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的可能性与困境

唐彬，诸东涛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论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的可能性与困境

唐彬，诸东涛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要]提升辅导员身份认同、破解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困境就要主动地进行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基于个体与社会的双向需求进行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能。辅导员共同体建设在克服内在矛盾、逐步提高内生动力的同时，还要建构外部支持环境。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内生动力外部环境支持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3.020

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力的生长点。当前，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还处于自发阶段，自主性没有得到有效地激发；共同体成员价值取向模糊，工作理念界定不清，身份认同不够，职业归属感不强；外界大量的负面评价对其形成挤压，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使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发育不良。因此，加强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高校辅导员共同体的内涵及特征

高校辅导员共同体是在社会分工与职业分化基础上产生的现代社会共同体类型之一，“是由高校或辅导员发起，辅导员自愿参加，以相同或相似的价值理念或兴趣爱好为纽带，以开放包容、合作互助、完善自我为组织理念，以有意义的共同愿景为目标追求，以促进辅导员个人与高校以及整个教育事业协同发展为落脚点的辅导员团体组织”[1]。这种共同体源于顶层设计中的身份界定，体现于辅导员职业活动的具体实施，发展于辅导员群体与个体的自我认同，成熟于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的最终实现。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具有丰富的内涵。

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具备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有共同的身份、核心任务和价值理念；高校辅导员共同体是一种基于业缘的精神共同体，或说是一种“心灵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成员有着共同的兴趣，并能够相互支持、和睦相处，形成工作的合力，达成一个心理范畴的联盟。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在根本上是一种职业共同体，以共同的职业生活为纽带把辅导员个体凝结在一起，使他们相互理解、相互关照，在发展中彼此共享某种感情、经验和价值；高校辅导员共同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体，以高校环境中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工作。高校辅导员共同体为其成员个体提供了完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有效性的智力支持和集体力量。

二、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的可能性

(一)符合个人与社会的现实需求

个人与社会的现实需求，为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前提性的可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与“共同体”相近的意义，人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与他人进行充分的交往，需要建构各种关系。共同体本身人存在的方式，它满足了人的基本需要，“共同体是个人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共同体本身以普遍性或者整体性的方式表现出来，作为个人是不能离开共同体的，共同体是人与他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精神、信息能量的交换的场所”[2]。高校辅导员有丰富的个体需求，包括交往的需求、理解的需求、发展的需求、归属和认同的需求等，这些需求是个体不能独自获得满足的，必须以集体的形式存在。在当代，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应对原子化社会、“碎片化”社会的主动追求。共同体实现了个体命运的重现与改造，强化了个体能力的最终实现。“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都是相互依赖的，因而没有人能够独自掌握自己的命运。存在着每个个体都要面对，但又不能独自对付和解决的任务”[3]。共同体给个人潜在遭受的迫害和不幸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和支持，能够增强个体与命运斗争的能力，“我们都需要获得对这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我们与生活的挑战进行斗争——的控制权，但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控制权只能以集体行动的方式才能获得”[4]。共同体的存在也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社会分工过程中，社会的一致性被不断解构，人们需要从其他方面重新获得整合和团结的突破口，各种形式的职业共同体随之出现，“职业共同体以有机团结的方式整合着社会，只有社会各个部分更持续地相互需要，机体功能才会更加充满了活力，它们才会更明确地意识到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因此，职业共同体可以成为国家与个人的结合物，形成一种新的组织力量”[5]。高校辅导员共同体作为一种职业共同体的类型，满足了社会整合的需求。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动力，作为解决社会任务的基本形式，为高校辅导员共同体的存在提供了宏观的背景和基本的前提。辅导员的个体需求和辅导员职业所承担社会功能的需要，为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现实着力点。

