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儒沈近思与临颍紫阳书院

张劲松

(南昌师范学院 书院研究中心，南昌 330032)

论清儒沈近思与临颍紫阳书院

张劲松

(南昌师范学院 书院研究中心，南昌 330032)

创建于清康熙四十九年的临颍紫阳书院是河南省唯一一所紫阳书院，书院创建者沈近思是清初恪守程朱之学的醇儒。沈近思创立紫阳书院与其学尊程朱，通过书院在中原大地传承程朱之学有关；也是其作为一邑之长，以书院为平台教化乡里，实现治化的重要手段。沈近思在临颍紫阳书院形成的书院观与清代雍正晚期的书院政策有一定关联，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沈近思；临颍紫阳书院；清代；程朱理学

徽州为理学集大成者朱子的父母之邦，据方志称，徽州州治南有紫阳山，朱熹的父亲韦斋先生朱松(公元1097—1143年)少时为徽州郡学生，游而乐之，“新安阙里，紫阳为山之重，吏部韦斋先生寓闽南，印章曰紫阳书堂，文公曰紫阳书楼，皆不忘桑梓也”[1]。后世遂尊朱子为“紫阳先生”。朱子殁后，在福建、安徽、江西、湖南等朱子存神过化之地多建有紫阳书院，奉朱子为神主，祠院合一，以传朱子之学。据不完全统计，自南宋至晚清，全国新建紫阳书院不少于35所，多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创建于清康熙年间的临颍紫阳书院是河南唯一一所紫阳书院。临颍紫阳书院的建立促进了清初程朱之学在中原大地的传播，是程朱学者治化与教化合一思想的具体实践，书院创建者沈近思在临颍紫阳书院形成的书院观与清代雍正晚期的书院政策有一定联系，在中国书院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沈近思与临颍紫阳书院的创办

据李国钧先生主编的《中国书院史》统计，自南宋至晚清，河南共有两所紫阳书院，分别为康熙时期归德府柘城紫阳书院和临颍紫阳书院[2]。但实际上，柘城并无紫阳书院，紫阳书院实为朱阳书院之误。因此，临颍紫阳书院为河南唯一一所以朱子“紫阳”之号命名的书院。

临颍紫阳书院建于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创办人为时任知县沈近思。沈近思(公元1671—1727年)，浙江钱塘人(今浙江杭州)，字位山，号暗斋，又号怡轩，于康熙四十五年至五十二年(公元1706—1713年)任临颍知县。沈近思少孤贫，入灵隐寺为僧，后始求学。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中举，次年中进士，授河南临颍知县，有政声。迁广西南宁同知，寻以水土不服告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又以浙江巡抚朱轼(公元1665—1736年)荐，署台湾知府。雍正即位，召至京师，累官至左都御史，卒谥端恪，有《夙兴录》《天鉴堂文集》[3]。沈近思起自州县，深知民间疾苦，在朝期间敢直言进谏为民请命。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山西巡抚田文镜(公元1662—1733年)上耗羡归公之奏，群臣以雍正帝意所向没有敢提不同意见，独沈近思为之力争不可，雍正与沈近思的一段对话颇有趣味：“上曰：汝为令亦私耗羡乎？公对曰：非私也，非是且无以养妻子。上曰：汝学道，乃私妻子乎？公对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养妻子，若废之则人伦绝矣。上笑曰：朕今日乃为沈近思所难。”[4]28雍正皇帝称沈近思“励行端方，宅躬廉洁，由县令而历官五马，循良夙著贤声”[5]424，称古今儒佛二家多由儒而佛者，未有由佛而儒者，“有之自端恪始”[4]23。

