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编程:环境滑向悬崖的运行机制

2016-03-07 03:11唐代兴
关键词:边际效应

唐代兴

(四川师范大学伦理研究所,成都610068)



逆向编程:环境滑向悬崖的运行机制

唐代兴

(四川师范大学伦理研究所,成都610068)

摘 要:环境悬崖形成于环境逆向编程。环境空间张力域度消失、滋养环境自身的资源严重匮乏、种群密度高度失调、生命种类多样性锐减到不能支撑环境自生,此四者以涌现方式推动环境展开逆向编程。环境逆向编程始于群落,达于宇观领域,其后回复于群落而形成与宇观环境达成逆向共生循环,其根本运作机制是群落常量与群落变量序变,其内隐机制乃群落之构成要素相向敏感依赖性的时间化放大。推动其群落要素的敏感依赖性将微小变化予以时间尺度上的无限放大的原动力,却是无限度追求物质幸福的人类私欲。因而,改变环境逆向编程、中止环境悬崖之最终希望,是人类对私欲的节制或放弃。

关键词:环境逆向编程;层累性生成;边际效应;敏感依赖性;人类私欲

每个人都追求自利,使得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损。

——阿克塞尔罗德

在《“环境悬崖”概念之界定与释义》中,通过对“环境悬崖”之构成分析得出明确结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环境悬崖时代。由此突显出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环境悬崖是如何形成的?二是形成此一环境悬崖的运行机制是怎样的?致思这两个问题,构成本文的主题。

一、什么叫环境逆向编程

要探讨形成环境悬崖的自然机制,必然要涉及到环境逆向编程问题。考察环境逆向编程,仍须从“环境”概念入手来定位其概念。

所谓环境,即是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被我们所意识的存在世界,既是将我们的存在嵌入其中的存在世界,也是我们将其嵌入在我们的存在之中的存在世界。在本原意义上,我们与环境互为嵌含地存在,这一事实给予我们如下认知提示:

首先,我们与环境是互为体用的,环境状况的好坏,我们都不能摆脱。其次,环境状况的好坏都与我们的作为直接关联。再次,如果我们有能力使环境状况变得恶劣,也同样有能力使恶劣的环境状况得到改善。最后,在相互嵌含中,我们与环境之间既分别是自己的存在主体和行为主体,也同时是对方的存在客观和行为受体。如上四个方面为我们审查环境编程提供了基本的认知理路和正确的认知方式。

环境编程是指环境自为地生成性构建(存在世界和我们的存在),根据这一定义,环境编程客观地存在两个方式,即生境取向和死境取向,并形成两种取向,即以生境为取向的顺向编程和以死境为取向的逆向编程,简称为环境顺向编程和环境逆向编程。

环境顺向编程,就是环境自为地生成性构建(环境本身),即环境遵循自身本性以自在方式生成性地构建(环境)自身的方式。以自在方式生成性构建(环境)自身的环境编程运动,就是环境的自生境运动。所以环境顺向编程亦可名之为环境自在编程,或环境自为编程,简称为环境编程。

反之,环境逆向编程,就是环境它为地生成性构建(环境本身)。根据这个定义,环境逆向编程也是一种构建,并且同样是一种“生成性构建”,即在生成中构建,并在构建中生成。环境逆向编程与环境顺向编程的根本区别,体现在其生成性构建方式和动力机制各不相同:对环境顺向编程言,其生成性构建的动力源于环境本性,其生成性构建的动力是环境之自在方式;对环境逆向编程论,其生成性构建的动力却源于违逆环境本性的外部力量,这种外部力量也可能是其内部力量外在化。理解和把握“环境逆向编程”,其关键是理解“它为地”这个定冠词,它意为“它在它为地”,即环境违逆自身本性以它在方式生成性构建(环境)自身的方式,就是环境逆向编程。以此观之,环境逆向编程亦可名之为环境它在编程,或曰环境它为编程。

二、环境逆向编程的条件

环境逆向编程不是任意的,它不仅有其自身的运行机制,更有其严格的条件规定性。从整体论,形成环境逆向编程的条件有内外两个方面:首先是其外部力量;其次是其内部力量。形成环境逆向编程的外部力量可以归纳为三种:

考察导致环境逆向编程的第一种外部力量,必要联系环境分类学,即相对微观环境而言,构成环境逆向编程的外部力量,就是其宏观环境或宇观环境;同样,相对宏观环境而言,构成环境逆向编程的外部力量,则是其宇观环境。

导致环境逆向编程的第二种外部力量,是环境之内部能量的外部化,即当构成环境的某种要素或某些要素自我膨胀到超出自身边界而形成特别强大的能量自为性释放导致环境编程轨道的改变,就是环境内部能量的外部化。从自然史和自然环境演变史观,这种内在能量外部化的“力量”,通常是椭圆形的地球轨道偏心运动导致日照酷烈或日照严重不足所致。

