民拥有自由和民主,从而实现了平等,引领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权力制衡在美国政治生态中的运用

1.三权分立的横向分权制衡

美国政治中横向分权制衡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这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个原则。立法权归国会,行政权归总统,司法权归法院,主要表现为:“总统可以提案,但必须经国会批准;总统可以否决国会议案,但参议院可以启动弹劾总统;国会可以立法,但法院可以宣布法律违宪;法官虽然独立判案,但是大法官由总统提名;总统虽然可以提名法官,但必须国会批准提名……。”[6]15这就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既独立又依赖,减少了权力的滥用。在《民主的细节》中,刘瑜通过“敌人的权利”一文,介绍了“阿布监狱和关塔那摩虐俘丑闻被媒体曝光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参议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反对虐俘法案,此法案被布什政府签署以及最高法院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在日内瓦协议的保护范围内,政府不能另行设立行政军事委员会审判犯人,审判必须通过常规法庭或者军事法庭,”[6]118详细呈现了司法权和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

2.联邦制的纵向分权制衡

美国1787年宪法正式确定了其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由宪法规定,独立行使权力,不受对方干预。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一条第十款和第六条明确规定了联邦和州的权力,宪法第十条修正案确立了“明确表达的权力范畴”原则,防止了联邦政府侵蚀州权的空间。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认为他们设计的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非常科学,他认为,“在一个单一的共和国里,人民交出的一切权力是交给一个政府执行的。而且把政府划分为不同的部门以防篡夺。在美国的复合共和国里,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然后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因此,人民的权利就有了双重的保障。”[7]265-266即使随着美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联邦政府的权力有所扩大,但州政府仍然享有自主权。这样,就实现了联邦和州的纵向分权制衡。“从问题到议题”、“谁有特权上大学”和“动什么,也不能动宪法”刘瑜用三篇文章分别介绍了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不需联邦政府同意,就可以加入联邦政府不愿加入的环保协议《京都议定书》;加州政府不需要联邦政府批准,就可率先独自废除“平权法案”以及当加州州政府宣布本州医疗体系不对非法移民开放,联邦法庭则宣布该法令违宪,这体现了联邦制对国家权力运行的纵向制约。

3.投票选举对美国政治权力的外在制约

选举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标志,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监督制约机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它在美国民主政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选举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给民众一次机会将他们不满的政治家赶下台,同样重要的是选举动员过程所激活的公共生活:它带动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讨论。”[6]18比如美国总统竞选过程中,竞选人的一言一行带动媒体、公众对一些公共政策的讨论,不仅向政治家表达民间的心声,还促使他们根据民意调整议程;它给民众提供一个参政渠道,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发展。选民对竞选人的影响,也是公民对权力运行的一种监督制约。

4.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权力制衡

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权力制衡是美国政治生活的特点,美国宪法虽然没有涉及政党制度,但政党在美国政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建国过程中,“事实上,就在华盛顿内阁里,就形成了以汉密尔顿为首的所谓‘联邦党人’和以杰斐逊为首的所谓‘反联邦党人’两派。”[8]154时至今天,随着美国社会政治的发展,两派演变成今天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一旦一个政党居于统治地位,一切国家大权就都落于它的手中;它的党徒也将取得各种官职,掌握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反对党的最出名人物也不能打破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以外的藩篱,反对党只能在野,发动少数的全部道义力量去反对压制他们的强大物质力量。”[9]216-217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分权制衡,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刘瑜在其著作《民主的细节》中的“选谁都差不多”一文中深刻剖析了民主党候选人德沃·帕崔克和共和党候选人凯丽·赫利为了竞选麻省州长的政策辩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一些小事上,这主要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他们为了讨好选民,在关切公民的重大问题上已达成共识,而这恰好保障了公民最大利益的实现。

5.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分权制衡

美国开国元勋们基于美国广大的国土,在美国政治中确立了代议制原则,即由民选代表代表选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决策。但当时一些杰出的政治家非常担心不受限制的议会权力是否会导致立法和决策的暴政,于是在美国宪法中确立了国会由参众两院构成。麦迪逊对两院分权制衡的优点有着深刻的论述。首先,“不幸的是,共和国政权,虽然比之其他形式的政权在这方面程度要轻一些,仍然可能使行使政权的人竟然忘记对于选民的责任,而不忠诚于选民的重托。基于这一点,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的第二分支,有别于其第一分支而又与之分享权力,一定会在一切情况下都能成为对于政权的一种值得赞赏的约束力量。由于潜越权力或背离职守的阴谋,须经两个不同机构的同意才能实现;而单一的机构则容易为野心所左右或为贿赂所腐蚀,这样就加倍地保障了人民的利益”。[7]315其次,“一切一院制而人数众多的议会,都容易为突发的强烈感情冲动所左右,或者受帮派头子所操纵,而通过过分的和有害的决议,这也足以说明设置参议院的必要性”。[7]316再次,“另外一个毛病,往往是对于立法的目的和原则缺乏适当的了解;这也是参议院可以纠正的。大多数召自从事私人性职业的人中,任期又短,而在任职期间又没有持久的动机可以促其研究法律、专业、国家的全面利害,这样一群人凑在一起,如果听其所之,实在很难在执行其立法职责中不犯各种严重的错误”。[7]316美国国会内部参众两院的分权制衡保障了立法和决策的科学性,也保障了公民的利益。《民主的细节》中的“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一文中以美国国会中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于2007年1月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后,参议院的许多共和党人以增加给小企业减税为条件,否则他们就不批准该议案,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既增加了最低工资,也给小企业减了税。看似众议院主张增加最低工资是为了底层劳工的利益,参议院主张给小企业减税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与劳动人民为敌,实则不然,因为最低工资法与失业率成正相关,只增加最低工资而不给小企业减税,最终失业的还是下层劳动人民。参众两院针对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法经过较量达成的妥协让决策更加科学和理性,体现了参众两院分权制衡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