在学术上，沈近思私淑清儒陆陇其(公元1630—1692年，字稼书，浙江平湖人)，“以笃信平湖以上宗朱子者”[5]423。在清初学者中，陆陇其与清初中原学者孙奇逢(公元1584—1675年，河北人，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世称夏峰先生)、耿介(公元1622—1693年，字介石，河南登封人)、汤斌(公元1627—1687年，字孔伯，河南睢县人)等有所不同，史称“明季讲学家多宗阳明，清初尚承其绪，夏峰、梨洲坛坫门墙，极一时之盛”。再如汤斌，虽笃守程朱，“亦不薄陆王，身体力行，不尚讲论”[6]405。陆陇其则“端居独学，以濂洛关闽为圣学正轨，身体力行，排斥阳明尤不遗余力。……康雍间讲学必奉程朱为准，清献其尤粹者也”[6]428。沈近思对陆陇其十分推崇，晚年笃好稼书文集，与闽人雷鋐、王道考订其业，夜分不休，称“本朝人品以汤潜庵、陆稼书两公为第一，而陆先生学术尤为纯正”[5]584。他在《追怀平湖稼书陆先生》一诗中对陆氏独尊朱子、力排阳明学末流给予了高度评价：“闻君当先迈，弥缝使其淳。所说圣人篇，西灵为我驯……斯人久已死，行者无问津。愚生三季后，成名犹不勤。”[5]525

沈近思自陆陇其而上尊朱子，“沉潜反复乎六经儒先之旨，以体验于躬行践履之实”[5]422，以朱子为宗，卓然为一代醇儒。沈近思对程朱的尊崇从其《励志杂录》中可见一斑，“儒门若不是程朱拈出四书来，教人亦茫茫无头绪，圣人之道或几乎息矣”[5]579。“理字是程朱说起。”[5]580“敬字已属尘羹土饭，惟程朱做得来亲切有味，说得来精彩有光。”[5]580“先儒遗书得朱子论定而后纯粹无弊。”[5]582等等，可谓俯拾皆是。他在治学与仕宦生涯中，不遗余力将程朱理学发扬光大，为推动清初程朱之学的发展贡献良多。沈近思在推崇程朱时一如其私淑之陆陇其对陆王之学予以批判，陆陇其在《学术辨》系列文论中称“阳明以禅之实而托于儒，其流害固不可胜言矣”[6]432，基于程朱学派的立场对王学进行严厉批评。沈近思较陆陇其更为激进，他称陆王之学为异学。针对清初承晚明王学末流空疏之弊，他指出:“象山得佛之心体，说来如一橛头相似；阳明得佛之机用，圆通活泼不可捉摸。一是如来禅，一是祖师禅。”[5]588他更于入京谒选时义正辞严地向座主孝感熊赐履(公元1635—1709年)上书，称南宋陆象山、明代陈白沙、王阳明为异端之士，入祀孔庙实乃黑白不分、邪正混淆，理应早为改正，“黜去阳明、陆、陈，廓清庙庑，使天下晓然知异学之不可以乱真，而学术以一，人心以正，则不胜万世斯文之幸”[5]488，反之，则是“不尊朱子则孔子之道不明，不黜阳明则朱子之学不尊。不去三人从祀，则阳明之言不熄”[5]488。

二、沈近思创建紫阳书院的目的及书院特色

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沈近思任河南临颍令(治今河南临颍县)，因家贫，单车就道，“仅惟一僮执役，谒选授河南临颍令，不改素操，单车莅职”[5]426。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沈为临颍令已逾五载，感于当地“词讼繁多，皆由生员舞弄刀笔”[5]442，因思设书院以端正士俗民风。他在《临颍紫阳书院碑记》中称：“时年岁登大有，而地小俗朴，弦诵未弘，是乃官之事也，因改城隍庙门于南向，即于其地葺为学舍。……经始八月之初，至九月九日而工告成，颜曰：紫阳书院。盖欲学者讲明朱子正学也。”[5]468康熙五十年春(公元1711年)，礼请名师以广教习，选择邑中有志读书之士四十人送入肄业。紫阳书院建成后，沈近思亲为师儒，每月分题课作，四时庭试，并亲为书院撰记，手订书院学规*沈近思《临颍紫阳书院学规》共11则，2011年中西书局出版的《中国书院学规集成》未收录。《临颍紫阳书院学规》全文详见沈近思著《天鉴堂集》(清代诗文集汇编2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或《沈端恪公(近思)遗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41辑，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使入学士子“日就月将，学有所得”[5]468。在沈近思的努力下，临颍士子皆知向学，弦诵不辍，一时称盛。

