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文明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

曹　勤，唐晨曦（.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平湖学院，浙江平湖3400；.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温州35003）

论中华文明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

曹勤1，唐晨曦2
（1.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平湖学院，浙江平湖314200；2.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温州325003）

开篇借用文化形态学的理论，从文明比较的角度论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指出成功复兴尚需发扬崇尚精神的传统。主体部分，首先借用文化哲学分析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独特理解，接着联系轴心时代人类取得的精神成就论证对道德和理想的不懈追求，最后以冯友兰和王国维各自的“境界说”演绎重视精神境界的传统。最后指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崇尚精神；优秀传统；民族复兴；中国梦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于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正式定义了“中国梦”。他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短短几个字，总书记就概括了中国梦的内容和实质。但是为什么只有中华民族在现代的崛起可以称为“复兴”，而这“复兴”为何堪称史无前例的“伟大”，似乎少有人知。

据20世纪的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J. Toynbee）的文化形态学的观点，所有的文明都会经历产生、发展、衰落、灭亡这样四个阶段。［2］从这种视角看来，文明就像有机体，有其必然的兴衰周期。文明犹如被施加了咒语，难逃一死。而所谓“复兴”，意味着某文明要能够突破汤因比的“咒语”，在其衰落阶段重新兴起，避免灭亡的命运。从历史经验看来，文明在衰落的时候重新兴起而不走向灭亡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在历史研究领域，汤因比首次以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单位，他认为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文明多至三十六至三十七种，其中绝大部分早已走完了四个阶段，从历史上消失了。中华文明是现存的文明之一，而且几乎是古文明中唯一幸存者。中华文明起于夏商，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后，于鸦片战争后进入衰落阶段，乃至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看来，经历四个阶段的存在，归于灭亡，施加于文明的这一古老咒语将再一次应验。可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从不轻易言败的民族，《周易》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当事物的发展到了接近极端的时候，往往也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古老的智慧告诉人们贵在坚持。果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接着就展开了一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文明“复兴”史，中华民族竟然绝处逢生。

古老的智慧支撑着中华民族苦苦坚持，天道酬勤，中华文明居然打破了古老的咒语，枯木逢春，避免了覆灭的厄运，没有走上其他文明的翻车老路。但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尚需发扬我中华文明崇尚精神的传统。基于此，本文拟谈谈这一文化心理传统。

一、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独特理解

恩斯特·卡西尔（E.Cassirer）对人下了个著名的定义：“人是符号的动物”，［3］他的这一定义是建立在区分上帝①、人、动物这三种存在的基础之上的。动物被囚禁在感官的世界中，只能对现实做出直接的反应。而人可以进入离开现实的想象世界，现实中的一切事物都能够以符号的方式存在于这一想象空间。“我的地盘我做主”，在想象的世界，通过对各种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整合，人类完成了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与把握。想象世界是“可能”的世界，存在于其中的事物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才能转化成现实的存在。只有人才能够在现实与想象的两个世界之间自由的切换，而且这两个世界的区分只对于人有意义。对于动物而言，只能在现实的世界活动。对于上帝而言，区分这两个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上帝想到就做到，犹如要有光，这个世界就会有光。

卡西尔是从功能的角度定义人的，以他对于人的标准来看，中华民族对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有着独特的理解。中国的古圣先贤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道德，有精神追求。朱熹就说：“人所以异者，以其有仁义礼智，若为子而孝，为弟而悌，禽兽岂能之哉！”人类的存在首先是物质意义上的，因为人类也有一个身体要照顾，但是人类不能停留在这一阶段。人类在长期的生活中发展起来各种人伦关系，讲求仁义礼智，讲求对父母的孝顺，讲求对兄长的尊敬。正是这些人文的属性，成为了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标识。

人人都希望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中国文化的可贵之处在于看到了实现富贵的手段本身也具有价值，这体现了传统文化发达的价值理性。《论语》教导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样的说教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俯仰皆是。《后汉书·列女传》甚至宣扬“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这句话透露出具有君子人格的理想士人对于物质需求甚至有着精神上的洁癖。《增广贤文》劝导说“良田千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一个人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人们不应该把人生的理想基于感官的满足。对于物欲生活的批判简直入木三分的要数老子，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不加节制，人欲横流，结果就是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真正满足于基本的物质需求，在精神的空间乐而忘返的最典型的人物要数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从《论语》看来，孔圣人对于颜回的赞赏从来都是毫无保留，其最大原因恐怕就是在于颜回崇尚精神生活而满足于基本的物质需求的人生态度吧。