6.司法审查对美国政治权力运行的制约

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司法审查权的确立就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美国1787年宪法以及《1789年司法条例》对联邦最高法院是否具有司法审查权并没有做明确的规定,而1803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正式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而所谓“司法审查权就是指联邦最高法院对联邦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权力。”[10]164也就是指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联邦某一法律违宪,可以宣布其无效及终止的权力。司法审查权是美国政治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分权与制衡的权力,对国会和总统的权力有着重要的监督制约作用。

(二)权力制衡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运用

发达的公民社会及公民组织对美国政治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是民主政治健康运行的关键。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D·帕特南认为一个发达的公民组织及社会才能让民主政治健康运行。“他用了一个词‘社会资本’来形容公民组织的发达程度,‘社会资本’越丰厚,民主越健康,反之则否。”[6]16-17公民社会的发达程度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是由公民社会的人本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和开放性、参与性和法治原则以及以契约精神为基础,以公民精神或公民性为集中体现的,包括志愿精神、人本精神、法治精神、自治精神的公民文化所决定的。刘瑜在其《民主的细节》中的“敌人的权利”、“从问题到议题”、“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和“他人瓦上霜”四文中分别介绍了关塔那摩虐俘行为曝光后,美国各个民间人权组织,如纽约的“人权观察”所做的长期的观察报告和“宪法权利中心”积极协助受害者起诉美国政府相关人员;针对全球变暖问题,美国公民和社会团体积极行动,促使全球变暖在美国从一个社会问题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就是因为美国发达的公民社会;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可以为了纽约地铁工人养老金问题领导地铁工人罢工而保护工人利益;美国民众为了苏丹的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上街游行,奔走呼号,积极行动,这体现了发达的公民及其组织对美国政治权力的制约。

新闻媒体对美国政治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新闻自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美国这样发达的民主国家,独立的新闻媒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美国人民在殖民地时期就注重言论出版自由,曾格案件是美国人民争取新闻自由的开端。在美国建国过程中,也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美国的新闻言论出版自由,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8]787-788美国新闻报纸迅速发展,与新闻自由是分不开的。黑幕揭发运动兴起后,黑幕揭发者大力揭露美国社会弊端,客观上推动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美国政治学家罗格·希尔斯曼认为,“新闻界在美国国家管理体系最重要的作用,还没有一个合适的词汇加以概括”,但“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11]390“无论你给民主国家下何定义,新闻界都是管理国家一种不可缺少的民主形式”。[11]392新闻自由和大众传媒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不言而喻的,实质上是社会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谢岳认为,“大众传媒之所以对民主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它超越于一般功能性要素的价值,就在于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哲学意义,也就是‘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思想和原则。在这种体系层面上,权力可能是腐败的,但是只要社会主导公共权力的命运,腐败还能够通过社会制衡这一最后的控制手段,抢救民主的制度性缺陷”。[12]96刘瑜在其著作《民主的细节》中的“动什么,也不能动宪法”和“至少还有记忆”两文中,分别以《纽约时报》对9·11之后美国政府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窃听计划的披露和许多影视书籍作品对美国政治中污点问题的反思为例,体现了新闻媒体对美国政治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

总而言之,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制衡机制既有它的优越性,又有它的缺陷。虽然美国政治生活由权力制衡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权力监督机制,使得每个权力的运作都有另外的权力监督制约,这一复杂的权力监督机制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和技术样式,保证了权力的规范运行和活力的彰显,实现了社会的民主、平等和公正,保障了公民利益不受侵犯,推动了美国民主的发展。但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制衡机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所谓的权力制衡机制是资产阶级内部为了各自的权利分配而达成的妥协机制,具有利益分赃的色彩,也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民主理论。三权分立的横向分权制衡使各部门相互扯皮,降低了决策效率。联邦制的纵向分权制衡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独立行使权力,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权威,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近代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曾试图践行西方资产阶级的权力制衡理论,结果惨遭失败,致使中国政治混乱。纵观中国近代政治史不难发现,忽视中国特有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盲目照抄照搬以权力制衡式的美国民主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模式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取得了长足发展并不断完善。