导致环境逆向编程的第三种外部力量,就是超强大的生物力量。在地球生物世界里,具有超越环境自身力量的生物只有人类。所以,改变环境编程运动性质和方向的生物力量,只能是日益超强大的人类力量。

其实,这三种外部力量可以归类为两种,即环境要素力量和人类力量。

人类构成环境逆向编程的外部力量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类力量必须强大到在某些方面可以超越环境力量;二是超越环境力量的人类力量能够持续地释放,这就需要一个强劲的并且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这个驱动力就是人类的欲望。

从整体讲,今天的人类已经在许多方面具备了超越环境力量的暴虐力量,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悬崖环境,就是我们以其暴虐方式参与环境进行逆向编程的结果。

其次看形成环境逆向编程的内部力量,是指构成环境的各要素均发生了生境裂变,其自生境驱动力弱化或丧失,从而推动环境整体性地滑向死境方向。从整体观,导致地面环境之内部力量裂变并最终汇聚成整体力量推动逆向编程的主要环境要素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环境空间。它是指环境生境化所必具的空间张力域度。这是因为每个自为地生成的环境,都有其具体的空间场域。一个具体的空间场域(即环境)要维持或强化自身的生境状态,必须有一个能使其自持或强化自由空间范围,这就是环境所必具的空间张力域度。相对任何具体的环境来讲,其空间张力域度弱化或消失时,它就丧失了自为地保持或强化自身生境状态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得不滑向逆生状态。

不妨以苏州和成都为例来说明环境空间为何是环境逆向编程的第一个(环境)内部条件的理由。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历来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自古以来,人们对苏杭的美誉,更为根本的不是才子佳人、人文情怀或丰富的物产,而是最优化的环境。人们常说“人杰地灵”,其实应该是:只有地灵,方有人杰。只有具有全生境功能的地域环境,才能释放出独特的灵性,人生存于其中时,才可成为人杰,因为他无时不接受地域灵性的陶冶与洗礼。苏州就是这样一块灵性四溢的地域,所以它才堪比天堂。然而,今日的苏州灵性已全然消散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苏州的环境空间已经完全丧失了孕育和净化地域灵性的能力,追溯形成如此状况的最终原因,那就是苏州地区在30多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已开发征用了其境内50%以上的国土面积,即使其50%以上的国土面积变成了无生境活力的水泥地板,包括工厂、道路、城市、休闲娱乐旅游场所。

成都亦如是:“天府之国”之美誉源于富饶的成都平原。成都平原的富饶,一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二是环境最优化,包括水体丰富、雨水充沛、气候宜人、四季青葱、景色如画。今天的成都虽然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高地”和通向世界的“门户”,但它却更成为了高污染的雾霾城市。何也?因为滋养成都的自然环境空间张力已经消失: 23000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已大都被开发成为了水泥森林:一个由水泥森林支撑起来的“天府之国”,能有使其生境化的环境空间吗?

环境空间是由存在于环境之中的物种、种群、群落等等之间的空间距离边界的明确来形成的。每个生命、每个存在物、每个种群、每个群落,其存在敞开的最低条件,就是有其相对自足空间,这个自足空间只属于自己而非它者所占有。生命与生命之间、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种群与种群之间、群落与群落之间,客观地存在着一个各自止步的空间边界,如果构成环境的各要素相互之间各自必须止步的空间边界消失了,这个具体的环境的空间张力域度就不存在了。一旦形成这种状况,环境滑向逆向编程就获得了可能性。

二是环境资源。环境资源是指构成环境的具体要素。在宇观或宏观层次上,环境资源是指构成其环境的具体要素;在微观层面,环境资源是指构成其具体环境的基本要素。

环境资源既是相对环境主体而论,也是相对环境本身而论。仅前者(地球生物功人类)言,环境资源就是指能够满足地球生物和人类存在之需要的物质性材料,包括树木、能源、土地等实体性物质材料,也包括阳光、空气、风云等虚体性物质材料。相对环境本身论,环境资源就是滋养环境本身的环境要素,它既指能够满足地球生物和人类存在所需要的物质性材料,也指不能为地球生物和人类存在提供需要满足的其他环境要素,比如荒山乱石、沙漠、死水以及沼泽、荒野、峡谷等等,都构成滋养环境必不可少的因素。