(二)场域的一致性

辅导员工作场域的一致性为辅导员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并有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的可能。场域理论是关于人类行为学的一种概念模式。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也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其主要特征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布迪厄认为，场域是集中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在场域中充满了力量，场域的多样化发展体现出场域的自主化和自主性。库尔特·考夫卡认为，场域是一个心理场，是知觉现实的观念。勒温认为，场既是人的心理场合，也是行为场。场的存在有两大因素，一个是心理紧张系统，一个是生活空间。前者表明场的动力，后者说明场的整体性和独立性。辅导员场域的一致性有以下基本内涵：(1)共同的生活。共同体的存在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即共同的生活，在共同的生活中人们基于某种纽带而结成了相对稳定的人群集合，这也是共同体原始意义上的基本内涵之一。高校辅导员共同体是基于共同职业这一纽带而结成的人群集合，对学校生活具有共享性，是高校教职员工中一类特殊而且非常重要的教师群体类型，在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推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繁荣大学校园文化、促进高校的安全与稳定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高校的大多数工作中，都可以看到辅导员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学校生活的共享性为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2)工具和话语体系的统一。任何工作都有其特殊的工具，工具实现了人们思想从主观到客观的统一，也影响了人们工作的方式和方法。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共享一整套工具类型和话语体系，即通过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用谈心谈话这一独特的工作方式，重视人际交往这种影响方式，力求实现与工作对象的同时存在。而工具的实际应用则实现了话语体系的统合与重构。虽然当前的高校辅导员并不来源于一个或几个相近的专业，但是在长时间的工作实践中，高校辅导员逐渐发展出并共享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通过教育、管理、服务、咨询等多种方式体现出较强的应用价值，并发展成独特的具体化的技术手段。(3)工作对象和内容的一致性。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对象——大学生群体具有相似的年龄、思想状态和学业水平特征，这是急需被关注、引导和尊重的群体。辅导员与他们朝夕相处，关照他们的生存状态，建立起深厚的情感，促进了他们的全面发展。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内容更是一致的，教育部2014年公布的《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下文简称“《标准》”)具体规划了辅导员工作的职责和内容。工作对象和工作内容的一致性为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现实的可能。(4)工作机制的内部民主化和交往的合理化、常规化。在高校辅导员行政管理体系中，领导职务较少，即便是有领导职务的辅导员，他们也往往深入工作一线，从事具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平时，高校辅导员群体的工作方式比较灵活，机制比较民主，遇有需要调节的内部矛盾、共同抗御的外部压力时，他们体现出群体性的民主。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高校辅导员工作更能体现出集体攻关、决策的特点，避免了一家之言或来自行政上的机械约束。当前，辅导员群体的交流是畅通的、经常性的，既有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上的交流，更有职业发展上的交流，客观上保证了辅导员之间的充分互动，满足了辅导员信息共享、资源整合、能量凝聚的共同诉求。

(三)发展的共向性

高校辅导员在职业发展上有多种方向，但其发展的向上性是一致的，这为高校辅导员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动力可能。在其多样化的发展方式中，辅导员的系统内发展是一条主线。《标准》为辅导员的向上发展规划了基本路径，把辅导员的系统内发展划分为三种水平和类别：高级辅导员、中级辅导员和低级辅导员。这种阶梯式的职业发展规划使辅导员职业生涯规划相对明晰，知识和技能不断提升，激发其工作活力。当前，在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专业化和职业化基础上的专家型辅导员是辅导员个体的重要发展目标，也是辅导员系统内一致性的发展目标。高校辅导员发展的共向性，为辅导员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基本的动力，是建构辅导员共同体的前提之一。

(四)管理的支持性

高校对辅导员队伍管理的大力支持性提供了辅导员共同体建设的体制和机制条件。当前，高校越来越重视辅导员团队建设，力求通过团队建设来支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目标的实现。“团队建设的主要功能是满足集体成员的心理需要和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通过‘集体主义’的教育方式可以增加团队的凝聚力，防止成员的心理疲倦和成员间的离散化”[6]。辅导员共同体建设的内涵与团队的主要功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各高校辅导员管理过程中注重管理模式的创新，注重辅导员群体中非正式组织的建设，通过辅导员培训、沙龙、素质拓展、专题研修项目等多种形式加强对辅导员团队建设的支持。在当前广泛推行的“一站式”学生管理服务的尝试中，辅导员能够有较多的机会聚集在一起开展充分的交流，这进一步保证了辅导员之间交往的常规化，促进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在众多方面达成共识。当前高校对辅导员的管理有多种模式，但仍然是以行政化管理为中心，上下级联系较频繁。在进一步加强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发挥这种模式的优势，规避其劣势，增强高校对辅导员工作的支持力度。高校辅导员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尝试为辅导员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体制和机制上的条件，在制度上使其建设具备了可能性。

三、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共同体自身的矛盾

共同体的存在是一个悖论。首先，理想的共同体不是一种获取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可能的和希望拥有的世界，并且理想的共同体和实际存在的共同体之间存在普遍的分歧，共同体更多的是一种将来的事情。其次，确定性与自由性之间、共同体与个体之间存在永恒的矛盾，“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得到共同体，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7]。再次，共同体的存在基础不稳定，“共同性”时刻面临着消失的危险，随着交流的增加，共同体内外将逐渐失去平衡。共同体越是承担更多的意义和压力，它就越需要进一步的反思、批判和实验。最后，现代信息传输技术的不断更新，给基于共同理解的“自然而然性”以致命的打击。信息传输技术打破了共同体内外的界限，使共同体的同质性和共同性进一步分离和排斥。高校辅导员共同体作为当代社会共同体类型之一，也必然遭遇上述矛盾。因此，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在发展中只能获得一种动态的平衡，努力寻求“人为制造出来的”和谐一致，辅导员个体在参与共同体建构过程中也就会不可避免地经历“坦塔罗斯” 式的痛苦。共同体自身存在的系列矛盾使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遭遇了理论困境。