二、对道德、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T.Jaspers）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的概念，在这一时代，人类的精神发生了深刻的觉醒。［4］在此之前，人类的心智处于蒙昧状态，喜怒无常，不辨善恶，人类的文明基于巫术之上。在此之后，人类开始以理性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文明从此奠基于人文之上。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所谓的“百家争鸣”时期，名家风起，各自著书立说，不亦乐乎，中国的思想进入后世再也无法企及的黄金时代。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建立了庞大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概念就是“仁”。有学者从“仁”字的象形分析了其意义：“仁”者，相人偶，其构形表达的是以人为本的古老理念，主张交往中的人们应该互相以人道待之。［5］《论语》中提到“仁”有109次之多，从多个角度解释了仁，最核心的解释就是“仁者爱人”，“仁”就是爱，也即是说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要以爱来相互对待。“仁”是最高概念，孔子从不轻易许人。《论语》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门最得意的门生首推颜回，他对乃师思想的核心观念“仁”有深入的理解，且将“仁”时时体现于自己的行动与言论当中。所以，孔子赞其“三月不违仁”，意思是说颜回能较长时间做到符合“仁”，实属难能可贵。但就是这位孔门最得意的弟子也做不到始终“不违仁”，而别的学生“则日月至焉而已”，意思是其他学生就等而下之，只不过短时间做到符合“仁”罢了。儒家把“仁”视为最高的理想来追求，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生命诚可贵，仁爱价更高，为了捍卫“仁”这一道德理想，竟然选择杀身以成仁，宁可用生命来换取心中的道德理想。

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揭橥了“平等”与“公正”的理念。“平等”这一观念源自佛教，强调无差别，《金刚经》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故名无上正等菩提”，指一切现象在共性或空性、唯识性等上没有差别。就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揭示的，作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平等”是指人们无差别的遵守同一准则。与“平等”不同，“公正”即“正义”，简称“义”。“义”者，宜也，强调的是恰到好处，即依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给予差别性对待，以助其最大限度的实现全面发展。这种思想也可以在儒家的观念中找到，儒家提倡“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在儒家的世界中是为人的最高标准。“公正”观念，与儒家倡导的“中庸之道”在恰到好处这一核心点上一脉相承，只是从来曲高和寡。

人人“平等”的梦想古已有之。自从秦末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声呐喊，道出了人们心中的“平等”愿望以来，中国人为“平等梦”的实现付出了两千多年的奋斗。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终于“平等”梦圆。然而在“平等”面前，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条件存在差异，仍然有可能出现不公正的现象，所以有差别的“公正”实际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平等”，正如《美国百科全书》所说，“公正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间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这种理想状态，是终极的“平等”，只有能够实现每个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阶段才能达成。

儒家讲治国平天下，汲汲于建立理想的善治，最有名的莫过于《礼记·礼运》篇对“大同社会”的描绘。在该文中，我们读到了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人人为公的道德觉悟、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等等，儒家描绘的“大同”理想社会所应当具备的要素，大多契合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些还超越了这些价值观，直追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

三、重视人生境界

中华民族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也表现在对人生境界的重视上。人生境界，简单讲就是个体对生命、对生活、对宇宙的一种态度和看法，也可以说是个体对自身、对他人、对世界万物的态度和看法。所谓态度决定一切，是说一个人的境界如何，往往决定了他为人处世的格局，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人的境界有不同的层级，上不封顶，下有底线，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有个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是这么说的，说冯友兰与金岳霖赶着去上课，途中相遇，金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回答说：“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拱手而别。这一问一答，说的正是冯氏关于人生境界的理论。按照冯氏的说法，哲学的任务不在于增加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冯氏把人生的境界分成四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6］

人的行动如果是凭着本能或传统，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行为人并没有理性的思考，那么他的人生境界就是冯氏所说的自然境界。如果他的行动是经过目的理性的考量，有着明确的动机，所作所为指向一个确定的私人目的，那么他的境界就是冯所说的功利境界。还有些人，可能意识到了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明白自己是社会性的一员，存在于社会的任何原子个人只是组成整体的一分子。有这种认识的人，有着发达的价值理性，在行动之前往往会更多考量他人的利益，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那么在冯氏看来，他的人生境界就达到了所谓的道德境界。最后，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人类社会只是更大的“整体”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个人就不仅是社会的一分子，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分子。他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的公民，同时还成了孟子所说的“天民”。如果个人有了这种见识，那么他的人生就进入了冯氏境界说中的最后境界，即天地境界。