一般地讲,越是拥有丰富多彩的环境资源的环境,就越具有自生境张力;反之,环境资源越贫乏的环境,其自生境张力域度就越小。以此来看,环境资源的丰富或贫乏,既有天然赋予性,也有后天生成性。相对地讲,一个具体环境所拥有的环境资源的先天赋予性,哪怕是再贫乏,也能生成性地构建起最低限度的生境功能,使其环境本身不至于滑向死境状态。至于后天生成性的环境资源,在于外部力量对它的开发和运用程度。哪怕是再丰富的先天性的环境资源,一旦为外部力量所摧毁性地开发利用或浪费消耗,它也会因此而极度贫乏,最后导致环境死境化。中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饶的地方,今天之所以沦为贫穷的地区,就是因为人为掠夺性开发导致了环境资源的高度的贫乏。对一个具体的环境来讲,当其环境资源减少或者耗费得不能为环境生境化提供最低支撑时,就临近了逆向编程,一旦其他条件均具备时,它就会开始其逆向编程运动。

三是种群密度。在宏观上,环境是由地球表面上不同群落生成性构建起来的共生世界,或者说充满各种随机性的复杂网络。但在具体的意义上,一个环境往往是绝对开放性的共生群落。所谓共生群落,是指由不同种群按照自身本性要求以自在为边界相向自为地生成性构建起来的开放性的共生存在体。

群落和种群,原本都是生物学概念,但在这里它们都属于环境学概念,这是因为环境学是比生物学更大、包容性更广的学科概念,生物学所涉及的内容都能被环境学所涵摄并构成环境学的研究的对象内容。

客观地看,群落是比种群更大的环境学概念。种群(population)指在特定的时空进程中同种生物基于共同生物本性和相同自在方式而相向生成性构建起来的共生性生物群体,因而,种群是以狭义进化为基本准则,以相向竞争和相互适应为动力机制。与此不同,群落(community)既指由不同种群相向自为地生成性构建起来的共生性生物群体,更指生物群体与非生物群体自为地生成性构建起来的共生性存在群体,所以,群落是以广义进化为基本准则,以存在—需要之自然选择为动力机制。比如,山脉,不仅需要树木、鸟兽,更需要各种各样的嶙立怪石。因为山脉需要体丰骨壮,而各色怪石的有机组合则构成了高山群岭巍峨挺拔的自在骨架。

群落构成具体的环境,或者说群落就是微观意义上的环境:微观环境即群落。以此来看,群落密度恰恰构成了具体环境的生态状况和活力程度。这里“群落密度”,既指构成此群落(即具体环境)的生物种群与生物种群、生物种群与非生物种群、非生物种群与非生物种群的数量的多少、比例的协调、以及它们各自在空间分布上的稀疏程度和均匀程度。在一个群落中,如果生物种群与非生物种群处于极端的不协调状况,那就必然形成生物种群与非生物种群之间的数量、比例的失调,同时也影响到生物种群与生物种群、以及非生物种群与非生物种群之间在生存数量、比例上的失调,这种失调直接导致了其空间分布上稀疏程度与均匀程度的失调,这一双重失调的持续扩张,就必然为环境逆向编程创造了基本条件。

在通常意义上,生物多样性减少是其种群密度非生境化的典型案例。种群密度非生境化,就是种群密度稀少到不能支撑该一群落的自为地生成性构建自身的状况。地域环境的沙漠化,是种群密度非生境化的又一典型案例,即该一地域因为存在于其中的种群——包括生物种群和非生物种群——急剧性减少到已经没有任何支撑其环境生境的能力时,其环境快速地展开逆向编程,形成沙漠化的环境生态。

由此两个典型的环境案例表明:种群密度从根本上决定着环境逆向编程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但种群密度能否支撑环境生境化,从大的方面讲,却现实地受制于其环境资源状况和环境空间域度;具体观之,却取决于物种数量的多寡。

四是物种数量。客观地讲,任何具体的环境的核心构成要素都是物种数量。要理解这一点,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物种数量”问题本身。

首先,应明确定位“物种”概念。“物种”,既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更是一个环境学概念: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物种是指生物种类;作为一种环境学概念,物种是指存在物的种类。本文是在环境学意义上使用“物种”这一概念的。物种作为一个指涉存在物种类的概念,它涉及两大类:第一类是生命种类,它由动物、植物、微生物三大类构成;第二类是非生命种类,它涵盖了所有非生命存在物。

其次,在环境学意义上,“物种数量”问题实质上是指生命种类和非生命种类的多样性与多样性的生命种类和非生命种类的自我限度问题。客观地讲,任何具体的环境的自生境化程度,取决于存在于其中的多样性的生命存在物与其非生命存在物之间的协调共生程度,即该一环境空间的非生命存在物能够承载的生命种类,构成该一环境中多样性的生命种类的最终限度。反之,如果该一环境中非生命存在物不能承载其中的所有种类的生命,那意味着该一环境空间中生命种类过剩,该环境自然启动自然选择机制,进行生命种类优胜劣汰筛选,以达到二者动态平衡、协调共生;当该一环境空间中生命种类减少而非生命存在物增多,就会出现该环境的自生境功能衰弱。如果这种状况一直朝着生命种类越来越少方向持续扩散,那么最终会导致其过少种类生命不能支撑该一环境的自生境状态,在这种状况下,该环境将滑向逆向编程。