(二)内生动力不足

在职业社会发展过程中，职业是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而职业的身份认同则是职业发展的基础。当前辅导员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度不高，甚至会在某些时候主观地否定自身身份，如有的辅导员当被人问到做什么工作时，会有意规避“辅导员”这一称谓。辅导员制度的顶层设计也给辅导员的自我身份认知和外界认知造成困难，而辅导员的教师和干部双重身份规定更加剧了辅导员身份定位的模糊性，使高校辅导员在身份认同上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另外一方面，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是当前的一种普遍现象，表现在职业自我效能感较低、职业成就感不足、满意度下降等方面。职业倦怠带来职业实践效率低下、效果低劣，致使辅导员持续流出，使其队伍的不稳定性加大。身份认同感低、职业倦怠感强导致辅导员参与共同体建设的原生动力不足。

(三)队伍流动性加剧

我国高校目前要求按照1:200的师生比配备辅导员，很多高校多年来持续招聘辅导员，使辅导员群体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很多高校在实践中对辅导员岗位建设附加了人才储备的功能，在经过几年甚至是更短时间的锻炼之后，很多辅导员会被抽调到其他岗位，加剧了群体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同时，辅导员在高校的人事层级结构中处于相对底层，在入口管理上较宽松，对辅导员的专业要求不强；高校的辅导员聘用方式多样化，很多辅导员与高校签约的方式是人事代理或人才派遣；部分高校要求新进员工要在辅导员岗位上锻炼一段时间，而很多新入职员工都会本能地规避辅导员岗位，辅导员系统内的人则想着尽快从岗位上脱身。辅导员岗位人才储备功能的附加加大了辅导员岗位从业人员的流动性，使辅导员共同体空心化，带来了辅导员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困难。

(四)职称晋升困难

高校辅导员的专业评聘具有很强的附着性，导致辅导员专业技术发展的边缘化。辅导员专业技术晋升阻碍丛丛，职称晋升困难、晋升专业类别狭窄；一边做辅导员工作，一边要从事其他领域的研究，而其平日繁杂多样的工作难以保证专业科研的时间投入。这种边缘化的地位造成高校辅导员专业技术发展的“逃避”心态，加大了辅导员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的困难，影响了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性。

(五)专业话语体系建构困难

工具和话语体系的统一是辅导员共同体存在的基本条件，而现实中对辅导员入口的专业要求则相对宽泛，很多高校的管理者认为辅导员工作是一种综合性的工作，专业技术性不强，甚至认为什么专业的毕业生都可以做；而有的高校则在选择辅导员专业背景时过多考虑本校现有的专业，重视与现有专业进行对接。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辅导员专业来源的多样化。再者，岗前培训的不足造成很多辅导员在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过多地从自身专业出发，效果差异悬殊。辅导员专业来源的宽泛性加大了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的困难。

(六)多头管理、工作繁重

当前，高校对辅导员管理中存在着多头管理的现象。辅导员在工作中有众多的“婆婆”，辅导员的工作是“婆婆”们管理的末端，承担着大量的日常管理任务。而“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辅导员能力建设标准”也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强化了辅导员职责的多样性，加大了工作压力。辅导员时时、事事直接接触学生，处于学校管理的一线，高校往往对辅导员工作提出刚性要求，如要求辅导员住校、夜间值班、二十四小时开机、第一时间到达突发事件现场等，虽然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具体工作，但是传递给人的信息却是辅导员工作是“苦”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多样化的职责与高标准的要求使辅导员疲于应付，滋生“脱岗”心理。同时，高校辅导员主管部门不能与其他管理部门前瞻性地达成工作的一致，对辅导员的日常管理时常陷入冲突甚至是矛盾之中。个体职责的多样化和管理的混乱加大了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的困难。

参考文献：

[1]黄大周.高校辅导员共同体建设研究[J].求知导刊，2015(4)：148.

[2]马俊峰.“共同体”的功能和价值取向研究[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4)：48.

[3][4][7][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85；186；P6-7.

[5]庄西真.教育、职业共同体与社会和谐[J].教育发展研究，2009(19).

[6]段海超.组织行为学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J].北京教育(德育版)，2014(12).

(责任编辑：申寅子)

Research on Hotspots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on Flipped Classroom in China

WANG Qingchao, SUN Furong, JIANG Lixi

(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WenzhouUniversity,Wenzhou,Zhejiang32503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display the nearly four years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China, this thesis drew a hotspots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about 368 papers published on CNKI from 2012 to 2015 by employing the BICOMB and SPSS17.0 software. The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Chinese flipped classroom research hotspots mainly focuses on four subject fields, including the teaching form research on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suppor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o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ndigenous research on teaching mode of flipped classroom. It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China places emphasis 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meaningful exploration stages, taking more theoretical research tha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refore,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indigenous research on teaching mode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the new trends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in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flipped classroom; research hotspots; knowledge mapping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3-0088-04

[作者简介]唐彬(1984-)，男，山东梁山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大学德育。诸东涛(1958-)男，江苏无锡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

[基金项目]2014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高校辅导员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014SJD236)；2015年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课题“大学生辅导员工作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5SZZD01)。

[收稿日期]2015-0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