三、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机制

世界上没有完好无缺的政治制度,再好的制度也有缺陷,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8]264所以,构建权力监督机制,防止权力的滥用是解决政治生活中腐败问题的关键。

今天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它的权力制衡式的美国民主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极大兴趣。我认为,美国所取得的成就与权力制衡及其隐性逻辑权力监督是分不开的,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足够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为了少走弯路,有必要批判地借鉴美国的权力制衡及其隐性逻辑权力监督机制。美国有权力制衡监督体系,中国有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不论是权力制衡还是权力制约,其本质是对权力的监督,是治理国家的手段,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才是目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完善,要更加凸显它的优越性,就必须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成果。习近平主席曾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13]因此,我国应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出发,借鉴美国政治生活中权力监督体系和实施规范,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力监督机制,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及推动我国政治腐败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一)加强巡视制度建设,完善党内监督体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和权力的规范运行,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党中央实行各级巡视制度,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巡视制度是指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通过建立专门巡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的制度。”[1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习近平主席从复杂严峻的反腐斗争形势出发,不断完善巡视制度,尤其是中央巡视组对下级党政一把手形成了巨大威慑力,也为反腐斗争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阶段我国巡视制度还不健全,主要表现为中央巡视力度大,地方巡视乏力;巡视属短期监督,作用有限;长于监督别人,忽视了自己。首先,要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拓展监督渠道,提高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民主法治意识和权力监督意识,严格落实党内规章制度条例,坚决打击违法乱纪行为,绝不手软,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次,党和国家坚持中央巡视,发展地方巡视,中央巡视和地方巡视同时并举,层层相压,实现巡视全覆盖。最后,党和政府应本着利益相关原则和责任相关原则,加强巡视制度建设,派遣利益相关人为巡视组组长或巡视员,长期或轮流进驻某地巡视,使其一查到底,巡视不到位,要坚决追究其责任,也要把巡视员放到被监督范围内,让其也成为被监督者,完善党内监督体制,防止权力滥用。

(二)加强行政监督立法,完善行政监督机制

行政监督是权力监督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权力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进行,行政监督在我国权力监督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行政监督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限制了行政监督作用的发挥,其问题主要表现为:“行政监督立法不完善,专门性的监督法规较少;各行政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不明确,缺乏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协调性;监督内容和监督模式单一,缺乏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15]132首先,党和国家应该选拔一批拥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行政监督人员,建立一支高效高能的行政监督队伍。其次,党和国家应该加强行政监督立法,完善行政监督法律体系,明确规范各个监督主体的职责权限,增强各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协调性,注重对监督对象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让行政监督规范化、法制化,形成系统完善的行政监督体系。

(三)加强公民教育,完善新闻舆论监督,保障社会监督

经过三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人民的公民意识明显提高,新闻媒体实现了快速发展,但长期以来,受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小农意识和我国民主法治不健全的影响,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自由民主法治意识淡薄,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发挥。首先,加强公民教育。党和国家应该不断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积极培育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自由民主法治意识,鼓励公民积极参政议政,鼓励支持引导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不断发展壮大公民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有利于监督制约权力行使,有利于防止权力异化而导致腐败。其次,完善新闻舆论监督立法,确保新闻舆论监督的有效性。党和国家应该通过立法,确保人民的言论自由,完善新闻舆论监督,让新闻媒体报道国家公职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给予其批评和谴责。这就有利于形成有力的社会监督体系,从社会层次上给权力以监督制约,推进反腐败斗争。

总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力监督机制,对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政治理念,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解决我国政治腐败问题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利益不受侵犯和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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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4,78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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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习近平.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05 /c_1112384483.htm],2014-09-05.

[14]黄远固.巡视工作如何更富有成效[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571109.html,2009-12-14.

[15]蔡鹏,王爱敏.论我国的行政监督机制及完善[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132.

〔责任编辑 王小风〕

Checks and Balances:the Eng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Democracy——Talking about the Details of Democracy from Liu Yu

Ma Weijun1,Zhang Xiaopeng2
(1.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Gansu730000,China;2.School of Marxism,Lanzhou City University,Lanzhou Gansu730070,China)

The supervision of power is not the whole of checks and balances,but the balances of power must build scientific power supervision system.Within the categor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realizing anti-corrosion to punish corruption system of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must by actively exploring diversified channels of power supervision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actice.LiuYu in“The Details of Democracy”,the realistic political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for example,by means of checks and balances of power deeply,this book explores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of the implicit logic to power or power supervision and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country's political life.Checks and balances is the core of American democracy,checks and balances are the engi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is full of vitality,but also derived a democracy,equality and justice,but the balance of powers also has its drawbacks.Checks and bala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actors including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federalism,civil society,etc,but its essence is the application of power supervision in the political ecology and social lief.Therefore,the study on the role of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its implicit logic power supervision in American political life,it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build the socialist power supervis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checks and balances;American democracy;power supervision;the details of democracy

D73/77;D093/097

A

1671-1351(2016)03-0046-06

2016-03-26

马伟军(1991-),男,甘肃礼县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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