从整体讲,中国当前的整体环境状况,是在朝着逆向编程的方向全面展开,这是因为支撑其环境自在编程的主要四个内部要素——环境空间、环境资源、种群密度、物种数量——不仅在整体上丧失了促进环境自生境再造的功能,而且还形成一种消解环境自生境化的整体力量,所以环境逆向编程成为必然。

三、环境逆向编程原理

概括上述,环境空间张力域度消失、滋养环境自身的资源严重匮乏、种群密度高度失调、生命种类多样性锐减到不能支撑环境的自生境功能再造,此四者形成的自我消解的合力,推动了环境逆向编程。以此观之,环境逆向编程也是有规律地展开的,这不仅表现为它有逆向运作的内在机制,更有逆向运作的力量积累、条件生成的自身原理和规则。从整体观,导致环境逆向编程的力量积累、条件生成的基本原理有三,即层累原理、边际原理和突变原理。

(一)生成环境逆向编程条件的层累原理

在环境的自我编程运动中,其内部各要素丧失自生境功能,都是通过层累方式实现。“层累”就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一点一滴地层层积累。这种层层累积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它构成一种生活经验、生存智慧和创生方法,但这种层层累积的智慧和方法却本原性地蕴含在自然世界中,构成环境编程的基本原理,这就是层累原理。

层累原理的精髓,在于它揭示了时间和聚集在存在世界中的秘密:时间发动了聚集,聚集创造着时间,当时间与聚集合谋时,就创造出变换尺度的法则和智慧。具体地讲,时间和聚集,可以将小尺度变成大尺度,并拥有将细微末稍变成改变大尺度、大事物、大世界的无穷力量。

时间和聚集合谋所生成的这种神奇的生化功能,根源于自然宇宙、存在世界以及环境舞台上的能量运动,既不遵循守恒定律,也不遵从热力学第二定律,而是服从宇宙大爆炸原理:宇宙是大爆炸所形成,但促成宇宙大爆炸的初始条件,却是一个体积无限小的密积性“奇点”。这个体积无限小的“奇点”之所以最终导致了宇宙大爆炸,在于这个原本可以忽略不计的“奇点”本身具有自聚合能量的潜力,当它一旦获得时间的保证,就开始了自我聚集能量的活动[1]。混沌学家们将这种奇特的自然演化现象称之为“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2],气象学家洛仑兹将这种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称之为“蝴蝶效应”[3]:其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就会随其时间的孕化而被无限地放大,并由此形成改变大尺度或改变既有秩序的力量。比如伦敦上空一只蝴蝶随便扇动了几下翅膀,这个“初始条件”经历三个月时间的孕育和集聚而演化成为太平洋上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揭示了事物的层累性生成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力因,它表述为“初始条件”自聚合能量的潜能;二是孕育母体,这就是时间。初始条件的自聚合能量的潜能一旦得到时间的发酵,它就获得其普遍原理的资格而构成解释个体如何可能影响整体、小尺度怎样能够改变大尺度的最终依据。

环境空间张力域度消失、滋养环境自身的资源严重匮乏、种群密度高度失调、生命种类多样性锐减到不能支撑环境的自生境功能再造,导致此四种状况形成的初始条件,却是人——作为个体或作为类——的人无限度介入自然界的征服、改造、掠夺活动所产生的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在自然这个大尺度面前很细微,但它却有其自聚合能量的潜力,一旦通过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即时间)的孕育,它就层累成巨大的能量,爆发出改变大尺度的功能,导致如上四个方面的环境功能的丧失。

层累原理蕴含四个基本规律:一是流变规律,它强调变化,并且层累性变化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过程。二是渐生规律,它揭示层累性变化的过程,始终是一个渐生的过程,即在常态下,任何事物的存在敞开都在变化,其变化始终是渐进的,是一点一滴积累生成的,并且,这种渐进的变化的朝向是生,是使变化本身和变化着的事物本身不断地生,即生成、生长、积累、壮大。三是乘积规律,它揭示层累性流变与渐生是遵循乘法原理而展开,即越是往后,事物的流变速度就越快,其渐生的力度就越大,以至于当其力量在加速层累过程中达到某种临界点时,它就会脱离渐生的轨道而滑向突变。四是推力规律,它揭示初始条件的流变与渐生,既可能是事物自身的内在要求使之然,更可能是事物自身之外的力量的推动。如果是以前者为推动力,事物的流变与渐生运动促进事物本身的生境化;如果是以后者为推动力,事物的流变与渐生运动,就会将自身推向死境化道路。