与纯粹的学者不同，沈近思起自贫寒，知民间疾苦，用其所学而施之于政，治教合璧，经世致用，并非迂阔空疏的腐儒可比，人称其“临颍之治，蔼然有古循吏之风”[5]420，紫阳书院亦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沈近思在总结治县之要时称“为政之道须宽中有严，严中有宽，急速不得，迟缓不得”[5]596。“为政要使民知吾好恶所在，而信其非伪，则治之亦易而风俗渐趋于正”[5]583，等等，俨然为精于治道之循吏。正是学者的学术理想与官员的地方治理需要有机交融，临颍紫阳书院颇具特色，深刻反映出沈近思独特的书院观。

其一，书院应传承孔孟程朱正学。如前文所言，沈近思为程朱后学，对朱子极其推崇，奉朱子《四书集注》等为圭臬，尝言：“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为继述孔子之大宗，同乎朱子者即同乎孔子也，异乎朱子者即异乎孔子也。”[5]426如此极力捍卫朱子作为儒学正统的地位。又称“有心异朱子者，其设心已不可问”[5]586，“《四书集注》须是时时温习而日有新得，一番读后便增一番识见，多一番意味”[5]600，“先儒遗书得朱子论定而后纯粹无弊”[7]582，等等。因之，临颍书院建成后以“紫阳”命名，书院内奉有朱子神主，岁时祭奠。沈近思向书院生徒提出，应“先扫除凡陋之见，远以孔孟程朱为习学，近以汤潜庵、陆稼书两先生为步趣，庶几读书可以上达，而路径不差，可以不入于下流”[5]507。沈近思所谓的“陋见”为其观察到的士子以“博一青衫”为满足的浇漓之风。他曾感叹临颍士人汩于俗学而不自知，“父兄所愿望、师友所授受惟在窃一青衿，甫入学宫，志得意满，谓读书事毕，上不知有君亲，中不知有身心，下不知有民物。於戏！何其志小而量浅也”[5]468！为革士子不知正学之弊，书院应“敦请道德品行之儒，能守孔孟程朱正学者为之师”[5]442，选有志实学之士肄业其中，如此方能实现设院以讲明实学，造就人才的目的。沈近思学有所自，曾言其得力处说：“吾由周程张朱之书上溯孔颜曾孟之心，怡然涣然，若合符节，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6]454临颍紫阳书院为沈近思搭建了在中原大地发扬传承程朱正学的舞台，推动了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其二，书院可培养科举人才。历史上曾有书院高举反科举旗帜的说法，后经多重考证被证伪。至少作为一种现象而言，书院不会也没有作为一种反科举机构存在的社会基础。反之，科举取士制度还是书院起源与发展的动力之一。与历史上其他有功名在身的教育家、政治家相类似的是，沈近思并不反对书院开展科举时文的学习，他所反对的是书院中科举与修己治人实学之间关系颠倒，科举之学应服从于程朱正学，而不是相反。这与他自身求学、仕宦经历有关，他尝言：“仆于文章一道少年虽尝从事于修辞，而处心立志实不在是。平日功夫固专心于圣贤之业，博观乎性理之书，昼作夜思，以想见其气象，涵泳其意，体会其精神，亦尝妄意于苍生民物之任，而思追随于先儒之万一。”[5]489因此，他一方面对书院士子惟知修习时文以为科举梯荣之具进行了严厉批评，另外一方面将圣贤之业、程朱正学的研习与科举荣身从逻辑上联系起来。他说：“……尔等遍观圣贤之意旨，识得圣贤之路径，将来可徐引于修己治人之实学，并非专为科举地也。但读书既多，胸襟既广，眼界既高，涵养既厚，如身登泰山之顶，声咳之间，迥异凡常，自足高出一世，有德必有言而文字自工，修德必获报，而科名可望……”[5]489具体到紫阳书院，他要求士子应先立远大志向，远学孔孟程朱，近以汤斌、陆陇其为师范；同时亦要求士子在书院练习八股时文，且作文须纯正，“须发挥道理自摅自得，不可抄袭旧文及倩代，作歁人耳目自误生平，违者罚”[5]507。作文字划要端正楷书，因为“字亦文场之助，虽有佳文，字体减率潦草，深足为累”[5]507，对凡减笔讹谬者每字责一手板。