在冯友兰看来，个体如果处在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那么就是“所是”的人，“实然”的人，是自然状态下就会如此的人；个体如果到达了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是“当是”的人，是“应然”的人，是应该成为的人。前两个境界的人是自然的产物，后两个境界的人是精神的创造。自然之境界是第一层次的，接着就达到了功利之境界，再往上则是道德之境界，天地之境界则是功德圆满的个体才能达到的终极境界。情况之所以如此，乃在于自然层面上，所需要的觉悟不多；功利和道德层面，就需要较多的觉悟；天地层面，所需觉悟恐非常人所能得。如果说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那么天地境界之价值则超越了道德，直追生命本身的终极意义。关于人生境界，最流行的说法来自于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7］他是从古代几位大词人的词作中摘引了几段名句来讲做事业、做学问的三境界，原来的词意，很明显是写人间儿女私情的。然而王国维先生却很巧妙地借用来讲做事业与学问的境界，一语中的，讲得非常透彻。

第一层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句出自北宋词家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这是一首闺怨诗，本是描写一位贵族女子思念心中的恋人，一夜无眠，清晨登上高楼，极目远望，希望目光能够触及恋人归来的身影。王氏以这位女子心中的恋人喻做大事业、大学问者心中的目标，所以第一层境界是指确立人生的目标。

第二层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句出自北宋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词人写在外奔波的一位男子的“春愁”。“春愁”者何？其实不外“相思”二字。奔波虽苦，然思念恋人的“春愁”折磨这位男子更甚，乃至衣宽人瘦，却仍然无怨无悔，表达的正是恋爱中的男子的真性情。词人以这位性情游子对恋人的苦苦相思竟至“形销骨立”喻人们对自己选定的目标的坚持，为实现目标而不懈努力，付出再大代价也在所不计。

第三层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出自南宋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辛词向称豪放，与苏词齐名，但是这一首写儿女私情却也极见功力。此词写与一位恋人相约元宵节，不管节日如何热闹，只“千百度”的寻找对方。最后在元夕快结束的时候，于灯火将尽之时，于暗淡、零落的某处终于找到心中的人儿，心中滋味不可言传，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读者尽可意会。王氏以此句喻事业终于有成，心愿达成，此时多少滋味在心中，恐怕连当事人自己也难以说清。这三层境界，在笔者看来，其关键词为“目标”，具体可以表达为始于“确定目标”，继而“坚持目标”，终于“达成目标”。

王国维论词重境界，所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其实，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借用王氏的说法，笔者以为“人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大器，自有功业。”

意大利著名史家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鉴古知今，以古论今，研究过去具有服务于当下的功能。发扬过去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可以服务于当下的中国梦的实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发扬者，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都强调要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重视道德与理想，重视精神境界的提升。只有继续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继续提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的人民的人”，只有继续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才能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提升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最终在本世纪的中叶如期实现。

注释：

①引入上帝这一概念，并不表示卡西尔断言上帝的存在，他并没有证实或证伪上帝，在这里言说上帝只是为了论证上的方便。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白奚.“仁”与“相人偶”——对“仁”字的构形及其原初意义的再考察［J］.哲学研究，2003，（7）.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7］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孟祥玲）

O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 ofAdvocat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O Qin1，TANGChen-xi2
（1.Pinghu Collegeof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Pinghu，Zhejiang，314200，China；2.Zhejiang Industry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Wenzhou，Zhejiang，325000，China）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omparison of civilization，with the theory of culturalmorphology，firstly，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And then Chinese tradition of respect for the spirit is introduced in three parts.From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hilosophy，the first part analyzes the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Compared w ith the spiritual achievement in the axial age，the second part demonstrates the relentless pursuit for virtue and ideals.By analyzing the theory aboutspiritual realm，which was respectively created by GuoweiWang and Youlan Feng，the third part demonstrates the respect for traditionalspiritual realm.At last，the author asserted thaton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we can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 of respect for the spiritand achieve the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dvocating the spirit；tradition；rejuvenation；Chinese dream

10.3969/j.issn.1672-0105.2016.01.020

G412

A

1672-0105（2016）01-0087-05

2015-12-28

2013年度浙江省教育厅教改课题“基于高职生法律素质养成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实践与研究”（jg2013343）

曹勤，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唐晨曦，博士，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