(二)生成环境逆向编程条件的边际原理

导致环境逆向编程的力量(条件)生成的初始条件,往往是微小的事物、或微不足道的行为,但它却可以遵循层累原理而无限地生成自己。这种以时间为母体而层累性生成壮大的力量,是怎样发挥出逆向改变环境的功能的?当探讨这一问题时,同样可以从中发现其内在规律,揭示其所蕴含的原理,这就是边际原理。

边际原理即边际效应原理,它虽为经济学领域所发现,但并不只适合于经济领域,它的实际功能可涵摄人类生存和自然世界两个领域。客观地看,世界的运动本性形成了事物的非静态性,也使事物存在与它者发生着关联性。由于前者,任何事物都处于动态生成进程中;因为后者,所有的事物与他者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或个体与整体之间——形成复杂的关联性。正是这种动态生成的进程性和相互关联的复杂性,使所有事物、任何系统的存在敞开获得了惯性运动特征,即其惯性运动既产生收缩性和内敛性取向,同时也形成播散性和扩张性特征,体现其强劲的渗透力,这种渗透力就是边际效应:事物敞开自身之惯性运动形成播散性和扩张性取向,就产生边际递增效应;反之,其惯性运动形成收缩性、内敛性取向,则产生边际递减效应。从根本论,边际原理讲的是一个行为的边际效应既可能向递减方向发生,同时也可能向递增方向发生。边际效应作为一个经济学原理,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A.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条原理实际上说的是:人们首先满足的是最迫切的需求——这样,收入中后增加的每一元或后增加的每一单位的资源所满足的需求,都没有前一元或前一单位的资源所满足的需求那么迫切;B.边际成本递增原理。这条原理说的是:生产都首先利用质量最好的各种要素(最肥沃的土地,最有经验的工人,等等)和他们所知的各种要素的最佳组合。只有更好的要素用光时,或当一个要素,如土地,固定不变(不再是可增加的)后,他们才使用较差一些(更贵一些)的要素。此外,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由于将越来越多资源用于一种用途,用于其他用途的资源就越来越少,首先牺牲的是最不重要的用途;随着更多利益产生,逐渐地必须牺牲一些更重要的用途,这就是必须支付越来越高价格(机会成本)。应用到GNP 中,第一条原理意味着增加等量的产出,其边际的(增加的)效益是下降的,第二条原理意味着增加等量的产出,其边际是上升的。”[4]边际效应递减规律遵循的是行为重复的削弱效应:种地使用无机化肥,开始时其无机化肥对土壤的增肥效应是最高的,但随着重复使用无机化肥的次数不断增多,土壤的有机功能就不断弱化,最后使土地本身形成彻底无机化的板结状态。与此相反,边际效应递增规律却遵循的是行为重复强化效应:以土地为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开发和使用土地这种行为,推动经济快速地持续增长,但与此同时,土地也随之锐减。同时,持续开发土地的行为,又带动了另外的边际效应,即土地越少,环境在整体上的自净化功能越弱,并且,土地开发的速度越快,环境自净化功能加速递减;但与此同时,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质的累积就越快,以致最后导致大气环流逆生化,酸雨天气和雾霾气候形成。

由此不难看出,环境逆向编程的条件生成,所遵循的是层累原理;但在层累原理规范不断生成的逆向编程环境的条件,发挥其影响或改变环境自在编程的功能,却要遵循边际效应原理,这一原理可以用公式来表示:即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y随x的变化而变化,随着x值的增加,y的值在不断增加。根据这一公式,假定人类活动是x,人类活动造成对环境的消解力是y,环境自生境能力弱化是随着x(人类活动)的持续重复和不断扩张,y(对环境的消解力)的值增长到自身的极限状态时,它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释放,推动环境突破自身临界点而展开逆向编程,其表现形态即是气候失律,灾疫频发。反过来看,人类活动(x)作用于环境,其对环境所造成的消解力(y),在初始状态下是很微弱的,人们由此所获得的收益却是最大的;但随着人类活动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介入自然界时,其对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值就越来越大,其所产生的收益值却与其付出的行为成本成反比,即付出不断加大,其收益值却越来越低,这就是边际递减规律。换言之,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环境自生境能力越弱,其主观努力的付出成本越大,其客观收益越低。这就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双重边际效应。