其三，书院要促进地方治理。沈近思对地方治理有独到的理念与实践，且成效卓著。尤难能可贵的是他将地方治理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将改变风俗置于钱谷刑名等常规地方管理手段之上，认为厚风俗为治化之根本，十分高明。他曾言：“为政以厚风俗为先，……若根本不立，风俗日坏，则刑名簿书日治而日见繁杂。若大本既立，风俗渐好，下面事便减轻了一半，治之亦易。比如义学、书院，聘得一真实有德行品望之士为之师，极加隆礼，使通国皆知矜式，使晓然知吾所好在此而所恶在彼，则许多无耻好讼之徒便自消阻，不敢上前，此亦一端也。真是这边重了一分，那边便轻了一分。”[5]582

可以说，紫阳书院除寄托了沈近思传承程朱之学的学术理想外，更主要的还是其施政治理的产物。沈近思十分重视士人作为四民之首的示范作用，认为“民俗之淳漓由于士习之邪正”[5]442，他在总结临颍治理经验时讲，词讼繁多皆由生员舞弄刀笔，于是设书院以端士习，由士习正而民风淳，以至地方“由是词讼渐少而民间粮税早完”[4]187。在沈近思的逻辑理路中，书院建设事关地方治乱，关系匪浅。他在紫阳书院课士时将书院的治化功能表达得晓畅明白：“一邑之政，风俗人心尚已，欲厚风俗先端诸生之行习，欲正人心先辨诸生之文字。诸生以孝友睦姻行于乡，循循谨饬束于规矩法度，一乡之中与父言慈与子言孝，自然仁让可兴而讼狱不作，则风俗之淳漓，诸生行习之义利分焉。”[5]460

三、临颍紫阳书院的历史意义

沈近思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离开临颍，其后临颍紫阳书院的发展脉胳并不清晰。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时任知县王慎旃迁建紫阳书院于城东北，并易名为“颍川书院”，建筑规制亦大有改观，“正中院三进，东西偏院各三进，地势宏敞，堂斋整饬，岁延山长主讲，生童肄业其中分别膏奖以示鼓励”[7]。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知县王燕祥再次重修，规模较前进一步增大，改建号舍，增设石几、增修后院等。民初，颍川书院被改为高等小学堂，结束了其作为书院的历史使命。

清代是我国古代书院数量高速发展的时期，自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颁发了在省会建立由督抚管理的书院谕令后，书院建设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车道。但书院毕竟与府州县学不同，没有纳入国家的典章制度中，稳定性较弱。临颍紫阳书院与历史上大多数的书院一样，其命运与山长*山长为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科举制废除之后，书院改称学校，山长的称呼也告废止。、地方官员去留息息相关，院因人兴、亦随人息的情形史不绝书。作为清初一所由程朱学者缔造的书院，沈近思临颍紫阳书院与孙奇逢辉县百泉书院、耿介登封嵩阳书院、窦克勤(公元1653—1703年)柘城朱阳书院前后相继，相映成辉，极大地丰富了河南的书院文化，对清初程朱之学在中原大地的传播和河洛之学在清代的复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承载清儒沈近思治化与教化思想的临颍紫阳书院在书院史与学术史上的意义应得到重视*刘卫东、高尚刚先生主编的《河南书院教育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章第四节“清代初叶河南的书院教育”对清初河南书院的发展情况作了爬梳，详细列举了清初河南新建书院的基本情况，但惜未见康熙四十九年沈近思所建紫阳书院的介绍；第四章“河南书院教育名人”沈近思之名亦付之阙如。。