(三)生成环境逆向编程条件的突变原理

环境逆向编程运动的形成,最终源于环境之自身构成要素的自生境功能弱化或整体性丧失,导致环境内部因素弱化或丧失自身功能的初始条件,一般来自外部,它以层累性生成的方式改变着环境之主要构成要素。但这些来自于外部的初始条件经过时间发酵而变成改变环境要素的力量,要发挥其内在改变功能,却客观地遵循边际效应递减和边际效应递增规律,前者表述为它使环境之自身要素的自生境功能递减,并整合形成环境之整体自生境功能弱化、退化;后者表述为它使环境构成之自身要素的自我消解力递增,并整合形成环境之整体消解力增强。当环境之自生境能力弱化和自消解力增强相向展开而突破其自身临界点时,任何一个微小因素、事件或能量的参与,都将导致整个环境编程方向的改变,这就是“一根稻草压垮一只骆驼”。一根稻草压垮一只骆驼,这就是突变原理。

突变思想是法国数学家勒内·托姆(Rene Thom,1923—)所发现。托姆所开创的突变论理论,是一种微积分的数学理论,但它所蕴含的突变原理却超出了数学领域而获得指涉整个自然世界和人类生存世界的功能: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类社会,其任何方式或形式的异动变化,都必遵循突变原理才获得自身敞开,比如社会生活中水的沸腾、战争爆发、经济危机、政权更迭,以及自然世界中的火山爆发、地震、冰雪融化、冲击波的形成等等均如此。

存在世界中的突变现象体现两个基本特征,即突发性和非连续性。突发性揭示了事物变化的不可预料性,不可预测性和爆发的随机性与突兀性;非连续性揭示事物的突变行为始终只具有一次性,虽然相似的现象可能产生,但这些表面相似的突发现象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但这种突发性和非连续性的突变现象背后却蕴含着可以探索和把握的内在规律:首先,所有形式的突变现象,都只在复杂的系统中发生,并且是对复杂系统自身秩序的破坏或瓦解。其次,突变现象的产生,看似突兀或偶然,实际上却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能量积蓄,并使这种不断积蓄的能量达到能够突破原有的动态秩序体硬壳的临界状态时,它才可突发奇功,显示其突变的威力。所以突变现象的爆发,必以层累性积淀为先决条件,以其边际效应递增或递减相向突破其序与非序的临界点时,其复杂系统才发生质变性的逆转而非朝着其相反的方向展开自身编程运动。

以此来看环境编程的逆向展开,恰恰是环境之自身构成的基本要素诸如其空间张力、资源条件、种群密度、物种数量等等因为外部力量的层累性干预而推动其自生境能力递减和自消解力递增之相向突破其临界点时,环境编程就突发变异,从自在编程轨道滑向逆向编程轨道。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环境就失序、失态而滑向悬崖,其表现形态就是环境灾害日常化,即人们将环境灾害视为世界的正常现象、生活的正常现象,比如,人们今天对雾霾气候、对酸雨天气、对高度污染的空气、对高紫外线辐射的太阳光照,以及对高含毒量的水、水果、蔬菜、粮食等等,都习以为常,都没有任何抗拒或谋求改变的感觉或诉求,这就是环境逆向编程的普适化,更是环境逆向编程实现对人、对社会的逆向编程的真正完成。

四、环境逆向编程规则

环境逆向编程的实质就是环境被迫异化。环境被迫异化的主体性规则,就是脱嵌化。

从本质讲,人类与环境是相向嵌含的:人类存在嵌含在环境之中,环境也因为人类的超自然性的特别力量而嵌含在人类社会之中。一方面,人类能力所到之处,环境是嵌入在人类世界中展开自我编程,不能脱嵌,这是环境保持其动态秩序运动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人类能力无论增强到何种程度,他都嵌含在环境之中而展开自我存在,不能脱嵌,这是人类获得存在安全的必须前提。

但是,人类因为自身能力的不断增强导致了他无视与环境共互存在的嵌含法则,或盲目无知地、或知而狂妄地违反人类与环境的共互嵌含法则,无止境地扩张自身欲望并无限度地提升剥夺性的力量来单向度地发展科技、发展经济、构筑物质幸福,其必然推动自己的行动脱嵌环境、脱嵌自然、脱嵌存在世界。人定胜天、战天斗地,改造、征服地球,肆无忌惮地掠夺地球资源,无节制地高浪费和高消费有限环境资源等等行为,所遵循的都是人类存在可以任意地脱嵌环境和自然的主体性规则,并且这种主体性规则既获得了神学和科学的支撑,也获得了哲学的支撑。前者如人代上帝管理大地、自然和万物的天职观念,以及人乃高阶物种的生物进化理论,均表达出人类傲慢于自然和环境的主体性诉求;后者是各种形式的认知主体论哲学和实践主体论哲学,比如康德哲学代表前者,而实践唯物论以及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却体现后者。

环境被迫异化的客体性规则,就是它组织性。

环境以自在方式展开顺向编程,所遵循的是自组织原则,其前提是环境本身具有自生能力,即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自修复、自建构能力。这种能力的自为性释放就构成环境的自在编程运动。但环境被迫改变其运行轨道而展开逆向编程时,是因为其自生能力的丧失,这种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自修复、自建构能力一旦内在地丧失,就表征为其自组织原则的自我瓦解,并被迫接受它组织规则。