临颍紫阳书院还是清初县邑书院科举的标本。书院发展到明清时期，与科举成为并蒂莲、姊妹花，紫阳书院不废科举以及沈近思在书院学规中提倡时文及书法的要求，表明紫阳书院的科举倾向。与其他儒家学者在主持书院时仅提倡性理之学不同，紫阳书院具有高度的现实关照，将圣域贤关的学术理想与科举仕宦的治平抱负紧密结合，使之成为清初中原地区书院科举的代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临颍紫阳书院是观察书院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范本。沈近思从地方治理的角度出发，一再鲜明地赋予书院以“厚风俗”的功能，通过书院的教化，使士风醇正，从而民间“词讼稀少”“税粮早完”，这一逻辑理路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吏治中治化与教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使紫阳书院的意义从普遍的人才培养拓展到区域社会稳定乃至王朝命运维系的高度。

沈近思在临颍及紫阳书院的实践还与清代的书院政策发生关联。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他任吏部文选司郎中之职时上《论进士双单并选教职改用正途复行举荐实学疏》，将基于临颍紫阳书院实践所形成的关于书院的观察向雍正皇帝作了申奏，奏称：“各省书院之设所以讲明实学，造就人才也。……应饬督抚将各省书院查明向来捐助义田余赀，敦请道德品行之儒，能守孔孟程朱正学者为之师，择取通省生童内有志实学之士肄业其中。……比年三年以待其成。有品行端洁、通晓治道者开列所长，岁荐一二人送到部，恭请皇上亲加考试，各量所长而授之职。”[5]442从奏疏中可以看出,沈近思已经形成了关于书院设立宗旨、山长标准、生徒甄别、肄业内容及生徒进路等方面的成熟的书院观。8年之后的雍正十一年，雍正皇帝颁布上谕对书院问题作出正面回应，称“各省学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而读书应举之人，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8]285，充分肯定了书院在兴贤育才中的重要作用。乾隆皇帝则在雍正谕令的基础上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再颁上谕，对书院师徒等问题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诸生中材器尤异者，准令荐举一二，以示鼓舞。”[8]285雍正与乾隆上谕的颁布极大地刺激了清代书院的发展，使清中晚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书院高速发展的黄金期。作为康雍时期有着丰富书院实践经验、屡历州县之任的官员，沈近思的书院实践和书院观与雍正晚期的书院政策有着一定关联，甚或对中国书院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1][明]唐桂芳.白云集:卷6[EB/OL]．四库全书本电子版.(2010-10-21)[2016-02-01] http://www.fanren8.com/read-htm-tid-23562.html.

[2]李国钧.中国书院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1130.

[3]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清文海：第30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273.

[4][清]沈近思.沈端恪公遗书[M].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4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5][清]沈近思.天鉴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徐世昌.清儒学案[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7]陈垣.民国重修临颍县志：卷4[M]．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8][清]素尔讷，等，纂修.霍有明，郭海义，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Qing Dynasty Confucian Shen Jinsi and Ziyang Academy in Linying County

ZHANG Jin-song

(ResearchCenterontheAncientAcademy,NanchangNormalUniversity,Nangchang330032,China)

Founded in the forty-ninth year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by Sheng Jin-si, Ziyang Academy in Linying County is the only Ziyang Academy in Henan province.As a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supporter, Shen founded the academy for his academic ideal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in Central China.Also as a county magistrate, Shen could educate the public and realize county governance via the academy.What’s more, the academy policy practiced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Yongzheng had impact on Shen’s outlook on the academy formed when he was in charge of Ziyang Academy, which deserves our further study.

Shen Jinsi; Ziyang Academy in Linying County; Qing Dynasty；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洛文化】

10.15926/j.cnki.hkdsk.2016.06.001

2016-05-30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4GL1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5ZDB036)

张劲松(1974— )，男，江西余干人，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

G649.299

：A

：1672-3910(2016)06-0005-05