环境逆向编程的它组织规则,是指规训并推动环境展开编程运动的真实力量,不是源于环境本身,而是源于外部,即或源于环境内部异化力量的外在化,或是环境之外的人类力量。客观地讲,今天,环境之展开逆向编程的真实推动力量,是人类无度介入自然世界的活动本身所残留下的负面影响力或破坏力,经历时间的孕育而膨胀其能量潜力所形成的颠覆性力量。所以,环境逆向编程所遵从的它组织规则,所蕴含的动力学实质却是人类这一异己力量。

环境自在编程的内动力是环境本性,所以环境自在编程是为己的。与此相反,环境逆向编程恰恰是其内在动力的丧失,推动它的是外动力,这种外动力与环境本性无关,所以环境逆向编程是异己的。比如,我们修建三峡大坝,被修建起来的三峡水库本身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环境,这个复杂的环境也在展开其编程运动,即既编程着(三峡水库)自己,也编程着长江流域生态甚至整个西部环境生态状况。然而,三峡水库以及由此带动的长江流域的生态编程的动力,已经不是其本原性的长江流域的内在本性及其自在方式,而是以人力意愿为原动力的三峡环境,这种人造的环境已经完全丧失长江流域的自在本性而张扬着一种人力意志,它构成最强劲的原动力推动三峡环境展开一种它在性的逆向编程运动,自三峡水库建成蓄水后长江流域以及整个西部环境生态的剧变所形成的各种气候灾害,均是三峡环境逆向编程的杰作。

五、环境逆向编程机制

根据边际效应递增和递减的双重规律,环境在层层累积的外部力量推动下,其自生境功能一旦降至其临界点,其自消解力量也上升到临界点,此两种力量相向走向整合而形成合力,就会迅速制造出突变效应,使有序的环境生态瓦解而沦为无序的环境生态,这样,环境就被推上了逆向编程的悬崖道路。

环境生态从有序态瓦解自我而沦为无序态的逆向编程,实际上是环境在外力作用下自发地启动了两套运行机制,即环境逆向编程的直接运行机制和环境逆向编程的间接运行机制:直接运作其逆向编程的机制即是自然机制,间接运作其逆向编程的机制就是人力机制。

环境逆向编程的自然机制,客观地敞开为两种方向:这就是从微观到宇观的环境逆向编程机制和从宇观向微观的环境逆向编程机制。从发生学看,从宇观向微观的逆向编程机制,是一种继发编程方式;从微观向宇观的逆向编程机制,是一种原发编程方式。这就是说,一方面,环境逆向编程始于微观领域,然后扩张到宏观领域而最后在宇观领域展开;另一方面,宇观领域的逆向编程又反过来促进宏观领域逆向编程的加速,这种加速的直接结果是推动微观领域的逆向编程深度化,以致循环展开,首尾响应,生生不息。如在没有强劲的外力干预的情况下,这种首尾响应的逆向编程运动最终只能通过环境全面崩溃才可终止。

环境的微观形态或者说基本单元是群落:一个群落就是一个相对自足的环境。以群落为构成单元的环境,其基本构成有三:一是其相对稳定不变的群落常量(即环境常量),比如具体的地理结构和地貌分布,如平原丘陵、江河湖泊、水土、矿藏等等。二是始终处于变动进程状态中的群落变量(即环境变量)。后者的主要构成是生物性和非生物性种群及其密度与空间分布,其更具体的构成要素是动物、植物、微生物。三是构成群落的综合性因素,比如气候、地温、气温、日照等等,它们既是变动不居的因素,但在这些变动不居的因素背后却蕴藏着始终不变的因素。相对地讲,第一类因素构成微观环境的背景内容;第二类因素构成微观环境的主体性内容;第三类因素构成微观环境的条件性内容。

在层累性的外力推动下,微观环境的逆向编程主要从第一类因素和第二类因素入手。比如改变微观环境中的地貌,矿藏的减少或枯竭,江河的干枯或湖泊污染化,水土得不到保持等等,或者森林面积大幅度缩小,草原沙漠化,大地大面积裸露,或者生物多样性锐减,物种绝灭普遍化等等,都是微观环境逆向编程的具体展开方式。

在微观环境里,其各构成要素的相向逆向编程,才形成群落的逆向编程;群落与群落的相向逆向编程,才形成区域环境的逆向编程;区域环境与区域环境的逆向整合,其逆向编程才由地及天而推向大气环流的逆向编程运动,最后导致气候失律、降雨逆生化、灾疫频发。气候失律、降雨逆生化、灾疫频发,这就是宇观环境的逆向编程方式。

宇观环境的逆向编程,通过气候失律、降雨逆生化和灾疫频发,既改变着日照,也改变着气温和地温。日照、气温和地温,此三者本来是微观环境生成的条件,当日照、气温、地温因为失律的气候和失律的降雨所改变时,构成微观环境的动态因素也就获得高度的敏感性而迅速改变,从而推动相对稳定的微观环境因素不同程度地改变,这种改变又引发出宏观和宇观两个层面的环境发生更进一步的逆向改变……以此循环不息,则构成整个环境逆向编程运动无阻碍地敞开。

始于微观领域的环境逆向编程运动,直接得益于环境本身的自然机制的启动,这种启动力是环境因素对环境因素的敏感依赖性:在微观环境里,其具体构成要素之间本原性地存在着空间上的相向依赖性,这种相向依赖性的内在本质,就是亲生命性,即一物对它物的亲近性朝向,就如同向日葵向太阳那样的亲近性朝向。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的本原性的相向敏感依赖性,往往形成一物静则可能物物静,一物动则可能物物动。因为物与物之间的空间定位,是物与物根据其各自的本性和独立存在的最低限度而自然形成的相向支撑、相向依赖的空间关系,当一物动时,其相向而存在的空间格局就被迫发生微小的波动或较大的或巨大的改变,但无论是哪种幅度的改变,都将影响到对方,对方又影响到对方,以至无限。这就是环境逆向编程的内在自然机制。

今天,环境悬崖的出现,标明环境逆向编程已经全面启动。但已被全面启动的逆向编程环境的自然机制,并不是最终的动力机制,推动环境展开全方位的逆向编程的最终动力机制,恰恰是人力。人力机制是环境逆向编程的间接机制,也是其原动力机制。这种原动力机制敞开的行为方式有三,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掠夺地球资源。

征服自然,是让自然服从人类意志;改造环境,是让环境更适合人类生存;掠夺地球资源,是使人类生活资源更充沛、生活条件更方便,生活幸福感更强烈。因而,征服自然和改造环境的努力,最终都要落实在第三个目标上来,掠夺性开发地球资源则构成最实质的人类工作。人类大多数的精力、时间、智慧甚至爱憎情感等等,都运用到这个方面来,因为只有源源不断地掠夺性开发地球资源和不断提高运用地球资源的水平、能力,以及不断掘进开发地球资源的广度和深度,才是生活幸福的前提条件。由此,掠夺性开发地球资源,构成了推动环境逆向编程的不竭动力:为永不满足的物质生活幸福欲求,永无止境地开发地球资源。正是这种不断拓展范围和领域的资源开发运动,才使大地裸露,使草原沙漠化,使江河断流,使森林消隐,使海洋立体污染,使水体破坏,使土地无机化,使雾霾蔽天,使大气环流逆生化,使气候失律……这一切都根源于人的自私自利欲望的无限膨胀,阿克塞尔罗德说:“每个人都追求自利,使得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损。”[5]不仅如此,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才导致了人赖以存在的环境受损,才形成了环境悬崖。如果每个人仍一如继往地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必然共同用自私之手将悬崖之上的环境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或许就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明天!

参考文献:

[1][英]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M].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09-110.

[2][德]舒斯特.混沌学引论[M].朱鋐雄,林圭年,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3.

[3]张天蓉.蝴蝶效应之谜:走近分开与混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45.

[4][美]戴利,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2-23.

[5]AXELROD P.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M]. New York:Basic Books,1984:7.

[责任编辑:王 春]

Adverse Programming:Operation Mechanism whereby Environment Slipping into Cliff

TANG Dai-xing
(Institute of Ethics,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8,China)

Abstract:The environment cliff is formed in the adverse programming of environment. There are four causes promoting the adverse programming of environment, namely, disappearance of environment spatial tense region, serious lack of resources nourishing the environment, imbalance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sharp fall of the variety of life failing to support the environment authigenesis. The adverse environment begins in the community, develops into the cosmoscopic region, and then returns to the community, so as to reach the adverse symbiotic circulation with the cosmoscopic environment, with the orderly change of community constant and community variable as the basic operating mechanism. Its implicit mechanism refers to timely amplification of mutual sensitive dependence among the constitutional issues of community, while the original driving force promoting the timely amplification of the small changes among the sensitive dependence of the community elements is the unlimited human desires for material well-being. Therefore, the ultimate hope to change the environment adverse programming and stop the environment cliff is to control or give up selfish human desires.

Key words:environment adverse programming;accumulated generation;marginal effect;sensitive dependence;selfish human desires

作者简介:唐代兴(1956-),男,四川广安人,二级教授,伦理学特聘教授,从事生存理性哲学、生境伦理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气候伦理研究”(14BZX100)

收稿日期:2015-11-02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6)01-0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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